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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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五班的教师配置是高七六届六个班中最强阵容，都是一中高中最好的教师。胡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政治课。她四十出头，有些发福，脸上总是微笑着，走起路来大步朝前，说起话来落地有声。她的丈夫是县委宣传部陈部长，她家住在城西的县委大院里。她每天从城西的家走到城东的一中，把每天步行穿城两趟就当锻练身体了。他们有两女一儿，大女儿莉和二女儿亮都在一中读初中，三儿子还在上小学。
胡老师每周一第一堂课会来班里开朝会，说一些本周班里要做的事。比如：从上周全班的考勤和纪律的记录，我班的迟到、早退是全年级发生率最低的班，这周要继续努力，最好是没有迟到、早退，个别同学需要改进，改掉迟到、早退的毛病；班里要发展新团员，一定要发展政治过硬、要求进步的同学；年级的学习园地轮到我们班办理了，安排同学写稿、画图，要办得有我们五班的特色；下午的劳动是打扫和整理南露天天井，就在五班的教室外面，这事儿要落实到具体做事的同学；下个月有学校的文艺演出，每班都要准备一到二个节目参加演出，要选节目、组织同学排练等，要做到最好，不能落在其他班的后面；... 。
胡老师的政治课每周有两节，都在上午。她的讲解简明扼要，没有多话、费话。那时的政治课大多是学习时事简要、《人民日报》社论、紧跟当前形势等。在1974年至1976年间，国家发生了很多事，北京政坛动荡，时局难料。不过，山高皇帝远，我们在小县城里，政治嗅觉迟钝，老百姓忙于油盐酱醋、衣食住行，顾不及国家大事。中央发什么文件，学校就传达什么文件，胡老师就讲什么文件。1974年大讲批林批孔，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国民经济严重滑坡。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各个方面进行整顿：经济、铁路运输、钢铁、煤矿、基本建设、军队、军工、科技、教育、农业等领域依次整顿。经过全面整顿，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可在他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错误进行系统纠正时受阻，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随后就掀起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着高层的波澜壮阔，我们在基层也大起大落，忽东忽西，是非混淆，谁也弄不清什么路线是正确或错误。嗨，就是弄清楚了，又能怎么样呢？
胡老师也给我们讲一点政治经济学，我听得似懂非懂，对其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她的讲解很有趣，我们不会因枯燥无味的抽象理论在课堂上睡着了。
周老师是我们的语文教师，老人家年纪过了六十岁，是退休教师返聘回来贡献余力的。他头发花白，满面红光，身材魁梧，腰板笔直，举步生风，张嘴回声，两眼炯炯有神，脸上挂着慈祥的笑。他曾是资中县城叱吒风云的人物，出了名的优秀语文教师，很多中青年的语文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很多年以前，我父亲上学时，也是他的弟子之一。
周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从来不备课，来教室前拿着语文课本，站在讲台前把课本一放，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一讲就是一堂课。他很少给我们讲语法、文言文等，他喜欢读诗歌、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节选等给我们听，然后仔细讲解。有时他口如悬河，从古扯到今，由东海谈到青藏高原，说着说着就跑题了，他的话要在重龙山顶上转三圈，才能回到正题上来。
不管怎样，我很愿意听周老师讲课：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天马行空、不拘一格。我喜欢写作：写散文、写诗歌等，写好了就请周老师审阅，他很认真地读我写的每一篇习作，然后在每篇习作后面写上他的点评。这些点评优劣参半，先夸几句，然后 “应该...”、“如果...”、“或者...”、“要是...”、“最好...”等等提一大堆建议。我细细地琢磨他指出的要点，应用在写作中。后来我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可写作速度没提高，每次语文考试写作文，在两节课里就写不出来，很是着急，一定要拖到第二天才能交卷。周老师宅心仁厚，只要交卷了，晚一点也不扣分。
有一天，周老师终于想起他教过我的父亲，就对我说：你读书没有你父亲用功，不过，你比他聪明、活泼，脑子里的想法比他多。这是在夸我父亲，还是在夸我呢？
史老师是我们的数学教师，他中等个头，三十多岁，长方脸，大门头，一双睿智的大眼藏在一副黑边眼镜后面，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是一身正装：西装革履。他是童哥的同学，也是正经的文革前大学生，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道的上海人，因为家庭有“历史问题”，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的内地小县城教书。他妻子也是一中的杨老师，她剪一头短发，大眼睛双眼皮，就是不打扮，横看竖看都是标致秀雅。她为人直率，才貌双全。她家在重庆，是资中县下乡知青，与史老师结婚后调到了一中，任初中数学的课程。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小川，长得很可爱，小家伙又乖又机灵。史老师夫妇先住在中区北端那排两层楼房的西端楼梯上去一个很狭小的教师宿舍，后来我们五班女生从东区南露天天井的宿舍搬到中区二楼女生宿舍后，他们一家就搬了进去，就在我们五班教室的北侧。有了这个大房间，史老师的母亲史婆婆也从上海来到这里，帮助照顾小川。
史老师在大学是学物理的，他的数学也很棒，高中数学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讲课思维敏捷、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再复杂的数学难题，听他一讲解，全明白了。我们的高中数学内容包括：集合与函数、三角函数、不等式、数列、复数、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等。我最喜欢学函数、三角函数和二项式定理，有些章节我在初中就会，是二哥教的，所以，学习起来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我不喜欢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总是用铅笔和尺子，在图纸上画来画去。史老师找来石膏，要我们亲自切啊、磨啊，把画在图纸上的几何图形做成立体物。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几何石膏立体物做好了，可弄得灰头土脸的，满脸、双手、衣服上都是石膏粉。
不过，无论喜欢不喜欢，我都把每堂数学课的内容学到脑子里去，每次数学考试，几乎都是满分，史老师经常把我的试卷贴在教室里展览给同学们看。一天晚上我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史老师把我叫到数学教研室，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边，指导我怎样批改学生的作业。我很快就学会了，帮着他批阅一本一本堆成山的学生作业本。后来在晚自习的时间，我常去帮史老师批阅学生的作业。
夏、王（男）、邹几位老师轮流任教我们的物理课。物理课包括力学和电学，力学有运动、机械等，电学有电路、电磁等，尽管学习的内容挺多，都很肤浅，学得不深，我有深刻印象的是自由落体运动、牛顿力学三大定律（惯性、加速度、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电磁场、串联、并联等，这都是几位老师循循善诱的结果。
朱、王（女）二位老师任教我们的化学课。化学课包括无机和有机化学，我喜欢无机化学，特别是配平化学反应式，只要背熟元素周期表，多难的化学反应式都能配平。有机化学尽管学得不多，也不深奥，可我学不懂，那些化合物的分子式千变万化，我总把它们弄混淆，常烦得朱、王（女）二位老师劳神为我一遍又一遍地耐心讲解。
代老师是我们的英文教师，他四十出头，个子不高，走路时，双手背在背后，身体往前倾，活脱脱一个民国年间的老夫子。他在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讲课时，每几分钟就要用手扶它一次。那时每周有两次英文课，没有正式的课本，教材是油印的，学好学坏都一样，也没有考试。戴老师说一句英文，再说一句中文，我们就鹦鹉学舌，跟着他“咦咦呀呀”。代老师的第一堂英文课，是从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开始，到高中毕业时，我好像也只记住了这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曹老师是我们的体育教师，他三十多岁，廋高个儿，话不多，背有点驼，皮肤黑黝黝的，这与他常年活跃在体育广场上有关，他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体育事业了。每天早晨起床铃一响，他就领着住校同学，去广场的跑道跑步。每周给我们上体育课时，按田径、球类等项目训练我们。谁要在某体育项目上有特长，他就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重点培养，经他训练后，同学们把自身的体育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被选入体校或在体育比赛中拿名次的真不少。
熊老师是学校的音乐教师，他长得浓眉大眼，有点发胖，走路弯着腰，弓着背，头往前窜，脚迈大步，什么时候看见他，都像在赶路。他任初中班的音乐课，我们高中已经没有音乐课了，不过，学校经常有文艺演出，每个班都要为之排练节目，他要为每个班的排练做具体指导。听说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的是声乐，声音一定很好，歌也唱得不错，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他高歌一曲。他家住在东露天天井，去西区食堂买饭菜时，要经过我们的教室和中区，我见到他最多的样子就是急急匆匆地穿梭在食堂和东露天天井之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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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认识一中的廖主任吧。我和他的小儿子是朋友，知春下乡时，和他下乡的生产队只隔一道山梁，我收工后常常会翻过梁，去他家蹭饭。他那时就在自学初高中教材，下乡二年就被推荐上了大学。他也是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成电的，后来首批留学。我考托福的钱都是他替我出的。
不觉一下写了这么多，就此打住吧。往事如烟，你的故事让我有了太多的共鸣。我会继续跟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