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四一（崇新岳 百思峰 ）

 

（76）

 

　　陈再道、许世友和许光达同是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毛泽东却一再保他，而许光达没有什么错误，毛泽东也不保他，这就反映出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出身将领的不同态度。当然，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让林彪满意。所以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给贺龙平反了，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这次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因为林彪的这个口号，从客观上讲，完全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文革精神，反而可以说是毛泽东文革精神的“积极贯彻者”，所以它在理论上得到文革小组的支持。

　　从实际情况来的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大多数对这些老军头极为不满，因为这些老军头仗着自己的资格老，看不起文革小组的小字辈，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小组也称心如意，他们也想打倒这些人而后快，所以做出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从1967年7月25日开始，《人民日报》借着“七二零”事件的东风，不断登载各种文章，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8月1日纪念解放军建军4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为此发表了社论，明确指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并没有想到“揪军内一小撮”的深层含意，是被林彪“利用”了。看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急忙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不要‘党内、军内’并提，还是提‘党内’一小撮为好。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很不策略。”毛泽东发出指示后，报刊上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戛然而止。

　　据王力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后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在“七二零”事件后，徐向前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彻底垮台。这次全军文革小组没有再重组，而是转而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军委办事组”，这是林彪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最大收获。

　　1967年8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军委办事组”，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以前的中央军委正、副秘书长，直接掌控军队的大权。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最初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组员是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基本上是林彪的心腹，这样“军委办事组”就完全在林彪的掌控之下，使林彪在军内的控制力骤然大增。

　　（77）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有所变化，他认为文革中造反派之所以打不过保皇派，是因为有军队在背后悄悄地支持保皇派，特别是给保皇派提供武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看得很明显，造反派只有简陋的自制武器，而保皇派却是各种武器齐全。对此，毛泽东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给造反派发枪。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大动乱年代》一书中这样写：在“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毛泽东看到一些部队支持所谓的“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就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并不是他自己亲口说出的，而是通过写信给江青，由江青转述出来的。1967年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尚没有透露出来，但信的大意是“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据王年一先生说：毛泽东当时认为，军区和人民武装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江青的“文攻武卫”由此而来。“武装左派”现在已不是秘密。当时毛泽东用“润之”的名字给江青写了一信。这个信，我处有一个复印件。

　　王年一声称有这封信的复印件，但没有公布，实在可惜。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江青写信呢？这是因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关于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过程，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

　　我向林彪、叶群报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义、蔡炳臣等人到了京西宾馆后，许多穿着军装的人在京西宾馆外边结队示威，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叶群说：“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应当支持。”林彪则默不做声。当夜，叶群拉着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亲自到京西宾馆，坐车绕着宾馆四周的街道转了一圈，给那些高喊“打倒陈再道”的军内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撑腰打气。

　　“八一建军节”前后，北京街头也出现了这样的内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第二战役；现在“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第三战役”的开始。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煽动下，不少地方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部队的枪支、弹药，武斗更加升级。

　　林彪问：“抢枪的情况很多吗？”林彪对别的动向不以为然，对抢部队的枪支似乎很在意。

　　我回答说：“从文件的反映看，目前已经发生抢枪的情况有五个省，看来还在蔓延。”

　　林彪说：“那好，给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主席在上海，有关武汉事件的处理情况也该写信报告一下了。”

　　（78）

　　接着，林彪口述了给主席的信，我作了记录，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

　　林彪口述这封信后，让我誊清，立即送钓鱼台去给戚本禹看看。林彪此时为什么突然器重戚本禹？我也摸不透。照规矩，我去钓鱼台前须先经叶群点头。叶群听说后非常同意，催促说：“这样好，叫你去你就快去。”

　　到了钓鱼台16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看完信，对我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稿找江青去了，我被一位工作人员带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过了不长时间，走廊里传来说话声，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过来了，但走进这个小会议室的，除了戚本禹外，还有陈伯达、关锋和姚文元，唯独没有江青。

　　他们几个人坐在会议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给主席的那封信。对于我这个旁观者，他们装作没看见，不加理睬。他们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语，但只有几个人都同意后，才由陈伯达落笔。他们把文件改完，戚本禹退给了我。我拿回来仔细一看，他们改动之处并不多，而且在我看来，那几处改动也无关紧要，何必这样郑重其事呢？

　　林彪对钓鱼台改他信稿，既无称赞，也无不满，双方都是作作姿态，无需过分挑剔。林彪又让我把信稿重誊一遍，立即派飞机直送上海。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封信，显然是不满意的，但毛泽东这时还要顾及与林彪的关系，不能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的自尊心很强，受不了这个。所以毛泽东就旧技重演，又给江青写一封信，间接地表达他与林彪的不同看法。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主席写给江青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是在一张纸的正反面都写的。当时江青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

　　（79）

　　林彪在此之前刚刚给主席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主席在给江青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对于林彪提到的实质性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并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主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要建立第二武装。

　　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7月18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这与主席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

　　早在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我不是提倡武斗，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我记得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另据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袖之一戴维堤回忆说：鉴于“北航红旗”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把武器如数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至于周总理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

　　8月1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中，首次明文规定要给左派发枪，以建立群众武装，同时严禁给保守派发枪。该决定说：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今后，军区和人民武装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枝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

　　不过这场“给左派发枪”的行动，很快就戛然而止了。对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80）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左派发枪”呢？这要从毛泽东搞文革的思路去理解。毛泽东搞文革的本质是夺权，但毛泽东所谓的“夺权”，并不是仅仅把权力夺过来，然后一切按照旧章程循规蹈矩，国家机器还是老样子。毛泽东的“夺权”是要创造一套新的国家机构，建立一套与过去传统旧体制截然不同的新体制，建立一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国家。

　　在毛泽东的新国家机构设想中，军队的改革是重点中的重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学说。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没有职业官吏，没有职业军队，没有职业警察，没有职业法官的，公民自治的社会方式。马克思反对建立国家军队，即所谓的“正规军”，提出用“人民武装”来取代它。

　　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概念，类似于美国的公民持枪，是谁都可以拥有枪支的“人人有枪”社会。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中，如果有人有枪，有人没有枪，那就像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一样，是非常不平等的。有枪的人在没有枪的人面前，具有极大的优势和特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废除这种“枪”的特权，实施“人人有枪”的“人民武装”体制。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武装”。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是禁止老百姓拥有武器的，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固有观念：老百姓不应该拥有枪支武器，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因此，很多中国人对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国家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想象不出“人人有枪”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天下大乱。

　　在旧中国，只允许军队有枪，禁止老百姓有枪。这样没有枪的老百姓，在有枪的军队面前，是完全没有平等可言的，也是无法抗衡的。因此在旧中国，掌握“枪”的军人，就有了绝对的特权，就可以控制和掌握政权。而对于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社会来说，掌握“枪”并不是军人的特权，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军人执政的军政府。

　　按照传统的中国思维，一个给老百姓“发枪”的领袖，肯定是头脑发昏了；而按照美国的思维，给老百姓“发枪”是很正常的，禁止老百姓有枪才是不正常的。所以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这里我们应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给左派发枪”。按照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要人人有钱，同样要人人有枪。

　　有人总担心“人人有枪”会导致天下大乱，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就一直人人有枪，但美国从没有天下大乱，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内战。而世界上那些天下大乱的国家，都不是人人有枪的国家。如果以为禁止老百姓有枪，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那就大错特错了。

　　（81）

　　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就要按照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思想。新中国建国以后，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军思想，一种是“专业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这是模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一支“国家正规军队”，培养一批职业军人。另一种是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也就是“人民军队”思想，毛泽东一贯反对军队搞“专业化、正规化”。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说：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四清”运动，又能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显然与“专业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背道而驰，接近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思想。在毛泽东时代，还有大量民兵，民兵持有大量的枪支。文革武斗时最初的一批枪支，都是从民兵那里来的。毛泽东建立民兵的思想，让人民掌握一部分武装，也是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所以有不少人把毛泽东“给左派发枪”，只能理解为“胡闹”。

　　我们上面的解释，是要说明毛泽东“给左派发枪”并不是“胡闹”，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性行动。接下去我们要讨论促使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契机和结果。在此之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需要澄清。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中的武斗是毛泽东有意挑动的，不少人撰文引证“给左派发枪”等行为，作为毛泽东主动挑动或煽动武斗的证据。但这些人的文章都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煽动武斗？武斗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武斗对毛泽东并无好处，因此毛泽东主动挑动、或者有意煽动武斗的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不合常理之一的论调，是把文革的“天下大乱”，解释为“毛泽东有意把国家搞乱”。可是这个国家并不是别人建立的，正是毛泽东自己出生入死、花费几十年的心血才建立起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为什么自己又要有意去搞乱它？这个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因此，合理的解释是：文革的“天下大乱”，不是毛泽东有意搞乱，而是无奈而为。

　　不合常理之二的论调，是把文革中的“武斗”，解释为“是因为毛泽东为了夺权”。毛泽东要夺权是不假，但能够用“文斗”夺权的话，武斗就没有必要。孙子兵法第一条，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作为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能够用“文斗”来夺权，就尽可能用“文斗”来夺权，用到“武斗”夺权，那是出于迫不得已，并非毛泽东主动或者有意想要这么做。

　　（82）

　　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并不是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时就提出了，而是一年后的1967年7月，文革开始一年多之后才提出来。文革的武斗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武斗”的前身是“暴力批斗”。文革开始时，红卫兵和群众对“黑五类”、“黑帮”等“坏分子”进行批斗的时候，就有使用体罚、打骂等暴力行为。不过最早的“暴力批斗”，还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四清”时就出现了戴高帽子，打人，罚跪等“暴力批斗”行为，据说文革中的“喷气式”，还是王光美在“桃园经验”时搞出来的。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后两个月再次去武汉，与新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人，就“暴力批斗”等问题做了长篇谈话。毛泽东说：体罚这种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打倒土豪劣绅的那一套办法都搞来了？那是对敌人的，现在时代背景不同了。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己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红卫兵和造反派对“黑五类”和“黑帮”的“暴力批斗”，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革命老干部身上。对于造反派在揪斗老干部时的“暴力批斗”，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

　　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挨打、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那么，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打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是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没人能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继续说：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就要整你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

　　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地对待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文革中的“暴力批斗”继续发展下去，就发展成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了。最初的武斗，只是拳脚，后来发展到棍棒，再后来发展到短刀长矛，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

　　虽然毛泽东以前就有“人民武装”的概念，但建国以后的军队和民兵，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事组织，还没有一支独立于共产党领导之外的军事组织。而“给左派发枪”，这就意味着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第二武装”，这个尝试太大胆了，弄不好真的要重上井冈山了。因此毛泽东对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第二武装”，也是非常慎重，不敢轻易动这个念头。不过武汉“七二零”事件，最终让毛泽东下了决定，豁出去给左派发枪，搞真正的“人民武装”。

　　（83）

　　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想法，应该是在武汉形成的，促成毛泽东这个想法的关键因素是他对军队的失望。在发起文革之前，毛泽东对军队是寄予厚望的。当时毛泽东认为地方上的干部，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较大，革命意志已经消退，甚至出现腐化堕落，而军队的干部由于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较小，仍有较高的革命热情，所以他希望军队干部成为支持文革的主力军。

　　毛泽东刚开始对林彪寄予厚望，但不久林彪的表现就让他失望了，林彪并不支持文革。之后，毛泽东又对军队中非林彪派系的将官，比如陈再道这样毛泽东嫡系的人，成为支持文革的主力军，可是陈再道这些人也让毛泽东失望了。在武汉，毛泽东敦促陈再道转变立场，积极支持文革，可是陈再道却勉强应付，甚至纵容“百万雄师”闹事，反过来想要促使毛泽东转变立场，想要敦促毛泽东停止文革。

　　经过武汉“七二零”事件，毛泽东对军队彻底失望了，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这意味着四分之三以上的军队不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样一来，毛泽东依靠军队搞文革的设想，事实上完全落空了。

　　如果把当时的党中央也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那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是造反派，而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元老则是保皇派。在势力方面，保皇派占绝对优势，他们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中都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毛泽东代表的造反派，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中只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把文革继续搞下去的支持力量，只剩下群众造反派这一支力量了。因此，武装群众造反派，建立一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可以控制的“第二武装”，成了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最后赌注。如果这支“第二武装”建立不起来的话，毛泽东的文革就要半途而废，这眼看是成为定局的事。所以，毛泽东最后的冒险，就是给群众造反派发枪，建立一支党内元老们控制不了的新的武装力量。

　　对于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决定，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极为担心，也是极为关注的。首先，林彪受到的威胁最大，一旦有了“第二武装”，不可避免地要与他这个“第一武装”的掌门人发生冲突。因此林彪给毛泽东写信，间接地劝毛泽东放弃给群众发枪的决定。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林彪的意见，而是用给江青写信的办法，间接地坚持自己给群众发枪的观点，坚持建立“第二武装”。

　　而周恩来的对策，和以前一样，不是阻挡这股洪流，而是顺势引导。毛泽东要建立一支自己控制之下的“第二武装”，周恩来就建立一支自己控制之下的“第三武装”，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周恩来给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发枪的由来。

　　（84）

　　“北航红旗”是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中，最亲近周恩来的一个组织。在北京1967年5月出现“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后，“北航红旗”是第一个带头公开声明支持周恩来的。下面引用一段“北航红旗”领袖之一的戴维堤，回忆他们保卫周恩来的一段细节：

　　1967年9月9日，我当“北航红旗”保卫部长，参加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组织的庆祝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韩爱晶(“北航红旗”头头)让我带领着北航600个学生负责保卫工作。周总理在主席台上，还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总理后边，江青没有到场。

　　这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了，说今天是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今天大会的宗旨就是要“砸八一”，废除“八一建军节”，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纪念日9月9日为“建军节”。接下去的人发言说“秋收起义”多么伟大，将“八一南昌起义”说成是国民党军阀的政变行为，所以不能代表共产党，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烈要求将“建军节”改为9月9日。

　　当时我离主席台很近，看到周总理的脸色非常难看。“废八一”根本没有和周总理商量，直接就在大会上提出了。接着大会主持人请周总理讲话。记得总理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刚得到通知，来晚了。大家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参加纪念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但关于改‘八一建军节’的问题，我是不同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不同意的。毛主席肯定‘八一’的伟大意义，他老人家说过：‘八一’不能砸！”

　　也许是迫于压力，他接着说：“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不是我周恩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只是一个参加者。”

　　这时候会场里开始骚乱起来，为了平息会场气氛和矛盾，周总理继续接着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周恩来历史上犯了好多错误，但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我就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今天，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都是忠心耿耿的。同学们，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呀！”

　　这时只见周总理把上衣扯开了，露出胸膛来，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些极左派已经把周总理逼成这个样子了。

　　周总理讲话的时候，下面的极左派就喊：“周恩来下去！周恩来下去！我们要见江青同志！我们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直接要轰周总理下去，他们胆大包天。后来他们许多人直接从会场后边冲过来了，可能要揪斗周总理。

　　我见事不好，马上指挥北航的六百人，把主席台包围起来。我跳上主席台，护住周总理，大声地喊：“北航红旗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

　　我对总理说：“今天有坏人，快点离开会场。”这时候韩爱晶、蒯大富也帮我架着总理向外走，这样我就把总理连抱带拖，带出了会场，周总理的警卫员当时不在主席台上。

　　（85）

　　出了会场一看，外边人山人海，足有几万人，北京工人体育馆前面的广场站满了人。我高声叫喊调周总理的车，我也顾不得礼貌了，直接护着周总理进了汽车。我和几个同学倒站在总理的汽车前面开路，想让总理赶紧离开。

　　车要开时，总理又打开车门出来了。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五点多了，面对人山人海，总理说：“同志们，今天我不能灰溜溜的走，我这样走了就对不起大家。”

　　总理又对刚刚赶来的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能不能搞点稀饭来，我和同学们都饿了。”后来才知道，周总理那天接连开了四个会。

　　这个时候保卫部队陆续赶过来，基本上就安全了。后来卫戍区战士用三轮车拉来了几大桶稀饭，我先给总理盛了一碗，自己也盛了一碗。总理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他太累了，我陪着总理把稀饭喝完。总理喝完粥之后，还用舌头舔干净了碗底，我和在场的人们都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以上这件历史镜头发生在公元1967年9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北边广场上。

　　我说这段历史，不是想表我的功劳，我想说当时总理被逼到那种程度，他们那帮反总理的极左分子，甚至坏人确实是对总理不礼貌的，甚至想批斗总理。只是因为我们“北航红旗”的红卫兵们的誓死保卫，才避免了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免遭批斗，甚至更严重事件的发生！

　　看了上面“北航红旗”保卫周恩来的片段，就不难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武装“北航红旗”了。

　　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计划，林彪在正面阻拦，周恩来在侧面包围，显然并不顺利，但毛泽东当时还是决心要把“第二武装”建立起来。可是一件大事使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计划戛然中断，这就是发生于1967年8月22日的“火烧英国办事处”。

　　8月22日，失去控制的造反派群众冲入位于北京光华路的英国办事处，把十几名英国外交官打得头破血流，强迫他们向毛主席像下跪，然后放火烧毁了英国办事处的办公楼。这件事也从反面证明，造反派动武打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挑动，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挑动造反派殴打英国外交官。这起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

　　“火烧英国办事处”发生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他和中央文革，已经失去了对造反派的控制能力。而且，不仅是毛泽东控制不了造反派，就是造反派的头头们也控制不了造反派的群众，成为一支完全失控的，失去理智的民众，这样的民众才会干出“火烧英国办事处”的荒唐事。

　　因此，在“火烧英国办事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再提起“给左派发枪”了，因为此时的“左派”已经失去理智，再给他们发枪的话，后果不堪设想。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的命令》，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计划就此终止。

　　（86）

　　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的下一个战略，是从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本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武汉，主要是防止重点突破夺权发生意外，没料到在武汉偶遇“七二零”事件。计划外发生的“七二零”事件让毛泽东迅速把矛头转向周恩来的重点进攻上。

　　这次毛泽东重点进攻的目标，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首先拿掉了刘少奇的左右手彭真；同样，这次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首先也要拿掉周恩来的左右手陈毅。毛泽东7月13日离开北京，7月15日“打倒陈毅”的战役就打响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外交部的文革情况。

　　外交一直是周恩来的强项，所以中共的外交都是委托周恩来负责的，比如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谈判等，都由周恩来出面。因此建国后，外交部由周恩来主管，也是理所当然，可以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老巢。从1949年到1958年，周恩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直到1958年才把外交部长让给他最信赖的陈毅担任。

　　文革开始后，前一段时间的夺权，都是集中在刘少奇控制的文化宣传部门，外交部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在外交部也引起轩然大波。陈毅听了广播之后非常震惊，因为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事前居然一点也不知道。于是陈毅连夜去询问周恩来，问道：“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事先也不给一个通知？”

　　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受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外交部也开始出现大字报，但陈毅反对贴大字报。6月4日，陈毅在外事口干部会上讲话，禁止在外交部内贴大字报，陈毅说：文革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政变’，不能由群众乱搞。做外交工作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跟着闹有什么意思？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

　　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陈毅不得不在两天后的6月6日，解除了大字报禁令，但对外交部机关干部的控制加强了。然而外事口的两个外语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却不像机关干部那样容易管住，他们成为外事口造反的带头兵，特别是要造陈毅的反，因为陈毅明显压制外交部的革命运动。

　　（87）

　　1966年11月，陈毅和叶剑英等老帅在军事院校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打倒陈毅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保陈毅，周恩来安排陈毅做了一次检讨，试图平息造反派的愤怒，让造反派谅解和认可，然后“过关”。

　　1967年1月24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陈毅公开做检查，周恩来亲自对陈毅的检查稿进行了推敲和修改。陈毅说：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十多天里，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和压制了外事口各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受打击、伤害的革命同志们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陈毅的检查讲完后，赢得了一阵长久而热烈的掌声，这表明他的检查被接受，他的检查过关了。陈毅成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

　　但1967年1月全国全面夺权开始之后，外交部又迎来了“夺权”的新危机。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长期经营的地盘，基本上都是周恩来派系的人，所以要想在外交部夺权，绝非易事。当然周恩来不会硬性阻止夺权，而是采用了“顺势引导”的手法，在外交部组织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让自己的群众组织来夺自己的权，这样外交部的权就仍然控制在周恩来手里。

　　首先，周恩来鼓励外事口各单位成立自己的“战斗队”，并指示外事口各个单位的“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事口造反联络站，显然是一个周恩来引导下成立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周恩来在“联络站”成立之后，随即开始引导在外事口实施夺权。据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回忆说：

　　当时外事办还没有“战斗队”，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不革命！应该成立战斗队。”

　　接着陈毅也给我打电话说：“革命还要下命令啊？你们为什么不夺权？我们自己人不夺，别人可要来夺了。自己的同志夺权，到底清楚些嘛。这是我和总理研究了的。”于是我们外事办匆匆成立“战斗队”，宣布夺权。

　　1月18日上午，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开会，讨论研究有关夺权问题。多数意见认为：不夺权，联络站就要落后，别人就要来夺权。这次会议决定，“联络站”夺外交部党委的权，各个“战斗队”夺本单位的权。“联络站”在外交部实施夺权的声明，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去了。

　　（88）

　　中午12时，“联络站”负责人张殿清等，到反帝路(原东交民巷)15号，把副部长们集中到会议室，向他们宣布：“由于外交部党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领导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夺取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都在场，他们一致表态，支持“联络站”的革命行动，服从夺权决定。下午4时，联络站向周总理汇报夺权情况。晚上，陈毅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联络站”代表。陈毅说周总理和他本人，都同意和支持联络站的夺权声明，并祝贺这个胜利。

　　1月19日，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外交部革命造反夺权胜利大会。1月25日晚，周恩来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夺权，外交部就做的好一些。领导运动，监督业务，不算保守。我希望外交部树立成一个夺权的典型。”

　　外交部的群众组织一直是保皇派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联络站”夺权后拥有1700多人，那时外交部总共有2300多人。外交部的文革搞得比较文明，没有发生武斗和严重的打砸抢。不过在“二月逆流”之后，社会上发起一阵“打倒三老四帅”的风潮，作为“四帅”的头号人物陈毅，自然成了要打倒的风云人物。这时外交部的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陈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要求召开大会批斗他，而且号召打倒陈毅。

　　而另一部分不同意打到陈毅的人，则从“联络站”分裂出来，另行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此时，“联络站”转变成造反派，而“造反总部”成为保皇派。4月13日，“联络站”与北京35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他们的口号是“坚决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但陈毅等人在5月1日五一节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批陈联络站”大受打击，一时间偃旗息鼓。

　　不过在1967年4月30日，一个政治新星姚登山突然从国外回到北京外交部工作，这一下子改变了外交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促成了外交部的第二次夺权。

　　1967年4月30日，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姚登山，被印尼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姚登山回国时，在首都机场受到周恩来、陈毅、江青、陈伯达等人以及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姚登山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

　　（89）

　　姚登山回国的第二天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毛泽东接见了他，并与周恩来、林彪、江青、康生一起合影。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大照片：姚登山左手挽着毛泽东，右手挽着江青，他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姚登山一跃而为一步“登天”的政治新星。

　　这里稍微简介一下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二次大战前，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二战后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者撤退，印尼独立成功。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印尼民众普遍支持共产党，因而导致印尼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印尼共产党于1924年成立，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当时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组织，有登记党员500万，共青团员300万，支持者近1000万。印尼共产党与中共是非常友好的，受到北京的影响很大，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数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艾地曾说：“我是毛泽东的小学生。”

　　艾地死后，毛泽东于1965年12月专门作一首悼念诗《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1965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卫队翁东中校发动“九三零事变”，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等7 位印尼将领的住所，并把他们杀害。然而，陆军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很快率军队回击，这次政变遂告失败。

　　政变失败后，策划者翁东中校被抓获并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也被处死，苏哈托成为新总统执政。苏哈托上台后，开始对印尼共产党大清洗，死亡人数约五十万人左右，由于印尼共产党中的华人很多，许多华人被杀死。另外，苏哈托认为中共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印尼出现大量迫害华侨的事件，迫使大批华侨出逃，4000多名华侨归国。

　　1966年4月15日上午，一千多名荷枪实弹的印尼军人和民众，在装甲车的配合下，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士兵和民众冲进院内，抢走文件档案，捣毁家具和陈列品，砸坏汽车，并开枪打伤使馆工作人员一名，殴打工作人员多名。姚登山作为这次抗击印尼“暴行”的领导人，被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姚登山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成为抢眼的政治新星。

　　（90）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北京突然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打倒陈毅”浪潮，同时对外交部进行夺权。其实“打倒陈毅”的目的，也是旨在外交部的夺权。关于这场“打倒陈毅”和外交部夺权的意图，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清楚，但高官们是清楚的。不过高官们出于种种原因，不愿多谈这个问题，只有吴法宪等少数被打倒的高官，提到了这个话题。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8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要夺外交部的权，红卫兵是不行的，因为红卫兵不懂外交事务，即使夺了权也无法掌权，所以外交部的夺权，必须依靠外交部内部懂业务的造反派，靠他们来夺权和掌权。1967年7月的时候，外交部的群众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联络站”，这个组织是造反派，外交部夺权就靠“联络站”了；另一个组织是“造反总部”，这是支持周恩来和陈毅的保皇派；还有一个组织是后来成立的“攀险峰”，它也是保皇派组织。

　　姚登山回国后回到外交部工作，他作为被毛泽东接见过的“响当当”造反派，成了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顾问，实际上是“联络站”的幕后控制者。据外交部英文翻译冀朝铸(后来尼克松访华时的那位著名翻译)回忆说：淹没在巨大荣誉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间挽着他俩的胳膊照了一张相，相片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登出来。姚登山回到外交部后，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人热烈欢迎他，选他做头领。在姚登山的领导下，“联络站”更加肆无忌惮，企图全面接管外交部的大权。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所谓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成立了自己的两个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我参加了“攀险峰”。一些“联络站”成员脱离了自己的组织，也参加了“攀险峰”。在外交部，“联络站”和两个新成立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之间，很快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在一次我给总理做翻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参加了“攀险峰”。总理表示同意，并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在一个单位有两派是好事。”

　　“联络站”早在“二月逆流”之后就提出“打倒陈毅”，但因为外交部内部有“造反总部”和“攀险峰”两个保皇派组织抵制“打倒陈毅”，所以在外交部内部没有打开突破口。“打倒陈毅”的突破口，是从外交部的外部打开的。

　　（91）

　　7月15日，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办公楼对面的广场上安营扎寨，打出大标语“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誓不收兵”。7月16日，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加入进来，他们张贴“陈毅罪行”的大字报，漫画，街头演讲，高音喇叭广播，宣称“舍得一身剐，誓把陈毅拉下马。”

　　7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发表呼应声明，宣称：“揪陈大军来外交部安营扎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将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后，大家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七二零”事件上，“揪陈大军”一时间冷却下来。等到“七二零”事件解决后，从8月1日开始，“揪陈大军”又复活起来。北京外语学院的一伙造反派强行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的大标语、漫画、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同时，他们还封锁外交部大门，不准任何人员进出，造成一些外事活动的被迫中断。

　　在此情况，周恩来不得不接见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说：“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造反派：“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造反派：“陈毅应该交给我们批判。”

　　周恩来：“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造反派：“我们就是要打倒。我们下定了决心。”

　　周恩来：“你们下定了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一个人随便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当时的“三反分子”，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

　　周恩来听后愤怒地责问说：“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造反派：“我们不强加总理。”

　　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不到目的。”

　　造反派：“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怒道：“你这个样子就没法商量了。我本来是与你们来商量，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造反派：“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付总理。”

　　（92）

　　周恩来：“我说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批判陈毅同志的大会不能开。”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毛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他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

　　周恩来知道，这些造反派“揪陈毅”是有背景的，他不能硬顶。于是周恩来最后做出让步，跟造反派达成协议：8月6日，先在外交部内部开一个批判陈毅的小会，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不过周恩来提出来他的条件，就是约法三章：一、不准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二、不准贴“打倒陈毅”的标语条幅；三、开会时“两派”轮流发言(造反派与保皇派)，不允许武斗和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

　　造反派同意了周恩来的条件，于是8月6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开第一次批判陈毅会。这天，周恩来和陈毅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会场，周恩来还特别嘱咐陈毅：“在会上只听取批判，不要回答问题，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周恩来来到会场门口时，有人向他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立即质问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昨天已经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这么干？不把标语撤下，会议不能开。”

　　造反派不愿撤下标语，于是周恩来站在烈日之下，拒绝进入会场，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后，造反派才同意摘下标语，周恩来这才进入会场，亲自陪陈毅挨批。在文革中的批判大会，只有陈毅和谭震林“享受过”周恩来亲自“陪批”的殊荣。

　　据一位参加这次会议的当事者回忆说：显然是周恩来做了说服工作，陈毅一反过去的不合作态度，变得非常配合，叫他站起来就站起来，叫他低头就低头。有一次，叫他向某“革命小将”赔罪，他就走过去向这名小将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根据周总理同造反派达成的协议，陈毅当场不回答问题，但发言者有时仍要陈回答问题，这时陈就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向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这时台下便响起一阵掌声。不难想象，从来桀骜不驯的陈毅，在说这些话时，吞下了多少委屈和愤懑。

　　在这次批陈会上，两派(造反派与保皇派)轮流发言，各说自己“批陈”的理由。造反派“联络站”认为陈毅是“三反分子”，必需彻底打倒；而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则认为陈毅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但陈毅的问题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

　　这次会议由于周恩来亲自主持，再加上陈毅的配合，所以第一次批判陈毅会开得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小动作，会议按时结束。

　　（93）

　　外交部的夺权运动，因为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势力相当，处于胶著状态，一直到1967年7月，并无多大的进展。1967年7月中旬开始，北京突然出现一股“打倒陈毅”和外交部夺权的浪潮，这标志着毛泽东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进入了决战阶段。

　　决战阶段的第一场战役，是北京两个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冲击外交部。这些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闯入外交部大院贴大字报，宣称“不打倒陈毅誓不罢休”。但这样的冲击还是打不倒陈毅的，因为外交部的大部分人认为红卫兵只是胡闹，并不认为红卫兵的行动符合中央精神。所以外交部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依然积极支持陈毅，红卫兵的冲击行动并没有大的战果。

　　决战阶段的第二场战役是中央文革直接插手“打倒陈毅”和外交部的夺权。第一个表态支持“打倒陈毅”的是谢富治，因为谢富治的家就外交部附近的东交民巷，他每天上班路过外交部门前。谢富治对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红卫兵说：“揪陈毅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谢富治毕竟不是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他也是路过这里顺便讲话，并不是正式的讲话，所以引起的反响并不大。

　　第二个表态支持“打倒陈毅”的是戚本禹。8月4日，北京召开“首都新闻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了大会，姚登山也出席了。开会前，戚本禹对姚登山说："革命小将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陈毅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陈毅下去？”

　　姚登山说：“外交部的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

　　关锋说：“陈毅不下来，与中央文革无关。”

　　姚登山问：“那是不是总理一个人不同意？”

　　关锋未作回答，而是说：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到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的思想不是毛主席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7月1日，主席对缅甸问题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讲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戚本禹也说：“外交部的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

　　关锋和戚本禹的讲话，批评了外交部，认为外交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就暗示对外交部夺权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戚本禹明确指出陈毅的问题很严重，挑明可以打倒陈毅。

　　8月5日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的讲话。戚本禹明确支持“打倒陈毅”，表明“联络站”打倒陈毅的行动是正确的。这是“联络站”首次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使他们大受鼓舞，情绪骤然升温，多次长时间高喊：“打倒刘、邓、陈”，“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等口号。戚本禹的讲话很快又传达给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学生，那里也马上一片欢腾。红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一定要揪出陈毅。

　　（94）

　　外交部内支持周恩来和陈毅的保皇派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对戚本禹的讲话大为震惊，因为这个讲话精神与周恩来对陈毅问题的指示完全不符。因此，“造反总部”当晚决定，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戚本禹告状。“造反总部”对戚本禹的告状信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我部姚登山同志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了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

　　姚登山同志不顾八月四日总理关于批陈问题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组织听了姚登山的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打掩护。

　　我们认为，姚登山这样做的结果，给人造成总理与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八月四日的讲话，而不提总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现寄上姚登山的传达全文和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此致。敬礼！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戚本禹的讲话与周恩来的讲话调子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原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打倒陈毅”的口号，也不是戚本禹就敢这么说的。那是1967年7月1日，康生向毛主席请示缅甸问题，问能不能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毛主席明确指示：“群众提‘打倒奈温’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提。”毛主席又说：“中国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喊就是了。”

　　王力说：毛主席8月12日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也表示他赞成“打倒陈毅”，还说：“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可见他们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这些事，毛主席是早已知道的。当时翻译叫范承祚，他说：“毛主席对陈毅问题的说法，同王力的讲法是一致的。”我说：“你说反了，不能这么说。只能说王力是根据毛主席的精神讲的，很多是毛主席的原话。”

　　王力还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这句话原来是戚本禹说的，他也是代表中央说的，我是奉命保护戚本禹。戚本禹是怎么理解，中央文革是怎么理解，我不知道。叫我表态，我就得表态。

　　我的讲法有一点地方同总理不大一致，总理是见到“打倒陈毅”的标语就不许进会场，不许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戚本禹说群众可以喊“打倒陈毅”，我也这么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后来江青在王力的“八七讲话”问题上大做文章，那只是作为借口，抛出王力作为替罪羊。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过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讲话中的那些话过分的话，就是他的原话。

　　（95）

　　对于中央文革插手“打倒陈毅”的主使问题，王力解释说：因为陈老总的问题，造成总理很大的被动，整陈老总的是江青。江青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动造反派打倒陈毅。林彪把外交部的局势搞乱了。

　　王力出于自身的原因，把“打倒陈毅”和外交部的夺权的主使人，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也是不得已为之。但王力在提到他后来著名的8月7日讲话时，辩解说：我的‘八七’讲话，伤害了陈老总，是不对，我承认。当时我的错话不少，但这些错话的发明权不是我，大多是毛主席的原话。在‘八七’讲话中，我奉命要讲的。

　　王力申辩说：他的错话，是来自毛泽东的原话，而且这些话他是“奉命讲的”。奉谁的命呢？王力没有明确说。但是从前后文的关系来看，因为他讲的错话是来自毛泽东，所以这个“奉命”也应该来自同一个人吧。

　　关于这些事的细节，王力当然是不便透露出来的。不过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讲话来看，毛泽东在1967年8月，在上海做出了一些倾向性很明显的讲话。

　　1967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说：“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毛泽东这里说的“有些人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是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毛泽东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呢？熟知党内斗争形势的王力等人，应该一下子就能猜到。毛泽东又说“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有人说毛泽东这是针对林彪说的，这并不合理。因为那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不应该针对林彪讲这样的话。

　　特别是毛泽东说“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就明显地挑明他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打响了。

　　戚本禹8月4日的讲话，当然受到支持周恩来的外交部保皇派群众组织“造反总部”的抵制，他们表面上写信向中央文革“告状”，实际上是向中央文革“抗议”。

　　“造反总部”的告状信送到中央文革那里后，8月7日文革中央办公室打电话到外交部，通知说：王力当晚9时要与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代表谈话。8月7日晚，姚登山和联络站6人，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与王力谈话。他们的谈话从9时起，谈了差不多3个小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王力“八七讲话”。

　　（96）

　　毛泽东向刘少奇夺权的时候，陈伯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给毛泽东立了大功。后来毛泽东论功行赏，给陈伯达党内排名第四的高位。可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夺权的时候，就没有再用陈伯达了，这个原因也是明显的。陈伯达对刘少奇的好感不多，他曾说：“刘少奇在外面形象温和，实际上做事武断，不好商量，脾气和毛泽东差不多。”而陈伯达对周恩来很有好感，前面提到过，在陈伯达要“自杀”的时候，周恩来专门和他谈话，打消他自杀的念头。周恩来在各种场合也公开说陈伯达的好话，两人关系不错。

　　因此，毛泽东这次对周恩来夺权，就不能用陈伯达了，而是用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些小字辈。王力也看出毛泽东不重用陈伯达了，开始重用他，王力看出这是自己走进党的高层的一个绝好机会。陈伯达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得到党内第四位的回报；如果这次王力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么这个回报也不会低吧。此时，这次王力认为机会来了，为毛泽东立功心切，所以在8月7日，发表了一个煽动性非常强的“八七”讲话。

　　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王力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也没有做过这么煽动性强的讲话。但王力这个极具煽动性的“八七”讲话，并没有成为他立功的阶梯，反而成了他倒台的滑梯。王力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向毛泽东表忠心的讲话，却被毛泽东批语“大大大毒草”，这是后话了。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王力这个点起外交部夺权大火的“八七”讲话。

　　8月7日晚，王力把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造反派“联络站”的6名代表，招到钓鱼台来谈话。王力的谈话，不仅是他个人的谈话，也是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表态。王力对两个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表态：第一个是“打倒陈毅”问题，第二个是“外交部夺权”问题。在“打倒陈毅”问题上，王力说：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外交部全部同志传达了戚本禹同志的谈话。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有人竟告状告到我们这里。他们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

　　“姚登山同志传达后，革命群众的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打倒陈毅”？陈毅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就可以揪。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97）

　　说到这里，王力激动地挥着手，又把外交部“造反总部”的告状信念了一遍，然后说：“我反对外交部‘造反总部’的这种做法，鲜明地反对！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们。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王力“打倒陈毅”问题上，态度鲜明是地指出三件事：一、打倒陈毅是正确的；二、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是正确的；三、“造反总部”的告状信是错误的。王力讲话中对“打倒陈毅”的问题，与周恩来的态度完全相反。

　　王力继续谈“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他说：“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党委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党委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外交部可以夺权！”

　　“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把它神秘化，别人不能干，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这个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不要听某些人的话，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

　　“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二十几岁也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为什么不可以呢？挑干部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挑干部，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这个统统打倒。”

　　王力在“外交部夺权”问题上，也明确了三件事：一、外交部党委班子要“动”，要夺外交部党委的权；二、红卫兵也可以搞外交，二十几岁可以当部长；三、外交部的干部要选“革命派”，不能选“保守派”。

　　王力讲话中对“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也与周恩来的态度完全相反。周恩来强调外交部党委的权不能夺，外交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不懂外交的人不能搞外交。而王力不仅说外交部党委的权应该夺，而且说搞外交根本不要什么专家，红卫兵也可以搞外交。

　　最后，王力对姚登山说：“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旗帜鲜明地支持姚登山，鼓励姚登山“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带头在外交部造反。姚登山喜出望外，把王力对他的支持和鼓励，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来自中央文革，甚至来自毛泽东的意思。这对于姚登山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一步登天机会，姚登山当然不能放过，他立即表示要豁出一切为王力和中央文革效力。

　　（98）

　　这样一来，王力就把外交部第二次夺权的大火点起来了。王力觉得单单口头讲话还不够，第二天8月8日上午，王力又专门写信给姚登山，以书面形式确认他8月7日晚上的讲话内容。

　　王力给姚登山这样写信：“姚登山同志：我们接到外交部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我们认为，“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在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敬礼！”

　　王力在这里谎称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一致，也同意打倒陈毅。其实周恩来从来没有同意过打倒陈毅，更不知道王力的“八七”讲话。当周恩来看到王力“八七”讲话的传单后，感到震惊，他请康生和王力过来，提议三人谈一次话，但康生和王力没有理睬周恩来的建议。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王力成为红极一时的文革英雄，他这样英雄人物的讲话，甚至比中央文革的话还要有份量。姚登山和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根据王力的指示精神，马上行动起来。8月8日，“联络站”立即召开会议，传达王力“八七讲话”。“联络站”头头王中琪宣称：王力讲话是中央的正式指示，中央已经决定要打倒陈毅，并且要对外交部彻底夺权。

　　“联络站”大量印发王力的“八七讲话”，称它“吹响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8月9日，姚登山在外交部全体大会上宣读王力来信和传达王力讲话，并声称王力要求他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领导外交部的文革。之后，会场立即出现狂热的气氛，造反派“联络站”受到极大鼓舞，高喊“打倒保皇派”，并咒骂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是“保皇狗”。

　　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见造反派“联络站”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受到沉重的打击，无法反击，一下子抬不起头来。造反派凭借“八七讲话”所造成的声势，大造夺权舆论，积极准备夺权，贴出大标语：“彻底改组外交部党委!”、“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8月11日，按照原来的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规模的“批斗陈毅大会”。根据周恩来与造反派达成的协议，除了主席台前“批斗陈毅大会”的横幅外，会场上不挂任何标语。大会主席台上除了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外，还坐着周恩来和谢富治副总理，被批斗对象陈毅，则坐在主席台右前方的一把椅子上。

　　（99）

　　批斗会从下午1时半开始，各个造反派的发言人上台发言，揭发和批判陈毅的“罪行”，并要求“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会议途中，周恩来有事离开会场，周恩来刚刚走开，造反派立即违反不挂任何标语的协议。突然间，“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等大标语一下子从会场二、三层楼上同时垂挂下来，二、三层的护栏上也拉起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的巨大横幅，坐在一楼的造反派则纷纷举起“打倒陈毅”的小旗帜。

　　随后，会场上的人群骚动起来，他们站起来高呼“打倒陈毅！”，呼喊声此起彼伏。坐在前排的造反派开始冲向陈毅，周恩来留下的几十名警卫战士，手臂挽着手臂地奋力阻挡，不让造反派冲过来。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台上的谢富治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参加大会的黄镇大使站起来用手指着台上大声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据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回忆说：

　　“我带着陈老总和他的警卫宫恒征，从舞台的后门撤出，通过夹道进入了保密室，让陈老总坐在沙发上。我立即让部队战士撤到走廊的两头，并告诉他们，只要有人冲保密室，就采取强硬措施。造反派搜到保密室这里，看到有部队没敢冲，但他们又怀疑陈老总在里面。保密室在二楼，他们不甘心，就从院子里搭人梯，踩着肩膀隔着保密室的玻璃窗子往里看，找陈老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让陈老总暂到卫生间避一避。开始陈老总说：“算了，我去见他们。”

　　我说：“不行，这是总理给我们的任务。”

　　陈老总答应后，陈老总、我还有他的警卫宫恒征，我们三人躲进了卫生间，留在外面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要他找姚登山，并说：“你告诉姚登山，今天发生的混乱，他要负责。如果今天陈老总发生问题，他要负完全责任。”并指示钱嘉东，要姚登山亲自把陈老总送回家。

　　造反派在楼内上上下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老总，认为陈老总已经走了，后来大部分造反派就撤走了。他们虽然撤走了，可陈老总的那辆奔驰车却遭了殃，造反派气急败坏地将汽车的窗帘撕了，车胎放了气，车座套也给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找到姚登山。姚登山来到保密室后，钱嘉东向他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说：“今天发生的事，你要负全部责任。陈老总的安全发生任何问题，你也要负全部责任。总理要你亲自送陈老总回家，现在你就不要走了，跟我们一起走。”

　　我们让姚登山和我们一起从锅炉房的旁门出了楼，然后坐上卫戍区预先布置的停在那里的吉普车，向东绕道东单，经东长安街驶向中南海东便门。陈老总、姚登山、钱嘉东、我和宫恒征从东便门进入了中南海，陈老总安全地回了家。”

　　（100）

　　前面我们提到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兵团”，在王力“八七讲话”之后突然活跃起来，似乎是与王力遥相呼应。“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大量散发和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他们宣扬的理论是：一、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第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第二司令部，第三个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二、周恩来是“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人物”，是“中国的柯西金”；三、文化大革命的下一场战役，就是打倒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四、声称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说：“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

　　在“五一六兵团”的宣传攻势下，不少人对周恩来怀疑起来，认为文革的下一个目标，或许真的就是周恩来了。王力的“八七讲话”传达后，外交部的人明显感觉到，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恩来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的一些看法。因此，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王中琪，心领神会地说：“看来这是毛主席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抢先，不能落后了。”他们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就要打响了，所以要抢先立功。

　　王力讲话在外交部的干部中间也引起很大震动，一些干部以为周恩来不行了，开始另找靠山。外交部的22名司处级中层干部，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为王力的“八七讲话”叫好，声称今后要紧跟中央文革，这在当时被称为“22中将”。不过很快王力就倒台了，“22中将”在王力倒台后，又因为写这张大字报做检讨，这是后话了。

　　8月11日的陈毅批斗大会结束之后，外交部的造反派没有揪到陈毅，就立即着手对外交部进行夺权。王力在给姚登山的信中，撒了一个谎，声称“总理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这个谎言的杀伤力极大。

　　外交部的保皇派“造反总部”在告状信中，就是告状姚登山的讲话与周恩来不一致。“造反总部”敢告状，也是仗着有周恩来的支持。而王力的“八七讲话”，不仅否定了“造反总部”的告状信，还声称“造反总部”是保守组织，特别是强调周恩来与中央文革的意见一致。

　　当时中央文革的威信如日中天，王力说周恩来与他们一致，谁敢质疑王力的真实性？大家都以为周恩来真的转变立场了，真的不再“保”陈毅了。这样一来，就造成“造反总部”的人人心惶惶，以为周恩来不支持他们了，不少人开始悄悄退出“造反总部”。当时外交部西欧司战斗队的队长周从吾说：“王力的讲话我接受不了，但这是中央文革的讲话，白纸黑字，我不能不相信。现在我辞去队长的职务。”

　　面对王力的谎言，周恩来也不好出面辟谣，因为周恩来无法公开说：我与中央文革不一致。这样一来，周恩来只好沉默，而周恩来的沉默，又被认为是“默认”，因此搞得周恩来十分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