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二十（崇新岳 百思峰 ）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

（16）

　　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第一个特点就是“反苏”。有些人批评毛泽东的反苏政策，认为中国应该与苏联搞好关系，“反苏”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反苏”呢？究其原因，既有被迫的成份，也有他主动的成份。

　　毛泽东“反苏”的第一个原因是“被迫”。苏联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沙文主义习惯严重，不允许社会主义同盟国家采用其它方式“单干”，强调老大哥苏联的领导，要求同盟国绕着自己的指挥棒转，一切听从苏联的指挥。毛泽东形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名义上说是“兄弟党”，实际上视为“儿子党”，用“老子管儿子”的方式，粗暴地干涉他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样势必影响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团结。

　　苏共不仅与中共关系不好，与日本共产党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关系也不好，大家都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多有反感。1968年苏联对不听话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动军队武力干涉，连罗马尼亚等卫星国都进行了反对。因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出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些国家对苏联是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苏联是一个霸王作派国家，中国要想与苏联搞好关系，只能当一个马首是瞻的小伙计，要想平等地位，自称“老大哥”的苏联是不会答应的，这对于毛泽东以及当年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古巴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反对苏联。因此，毛泽东的“反苏”，有很大成份是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尊，并非单纯的个人“意气之争”。

　　毛泽东“反苏”的第二个原因是“主动”。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

　　绝大部分中国人不信宗教，没有信仰，还总会不自觉地用世俗的观点，去探讨宗教信仰。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不是为了获得什么物质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如果认为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是和尚想出名，想夺权之类的世俗利益，那就完全误解宗教了。因为宗教信仰是无法用世俗的观点去理解的。

　　（17）

　　共产党是一个近视于宗教的组织，参加共产党，要举手宣誓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信仰”和“献身”，都是宗教的东西，每一种宗教的教义，都是要信仰的，都是不能提出怀疑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要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更是要改变人的思想，这就非常类似于宗教了。宗教都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及所谓“洗脑”。共产主义也同样，是需要“信仰”的，是需要有“信徒”的。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说：“中国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生小孩子的时候信，等生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本人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毛泽东多次说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现在有一个颇为流行的名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不允许“修正”伊斯兰的原教旨，并且不惜流血牺牲，也要保卫伊斯兰的“原教旨”。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人这样不信教的群体看来，实在不可思议。中国人看来，把一种“主义”修正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为其大动干戈，流血牺牲更是荒唐至极了。因此理解毛泽东的“反苏”，就要抱着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种态度，去思考和理解。

　　毛泽东“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毛泽东信奉“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原教旨，因此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自然就要跳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什么“原教旨”呢？

　　马克思的第一条原教旨是“暴力革命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布他的新外交政策“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将属于哪一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两种制度国家的这方面分歧，并不妨碍两者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

　　（18）

　　赫鲁晓夫所谓的“竞赛”，指的是经济竞赛。赫鲁晓夫把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修改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和平经济竞赛”，显然是大大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还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和平过渡”论，更是否定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教旨”。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声称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赫鲁晓夫则反批评毛泽东“好战”。

　　1957年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执。赫鲁晓夫说：“在核武器出现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每消灭一个资本家的时候，会同时消灭数以万计的工人。这个时候，对许多人民来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毛泽东在发言时，与赫鲁晓夫唱反调，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有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打原子战，没有经验，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如果爆发原子战要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剩下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个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毛泽东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暴力革命论”，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战争，批评赫鲁晓夫是“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懦夫胆小鬼”；而赫鲁晓夫则批评毛泽东是“好战分子，战争狂人。”

　　马克思的第二条原教旨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说：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从来不存在不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全民党”。在这里，赫鲁晓夫把“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不分阶级的“全民党”，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这当然是毛泽东这样坚信马克思原教旨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19）

　　赫鲁晓夫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在今天的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这里，赫鲁晓夫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也否定掉了，这点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相通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

　　刘少奇和赫鲁晓夫都持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一个原因。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信徒，当然不能接受和容忍“阶级斗争熄灭论” 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不就熄灭了嘛。”

　　当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信奉马克思的原教旨，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人，都是虔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信徒”。

　　当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领头人的苏联，出现了违背“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在他主导写的反苏纲领性文献“九评”中，是这样说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但是我们认为，苏共的一系列原则性错误，危害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这里表明，毛泽东也很清楚，“反苏”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害，那么为什么还要“反苏”呢？这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因为“信仰”是不能用利益做交换的，为了信仰，任何物质利益都是可以抛弃的。所以毛泽东“反苏”动机的一部分，就是出于这种“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责任感。

　　（20）

　　当然有人会说：毛泽东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行，为什么要捆绑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着他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呢？

　　这也是一种对宗教的误解。宗教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推广到其他每个人身上。很多宗教都有传教士，四处去传教，更有宗教战争，用暴力的方式强迫别人信教。一个国家，凡是宗教性很强的党派当权，都会“强迫”全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教义去做。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都要求全体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强制全体女人必须戴面纱。

　　宗教要解决的是全体人民的信仰问题，绝不是单纯个人的信仰问题。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圣经》上说：“我们信仰上帝!”

　　这个时候，美国人不能抱怨美国总统说：“你自己信仰上帝就行，你凭什么代表我们跟你一起信仰？”美国也是一个宗教情结很重的国家，美国的座右铭是“我们信仰上帝”，每一张美元上都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美军中也有法定的神职人员：随军牧师。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宗教运动。因为狂热和信仰，是宗教运动的基本特征。外国不时发生宗教运动，发生宗教战争，比如消灭“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圣战”等等。这些对于不信教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于理解的东西。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宗教高潮，最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唐朝的佛教高潮，最近的一次就是发生在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蒋介石统治时期，一个人只要是共产党，马上就可以枪毙，根本不需要其他理由。即使这种屠刀的恐怖，也没有使共产党的人数减少，当时参加共产党的人，是出于信仰，而不是要去谋利。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牺牲的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有370多万，这么多人为共产党流血牺牲，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毛泽东的地位，也类似于教主，他想要建立的中国，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而是一个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他要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共产主义信徒。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其中就有这种“教主”的动机。

　　（21）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二月提纲》上，不得不退让一步，默认了《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只是暂时的退却，他正在等待机会反击。很快，一个绝妙的机会来了：苏联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为什么说这个机会绝妙呢？

　　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是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要对《二月提纲》进行反击，也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才有效果。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主席的特权之一，就是临时召集政治局会议。所以毛泽东是有权随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但问题是，召开会议必须有一个“议题”才行。

　　如果毛泽东开会的“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那毛泽东只能是配角，刘少奇反倒成了主角，这样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显然是不会召开的。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国防和备战问题，毛泽东倒是主角，但因为刘少奇不管这些工作，自然刘少奇就不会有错误，毛泽东找不出把柄在会上“批”刘少奇一下。

　　现在毛泽东要跟刘少奇斗争，所以他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可以在会上抓住刘少奇的什么把柄“批”他一下，现在苏联人送来了这个机会。

　　毛泽东先不表态，让刘少奇去决定。果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提出的理由是，1950年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和军事装备严重老化，零配件十分缺乏，因此需要与苏联有一定的经济来往。

　　刘少奇的决议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尽管毛泽东是党主席，但他个人也无权推翻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毛泽东要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必须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来否决刘少奇的决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政治局委员们会赞成毛泽东，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吗？毛泽东对此是有信心的。毛泽东深晓中国历史，知道中国人在对外问题上，历来都是“主战”比“主和”讨好，“强硬”比“妥协”有理。毛泽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刘少奇崇洋媚外，不但刘少奇自己没话可说，而且，谁要是替刘少奇说话，自己就要背上一个“软弱、没骨气”的黑锅。所以愿意为刘少奇背黑锅的一定不多。

　　于是毛泽东3月18日到20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是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康生等，而且林彪特别从苏州赶来，为毛泽东的这场会议助威。

　　这是毛泽东时隔一年，在政治局会议上与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斗争。来到会场的毛泽东精神抖擞，用挑战的目光环视左右。刘少奇的气色不太好，因为他年初曾大病一场，才病愈不久，刘少奇的身体远不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气色虽然不好，但神色自如，丝毫没有畏惧之色。刘少奇知道毛泽东这个会议是冲着他来的，他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22）

　　周恩来还是一如既然，对毛泽东殷勤客气，对刘少奇也礼貌有加，双方都保持友好。

　　林彪的气色不错，这让毛泽东感到安心。毛泽东前些时候托人给林彪传话：“要好好养身体，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今天看上去，林彪的身体还真养得不错。林彪给毛泽东投去坚决支持的目光，更鼓舞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始发言了，第一句就说：“苏联的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

　　毛泽东说完这句，等大家的反应。会场上果然如他所料，刘少奇沉默不语。因为刘少奇知道，他如果跟毛泽东辩论，只能是越抹越黑，这种牵扯到“民族自尊”的问题，肯定是越“左”越有理的。其他人也同样沉默不说话，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对外关系上，被扣上一个“腰板不硬”的帽子。另外，高官们不说话，也是想避免刺激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争执。因为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已经不好了，即使中国去参加会议，也不会有大的改善。

　　大家都不说话，就是等于默认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样毛泽东就小胜刘少奇，否决了刘少奇的决定，打击一下刘少奇的威信。毛泽东还要乘胜追击，继续“批”一下刘少奇，说：“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苏联。”

　　毛泽东这段话，是暗批刘少奇提出要依靠苏联提供机器设备和零件。毛泽东提出完全相反的路线“自力更生”，不靠苏联。在中国，凡是提出“不依赖外国”的口号，总是没有人能够反驳的。

　　毛泽东再乘胜追击，继续说：“我们不参加会议，但可以写一封信，我们的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我们讲过，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他们那些人总是要反华的。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

　　毛泽东早先说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后来“叛徒、工贼”的帽子又转移到刘少奇头上，因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时彭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小难题，说：“这次我们不参加，那么修正主义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毛泽东也没有被彭真难住，回答说：“发还是发，我们发贺电，是贺苏联人民的。”

　　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小胜了刘少奇一步。但毛泽东这次开会的目的，并非仅仅如此。上次刘少奇借《二月提纲》，用暗语向毛泽东提出“和解”。而毛泽东则要在今天的会议上，用暗语对刘少奇发出“最后通牒”，向刘少奇宣告：“你要投降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毛泽东这时把话题一转，把炮口直面刘少奇。刘少奇主管文化界和教育界，文化界的问题，政治局在《二月提纲》中才作出决议，毛泽东不便在此时“批”文化界的问题，于是他转而“批”教育界的问题。

　　（23）

　　毛泽东先挑明他的观点，就是“教育界也要搞革命”，毛泽东先说明教育界要搞革命的理由，他说：“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对他们搞革命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

　　林彪马上附和说：“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这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继续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清楚。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教育界。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毛泽东先借机把吴晗“批”一下，然后对着彭真，更加挑明了说：“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去年九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这里毛泽东点名批了彭真的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同时毛泽东又向众高官指出当前的形势：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表示支持毛泽东，还有13个没有表示支持，但整个解放军都是支持毛泽东的。

　　然后，毛泽东继续阐明，他将用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教育界的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好的坏的都不要压。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把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历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还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

　　林彪见机“捧”一下毛泽东，说：“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要学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很高兴林彪这时候出来捧他，但这里他还要谦虚一下，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的那些东西。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再捧毛泽东说：“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终于接受了林彪的捧，说：“那么这样说也可以。”但毛泽东还是要表示一下谦虚，又说：“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的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之后，毛泽东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要让学生鸣放，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就是要让教授被学生打倒。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年纪老的、学问多的。”

　　（24）

　　毛泽东抛出了他搞教育界革命的方式，就是“年纪小的打倒年纪老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学生打倒教授。”毛泽东这样激进的革命，当然得不到刘少奇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成，但是陈伯达跳出来支持毛泽东，说：“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很高兴陈伯达的表现，接着他的话说：“我们要让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有政治经验的、立场坚定的人来接班。”

　　毛泽东要让学生与教授进行斗争，但是这个斗争的平台是什么呢？毛泽东继续说：“要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纸上斗争。”

　　林彪马上支持说：“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斗争的平台是“报纸”，让年轻人在“报纸”这个平台上，对年纪老的权威，用文章进行斗争。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到用大字报的方式。

　　最后，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通牒了。但是这个最后通牒，不能直接对刘少奇说，毛泽东借用“指桑骂槐”的手法，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毛泽东讽刺《人民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样，指责《人民日报》把批《海瑞罢官》作为“学术研究”。毛泽东这些话，明里是批评吴冷西，但与会的高官们都清楚，这些话其实是说给刘少奇和彭真听的。

　　毛泽东继续批评吴冷西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了，他用暗语对刘少奇声明：“你要是不赶快投降的话，就要垮台了。”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部分人都明白了毛泽东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倒是被批的吴冷西本人没搞明白，以为毛泽东真的是批他呢，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会议结束后，吴冷西胆颤心惊地从会议厅出来，向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当然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用安慰的语气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住处，又对彭真谈起这件事。彭真当然也明白毛泽东的用意，他也对吴冷西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都看出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但这些人还是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谁会胜出，所以还在观望。除了林彪和陈伯达明确支持毛泽东之外，其他人仍然是中立的态度，既不得罪毛泽东，也不得罪刘少奇。

　　（25）

　　刘少奇从会场出来，心情既不愉快，也不沉重。刘少奇虽然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小输一场，但毛泽东也赢得很勉强，只是赢了一个面子，并没有赢得众高官的心。相反，一些高官倒是暗暗同情刘少奇，觉得他这样的务实做法，比毛泽东的唱高调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刘少奇从众高官的态度看得出来，毛泽东除了林彪和陈伯达之外，已经没有死党了，这极大地鼓舞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但同时刘少奇也明白，毛泽东要是豁出去拼死一斗，也使他够呛。所以刘少奇借着《二月提纲》，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号，说：“左派要互相帮助，不要相互揪住不放。”

　　刘少奇想与毛泽东进行“平等的和解”，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能接受“平等的和解”了，毛泽东的“和解条件”是：刘少奇单方面的投降。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很明白毛泽东催促他投降的暗语通牒。毛泽东借着骂吴冷西，对刘少奇指桑骂槐地说：“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一方面用暗语对刘少奇威胁说：“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这里毛泽东所谓的“进步”，当然就是“投降”的意思，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你要再不投降的话，那就要垮台了。”

　　但毛泽东另一方面，也给刘少奇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说：“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我连批评都不批评。”这句话是暗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抱有希望，希望刘少奇能够“进步”，所以毛泽东才会“批评”他。

　　如果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最后通牒，在会后立即去找毛泽东谈话，向毛泽东赔礼道歉，做一个低三下四的检讨，发誓从今以后一定听毛泽东的话，一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那么毛泽东还是可以饶过刘少奇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可以避免了。

　　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与毛泽东继续斗争。因此，刘少奇在会后，没有去找毛泽东谈话，甚至连招呼都不打，马上乘专机返回北京，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六天后的1966年3月26日，刘少奇毫无悬念地离开北京，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进行长达二十余天的访问。

　　刘少奇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呢？第一，刘少奇的性格也是宁折不弯的，也是一条硬汉，投降不属于刘少奇。事实上，后来刘少奇被打倒关押，直到临死前，他也始终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第二，刘少奇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在党政机关中，刘少奇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毛泽东的力量，这点刘少奇很有自信。刘少奇的弱点是在军队里没有势力，毛泽东多次向刘少奇发出“解放军支持我”的威胁，但刘少奇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动用军队搞“兵变”是很难的，因为周恩来和朱德、贺龙这些军队大佬，都不会同意搞“兵变”。

　　（26）

　　第三，刘少奇把斗争失败的后果，想得太简单了。刘少奇认为：假如失败，无非像彭德怀那样，辞去一切职务，带王光美回老家种地。所以文革发动起来之后的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与刘少奇单独会面，当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是：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刘少奇了。

　　毛泽东并不隐瞒自己的性格，时常“提醒”别人，说：“你们要是犯了错误，不要怪我不念旧情，翻脸不认人。”

　　就像毛泽东说的“凡事都要一分为二”，毛泽东自己的性格也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也有“害”的一面。从“人情”的角度分析，“翻脸不认人”似乎绝情，因此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翻脸不认人”的做法，甚至说毛泽东的性格“残忍”，对自己几十年的老战友不念旧情，打倒不说，还要踩上一只脚。

　　不过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性格，也有另一面：决绝利于防止“腐败”。像张青山、刘子善这样屡立战功的老革命，因为贪污腐败了，毛泽东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枪毙了。如果是周恩来处理张青山、刘子善，大约会“念旧情”，考虑到他们过去对革命事业的功劳，从轻处分，至少不会枪毙。

　　对于贪腐来说，周恩来那样“翻脸还认人”、“讲人情”的领导人，他们是不害怕的，可能会“前腐后继”。而毛泽东这样“翻脸不认人”、“铁面无情”的领导人，他们就害怕了，所以绝不敢去以身试法。毛泽东时代比较清廉，这与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换上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人，老战友张三腐化了，他要念旧情，照顾一下；老部下李四贪污了，他要念旧功，从轻发落……，对吏治“讲人情”，百姓就倒霉了，怎么能治得住贪官，怎么能净化社会呢！

　　人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赞扬包公“铁面无情”，但真的包公来到自己身边，对自己也“铁面无情”的时候，人们又要叶公好龙，抱怨包公“不讲人情”了。

　　尽管毛泽东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他对刘少奇，应该说还是给予了“特别照顾”，甚至给了刘少奇四次机会，希望刘少奇“改正错误”，但都被刘少奇拒绝了。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一次机会，是1964年12月毛泽东生日晚宴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刘少奇去向毛泽东赔礼道歉，那么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真正和解”，重归于好。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二次机会，是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时候。如果那时刘少奇看出毛泽东的愤怒，马上去向毛泽东检讨道歉，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有条件和解”。这时毛泽东要削去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但保留大部分权力，让刘少奇戴罪立功。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三次机会，就是这次1966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这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会议之后马上向毛泽东检讨反省，毛泽东可以让刘少奇“投降”。不过这时毛泽东就要拿走刘少奇的全部实权了，只给他保留一个“国家主席”的虚位，让刘少奇体面地下台。

　　（27）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四次机会，是后来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那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无条件投降书”，在会上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那毛泽东还是可以放刘少奇一马，保全身家性命。

　　等到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写下打倒刘少奇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再想回家种地，已是不可能了，等待刘少奇的只能是监狱了。现在并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要处死刘少奇，刘少奇之死，主要是身体不好，经受不起牢狱的痛苦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等刘少奇来“投降”，可是刘少奇却不辞而别地走了，这让毛泽东更加气愤。毛泽东专门给刘少奇留下一个投降的机会，但刘少奇一点儿也不领情，这更增添了毛泽东一定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但毛泽东一下子打倒刘少奇还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用“剥笋”的手法，先从刘少奇的外围开始搞。第一个要搞掉的，毫无疑问就是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而要搞掉彭真，必须有一个借口，毛泽东把这个借口，就放在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上。毛泽东先要推翻彭真的《二月提纲》，从而进一步打倒彭真。

　　现在刘少奇出国访问去了，正是打倒彭真的绝好良机，于是毛泽东立即行动。3月26日，就是刘少奇出国访问的同一天，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他打倒刘少奇的新部署。

　　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对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张春桥提到，彭真批评上海方面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气愤地反驳说：“为什么吴晗发表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张春桥又说：“上海方面问北京，《二月提纲》中所谓的‘学阀’是指谁？彭真说：‘学阀’是指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毛泽东听了更来气了，说：“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吴晗、翦伯赞是大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张春桥进一步说：“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这句话是多余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二月提纲》是指向他的，用不着张春桥提醒。毛泽东说： “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这里，毛泽东提出他这次行动的明确目标“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五人小组。”但是毛泽东要实现这个目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已经不行了，毛泽东这次必须改用“自下而上”的方式。

　　（28）

　　毛泽东接着阐明他的斗争策略，是“从地方开始，向中央造反”。毛泽东说：“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了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那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

　　在这里，毛泽东又对现在在位的中央高官们，发出警告说：你要站在造反的孙悟空方面，保护左派，如果你站在保皇的玉皇大帝方面，那你就非垮台不可。

　　这次毛泽东的讲话，挑明了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不管阻力多大，一定要打倒彭真。当然毛泽东也知道，要打倒彭真，没有周恩来的同意是不行的。3月31日，毛泽东派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他这次的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交底”，逼周恩来表态。

　　周恩来听了康生的汇报，心情十分沉重。周恩来非常不愿意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摊牌，如果党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动手摊牌的话，这个党必然面临一场大灾难。

　　周恩来并不忠于毛泽东，也不忠于刘少奇，但他忠于共产党。周恩来是中共的缔造者之一，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这个党的身上，党就像他的亲生孩子一样，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党。

　　可是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已经越来越刀枪见红了。周恩来知道自己阻止这场大斗争爆发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严格中立，让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不敢贸然动手。刘少奇搞《二月提纲》的时候，周恩来被迫卷了进去，所以周恩来不得不想一个对策，可以使自己抽身于毛刘两人之外。

　　1966年3月12日，周恩来致信刘少奇、彭真等人，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并交待了外交、国防、国务院的有关工作事宜，同时函报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就到天津去了，躲开刘少奇在北京的一线中央，也躲开毛泽东在南方的二线中央。

　　周恩来本想躲开一个月时间，没想到五天之后的3月17日，毛泽东就招周恩来去杭州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是刘少奇招周恩来去开会，周恩来肯定是推脱不去参会的;可是毛泽东招他去开会，周恩来不好意思拒绝，因为毛泽东毕竟在二线，这种“半退休领导”的心态，是最敏感的，所以周恩来只得来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让周恩来感到前景非常不妙，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是充满火药味了，周恩来看得出，毛泽东离爆发，已经进入了读秒阶段。但周恩来却又无法劝阻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是不听劝的，越劝越糟糕。周恩来想到去劝刘少奇，但刘少奇会议一结束就走了，似乎也没有接受劝告的迹象。

　　而现在，毛泽东派康生来跟周恩来“交底”，他要打倒彭真。这时候，周恩来就非表态不可了。

　　（29）

　　清代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有一句名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这句名言放在周恩来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周恩来本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经常却要“装糊涂”。毛泽东也深知周恩来很会“装糊涂”，如果毛泽东用暗语跟周恩来说，周恩来就会装做“听不懂”，把毛泽东的“指示”敷衍过去。所以毛泽东这次一改过去用暗语讲话的含蓄方式，直接用明语跟周恩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1966年3月31日，毛泽东让康生向周恩来传达自己的讲话，几乎就是挑明了说：“我要打倒彭真，你同意不同意?”

　　这可给周恩来出难题了。如果毛泽东用暗语“提醒”他，周恩来还可以“装糊涂”，这次毛泽东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周恩来也不得不作出一个明确的表态。周恩来在反复再三地考虑了两天之后，于1966年4月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封信。

　　周恩来在信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用这封信，巧妙地回答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这次讲话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

　　对毛泽东的第一个要点，周恩来用了许多含糊其词的大话空话，先捧毛泽东一番，说：“遵照主席指示，高举……，彻底批判……，彻底揭露……，严格看待……”

　　字面上看上去，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指示”毕恭毕敬，但去掉大话空话之后，就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毛泽东点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要点，周恩来完全没有提及，也就是说，周恩来不同意“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个要点是“发动群众，搞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界革命”。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要让学生鸣放，要允许学生造反，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年纪老的、学问多的。”

　　（30）

　　对毛泽东的第二个要点，周恩来没有反对搞一场教育界的运动，但对教育界搞运动的方式，周恩来婉言提出了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说：“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周恩来所谓的“组织自己队伍”，意思是说：由中央组织一只自己的队伍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搞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而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发动年轻人起来造反，大闹天宫。

　　毛泽东讲话的第三个要点，也是最关键的要点，是：“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对毛泽东的第三个要点，周恩来的信中完全没有提及“解散”的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

　　毛泽东的讲话除了三个要点之外，还有一个最低限度要求，就是推翻《二月提纲》，处分彭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最后，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同意推翻《二月提纲》。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态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需要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虽然周恩来没有直接提到彭真，但周恩来很清楚，一旦承认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那么彭真就要为这个错误负责，按照中共的惯例，应该对彭真进行降职处分。所以周恩来同意《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同意对彭真进行处分。

　　不过彭真的错误有多大，要降职到什么程度，还有很大的商议余地。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对刘少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周恩来倾向到毛泽东这边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终于打破了自己的严格中立，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倾向到毛泽东这边。那么为什么周恩来这么做呢?有人说周恩来这么做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为了“自保”，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如果周恩来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就应该同意毛泽东的三个要求“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因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是刘少奇的人，五人小组中更是没有一个周恩来的人，解散这三个部门，对周恩来来说，是无关痛痒的，甚至还有可能安插一点自己的人进去。

　　所以，周恩来如果单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者说为了“自保”的话，他应该同意毛泽东的三个要求，一来可以讨好毛泽东，二来对自己的势力也丝毫没有影响，何乐而不为呢。相反，周恩来没有赞同毛泽东的三个要求，只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这样的做法，并不让毛泽东很满意，达不到“讨好毛泽东”的目的。这也说明周恩来的做法并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和“自保”。

　　（31）

　　从各种迹象来分析，周恩来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连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都不同意的话，害怕毛泽东会干出更加出格的事情，那就是动用军队干预政治，甚至发起“兵变”，那样就太可怕了。

　　为什么周恩来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因为周恩来已经察觉到，毛泽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对军队进行了非同寻常的部署。毛泽东对军队进行部署的具体细节，现在还没有透露出来，但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出了这个消息。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林彪的讲话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讲的，毛泽东“调兵遣将”的真实性应该没问题。林彪说毛泽东“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多少个月。按照中国的语法习惯，“几个月”应该在三个月以上。林彪讲话的日子是1966年5月18日，往前推三个月是1966年2月18日，那么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应该就开始“调兵遣将”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是时间是1966年4月2日。尽管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但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消息来源是很多的，军队里的事情，瞒得了刘少奇，但绝对瞒不了周恩来。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开始的“调兵遣将”，肯定早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一定会倍加关注毛泽东下一步要有什么动作，也一定会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周恩来搞不清毛泽东动用军队想干什么，但他不能不防。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在3月12日，突然给刘少奇写信，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

　　周恩来的这封信，让毛泽东看来，也可以理解为：“我周恩来已经脱离北京的刘少奇了，我已经不给刘少奇干了。”这样的信息，有可能打消毛泽东使用武力搞“兵变”的念头。因为只要周恩来不与刘少奇合作，毛泽东就还有不用军队打倒刘少奇的可能。

　　周恩来离开北京的行动，应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要防范毛泽东真的冒险发起“兵变”，派军队进北京一举占领中南海，逮捕党中央的所有成员。这时候周恩来不在北京的话，就可以避免毛泽东把他和刘少奇“一锅端”，所以周恩来要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学习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