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卅二（崇新岳 百思峰 ）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1）

　　毛泽东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决定打倒刘少奇，是1965年初开始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了一年多，到1966年夏天，刘少奇就被罢了官，基本上被打倒了。可是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的斗争还在继续，前前后后一直“斗”了10年，这说明毛泽东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高手。这个高手是谁呢？就是与毛泽东风雨同舟40年，共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1966年秋，毛泽东正式拉开了与周恩来斗争的序幕，中间除了林彪事件的插曲之外，毛泽东在十年文革中，主要对手就是周恩来。

　　周秉德是周恩来亲弟弟周恩寿的女儿，她在1949年12岁住进中南海，到她结婚为止，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几乎像周恩来的亲生女儿一样。周秉德回忆说：陈毅在文革初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心腹，陈毅能看出来毛泽东搞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本人就更能看出来了。当然，在文革的最初阶段，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打倒他，以为毛泽东的目标只是刘少奇。然而到了1966年9月底，周恩来猛然醒悟，原来自己也是毛泽东要打倒的目标。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1966年9月底，江青就开始“整”总理，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召开大专学校红卫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张春桥主持，参会的有蒯大富等七、八个学生。座谈会上先是学生发言，他们除了骂刘、邓之外，矛头对着总理，说总理“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学生发言后，张春桥表示回去报告。

　　王力由于各种原因，在这里只能说江青要“整”周恩来。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示意，江青是不敢整到周恩来头上的。张春桥把这份《会议记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人传一份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会议记录》，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给他看这份批评他的《会议记录》，是要给他一个警告。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两个月，一直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搞文革，一有机会就对文革浇冷水降温，这让毛泽东对自己非常不满。因此，这次毛泽东用这份《会议记录》来警告周恩来：如果你再抵制我的文革，我就要批判你了。

　　这时，周恩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向毛泽东妥协，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取消对周恩来进行批判；第二个选择是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样就要冒着被毛泽东批判的风险，甚至有被打倒的可能。但周恩来做出了第二个选择。

    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呢？很可能是他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意图。这时周恩来恍然大悟地发现，毛泽东搞这场文革，绝不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自己也将成为被打倒的对象。看破了毛泽东的意图以后，周恩来意识到，如果他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虽然暂时可以躲过被批判的危机，可是将来必然躲不过被打倒的危机，停止抵制就等于是给自己挖坟墓。

　　（2）

　　周恩来看清楚了，他现在唯一的生存之机，唯一避免被打倒的出路，就是继续抵制下去，只有顶住毛泽东的文革，才能保住自己。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也是为了保住那些跟自己辛辛苦苦的革命功臣，保住自己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党”。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此举是高明的，他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了。

　　毛泽东传给周恩来这份《会议记录》后，就等着周恩来向他来检讨。按照以往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这份批评材料后，马上就会找毛泽东做自我检讨，以换取毛泽东的和解。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装傻，装得好像看不懂毛泽东的意思，没有对这份《会议记录》进行任何表态。

　　毛泽东本来不想现在就批判周恩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毛泽东的计策被周恩来看破了，所以毛泽东只好提前实施批判周恩来的计划。毛泽东搞批判的惯例，是先制造舆论，扣一个帽子，再来批判。上次，毛泽东抛出一个针对刘少奇的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次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又抛出一个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的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国庆讲话中，首先亮相的。毛泽东让林彪首先说出这个提法，是想向周恩来暗示，林彪是支持自己的。不过毛泽东也知道，如果直接跟林彪说批判周恩来，林彪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要“忽悠”一下林彪，让他无意中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

　　林彪虽然尊为党内第二位，但他与刘少奇不一样，不主动管事，极少参加会议，送交他批阅的中央文件，林彪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当然也不是林彪自己画圈，是秘书代为画圈。林彪只有在小范围的中央会议中，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像国庆讲话等公众会议上的“例行讲话”，林彪懒得自己起草讲话稿，都是请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给他起草讲话稿，到时候林彪照着稿子念就是了。所以1966年国庆节的林彪讲话，是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

　　林彪要照本宣科的稿子，事先没给周恩来看，也没给林彪本人看，倒是给陶铸看了。因为在国庆节前，毛泽东还是信任陶铸的，只是在国庆节后，陶铸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换头”照片之后，毛泽东才不信任陶铸了。陶铸看到林彪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陶铸固然政治嗅觉不够敏锐，但当时这么明显的政治论述，当然还是能看出来的，因为以前党内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个名词。既然有一条“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必然要有一批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那就意味着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又要兴起一场大的斗争。

　　（3）

　　一个人对革命和斗争的态度，往往随着自己的地位而变化。一个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往往是欢迎斗争的，因为越斗自己越有上位机会；而一旦自己掌了权，态度马上就变了，就不欢迎斗争了，喜欢稳定了。因为有了斗争，手头的权力就会不稳固。

　　陶铸是打倒刘少奇的得益者，一下子升到党内第四位的高位。这时，陶铸从保住自己地位的愿望出发，希望党内越稳定越好，特别不希望党内高层出现大的斗争。因此，陶铸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再发起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党内斗争，但陶铸也无力阻止毛泽东，他只能设法降低这场斗争的温度。

　　在1966年国庆节林彪快要讲话时，陶铸找毛泽东说：“‘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太重了，中国人最怕‘反革命’三个字。”

　　毛泽东听了说：“那就加个‘对’字，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林彪对这个例行公事的讲话稿并不在意，于是就按照稿子念，在讲话时照本宣科地讲了“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这句话。

　　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春桥又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概念不清，容易误解，文字也不通，表达不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恩来听了林彪的国庆讲话，马上意识到其中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讲话中说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句是冲着自己来的。如果是一般人，就会简单地认为，既然是林彪第一个讲出这句话，那就意味着这是林彪主动要向周恩来发难。

　　但周恩来还是很精明的，他并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他还要核实这件事，到底是林彪主动提出来的主意，还是毛泽东的主意。于是周恩来去找文革小组的王力和关锋等人，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含义和来历。王力和关锋解释了半天，他们没有说这是林彪提出来的，这让周恩来感到放心。因为如果林彪真的要与毛泽东联手起来对付自己的话，周恩来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周恩来还是非常谨慎的，他还要去找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核实。因为这关系到周恩来采用什么斗争策论：把林彪当成一个团结的对象；还是当成一个敌人的基本战略问题。因此周恩来必须特别慎重，完全不能出差错，他要当面向毛泽东把这件事问清楚。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

　　周总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说他要去问毛主席。事后他告诉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主席用英文做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总理以后就照着毛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

　　（4）

　　有人误以为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其实毛泽东也学英文好些年，与斯诺等美国人交谈时，也会蹦出几个英文词汇来。像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这样简单的英文词汇，像毛泽东这样聪明的人，当然应该能够掌握的。

　　周恩来核实了这个提法的确是出自毛泽东之后，说“我懂了”。周恩来这句话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懂了”这句话的意思；第二个是“懂了”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已经拉开序幕了；第三个意思是“懂了”林彪没有主动提出和参与这件事。

　　毛泽东这里用了一个小计策，他自己不首先说批判周恩来的话，而是让林彪第一个公开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这可以造成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让周恩来误以为林彪已经与毛泽东联手，造成周恩来自信的崩溃，投降认输；第二个效果是挑起周恩来对林彪的误解和不满，进一步发展他俩的内斗，毛泽东就可以来一个“渔翁得利”。

　　毛泽东的计策固然高明，但遇到周恩来这样的高手，这个计策还是失败了，两个效果一个也没有达到。

　　1966年10月3日，也就是林彪讲话后的第三天，第十三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一篇社论，其中专门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高层都清楚，这里提到的所谓“折中主义”，明显指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最喜欢搞折中。

　　《红旗》杂志刊登这篇事关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论，按理说，应该事先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审阅，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却没有通知周恩来。而且在这一期《红旗》社论发表之后，还搞了一个敲锣打鼓的“庆祝”，以提醒人们这期社论的重要性。

　　据周恩来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而陈伯达却绕开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当天我见到周总理时，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

　　谁都知道，尽管陈伯达是《红旗》杂志的主编，但没有毛泽东的意思，陈伯达是不敢登这种文章的。周恩来表面上抱怨陈伯达，实际上是抱怨毛泽东。

　　周恩来对这篇《红旗》社论是耿耿于怀的，到1967年2月发生“二月逆流”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件旧事，当面责备陈伯达说：“1966年10月发表第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陈伯达不敢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敢顶撞周恩来，只好胡乱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5）

　　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因为这些人总是把“斗争”理解为权力之争。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这些人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做了一些僭（jiàn 超过本分）越的事情，引起毛泽东的疑心，以为刘少奇有野心要篡位，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打倒刘少奇。

　　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这些人也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林彪的军队势力在文革中大大膨胀，威胁到毛泽东，特别是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引起毛泽东怀疑林彪有篡位的野心，所以毛泽东又搞掉了林彪。

　　可是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这些人就难以用权力斗争来解释了。第一，找不出周恩来有什么僭越的事情，相反，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基本上是臣子对待皇帝的态度，找不出周恩来有篡位野心的证据和迹象。

　　第二，找不出周恩来与毛泽东争夺党权或军权的事情。周恩来从来没有当过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是排名第三，先是排在刘少奇之后，后来又排在林彪之后。只是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短暂地排名第二，毛泽东很快就提拔了王洪文做接班人。不管是毛泽东提拔刘少奇、林彪或王洪文，周恩来都没有跟他们争当过接班人。

　　因为无法用“权力之争”来解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于是这些人干脆就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没有斗争，说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彻底奴化，根本不敢有篡权的念头。甚至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助毛泽东整人，帮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帮凶”。又说周恩来挑拨离间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造成林彪的出逃，等等。

　　以上这些人的说法都缺乏合理性，经不起基本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毛泽东整人，那么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事实就无法解释；如果说周恩来彻底奴化，不敢有篡权的念头，那么就无法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要挑拨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事实上，文革中的周恩来，一直在撮合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找不出周恩来挑拨两人关系的证据。

　　据被划为“林彪死党”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九大之后，我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跟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我们听后都笑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最初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被打倒了，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瞭恰到好处。

　　（6）

　　邱会作的话，说明周恩来不是在挑拨，而是在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作为“林彪死党”的邱会作在被打倒之后，才会感谢周恩来。

　　我们要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其实只要把思路转变一下，用路线斗争来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并不是他们两人为了争夺第一把手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他们两人因为个人私事的恩怨报复，而是一场典型的“路线斗争”。

　　如果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还有一些个人恩怨的因素，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因素，纯粹是出于路线的考虑。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他面前，极尽臣子的本分，并无篡权的野心，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毛泽东在“私”的方面，对周恩来是满意的。除了早年的江西时代，周恩来在毛泽东成为一把手之后，从没有在“私”的问题上，做过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情。然而在“公”的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很不满意了。

　　同样，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和，也没有“私利”的因素。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不是抱怨毛泽东没有让他当接班人，而是反对毛泽东竭力提倡的那条路线。

　　因此，毛周之间的斗争，并非起因于个人私利的恩怨之争，纯粹是起因于他们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就是说，两人的斗争，都是为了实施自己心目中的“正确路线”，是一场站在“公”的立场上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思想分歧，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些。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我们在前面也做过不少评述，这里再介绍一下外国人的看法。我们认为，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写的《邓小平传》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写得比较深入，所以这里用较多篇幅引用几段。下面是《邓小平传》中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几段文字。

　　毛泽东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在外貌上、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这也是毛泽东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7）

　　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普通老百姓。相反的，毛泽东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毛泽东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干部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毛泽东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从1950年起，毛泽东就开始这样做了，他同时也对他的同辈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毛泽东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他却发现，自己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将接替他成为中共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提出了四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下面按照这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毛泽东。

　　第一，毛泽东崇尚“平等”，他的理想是：每个人不仅在社会地位上平等，在思想心态上也要平等。因此毛泽东要打掉官员们“官架子”的傲慢，打掉知识分子们“学问架子”的孤高，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心态上与老百姓真正地平等。

　　第二，毛泽东崇尚“共产”，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也要坚守社会主义，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毛泽东崇尚“朴素”，他本人的生活是相当朴素的，这点是公认的。

　　第四，毛泽东崇尚“斗争”。当中国出现一些官员特权化，知识分子特殊化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是想用“斗争”来彻底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反感那些安于现状，贪图享乐，而不愿继续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干部们。

　　（8）

　　我们也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刘少奇。

　　第一，刘少奇也提倡“平等”，但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达到崇尚的地步。毛泽东对小人物的态度，是十分平易近人的。而刘少奇的官架子，则相对比较大一些。据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山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回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破天荒地召开生日宴会，邀请几个劳动模范参加。那天我到达的时间比预定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带我去拜访国家主席刘少奇。我们进去打招呼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材料，当时竟没有抬起头来。陈永贵说：“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后来我们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对我就十分亲热。”

　　在刘少奇面前，陈永贵觉得自己是一个连眼都不值得抬的小人物，可是毛泽东竟然提拔陈永贵这样的小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方面的观念差异，可见一斑。

　　第二，刘少奇对“共产”态度，虽说不是完全反对，但认为当前中国不适合搞共产。相反，刘少奇对资本主义是比较欣赏的，这点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念差异最大。

　　第三，刘少奇也提倡“朴素”，但是在朴素这方面，刘少奇不如毛泽东，这点也是公认的。不过刘少奇也没有过分的奢侈。

　　第四，刘少奇不崇尚“斗争”，他认为应该严格党的纪律，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驯服工具论”，反对毛泽东提倡的下级可以对上级“造反”的斗争哲学。

　　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理念差异大相径庭。因此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不足为怪。

　　我们再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周恩来。

　　第一，周恩来也崇尚“平等”，周恩来对待小人物的态度，也非常平易近人，这点与毛泽东一致。

　　第二，周恩来对“共产”态度，基本是赞成的。对“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的东西，周恩来虽然没有坚决反对，但也没有赞成和支持。这点与毛泽东基本一致。

　　第三，周恩来也崇尚“朴素”，在朴素这方面，周恩来甚至还要超过毛泽东。因此，这点与毛泽东也是一致的。

　　第四，周恩来不崇尚“斗争”。周恩来崇尚“和谐主义”，尽可能避免斗争，提倡用相互妥协的方法来解决争端。这点周恩来与毛泽东非常不同。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的思想差异，除了在“斗争”方面，其他三个方面都基本一致。但就是在“斗争”这个问题上，两人的思想观念差异太大。每当毛泽东搞斗争，周恩来总是要出来搞“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

　　（9）

　　周恩来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马克思的斗争哲学，却持保留态度。周恩来更信奉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温和、文雅、谦恭、礼让，这些传统的儒教品德，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毛泽东是非常反对儒教的，可周恩来却是一个“当代大儒”，两人这方面的差异太大。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的儒教品德，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的缺点就是他身上的儒教品德，认为周恩来太缺乏斗争性，过于顾全情面，谦和有余，直言不足，中庸之道。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让周恩来领导中国，因为他不能与资本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尽管周恩来本人不赞成资本主义道路，但周恩来也阻止不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不符合毛泽东对接班人要求，这也是周恩来一直处于党内第三把手的根本原因。

　　这次毛泽东搞的文革，是一场大革命，一场大斗争，而周恩来不仅不支持毛泽东搞斗争，相反却“和稀泥”，“泼冷水”，“搞折中”，处处阻挠毛泽东搞斗争，成为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阻力源和绊脚石。因此，毛泽东要想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要排除掉周恩来这个阻力源。这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央高层，只有他个人苦苦地支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自信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变色。可是毛泽东死后怎么办呢？毛泽东不甘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随着自己的离开而消失。毛泽东要寻找一个年轻的红色的接班人，来保证在自己死后，中国依然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周恩来比毛泽东年轻五岁，身体也很好，当时一般人都预测毛泽东会在周恩来之前去世，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周恩来会在他之前逝去。按照常理的预测，毛泽东去世后，周恩来还活着，那么肯定是周恩来接班。即使毛泽东找到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这个接班人也肯定竞争不过周恩来，无法接班。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打倒周恩来，才能保证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否则一旦毛泽东去世后，就谁也对付不了周恩来了。

　　应该说毛泽东打倒周恩来，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从私人感情上来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相当友好的，可是在思想路线上，两人的分歧太大。毛泽东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想保持红色中国不变色，就不得不打倒周恩来。

　　（10）

　　自从1966年9月底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开始以来，10月1日的国庆节，就成为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场路线斗争的第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毛泽东早在1966年8月5日，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宣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而毛泽东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司令”。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在发表之前，还特别给周恩来看过，所以周恩来应该很清楚，毛泽东用这张《大字报》宣布他与刘少奇的决裂。并且，毛泽东还明确向周恩来发出指令，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资格，这也就是变相停止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资格。

　　既然毛泽东已经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了，当然毛泽东不会愿意在公共场合与刘少奇一起出现，否则就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误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缓和，进而怀疑毛泽东到底是不是真的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可是，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又不可思议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身旁，这原来都是周恩来的安排。

　　周恩来在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的排列位置时，声称刘少奇名义上仍然是国家主席，所以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排名次序，把刘少奇排在第八位，而是要应该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于是国庆节那天，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让群众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在毛泽东看来，他明明已经向周恩来“交底”，声明他与刘少奇已经决裂了。可是周恩来偏偏要安排毛泽东这个“红司令”与刘少奇这个“黑司令”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红卫兵，这简直就是对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一种讽刺。

　　因此，毛泽东很不满周恩来搞的国庆庆典安排，他要自己单独行动，向红卫兵和群众们显示，他与刘少奇等人不是一伙的。作为最早一批红卫兵领袖的杨小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66年10月1日，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城楼，直奔金水桥。等周恩来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恩来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又耍脾气，单独闯入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人海”去了。

　　周恩来立即指示警卫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领着江青从后面赶来，在金水桥追上了毛泽东。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

　　（11）

　　我看见周恩来喘着大气，虔诚地上前去搀扶毛泽东，却被毛泽东的大手甩开，然后大步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毛泽东快走到我跟前时，突然转过头来，用手指着地下散落的几张红卫兵传单，对身后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由于欢呼声浪太大，我没能听清伟大统帅发出的号令，只见周总理立即俯下身去，亲自捡拾传单，然后把踩皱的那几张传单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我看了这一幕精彩的“主仆剧”。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楼上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下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杨小村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耍脾气”，“大手甩开周恩来”，不愿意在天安门城楼上，要单独去见红卫兵，要与红卫兵席地而坐，这些都表示毛泽东不愿意和刘少奇在一起。

　　另外，杨小村也提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主仆剧”。尽管周恩来在“公”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的路线，可是在“私”的立场上，周恩来仍然非常尊重毛泽东，总是表现得对毛泽东非常恭敬，有时甚至像是毛泽东的仆人一样。这样一来，有人要想捉到周恩来反毛泽东的把柄，也很难找到。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周恩来反对的是毛泽东要搞的文革，并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

　　以前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总是安排刘少奇也乘车参加检阅。这次国庆节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打破周恩来的计划，自己乘敞篷车去与群众见面。这次由毛泽东自己安排的车队中，政治局常委中的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没有了。毛泽东要用这个行动向群众显示，他的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之中，不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这四个人。

　　毛泽东搞文革，总是受到周恩来的种种阻挠和抵制。当然周恩来并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文革，他与刘少奇的做法不同。刘少奇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派出工作组，直接压制学生，这是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硬办法，而周恩来用的是软办法，他并没有反对或阻止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要做的事情是打倒老干部；而周恩来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保皇派”，保皇派要做的事情是保护老干部。当然所谓“保皇派”，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每个群众组织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没有自称是“保皇派”的。

　　（12）

　　在1966年9月以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当地的领导干部，组织起一批自己可以操纵的工人和农民，围斗红卫兵学生造反的事件。为此，毛泽东在9月7日，特别写了一个批语，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毛泽东的批语说：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周恩来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并没有真正落实下去。因为各个地方的领导人，肯定不甘心自己被打倒，必然要自保。既然组织工农来反对红卫兵太明显，他们就自己组织官办的红卫兵，用官办的红卫兵来抵制造反的红卫兵。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参加国庆典礼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但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毛泽东的这些话中，说到“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这就是指的周恩来。在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又当着周恩来的面，讲了一句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座的有总理和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我在场，林彪、康生、陶铸等都不在座，因为他们看完烟火后就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我们谈了一些话，他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这句话，既是对文革小组的人表示他的决心，更是对周恩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是铁了心要把文革搞到底的，哪怕是有被枪毙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为了排除一切阻力，把文革搞到底，这时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壮大自己的造反派红卫兵和群众，以此来抗衡周恩来的保皇派红卫兵和群众。

　　第二件事是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化。以前刘少奇犯错误这件事，只是限于中央高层，并没有向下传达，一般群众还不知道刘少奇犯错误了，更不知道刘少奇犯的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13）

　　这样就给了周恩来可乘之机，让周恩来有理由安排“黑司令”刘少奇与“红司令”毛泽东共同接见群众的。周恩来巧妙地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来削弱毛泽东的革命气势。只要刘少奇出现在天安门上，那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就成空炮了。

　　因此，毛泽东要想把刘少奇从天安门上赶下去，就必须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出来，传达下去。然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做出过一个决议，就是刘少奇的问题不公开，仅限于中央，不向下面传达。这样一来，毛泽东如果要公开刘少奇的错误，就必须开一次中央会议，在中央会议上推翻上次会议的决定。

　　第三件事是在党内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现在党内高官们，大部分人对毛泽东的文革都表示“不理解”、“跟不上”，他们纷纷赞成周恩来对文革的阻挠和抵制。因此，毛泽东要展开对周恩来的斗争，就要设法把高官们从周恩来那边“拉过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在会上开展批判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高官们意识到跟着周恩来走是要犯错误的，是危险的，这样就能吓住一部分高官，迫使他们转向。

　　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在国庆节三天后的10月4日，提出要召集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王力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主席提出要把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找来开个会，就是中共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把毛主席的精神贯彻下去，在中央内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个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会。很明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不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五十天，而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两个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同志，在中央主要是周总理、陶铸。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针对他的，自然也就设法阻止这次会议。周恩来借口当时不少省市的领导，因为正在被群众批斗，一时间无法脱身，所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是否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改动，即按照通知进行。

　　毛泽东当天就在周恩来的信上写下了批示，说：“照样开会，唯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于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10月9日召开。毛泽东原计划开七天会，到10月15日结束，可是会上的阻力很大，开得很不顺利，因此会议又延长了十几天，拖到10月28日才结束。

　　（14）

　　周恩来预计毛泽东将这次会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批判，也就是对他的周恩来路线进行批判，因此周恩来做好了应付的准备。周恩来的对策，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周恩来知道，现在众高官心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很多，一旦让大家“畅所欲言”，让大家把对毛泽东的不满说出来，这样就可以改变会议的方向。

　　周恩来在开会的当天，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提出三点提议：一、发言要谈观点、摆问题；二、不同的看法，都可以讲，要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人人都发言。

　　果然，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中，参会的高官们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会议变成了“诉苦大会”。高官们出于“惺惺惜惺惺”的心情，特别对一些高官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两手被拉向身后的低头认罪的姿势)”，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表示出强烈的愤慨。甚者有人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案。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并没有亲自发言，而是让陈伯达做一个代表他本人思想的长篇讲话，然后观察众高官的动向。陈伯达的讲话，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文革的必要性和伟大性，试图对众高官“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点名批判刘少奇，为公开刘少奇的错误做舆论准备；第三部分是批判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说：两条路线斗争，在十一中全会后还在继续。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采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有的领导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或者操纵了群众组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还在受到压制，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但是陈伯达的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周恩来则借着在会上做自我检讨，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周恩来借着“自我检讨”的方式，巧妙地表示出自己对毛泽东的文革“很不理解”。既然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都很不理解，那么众高官对文革表示“不理解”，就更加理直气壮了。这样一来，这次会议的方向，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设想，没有成为批判周恩来的会议，反而成了批评毛泽东的会议了。

　　（15）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搬出林彪这个“救兵”，希望林彪来一个震动性的发言，彻底扭转会议的气氛。10月25日，林彪在会议召开后的17天，做了一次长篇发言。然而林彪的发言，却让毛泽东大大失望了。林彪的讲话，大部分篇幅都是长篇大论地论述“文革的意义”，提及实质性问题的篇幅很少。林彪说：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头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林彪这里说的“两头劲头很大”，一头是指毛泽东和紧跟毛泽东步伐的人，另一头是指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林彪说的“中间”，是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一个要求，是期望林彪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猛烈的批判。可是林彪在讲话中，却矢口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更有甚者，林彪把周恩来等人对文革的抵制，轻描淡写为“中间有点劲头不足，有点顶牛”，这根本就谈不上批判，连批评都嫌太轻。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二个要求，是要他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点林彪虽说做到了，但有点勉强。林彪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林彪虽然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但只是说他们的路线与毛泽东的路线相反，并没有说他们的路线是反动路线。至于对刘少奇的批判，林彪完全引用了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没有用自己的话来批判刘少奇。可以看出，林彪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很勉强的。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三个要求，是期望林彪指出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并对他们进行严重的警告。可是林彪却说：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林彪在这里，不仅没有批判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为他们开脱，说他们“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只是不自觉地犯了“认识错误”，这与毛泽东所说的路线错误，相差太远了。这次，林彪没有像过去那样，在毛泽东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进行“救驾”，让毛泽东完全失望了。

　　（16）

　　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毛泽东遇到周恩来委婉抵制，林彪也不肯帮忙，就在毛泽东左右为难的时候，没想到这时候刘少奇反而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前面我们提到，毛泽东为了把文革搞到底，他需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公开批判刘少奇，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这有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需要树立一个革命的靶子。这么一场大革命，总得有一个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如果没有革命的靶子，大家找不到革命的目标，革命就会成为一场闹剧。

　　同时，这个革命的靶子必须是重量级的人物，如果把彭真这样的人作为革命的靶子，那就份量太轻了，还不够格做毛泽东的敌人。因此毛泽东曾说：“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而从这方面看，毛泽东把刘少奇树成“革命的靶子”，也是看得起刘少奇，认为刘少奇还是“了不起”的，有资格做毛泽东的敌人。

　　打倒刘少奇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把文革搞到底。怎样处理革命的头号敌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革命是否“搞到底”的标志。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清王朝，因此革命的头号敌人就是皇帝溥仪。按照革命党人的初衷，至少把清帝溥仪赶出故宫，废为庶人。可是革命党人在强大的阻力面前，退让妥协了，同意清帝继续住在故宫，继续享有“皇帝”的尊号，甚至国家还要继续给清帝提供巨额的生活费，这样一来，辛亥革命就成为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中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孙中山不得不发起“二次革命”，并且直到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他的革命目标也还没有成功。因此，孙中山在遗嘱中悲愤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次，毛泽东接受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教训，希望把这场文革“搞到底”，希望在他临死的时候，不会再发出“革命尚未成功”的悲愤。那么怎样处理刘少奇这个文革的“头号敌人”，就成为文革是否搞到底的一个标志。而文革的反对派，也拿刘少奇这个“头号敌人”来做文章。

　　当时刘少奇虽然被罢官了，但还没有被打倒，甚至还是政治局常委。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多数党内高官们看来，刘少奇即使犯了错误，也还不到被打倒的地步，对从重处分刘少奇是抵制的。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给刘少奇的问题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刘少奇的错误不对外公开，对刘少奇的处分也按照党内机密处理。

　　然而，如果刘少奇的错误不对外公开，那么毛泽东就无法把刘少奇当作文革的靶子，而且周恩来等人还可以利用刘少奇的合法身份，让刘少奇公开露面，给文革泼冷水。因此，毛泽东必须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刘少奇的处理结论，要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于众，为进一步彻底打倒刘少奇埋下伏笔。

　　（17）

　　可是毛泽东要想说服众高官们，改变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公开刘少奇的错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已经不管事了，没有继续犯新的错误，这样毛泽东就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加重对刘少奇的处分。就在毛泽东为难的时候，刘少奇帮了毛泽东的忙。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态度还是很硬的，不承认自己有错，甚至顶撞毛泽东说“五不怕”。可是两个月之后，刘少奇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写了一个长篇检讨，把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盘接受下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错误的性质，完全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刘少奇还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和处分，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给毛泽东送上《检讨书》时，还特别写了一封信，声称他自愿把自己错误公开出去。刘少奇在信中说：“以我为错误典型，把我拿出来批评，对党对人民有利，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我愿意这么做。”

　　为什么刘少奇自愿当文革的靶子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分析。不管怎么说，既然刘少奇本人愿意公开自己的错误，那么反对公开刘少奇错误的人，就无话可说了，这样就把毛泽东要办的一件棘手的事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所以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毛泽东之所以说刘少奇的《检讨书》“后半段更好”，是因为刘少奇不仅承认他在文革初期五十天镇压学生的错误，还在《检讨书》的后半段，根据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的那样，承认了自己在1962年和1964年也犯了路线错误。刘少奇这个《检讨书》，成为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因为刘少奇本人都承认自己错了，这比毛泽东说刘少奇错了，更加有说服力。而且，刘少奇的《检讨书》中，不仅承认他犯了两次路线性的错误，并且还说明，这两次错误都是毛泽东亲自纠正的，这样一来，就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公开的检讨，这里摘录几段刘少奇的检讨讲话。刘少奇检讨说：

　　同志们：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了工作组，许多学校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这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18）

　　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刘少奇在检讨中，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大字报》的原话来批判自己，比如“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这样，就证明了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对刘少奇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这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当时的困难讲得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刘少奇的检讨，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批判自己在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是这样的：“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接着，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在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之后，在1964年又犯了形式上‘左’，而实际上‘右’的错误。在这段时期中，我过分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转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在事实上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刘少奇进一步承认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批判自己在1964年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不过刘少奇的检讨，有把一部分责任推给陈云和王光美的嫌疑。刘少奇的检讨最后说：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我完全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决心严格遵守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19）

　　刘少奇最后说“决心严格遵守毛主席的一切决定”，这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同时也用赞美林彪的话，向林彪示好。刘少奇还特别声明“不搞两面派”，也就是声明自己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保证言行一致。刘少奇的这个《检讨书》，事实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条件投降书”。

　　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不少高官因为受到群众的批判，对毛泽东撤工作组，放弃党的领导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委婉地为刘少奇和工作组辩护，毛泽东对这种不满言论，也不好处理。现在刘少奇站出来，自己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说毛泽东纠正了他的错误，并且自愿当文革的“靶子”。这就等于支持了毛泽东，等于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反驳了那些怀疑毛泽东的人。刘少奇的此举，在毛泽东为难的时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

　　于是在刘少奇公开检讨后第二天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不少刘少奇的好话，毛泽东说：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刘少奇)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刘少奇的好话，但那只是一时高兴说的话。不管刘少奇怎么表现，投降也好，顽抗也好，毛泽东都是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这个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为不把刘少奇彻底打倒，文革就很难搞彻底。这个既定方针，已经不可能改变了。

　　1966年11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书》，印发至县、团级，实现了毛泽东公开刘少奇错误的目标。此后，既然中央会议决定可以公开刘少奇的错误，那么对刘少奇的批判自然也就骤然升级了。1966年12月初，北京纷纷出现“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大幅标语，刘少奇终于变成了文革的头号靶子，成为革命的头号敌人。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本来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阻力还是很大的，可是刘少奇却声称他自愿当文革的靶子，主动为毛泽东排除打倒自己的阻力，简直就是自毁长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0）

　　毛泽东打倒的四个主要的人物：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除了刘少奇之外，都是比较“硬”的人，都没有向毛泽东投降，高岗自杀，彭德怀入狱，林彪出走。刘少奇刚开始也是很“硬”的，但没有像其他三个人硬到底，而是后来忽然又“投降”了。

　　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态度来看，有“前倨（jù 傲慢）后恭（恭敬）”倾向，在1966年8月态度还是很硬的。正因为刘少奇的态度硬，所以毛泽东才写了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但是到了1966年9月中旬，刘少奇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有人把这理解为刘少奇的“软弱”，这也不正确的，因为刘少奇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的“投降”，并不是因为“怕”毛泽东，也不是因为受到批判的压力太大，而是出于另外的考虑。

　　一些人看到红卫兵批斗刘少奇的照片，误以为刘少奇在被红卫兵批斗之后，不堪忍受，才向毛泽东检讨求饶的。造成这种误解，主要这些人把时间的前后顺序搞错了。刘少奇被批斗，是1967年以后的事，在1966年，刘少奇不仅没有批斗，而且照旧享受着政治局常委的待遇，照旧有资格上天安门，参加中央会议。在1966年9月刘少奇向毛泽东“投降”之前，可以说刘少奇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人身侮辱。因此刘少奇“投降”的动机，不是软弱，也不是忍受不了批斗的凌辱。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罢了官，但他依然十分镇定，并没有被毛泽东的气势吓到，更没有显示出动摇或投降的样子。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斗争的对象是刘少奇，我总以为他会很紧张，但他竟同平时一样。以我看到的他在全会上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胸怀宽阔，若无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计较；三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在全会开幕进场和闭幕出场，他也是坚持原则的。开幕时，刘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后面，闭幕式，他走在康生的后面。

　　可见当时刘少奇还是很“硬”的，态度十分镇定从容，完全没有被吓得不知所措，仓惶投降的样子。1966年8月刘少奇倒台，到1966年9月中旬刘少奇“投降”的一个月时间里，刘少奇受到的压力，就是毛泽东安排的几次政治局非正式的“生活会”，在“生活会”上批评刘少奇。但那时众高官的态度只是应付差事，除了陈伯达、谢富治少数人之外，包括林彪的批评，都是不痛不痒的。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陶铸却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许印在会议简报上，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

　　（21）

　　另据《贺龙传》记载：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陶铸、贺龙等都不肯批刘少奇，说明刘少奇是受到大家同情的。因此，当时刘少奇的处境，压力并不太大，并没有到非“投降”不可的困境。那么促成刘少奇的“投降”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来自于他对时局的分析。

　　刘少奇一直有一种“自信”：认为毛泽东离不开自己。他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周恩来成为第二把手，毛泽东就要大权旁落了，当年毛泽东提拔自己为第二把手，也是为了制约周恩来。如果毛泽东把自己拿掉，那么谁来制约周恩来呢？林彪是制约不了周恩来的，一来林彪身体不好，二来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较好。从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掌握力度来看，自己当第二把手，肯定比周恩来当第二把手要好。

　　刘少奇下台后，他冷眼旁观，果然如他预料的那样，林彪不管事，周恩来成了实际上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指示，遭到周恩来的种种抵制，而林彪持中立态度不肯帮忙，即使毛泽东寄托希望的新提拔的陶铸，也游走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不肯与周恩来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陷入没有“大将”的困境，虽说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倒是替毛泽东冲锋陷阵，这些人在党内的威信太低，势力太薄弱，担当不起“大将”的重任。

　　作为统帅，发起一场战役，却没有大将可用，这将多么可悲！毛泽东发起文革这场大战役之后，毛泽东期待成为大将的林彪和陶铸，都让他失望了，毛泽东已经陷入没有大将可用的地步。

　　刘少奇看到毛泽东的困境，也看到自己一个“复出”的机会。如果毛泽东重新启用自己，让自己复出，作为毛泽东搞文革的大将，替毛泽东冲锋陷阵，那么毛泽东搞文革，就会顺利多了。可是毛泽东已经拿掉自己了，怎么让毛泽东回心转意呢？刘少奇想用“投降”的以退为进之策，向毛泽东彻底投降，彻底认错，戴罪立功，以换取毛泽东的回心转意。

　　直到这时，刘少奇仍旧不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仍然以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是针对自己个人的，是因为自己冒犯了毛泽东，所以他才发动文革，拿掉他自己的。假设毛泽东是出于这个动机，那么刘少奇洗心革面，向毛泽东彻底投降，对毛泽东俯首贴耳，那么毛泽东就还是可以重新启用刘少奇的。

　　（22）

　　因此，刘少奇就给毛泽东写下一个彻底投降的《检讨书》，承认毛泽东对自己的一切批判都是正确的，在众高官怀疑毛泽东的关键时刻，为毛泽东解围，来一个戴罪立功。同时，刘少奇声称愿意成为毛泽东的“革命靶子”，也就是愿意牺牲自己来帮毛泽东搞文革，借此来向毛泽东“献忠心”。

　　但刘少奇还是不够老练！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简单的与自己的个人恩怨和权力之争！所以不管刘少奇投降还是顽抗，毛泽东都必须打倒他，为了完成文革这场大革命，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刘少奇公开检讨后，把他的《检讨书》下发至县团级别，实际上全党都知道了，很快全国人民也知道了。刘少奇本来的要求是，把毛泽东对他《检讨书》的批语“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也随同《检讨书》一起发下去。为此，刘少奇曾给周恩来致信说：“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

　　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毛泽东同意了。可是在最后下发刘少奇《检讨书》的时候，又删掉了批语。刘少奇之所以同意下发他的《检讨书》，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批语。因为不管刘少奇对自己骂得多么厉害，只要有毛泽东的批语“写得很好”，那就是毛泽东还承认刘少奇是好同志，这样一来，《检讨书》反而成为刘少奇无罪的证据，并且为刘少奇以后的复出埋下伏笔。

　　刘少奇《检讨书》上没有了毛泽东的批语，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刘少奇的《认罪书》，成为刘少奇有罪的证据。因为刘少奇在《检讨书》中，自己承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自己承认毛泽东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样一来，刘少奇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的名声就“臭了”，人们批判刘少奇，也不再有顾忌了。

　　刘少奇发现公开下发的《检讨书》少了毛泽东的批语，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其实这次刘少奇是想“忽悠”毛泽东的，却反过来被毛泽东“忽悠”了。但直到此时，刘奇对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仍不明白，据王光美回忆，在这期间刘少奇对她说：“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此时刘少奇还以为毛泽东打倒他，是为了那个“国家主席”的职位，以为他辞去国家主席回家种地，毛泽东的目的就达到了，就可以结束文革了。其实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早就对江青等人透过风。据王光美回忆说，1966年12月底，江青亲自找刘少奇前妻的女儿刘涛谈话，拉她造反，对她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

　　此后，刘少奇终于明白了毛泽东一定要打倒他的，所以刘少奇也不再对毛泽东“软”了，又对毛泽东“硬”起来。

　　（23）

　　刘少奇在这次“投降书”之后再写《检讨书》，就“翻供”不承认自己有错了。比如刘少奇1967年4月14日写的书面检查中这样写道：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1964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了与我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1967年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由此可见。后来刘少奇的《检讨书》，已经变成了《申辩书》的性质，刘少奇又“硬”起来，不再认错了。刘少奇试图用自己的“申辩”，来挽回前面的“认罪”，但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本来还有一些言论为刘少奇和工作组鸣不平，刘少奇的《检讨书》发下去之后，他自己都认罪了，那么替他鸣不平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刘少奇失去了最后一张防卫盾牌。

　　在刘少奇的《检讨书》公开之后，批判刘少奇就骤然升级了。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开始在刘少奇住的福禄居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批斗。

 

 

 

 

 

1月12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强行闯进刘少奇住处，当面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忽然打电话找刘少奇面谈。

　　1967年1月13日晚，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单独谈话，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谈话。关于两位巨人最后的见面，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这样回忆：

　　1967年1月13日夜，徐业夫（毛主席的秘书）来电话，说主席派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

　　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没有人挡，更何况是你呀。”

　　（24）

　　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他当时没有听懂，又提高声音对我说：“你再说一遍！。”

　　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那好。”

　　因为少奇同志搬来福禄居，业夫还没来过，故徐业夫先到了我们办公室。我问他：“为什么你用华沙车来接？”

　　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席请你谈一谈，跟我坐车一起去吧。”

　　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和火柴就出来了，光美跟在身后，用手捋捋少奇刚穿的干净衣服，把他的上衣往下抻了抻，一直送少奇上了车。看得出，光美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少奇走后，光美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

　　我说：“刚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

　　她又问说：“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车了？”

　　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

　　她心中无数，说：“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时，问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

　　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二是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对毛刘的这次见面，也回忆说：那天是晚上8点多钟，毛主席的秘书要来个普通的车，有少奇同志，主席秘书徐业夫和我，三个人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把少奇同志送进去，就在门口等着。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

　　（25）

　　王光美本人也回忆说：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些的人回忆大致差不多，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话的内容，应该是刘少奇向王光美转述的。怎样理解两人这次的最后见面呢？我们进行这样的分析：

　　毛泽东见面刘少奇的第一种可能性，是与老战友的诀别。毛泽东的性格虽说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也有讲情谊的一面。似乎毛泽东有一个惯例，对他要打倒的老战友，最后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之后两人就友情两断了，成为敌人了。196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召见彭德怀，还特地请彭德怀吃了饭，喝了酒，从此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友情就一刀两断了。

　　这次毛泽东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心态，刘少奇跟毛泽东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次毛泽东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最后跟他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友情也就一刀两断了。毛泽东选择这个时侯见刘少奇，也是因为如果在对刘少奇批斗升级之后，毛泽东再接见刘少奇这个“黑司令”，在红卫兵那边就不好交代，甚至会让红卫兵发生误解，所以毛泽东必须在刘少奇的批斗升级之前，见刘少奇这个老朋友最后一面。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与老战友的诀别，那么毛泽东的客客气气，最后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还叮嘱他：“保重身体，好好学习”这些事情，就比较好理解了。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二种可能性，是胜利者的快感。或许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而且越来越受到批斗的威胁，刘少奇很可能会向自己求饶了。胜利者的最大快感之一，就是败军之将在自己面前俯首跪地求饶，毛泽东大概想享受一下这种胜利者的快感，看看刘少奇俯地求饶是一个什么样子。

　　两年前，刘少奇还是很傲慢的，在大会上当面不给毛泽东面子，气得毛泽东拿出《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现在轮到刘少奇拿《宪法》替自己维权了。打倒蒋介石的斗争，才花了三年时间，而对刘少奇的这场斗争，毛泽东就花了两年时间，可见胜利来之不易，所以毛泽东要看看刘少奇这个败军之将的最后表演。

　　（26）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那么让刘少奇坐“华沙牌”小轿车去见他，就比较好理解了。这种轿车当时是厅局级的干部坐的，最低档的小轿车。而刘少奇一直都是坐顶级的大吉斯轿车，因此王光美对刘少奇屈尊坐华沙牌小轿车，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或许是看到刘少奇已经投降了，想用“轿车”的级别，压刘少奇进一步低头。

　　不管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老战友的诀别，还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刘少奇的态度，都让毛泽东感到意外。毛泽东本以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了，以为刘少奇即使不会跪地求饶，也会表示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可是刘少奇这次却没有“软”，不仅没有跪地求饶，甚至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都没有表示。相反，刘少奇“硬”了起来，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高姿态，对毛泽东表示：“由我一人承担这次路线，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职，是对毛泽东无言的抗议，也是让毛泽东为难。据王光美回忆：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周恩来已经明确告诉刘少奇，不要再提辞掉国家主席的职务，这样是“让组织为难”。可是刘少奇却明知故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向毛泽东发难了。因此，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刘少奇本人也很清楚，他提出的这个要求，毛泽东本来就是无法当面回答的。于是毛泽东把话岔开，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毛泽东大概是因为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随便说了几本书，这几本书并无特别的意义。

　　这次见面之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其中有“我已失去自由”等话，但刘少奇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的“投降书”，是非常失算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众高官被群众批斗，党内反毛泽东的情绪很强。周恩来虽然也抵制毛泽东，但只是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没有公开地反对。如果这时刘少奇对毛泽东彻底“硬”下去，把自己树立为反毛泽东的旗帜，那么刘少奇就会赢得众高官明里暗里的支持，至少是人格上的敬佩，就像彭德怀那样。

　　可是，刘少奇突然向毛泽东“投降”，就失去了众高官对他的支持和信任。尽管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又“硬”了起来，但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刘少奇了，甚至认为他在搞投机。周恩来等人本来都是想支持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忽然反戈一击，不是站在周恩来这一边，而是站到毛泽东一边去了，这样周恩来这一派人，也对刘少奇彻底失望了，不再支持刘少奇了。刘少奇如果有周恩来一派人的支持，至少不会被那么快打倒，结局也很可能会好得多。刘少奇“投降书”，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这也是刘少奇悲剧的一个因素吧。

　　（27）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是继续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撤销上次中央会议所做出的对刘少奇错误进行“保密”的决定，向全党公开刘少奇的错误。这个议题由于刘少奇本人很“配合”,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个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针对周恩来为首的保守派老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这个议题由于遭到大部分参会高官的抵制，进行得很不顺利。参会的高官们，不少人正遭受红卫兵猛烈的冲击，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

　　毛泽东请来救兵林彪，但林彪却持中立态度，没有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只有陈伯达和谢富治等少数高官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劣势，而周恩来则占据了上风。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大会发言。这次毛泽东的发言比较低调，不但没有指责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对他们十分“宽容”。毛泽东的开场白说：我讲几句，讲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的“两件事”，也就是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继续批刘少奇，也就是“一线、二线的问题”。毛泽东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这里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特别指出“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这是因为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保密。因此，毛泽东提出，应该让红卫兵知道中央的变化，也就是向红卫兵公开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讲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就是，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短，来势很猛，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这里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客气”，巧妙地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闯了一个祸”，没有坚称自己发动文革一定是正确的，这样客气的措辞，可以缓解一下高官们的对立情绪。毛泽东继续说：

　　（28）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个月，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虽然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在5月16日又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了。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毛泽东这里用抱怨的口气说，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呼吁，可是高官们就是“不注意”。不得已，他发动红卫兵来“冲”，高官们就“不注意也不行了”。毛泽东这里的言外之意是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就是不理会我的话，所以我才不得不发动红卫兵。我发动红卫兵是你们“逼”出来的，因此你们也不要埋怨我。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毛泽东这里用客气的话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这就是意味着，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要紧。但在中共历史上，犯路线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绝不是“改了就是了”。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这次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许多很多高官感到自己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就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对“路线错误”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就打消了那些有“路线错误”的高官的忧虑，使他们感到自己还是有出路的，因而不至于顽抗到底。

　　毛泽东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因为这次会上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毛泽东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所以说出这句言不由衷的话。在毛泽东的内心中，这些高官都是要打倒的，但现在时机还不到。

　　毛泽东又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我们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时谁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毛泽东这里再次对高官们的“思想不通”，表现出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这也是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但毛泽东最后又强调他胜利的信心：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人，还是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会通的。

　　（29）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相当被动的，他煽动起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不仅没有烧向周恩来，反而反过来烧向毛泽东自己。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及时停止这次会议。据叶剑英透露，毛泽东在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说：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一些人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周恩来在10月26日和28日发表大会讲话，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表态”。周恩来在讲话中，先对文革的意义大肆吹捧一番，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这个年代比斯大林的年代更伟大。大家要下定决心，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单单泛泛地吹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行。对于毛泽东的两个会议主题，周恩来必须表态。对第一个批刘少奇的主题，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调子，对刘少奇进行了点名批评，他说：

　　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

　　周恩来批刘少奇的调子，比林彪批刘少奇的调子高了许多。林彪在这次会上批刘少奇的时候，只是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而周恩来的话，就严厉了许多，这反映出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不满。因为在关键时候，刘少奇并没有帮周恩来，而是去帮了毛泽东，因此，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比过去严厉了许多。

　　不过周恩来给刘少奇扣的政治帽子，并不是他发明的。前些天谢富治在会上批判刘少奇时，就说过：“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

　　虽然周恩来也批评和批判刘少奇，但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总体上还是“保”刘少奇的。这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保住刘少奇，就可以间接地保住周恩来自己。甚至到一年后的1967年五一节，周恩来还婉言地提出刘少奇上天安门的问题。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五一节，总理请示毛主席，说朱老总和陈云同志要上天安门，主席说：“当然要上。”总理又接着请示说：“刘、邓、陶是不是就不上了？”主席说：“就不上了。”

　　（30）

　　后来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责问说：“总理，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要让刘、邓、陶上天安门？”当时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会上总理遭到围攻。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要对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表态。在批判刘少奇的主题上，周恩来点名批评了刘少奇，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对于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讲，又要进行抵制，因此，周恩来使出了他的政治智慧，说：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因为周恩来想要抵制毛泽东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他在讲话中，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是改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这个拗口而冗长词句，来代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把“反动路线”转弯抹角地减轻为“错误路线”，这就是周恩来委婉抵制毛泽东的一种常用做法。

　　周恩来又说：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要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周恩来试图在这里声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不是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把文革的打击力度大大降低了，深得高官们的支持。周恩来又说：

　　我和红卫兵们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地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给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但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对各级领导宣布罢官，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周恩来这些话，名义上是对红卫兵说的，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说的，提出不要罢官，不要抄家，不要打人和体罚。这对于正处于被罢官和挨斗的危机中的高官们来说，真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更使他们打心眼里支持周恩来。

　　周恩来的这些话，深得高官们的人心，他们觉得周恩来是替自己说话的。因此，毛泽东要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也就批不下去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站了上风，赢得了大多数高官的支持。

　　（31）

　　最后，周恩来还不忘团结毛泽东那边的人。周恩来最擅长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把不同政见的人也团结过来。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周恩来就把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甚至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团结了过来，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大功，这方面周恩来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次，周恩来又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把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团结过来。

　　毛泽东那边的人，一个是林彪为首的军队集团，另一个是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陈伯达只是一个挂名的组长，江青才是真正的组长。尽管这样，陈伯达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周恩来与陈伯达的私交较好，同时周恩来也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有不少矛盾，这就成为他把陈伯达团结过来的基础。

　　周恩来要团结林彪和陈伯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众人面前说他们的好话，吃了别人的饭嘴软，听了别人的好话耳朵软，因此周恩来要在这次大会上，在众高官面前吹捧一番这两个人。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林彪同志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1960年写了《农村工作六十条》，1962年写了《财贸决定》，1963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1964年写了《工业问题》，1965年写了《二十三条》，1966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

　　周恩来的吹捧，不是空洞地说什么“英明”、“伟大”之类，而是很具体地说出对方值得吹捧的事迹，让对方感到周恩来真正研究过自己的东西，感到周恩来的诚意。以周恩来的身份，说林彪“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说陈伯达是“我党最杰出的理论家”，是非常有份量的赞誉。

　　周恩来看人还是比较准的，重点团结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个人，后来两人都被周恩来团结过去，因而毛泽东又要打倒这两个人。

　　最后，周恩来对自己的心境进行了一番自我表白，周恩来说：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每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红卫兵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但我下定决心，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一定知过必改，努力赶上。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在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自我表白”是成功的，一方面他说自己总是落后的，有“掉队之虞”，这是委婉地表示出他对文革的消极和抵制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表明他不会消极地退出这场战斗，而是将努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名言，也成为人们评价周恩来的名言。

　　（32）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毛泽东来说，又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做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工厂企业”。

　　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一旦生产受到影响，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初衷，本想把这场革命限制在机关学校等“文化部门”，不要影响到工厂企业的生产。是什么原因迫使毛泽东改变这个初衷，把文革延伸到了工厂企业呢？

　　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说要把文革“搞到底”，比如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那么，毛泽东所谓的“搞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关系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

　　中共建国之后，从夺权者变成了掌权者，与所有的掌权者一样，中共也想把自己的政权长久地维持下去，这样就必须考虑中共政权面临哪些威胁。一般来讲，一个政权的威胁有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外国的入侵，来自内部的威胁是国内的反叛。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大部分高官的意见有所不同。刘少奇为首的高官们，认为中共的外部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周边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么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了。所以刘少奇提出的战略思想是：联苏抗美，跟苏联搞好关系，共同对抗美国。

　　“联苏抗美”的思想比较容易理解，在党内也有相当的势力，林彪也是赞成“联苏抗美”战略的，他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近，反对尼克松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毛泽东说“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的人，就是林彪。

　　相反，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联美抗苏”，这在当时是不好理解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跟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一起，那样还能搞社会主义吗？

　　对于“联美抗苏”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出发点来考虑的：

　　第一、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修”了，成为修正主义国家了。

　　第二、中国如果跟着苏联走，那必然像苏联那样，也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与苏联分道扬镳。当时并不只是毛泽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也反对苏联的模式。还有日本共产党等非执政的共产党，也反对苏联模式。

　　第三、如果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加上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中国就要面临苏联军事干涉的危险。事实上，苏联曾出兵匈牙利、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军事干涉“不听话国家”的先例。进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所以当时毛泽东感到苏联军事干涉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中国在军事上单独对抗苏联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有必要借助另外一极的力量来对抗苏联，这就是美国。

　　第四、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和平演变，而不是军事入侵。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抗衡苏联，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入侵。

　　第五、虽说中国与美国接近，可以避免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威胁，却又要面临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来自美国的和平演变，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为了抗衡美国的和平演变，中国有必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美国和平演变的企图。

　　综合上述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构想是：在军事和外交上搞“联美抗苏”，消除苏联的军事威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政和思想上，搞文化大革命，消除内部“和平演变”的因素，保证中国的红色政权长久地持续下去。

　　（33）

　　很显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刘少奇的“联苏抗美”思想很容易理解，而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思想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然而，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联美抗苏”思想的，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周恩来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也出力很大。

　　周恩来的战略思想，或许与毛泽东不那么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认为中国跟着苏联走，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严重，中国跟苏联走，只能当苏联的卫星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中国不跟苏联走，又要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需要与美国搞好关系来抗衡苏联。

　　对于中共政权来自国内的威胁，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不一致。刘少奇认为，国内的威胁是来自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也就是黑五类。这些人被剥夺了土地，没收了财产，对中共抱有深仇大恨。不仅这些“黑五类”本人，就是“黑五类”的子女，会因为中共摧毁了他们家族的荣华富贵，因此对中共也怀有仇恨心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人黑五类“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妄图复辟过去失去的天堂”，因此刘少奇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内，而是来自党外的黑五类的暴乱造反。

　　而毛泽东的想法不同，他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外，而是来自中共党内。毛泽东认为黑五类已经完全打垮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造反暴乱了。毛泽东认为中共遇到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党内，是官员干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腐化堕落，使中共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被群众推翻。所以要使中共政权长久维持下去，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

　　毛泽东认为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靠中共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官相护的传统，所以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外部力量来帮助中共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群众来整治掉那些不合格的官员，保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基于“抵制和平演变”和“保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毛泽东文革的对象，不是党外的黑五类，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和腐化堕落分子。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概念，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基本上被揪出来，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基本上被清除掉，也就是一场党内大清洗。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概念，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一般的群众和红卫兵，都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