转载：《文革洞因》四八（崇新岳 百思峰 ）

 

第21节   林彪事件(上)

　　（1）

 

　　虽说“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2年了，但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似乎是走入了歧途，结果越研究越糊涂。国内、海外的研究者们，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细节上，比如林立果怎么策划暗杀计划，林彪怎样仓惶出逃，却忽视了最关键的动机问题：林彪出逃的动机何在？

　　历史案件和现实案件一样，动机是理解案情最重要的东西。搞不清作案动机的案件，自然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感到扑朔迷离。人们认为林彪事件扑朔迷离，其原因就是想不通林彪为什么出逃。

　　关于林彪的动机，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但说服力都不强。第一种说法是来自1972年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是因为篡党夺权的阴谋暴露，迫不得已乘飞机外逃。在第一种说法中，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林彪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这种说法可以自圆其说，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人们信服。

　　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其证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证据是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第二个证据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计划。第一个证据的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其实完全是光明正大搞的，谈不上什么阴谋。如果林彪真的策划暗杀毛泽东，那一切都应该在暗中进行，就没有必要争当国家主席，主动把自己的篡党夺权“阴谋”暴露出来。

　　第二个证据倒是非常符合阴谋论，可是不符合林彪的性格。林彪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应该非常清楚，靠林立果那几个人的“小舰队”，要想暗杀毛泽东，成功的可能性百分之一都不到。林彪绝不是一个莽汉，所以他不可能拿自己的全家性命押宝，去干一件成功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一的“五七一”计划。

　　由于林彪动机的第一种说法难于让人信服，从1980年代末开始，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比如著名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小节《把林彪逼上绝路》，也声称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

　　在第二种说法中，林彪对毛泽东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毛泽东“逼”林彪的结果。关于这种说法，很多人举出不少的“证据”，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逼”走林彪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林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林彪出逃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毛泽东“逼”林彪出逃，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还不至于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因此“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毛泽东单方面主动“逼”林彪出逃，是不符合逻辑的；林彪单方面主动“篡党夺权”，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毛泽东或林彪单方面造成的，它是双方各种矛盾和斗争激化的结果，这也就是谚语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其实，“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和林彪两败俱伤，谁也没有好处，因此“九一三”事件应该是毛泽东和林彪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既然“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和林彪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为什么又发生了呢？这就应验了一句哲学名言：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

　　我们要理解林彪事件，在分析它的细节之前，要先考虑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或者说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二、“九一三”事件是林彪与毛泽东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偶发事件？

　　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基本问题：矛盾是否可以调和。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与林彪的矛盾，有“可以调和”的部分，也有“不可调和”的部分。这个“不可调和”的部分，就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能够继续自己的“革命路线”，而不是仅仅接替国家领导人地位。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只能接替他的职位，而不能接续他的路线。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已经反映出林彪的思想与毛泽东相距甚远，他并不赞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如果毛泽东让林彪接班，那么林彪肯定不会继续革命的，而肯定会停止文革，一切回到老路上。

　　所以，若让林彪接班，毛泽东的文革就算是白搞了，毛泽东为“继续革命”付出的一切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因此，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出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林彪接班的，这是毛泽东与林彪不可调和的部分。1966年为了打倒刘少奇，不得已让林彪暂居党内第二把手的位子，那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

　　既然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现在又已经是名义上的“接班人”了，因此毛泽东必须考虑怎样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置。第一种选择是让林彪下的体面，保留林彪的荣誉和地位；第二种是不留面子，那就是要打倒林彪了。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可以调和”的部分，是选择让林彪体面地下来，还是选择打倒林彪。

　　毛泽东让林彪体面地下台，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林彪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并且积极辅佐毛泽东的新接班人，那么毛泽东可以考虑让林彪体面地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关于这点，毛泽东曾经当面对林彪提起过让张春桥接班的问题。

　　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之事，一些严肃的文章和回忆录，都提到过这件事，但都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有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段细节，说毛泽东亲自带领张春桥去林彪在苏州休养的别墅，对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编造出来的细节，不能当作历史真相来相信。但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一事，应该是有的。毛泽东和林彪对话的大概内容是：毛泽东提出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没有说话。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这就是要试探一下林彪的态度。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主动提出把接班人让给张春桥，并表示要尽力扶持张春桥接班，那么毛泽东就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法，让林彪体面地下来；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不做任何表态，那就是林彪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毛泽东就只能强行让林彪下台了。

　　因此，这次林彪对毛泽东的表态，其实也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林彪选择不表态，也就是表示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选择打倒林彪了。那么为什么林彪对毛泽东的话做出这样的反应呢？这些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

　　（3）

　　林彪是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人，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接班，林彪应该马上明白，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应该也清楚，毛泽东已经给他安排了两种下场：答应让位，体面下来；或拒绝让位，惨遭打倒。但林彪最后选择了不表态，也就是“不让位”。

　　林彪此举，是因为他看到还有第三种结局：这就是违反毛泽东的意愿，“强行”接班。当然第三种下场不是毛泽东安排的，也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而是要林彪通过自己去争取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进行一场斗争了。

　　分析了从毛泽东的角度，再分析一下林彪的角度：他与毛泽东的矛盾，也有“可以调和”的部分和“不可调和”的部分。

　　林彪本来并没有想要上党的第二把手，是196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在林彪不知情时，把他“推”上了党的第二把手。对比刘少奇当第二把手是自己主动争取的，而林彪的第二把手，则是被动上来的，不是林彪争取的结果。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英雄主义者，非常注重名誉，从不检讨。据说当时的中共高官当中，从未检讨过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因此，如果毛泽东向林彪“要回”接班人的位子，林彪的自尊心会难于接受。从林彪看来，这样他就像一个被人任意拨弄的傀儡一样，需要他的时候，把他拉上台表演，不需要他的时候，又要把他推下去。林彪这样自尊心强的人，怎么会甘心给别人当傀儡呢！所以，林彪一旦上了接班人的地位，再让他退下去，他就不干了。况且这个接班人也不是林彪抢来的，是别人请的。

　　还有，林彪如果从接班人的位置退下，受影响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跟着鸡犬升天，他们当然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了。还有林彪的一批老部下，靠着林彪的提拔有了今天的高官地位。如果林彪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接班人，肯定不会再用林彪的旧党，林彪的旧党们就要靠边站了。所以林彪的一批亲信高官，也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他们都用各种手段，劝说林彪不能退下去。

　　再有，如果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置让给周恩来，林彪或许还有可能答应。因为林彪认为今天共产党的天下，周恩来是立了大功的人，他“服气”周恩来当接班人。可是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就不服气了。新中国是林彪这些人拼着流血牺牲，花了伤残的代价，才换来的。林彪自己也在战争中受重伤，成了半残废。张春桥不过摇笔杆子写了几篇文章，就要来“摘桃子”接班，林彪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让林彪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可以，要林彪去接受张春桥的领导，林彪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林彪一个人，就是军内一大批老将军，也很难服气张春桥的领导。在林彪看来，与其让张春桥接班，还不如我来接班，这应该是林彪争当接班人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说成是“野心”，当然也可以，但毕竟还有一些不同。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林彪的底线就是接班人的位置不能让，特别是不能让给张春桥等文人，这是他与毛泽东“不可调和”的部分。

　　（4）

　　当然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也有和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如果毛泽东尽管不情愿，最后还是让步，保留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让林彪和平地接班，那么林彪可能仍然感恩于毛泽东，依旧忠于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坚持不让步，非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置，那么林彪也肯定要改变策略，“强行”接班。既然是“强行”，也就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包括暗杀手段。因此，林彪与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就是选择和平接班，还是选择强行接班。

　　毛泽东的底线，是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的底线，是一定要接班。两个人的底线相差太大，最后导致出现“九一三”事件，也就不奇怪了。林彪看清了毛泽东的底线，而毛泽东却没有看清林彪的底线，而且大大低估了林彪坚守底线的决心。毛泽东以为只要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林彪就会让步，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因此后来毛泽东一再提高对林彪的压力，没想到最后压出一个“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的内心中，并不想与林彪摊牌，更不想打倒林彪，因为这样对他本人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毛泽东一直在设法和平地解决与林彪的矛盾，毛泽东在对林彪“施压”的同时，又一直给林彪留有退路。毛泽东对林彪施压的目的，只是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置，而不是要打倒这个人，这点与刘少奇完全不同。

　　林彪的内心中，更不想与毛泽东摊牌，毕竟他是弱者，毛泽东是强者，他与毛泽东摊牌的风险太大了。因此，林彪为了避免最后与毛泽东摊牌，他也要向毛泽东“施压”。林彪试图让毛泽东知道：林彪和林彪集团不是任人宰割的，在军队里是有威信和有力量的。如果毛泽东一定要拿掉林彪接班人的位置，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林彪希望毛泽东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知难而退，最终让他接班，从而和平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林彪向毛泽东施压，小的事情不说，大的事情就有“林副主席一号令”和“设立国家主席”等。当然林彪的施压也不是恶意的，他只是希望毛泽东因此知难而退，避免最后的摊牌。这些事将在后面详述。

　　林彪的另一种防卫之策，就是打击和削弱江青集团，特别是不能让江青集团把威信树起来。只要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威信树立不起来，毛泽东即使想让他们接班也很难，这样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稳固了。所以，“九大”以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就发生了激烈的内讧。

　　林彪集团要打压江青集团，江青集团也要打压林彪集团。因为江青集团也想接班，特别是江青想接班。江青接班的障碍，首当其冲就是林彪，不搞倒林彪，江青是不可能接班的。而且，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已经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如果毛泽东去世，林彪接班，江青集团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江青集团为了今后自身的生存，也要跟林彪集团斗争。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王子们，为了争夺接班人而发生内讧，可是这样的内讧又必然地爆发，让皇帝头痛不已。毛泽东虽不是皇帝，但他也不希望看到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可是这两个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夺接班人，不可避免地爆发起内讧，也让毛泽东头痛不已。

　　（5）

　　林彪和毛泽东斗争的性质，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刘少奇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刘少奇想用自己的威信，压过毛泽东的威信。刘少奇跟毛泽东当面争吵，当众说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过时了”，这当然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而林彪当众对毛泽东毕恭毕敬，手中挥动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从来没敢挑战过毛泽东的权威。可是“九大”之后，林彪开始变了，他悄悄地开始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了，这就让毛泽东感到：第二个刘少奇又来了。

　　确切的说，林彪不是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是要对毛泽东“施压”。林彪想迫使毛泽东让步，想让毛泽东放弃换接班人的想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林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威信，林彪要让毛泽东知道，他也是可以单独指挥军队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著名的《林副主席一号令》。

　　这里先简介一下《一号令》出笼的背景。前面说过，中苏关系由于1969年发生的几次边境流血冲突，极度紧张起来，大战有一触即发的局势。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达成临时协议，暂时缓和了一下关系，但双方仍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20周年的大庆日子，可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人们无心搞重大的庆祝活动，只搞了简单的庆祝节目。国庆口号的最后一条就是：“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虽然有人建议毛泽东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例行的国庆节登天安门，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还是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门。林彪在天安门讲话，重点也是战争，林彪说：“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据说在196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得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于10月20日大举入侵中国。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也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因此，中国马上开始了紧急战争准备，首先是领导人的紧急疏散。吴法宪回忆说：

　　过了1969年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10月15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做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6）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根据这个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对一些老同志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疏散决定之后发出的。

　　10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这次是真的认为苏联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对战争准备进行了认真的部署。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到外地，成为“二线”，周恩来带领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一线”，周恩来成为临时军队总指挥。按照常理，林彪是军队的负责人，又是国防部长，应该由林彪留守北京“一线”，担任临时军队总指挥。可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夺了林彪的军权，交给了周恩来，这肯定让林彪十分不悦。作为军人，在打仗的关键时刻，却离开了军事指挥部，被夺了指挥权，林彪怎能高兴呢？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显然是不信任林彪。毛泽东对林彪的不信任，除了以前提到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从历史来看，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总会出现“吴三桂”式的人物。因此毛泽东不仅要防范苏联的入侵，更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借着苏联入侵的机会，投靠苏联一起向毛泽东进攻。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放心的，因为不论从周恩来的历史，还是从他的表现，都说明周恩来是坚决反苏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不会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可是毛泽东对林彪就不放心了，他担心林彪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后来“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外逃苏联，也验证了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心中郁闷；10月17日，林彪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防备苏联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也就是所谓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10月18日，《一号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出。《一号令》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号令：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林副主席指示：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突然袭击，尤其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7）

　　《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向全军发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它还是新中国第一次发出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一号令》发出后，全军近百万人马上行动起来，把数千架战机、数千辆坦克、数万门重炮疏散到野外，核导弹随时准备发射。因为武器疏散到野外，操纵武器士兵也必须跟随武器一起疏散，近百万士兵从军营疏散到野外，宿露了近两个月之后才重新回到军营。

　　从原则上讲，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是极其重大的指示，这样的指示应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至少应该由中央军委集体发出。以“林副主席”个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显然是不正常的。林彪为什么要发出《一号令》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第一种观点是：林彪误判了战争形势，是无意中造成的误会，这不是林彪的阴谋；第二种观点是：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要以此来试探他调动军队的能力。

　　探究林彪发出《一号令》的动机十分重要，因为这牵扯到整个林彪事件的性质。有人因此推论说林彪是无辜的，是冤案的，所以这里我们多花一些笔墨，探究一下《一号令》的细节。先看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汪东兴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保卫工作的汪东兴回忆说：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0月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副主席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发布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8）

　　另外在《聂荣臻回忆》中，聂荣臻也说：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

　　毛泽东同志听了报告，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

　　聂荣臻提到的林彪和黄永胜“造谣”，指的是叶群解释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是为了“保密”。叶群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

　　汪东兴和聂荣臻等人指控林彪搞“阴谋”，有四项罪名：

　　一、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

　　二、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三、 10月18日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向毛泽东汇报，造成“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

　　四、谎称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当场烧掉，是为了“保密”。

　　不过这里说林彪搞“阴谋”也不确切，因为林彪都是明着干的，不应算阴谋。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汪东兴和聂荣臻所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指控的“四项罪名”是成立的。

　　第一、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这种极其重要的命令，显然是错误的。“罪名之一”成立。

　　第二、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发布过指示。以前林彪起草的《军委八条》、《军委十条》等重要文件，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的，而不是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的。黄永胜主持的总参谋部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一号令》，显然也是错误的。“罪名之二”成立。

　　第三，如果说《一号令》在发送之前，上报远在武汉的毛泽东，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有“先斩后奏”的理由。而周恩来就在黄永胜身边，两人同时住在北京西山，黄永胜去请示周恩来，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周恩来呢？所以“先斩后奏”的“罪名之三”是成立的。

　　第四，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显然不是为了“保密”，因为《一号令》都已经发出去了，还有什么密可保？所以“罪名之四”也是成立的。

　　（9）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烧掉《一号令》的传阅件呢？这是因为毛泽东考虑到他与林彪的关系。《一号令》传阅件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必须在传阅件上批示“同意”，或者批示“不同意”。

　　毛泽东当然不会批示“同意”。虽说毛泽东可以不做批示，但那就意味着默认，就是默认林彪在军队中的权威，毛泽东当然不愿这么做。因此毛泽东既不能批“同意”，也不能不做批示。

　　那么毛泽东批示“不同意”行不行呢？也不行。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很客气的，从来没有对林彪送来的材料直接批示“不同意”。如果这次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不同意”，不仅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同时也就是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那就要与林彪发生公开冲突了。

　　这时毛泽东还不想与林彪公开冲突。因此，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同意”不行，批示“不同意”也不妥。这里毛泽东就来一个高招：烧掉传阅件。毛泽东烧掉了传阅件，不能再批示了，也就省去了批示的麻烦。这样一来，毛泽东既表示了对林彪的强烈不满，又给林彪留下退路，不至于造成两人的公开冲突。毛泽东烧《一号令》，看似鲁莽，其实是高招。

　　前面提到的为林彪辩护的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要想成立，必须要推翻上述第二种观点指控林彪的四项罪名。那么，第一种观点提供的材料，能推翻这四项罪名吗？这里先看佐证第一种观点的重要材料，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录中说：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我奉命随林彪、叶群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幢西式建筑里，叶群住在宋美龄住过的一所旧式小楼上。

　　林彪到苏州后第二天的下午，林彪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

　　林彪示意我作一下记录，我坐在沙发上记录，而林彪像平时常见的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着：“一、……;二、……;三、……”

　　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林彪问我：“都记下了吗？再念一遍。”

　　我说：“都记下来了。”我又照念了一遍。

　　林彪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

　　我问林彪：“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

　　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说：“噢，当然要压一下。宁慢勿错，可以压几个小时。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

　　（10）

　　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叶群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说：“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叶群蛮有兴趣地问：“哪两条建议？”

　　我说：“第一，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对，对，这条建议好。”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毛主席报告。首长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

　　……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由我负责向主席那里报告，由你负责传给黄永胜。”

　　我问：“再压多久呢？”

　　叶群说：“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7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个战斗号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估计10月20日那天，苏联会发生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令”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似乎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开始了。

　　但是，只要冷静地、全面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样一场虚惊是完全不必要的，虽然这是马后炮式的分析。

　　这里要提一下，张云生说林彪与10月17日抵达苏州，这个时间不正确。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中说，林彪在10月16日抵达苏州。其他材料也说林彪10月16日抵达苏州，只有张云生说林彪10月17日抵达苏州，所以张云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张云生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张云生的回忆不能推翻这项罪名，反而做出一个反证：他曾经建议叶群向毛泽东请示，叶群并没有立即向毛泽东请示，还说林彪可以“先斩后奏”。但叶群也无法拒绝张云生的建议，只是答应由她向毛泽东请示。那么叶群到底请示了没有？张云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项罪名是：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就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张云生只是说他用电话把林彪的《一号令》直接传达给黄永胜，至于黄永胜是不是向上汇报了，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张云生的回忆也不能推翻第二项罪名。

　　（11）

　　至于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张云生没有参与这些事，不清楚情况，当然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

　　张云生解释说：林彪发出《一号令》，是林彪本人误判形势，以为10月20日那天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所以让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前面提到过，苏联有可能在10月20日对中国发起突然袭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10月15日就知道了，大家还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如果毛泽东和大家认为有必要让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那么在10月15日会议上，就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10月15日会议上没有做这样的决定，就说明毛泽东与大部分中央领导人不同意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只是领导人的疏散。

　　因此，即使是林彪个人以为10月20日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他也应该先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而不是擅自发出命令。所以用林彪误判形势，作为发出《一号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份常常用来佐证林彪“无罪”的材料是《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说：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17日下午他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

　　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

　　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阎仲川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起的。

　　吴法宪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

　　吴法宪说林彪10月17日向秘书口授《一号令》，抄了两份，一份由叶群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另一份由秘书传达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还说，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12）

　　而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完全没有叶群加上这句非常关键的话。是张云生说假话？还是吴法宪说假话？从逻辑上来看，吴法宪的说法有很大问题。也许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只是他被叶群“忽悠”了。

　　叶群说“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报毛主席”，那么毛泽东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还都没有结果。在毛泽东的意见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急着下发《一号令》，显然就是不经过毛泽东同意，擅自发出《一号令》。这些材料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又说：“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吴法宪这里的“后来”，意思非常含糊。如果这个“后来”是在林彪已经下发《一号令》之后，那么林彪就是在毛泽东同意之前，擅自发出《一号令》了，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变。

　　当然，这里的“后来”也可以理解为林彪在得到毛泽东同意之后，发出了《一号令》，这样可以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但各种事实无法证明毛泽东事先同意过《一号令》，汪东兴没有说他接到过叶群的电话，更没有说毛泽东“没有意见”。而且，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烧了，没有留下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更不能说明毛泽东同意过。因此，吴法宪的话，还是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的话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吗？这个第二项罪名是：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传达林彪指示，当时吴法宪等人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就让阎仲川用电话向各大军区传达。黄永胜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报告就在身边的周恩来。所以，吴法宪的话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

　　关于林彪的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吴法宪都没有提出辩解材料，当然也就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不过吴法宪还是为林彪做了一些辩解，他说：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

　　第二、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的共同决策。不能因为林彪一个人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13）

　　吴法宪的辩解是无力的。第一，吴法宪说“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句话并不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早就受到威胁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想让林彪接班。这些在前面多次提到，不再赘述。

　　第二，吴法宪来了一个“偷梁换柱”，说林彪《一号令》的内容没有错。事实上，林彪《一号令》的内容也确实没有错，而是他不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以个人名义擅自发出《一号令》的方式错了。

　　第三，吴法宪还是用“偷梁换柱”来辩解，说林彪误判了形势，不能当成罪过。其实对林彪的指责，并不是他对形势的误判问题，而是他把擅自发出军事命令的问题。

　　当然，把林彪的“六项指示”传达为《林副主席一号令》，可能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传达人员阴差阳错地搞错了。但名称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即使是《林副主席一号令》的名称改为《林副主席六项指示》，性质还是一样的。

　　以上吴法宪的辩解，并无法推翻林彪的四项罪名，所以说上述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林彪擅自发出《一号令》是“别有用心”的。林彪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发这个《一号令》呢？这应该是林彪不满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夺了他的军权，所以林彪要向毛泽东示威，他要让毛泽东明白，林彪在军队里说话是算数的。

　　因此，这次林彪有意不通过毛泽东，不告诉周恩来，自己一个人单独发出命令，看看部队会不会接受林彪的个人命令。林彪在《一号令》中，既不提党中央，也不提毛泽东，只是说“林副主席指示”。果然，各个部队看到“林副主席指示”，马上就行动起来，没有疑问，毫不犹豫地执行林彪的命令。

　　如果是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肯定会有疑问；即使是周恩来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也不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因此，林彪用《一号令》证明了他在部队中是有威信的，林彪说话是算话的。

　　10月19日，毛泽东看到林彪的《一号令》后，马上做出相应措施，指示总参谋部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本来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无论是中央政治局和总参谋部，都要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可是林彪亲信控制的总参谋部，只接受林彪一个人的领导，无视周恩来的权威。

　　10月20日，周恩来亲自前往总参谋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早晨8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这样就迫使总参谋部不得不同时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也是毛泽东所谓的“掺沙子”。

　　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该文件指出：“军队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和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这个文件显然是针对林彪的，声明调动军队必须经过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批准，这其实就是禁止林彪再次单独发号施令。

　　（14）

　　毛泽东对林彪的《一号令》，虽说非常不满，亲手烧了《一号令》的传阅件，可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处置还是非常轻微的。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林彪，甚至不再提起此事，只是做了一些防范动作。而这些防范动作，不是最高层的官员，根本看不出是针对林彪的。毛泽东这么做，可以说是对林彪的一种让步。

　　如果这次毛泽东对林彪采取比较严厉的处置，那么后来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的事情，可能就不至于发生了。林彪看到毛泽东让步，促使他感到，现在是“逼”毛泽东让步的最好时机，因此林彪要再“逼”一步，“逼”毛泽东放弃另立接班人的想法，真正让他接班。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知道政治斗争和打仗一样，取胜的机会将是瞬间即逝，决不能错过取胜的机会。林彪说他打仗取胜的经验是：“我有长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决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林彪看来，目前是打赢他与毛泽东的这场政治战争的最佳时刻，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为什么是最佳时机呢：

　　第一、 毛泽东已经把红卫兵和造反派遣散了，又把老干部得罪了，毛泽东暂时只有江青集团等一些文人，力量不够强；

　　第二、毛泽东想通过“整党建党”，在党内建立起一支新的力量，可是“整党建党”才刚刚开始，新的力量还没有建立起来，是毛泽东青黄不接的时候；

　　第三、目前林彪派系在政治局中占据三分之一以上，是林彪势力在党内的最高时期。综合这些因素，现在是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最佳时机。

　　林彪已经看出来，毛泽东并不想让他接班，早晚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只是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如果等到毛泽东准备完成之后，林彪那时再动手，就为时过晚。因此，林彪要在毛泽东准备好之前先动手，让毛泽东措手不及，才能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

　　林彪正式“挑战”毛泽东，开始于1970年3月。在此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从来没有与毛泽东唱过反调，更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提出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

　　（15）

　　1970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示：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会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常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即使发生《林副主席一号令》等令毛泽东非常不快的事，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挽回的余地。可是一旦他公开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也就是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那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就无法挽回了。

　　建国后，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至今为止只有两个人：彭德怀和刘少奇。这两个人的下场怎样，林彪是最清楚不过的。然而，林彪还是鼓起勇气，成为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第三个人。至于林彪的想法，我们后面再详细分析。

　　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林彪在1969年9月也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1970年8月，他也发起了挑战毛泽东的“庐山之战”。林彪重上井冈山时，也学毛泽东，做词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再回顾一下毛泽东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林彪的这首词，无论从笔法还是从意境上，都无法与毛泽东的词媲美。本来，林彪不擅长做诗，他到井冈山要寻找的，大概也跟毛泽东一样，是在故地激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重新开展一场人生的奋战。这两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两人在“决战”前的雄心壮志。

　　不过毛泽东是一个人孤独地上井冈山的，而林彪却是带着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一起上井冈山。

　　（16）

　　一位当年的老赤卫队员向林彪赠送了一块井冈山产的玉石，林彪把此石带回北京后，让人刻成一方砚台。1970年5月1日，林彪在该砚台背后题写诗句后，赠送给叶群。诗句是：“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出自田汉的话剧《关汉卿》)。

　　林彪还在题诗之后，写了题名：“书赠战友叶群。林彪。1970年5月1日”叶群看后，回赠林彪一幅字，写道：“教诲恩情感不尽，天长地久永相随。”

　　林彪给叶群赠物，是他到了“决战”的时候；向叶群赠言，要叶群做好最坏的准备。林彪把叶群称为“战友”，也是恰当的，因为叶群的角色，早已超出妻子，称“战友”名符其实。一年后，林彪和叶群还真的实现了“死同穴”、“永相随”，一语成谶。

　　1970年3月，中央开始讨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以及修改《宪法》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过去恭顺的常态，居然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立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毛泽东明确反对设立国家主席一事，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拒绝当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此后林彪仍然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7月，毛泽东再次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但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2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情况下，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最后放“狠话”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说到这个地步，林彪才不再提国家主席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当国家主席呢？要理解这个理由，我们必须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上来分析。

　　（17）

　　最初提出国家主席问题的人是周恩来，据汪东兴回忆：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总理的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次政治局会议，住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同志向林彪同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汪东兴的回忆，周恩来在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首先指出“设国家主席”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常委”提出的。并且，周恩来用“国家主席是不是还写上？”这样的语气，表示出他和政治局常委是倾向于“设国家主席”的。

　　当时的九届政治局常委只有五个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所说的“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四人的意见。既然政治局常委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必须表明态度。这次毛泽东十分慎重，专门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具体是什么呢？汪东兴本人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不提，而《吴法宪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都提到汪东兴传达的内容。

　　吴法宪回忆说：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赶回来的。汪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18）

　　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散会时，汪东兴还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早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胡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东兴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

　　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的毛泽东原话，大同小异。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不要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这里要注意到，毛泽东专门提出“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这句话说得很重。毛泽东说的“大家”是谁呢？显然是指周恩来信中说的四位政治局常委。现在周恩来这封信的内容还没有透露，单从毛泽东讲话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的语气来看，周恩来这封信中提出的政治局常委建议“设国家主席”，是比较认真和郑重的。

　　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不设国家主席”指示后，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当场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不布置“讨论”也是正常的，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最重要的林彪缺席。在林彪缺席的情况下，是不好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周恩来特地吩咐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从这次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都是让叶群亲自去他的住处，他亲自向叶群说明自己的想法，然后由叶群直接向林彪汇报。可是这次，毛泽东不仅没有叫叶群去，甚至没有提到向林彪转达他的意见，还是周恩来提出让叶群去向林彪汇报。

　　从周恩来“设国家主席”的信，毛泽东就察觉出，这封信的主使人应该是林彪。因为其他三个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与国家主席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是设了国家主席，也不会轮到他们三人当，只有林彪一个人与此有利害关系。因此，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周恩来的信，向毛泽东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林彪想要当这个国家主席。

　　（19）

　　林彪的建议是非常巧妙的，他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一些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反而认为林彪是为了毛泽东好，是忠于毛泽东的表现。因此，毛泽东在这里要把林彪的目的“点破”，说：“我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一个人可以当。因此，设国家主席的得益者，只能是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分析。

　　汪东兴回忆后来的事情，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3月17日至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才正式讨论毛泽东3月8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这时林彪表示出不同的意见。林彪让自己的秘书跟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这个电话，公开表示他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此时，毛泽东还给林彪留面子，他没有直接对林彪的意见表态，而是说“问候林彪同志好”，间接地表示反对林彪的意见。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

　　关于此事，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说：林彪、叶群从苏州回到北京后不久，于运深给我看了一份叶群在苏州和主席秘书来往的电话记录。叶群给主席秘书的电话说，请他转报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因为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

　　主席秘书回给叶群的电话，说：他已经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国家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20）

　　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大部分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事情发展到此，本来可以就过去了。可这次林彪一反常态，他不让事情过去，还要继续坚持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回忆说：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林彪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也回忆说：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

　　这次是林彪亲自向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与用电话记录的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他的三条意见。由于林彪的地位，周恩来又召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邱会作回忆说：3月8日，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

　　现在林彪的意见又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念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主席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彪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主席很快就对林彪的建议(政治局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传出叶群与毛主席秘书来往的那次电话内容以后不久，我在北京看到了一份毛主席批件。这是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主席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

　　在这以后，我又在毛家湾看到中办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两种方案：一种是《宪法》条文有“国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种则没有。这反映出，尽管毛主席对“设国家主席”一事并不赞成，但政治局内的意见并不一致，林彪的那个“提议”还在起作用。

　　这是林彪第一次公开用书面意见的形式，提出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而且林彪的意见，得到包括康生在内的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的同意。由于林彪的意见是多数人的意见，这让毛泽东犯难了。

　　（21）

　　设不设国家主席，对于除了林彪之外的三位政治局常委来说，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此引起的间接关系，还是与三位常委紧紧相关的，因为国家主席是关系到将来谁“接班”的问题。

　　如果林彪当了国家主席，那么林彪接班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相反，如果林彪不能当国家主席，那么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或者张春桥等人了。从周恩来等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林彪接班，比江青他们接班，要好得多。

　　谁来当接班人，对于康生来说，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如果毛泽东安排林彪上台，完全没有必要把康生拿掉；而毛泽东安排江青或者张春桥上台的话，那么康生的威信就显得“太高了”一点，毛泽东为了江青或者张春桥的顺利接班，就有必要把康生拿掉。

　　尽管康生在历史上与林彪并无特殊关系，相反与江青倒是有特殊关系，可是“九大”之后康生成了“闲人”，此时他逐渐看出来，拥戴林彪，比拥戴江青集团更有利于自己。此后，康生就慢慢“淡出”江青集团了。

　　因此，一贯支持毛泽东的康生，在国家主席问题上，却站在了林彪一边。直到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讲话之后，康生还是公开表示支持林彪。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记述：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毛主席不当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至于陈伯达，早就跟着林彪走了，成为反江青集团的先锋。这样一来，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个站在林彪一边，而周恩来的态度，虽说主要是中立，但还是偏袒林彪的。

　　周恩来也希望毛泽东不要再换新的接班人，这样搞下去又是一场大的运动。而且从周恩来看来，也是宁可林彪接班，不愿江青或张春桥接班。所以，毛泽东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在政治局常委中就孤立起来了。

　　（22）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苏州，他与林彪直接见了面。这是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之后，两个人第一次单独见面。据邱会作回忆说：

　　叶群告诉我们，林彪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4月25号，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彪和叶群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在苏州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彪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

　　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彪说起黄、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

　　那天正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录音，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

　　前面多次说过，毛泽东这个人的脾气，如果他“骂”你，就是对你还抱有希望，如果客客气气的，那就是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年龄比林彪大很多，又是林彪的老领导，本来毛泽东“骂”林彪几句也是可以的。据说1966年林彪拒绝当党的第二把手时，毛泽东曾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

　　这次毛泽东在苏州与林彪见面，对林彪客客气气，“国家主席”的事一概不提，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是不抱希望了。

　　1970年4月底，毛泽东和林彪都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据邱会作回忆说：时隔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看法真是幼稚可笑。

　　毛泽东用曹操和孙权打比方，明确说希望你们不要当“孙权”，基本上已经把话“挑明”了。即使是到了这个程度，林彪仍继续坚持唱反调。据邱会作回忆说：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提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毛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

　　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23）

　　当时我们几个人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我们感到谁当国家主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因此，不管主席怎么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谦虚”。

　　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的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置。

　　在1970年7月，又发生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关于“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纪念解放军诞生43周年发表社论，这篇《社论》是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第一句话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会上陈伯达对张春桥起草的《社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沿用“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春桥的新提法中，增加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改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康生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说张春桥的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而张春桥坚持不改，态度十分坚决，在会上形成意见对峙和激烈争论。周恩来不好表态，因为此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最后决定：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怎么来的呢？在林彪刚刚当上第二把手的1966年8月，当时“两报一刊”的说法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提到林彪。“两报一刊”在提到林彪时说：“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

　　但1966年11月之后，“两报一刊”就把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删去，只提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显然，“学生”比“战友”要低一个档次，而只提“亲密战友”，就使人感到林彪有“平起平坐”的感觉。

　　1966年11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时，提出新的说法：“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由林彪同志主持的人民解放军……”这样，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地位，首次与毛泽东并列在了一起。

　　1966年11月底，陈毅在接见军队造反派时，又进一步说：“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

　　1967年2月，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再进一步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

　　（24）

　　1967年4月之后，“两报一刊”就形成一个习惯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据汪东兴回忆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

　　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

　　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

　　这次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突然改动过去三年多来的一贯提法，显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过这次“缔造”和“指挥”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让步，删去“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了过去的说法。但“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九一三”事件前夕的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在“南巡”中，又重新提起“缔造”和“指挥”的问题，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现在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这是后话了。

　　1970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时，特地删去了很多林彪特有的颂扬毛泽东的话，比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等。毛泽东还为此写下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删掉的这些话，都是林彪的原话，可以算是间接地批评林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