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三十） —— 台湾来客（上）

中国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政府从1912年到1949年在中国大陆执政三十七年。在1946－1949年中国国民党军队即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三年内战中惨败，民国政府逃至台湾，定都台北。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台北政府与北京政府势不两立，由于这些政治与军事的原因，台湾与大陆两岸断绝了所有往来。

1979年元旦中国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两岸应该立即实行通商、通邮、通航（简称三通），台湾民国政府不予理采，拒绝三通。八年后，在1987年台湾民国政府宣布解冻，同意开放台湾同胞到中国大陆观光及探亲。由于当时海峡两岸仍未有正式交通方式直接往来，台湾旅客需先飞往英属香港，然后再以其他交通方式或转机前往中国大陆。海峡两岸隔绝六十年后，终于在2008年底实行了完全三通。

在九十年代初，尽管没有三通，大陆人民与台湾同胞历经艰难险阻，在民间通过各种方式你来我往，比如红十字会组织的救助、慈善会，各大学、研究机构主办的学者访问、学术研讨会，文联经办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等。有一天我家突然接到通知，叫母亲去资中县委外事处会见一位台湾客人。

我家与海外从无瓜葛，怎么跟台湾扯上关系？来者是谁？后来仔细一打听，来人姓郑，是到四川省资中县后沟村寻亲的。母亲一下子明白了，一定是她那离家出走的父亲（外公）派人来寻祖归根了。

那些陈年旧事又翻了出来，一幕幕地展现在母亲的眼前。外公离家时她只有四岁，当时她也不在郑家，不能确切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外婆带着她和舅舅在蔡家的日日夜夜。尽管老外公夫妇极其疼爱他们，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行，可是，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没有丈夫疼的女人、没有父亲爱的孩子是矮人一等的。母亲把这些积怨都归罪于外公，由于他一走了之，留下孤儿寡母，去承受和饱尝那些他们本不应该有的身心苦难。因此，母亲拒绝与这位寻亲者相见。

父亲认为，既然人都来了，出于礼貌，见一见为好。母亲执意不去，舅舅闻讯来到我家，最后是二哥陪舅舅去了资中县委外事处。

经外事处工作人员介绍，这位台湾客人是通过台湾、国际、中国、以及四川红十字会辗转来到资中县城的。他要寻找二三十年代在资中县城近郊的后沟郑家大院的后人，或者资中县金带场蔡家大院的后人。主要寻找的人有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郑琏君（母亲）、哥哥郑志均（舅舅）以及他们的母亲蔡福祥（外婆）。年代太久远，加之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郑家和蔡家大院早已土崩瓦解，后人都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线索断了。后来他提起蔡家是书香世家，蔡福祥在与他父亲结婚之前是教书先生。也许他的姐姐、哥哥读了书，当了教师也说不定。信息转到了资中县文教局，查找是否有教师叫郑琏君、郑志均的。当时文教局有全县教师的花名册，查到了在金带场小学有母亲，在鱼溪镇团结小学有舅舅，就这样，联系到了我们。

工作人员验证了舅舅和二哥的户口本、证明其身份后，领着他们在外事处的会客厅见到了这位寻亲者。他看上去六十岁左右，中等身材，有点儿发福，不算胖，他的五官长得十分像舅舅，这让二哥大吃一惊，谁看了都会说他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可能是成长和生活的环境不同，在气质上他俩有很大差异。

他见到这一老一少，也发现舅舅跟他很像，一时有些出神，不知说什么好。好在该工作人员趁机把舅舅和二哥介绍给他，然后告诉大家坐下慢慢聊，自己离开了会客厅。

还是他先开口：“我叫郑志明，父亲叫郑问渠，又叫郑文（外公）。我是通过台湾、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了中国红十字会，到大陆来寻亲的。我是两周前从台北出发，坐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经香港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先去了成都，前天来到资中县城的。”

舅舅和二哥听他说着，他走这一趟实属不易啊！他真是不远万里、千辛万苦来到这里。

舅舅马上附上一句：“哦，这么费周折，你真是有心了。”

“因为官方不三通，民间的往来就很麻烦，”他接着说：“不过，这已经很好了，过去的四十多年音信全无，到大陆来寻亲的事想都不敢想。”

他简单地说了一下他的情况：“我出生于三十年代末，在1948年随父亲从大陆去了台湾，在那里上了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建筑师，定居于台北。”他接着说：“父亲八十六岁临终前对我说，他一生戎马生涯，走南闯北，从大陆到台湾，一路顺风顺水，唯有一事让他忐忑不安，就是再也不能与结发妻子（外婆）、大女儿（母亲）和大儿子（舅舅）相见了。叮嘱我将来有一天，如果能替他回大陆找到他们，见上一面，他在九泉之下就安息了。”

他的介绍简单明了，他真是外公的儿子，可惜外公已经不在了，不能回大陆了。

他又说：“为了实现父亲的这个愿望，我一直关注着大陆北京政府对台政策和台湾当局的反应。近年来大陆与台湾在民间开始接触，希望来了，终于可以替父亲回大陆了。几年来我为此行做了充分准备，把路线打听清楚、所有必需的文件和手续都办理妥当后才成行。”

听他说话的语气很轻松，可能在没有见到舅舅和二哥之前，他一直处于焦虑、担心的状态。现在好啦，见到舅舅了，尽管没有见到母亲，可也见到了二哥，也算圆满了，如释重负。

 

舅舅看他心满意足的样子，有一种复杂的思绪涌上心头。母亲不愿来相见，在舅舅和二哥来这里之前，对外公抱怨了一番。她无法理解他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来过，就当他们不存在似的！海峡两岸断绝来往四十余年，可他是1928年离开家的，在1948年才去了台湾，在这二十年间也不曾想起他们。那时的民国政府允许男人三妻四妾，在他再娶之前，就没有记起他曾有过妻子儿女。外公外婆当时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也是外公先相中了外婆，外婆也是默许了的，婚后夫唱妇随，四年间添了一双儿女（母亲和舅舅）。尽管这段婚姻在他的生命中只是一瞬间，那也不能过眼云烟啊！他的心硬如石，他的情淡如水，枉读了那么多的书，白做了那么大的官！

母亲的这些话，不停地浮现在舅舅的脑海里，他忍不住直截了当地问志明：“父亲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我们吗？”

“在他长逝之前，从来没有说起过你们的事，” 志明接着说：“我只知道他比我母亲大了许多，不知道他曾有过一段婚姻和家庭。”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舅舅接过他的话说：“在他将要失去一切时，突然愧疚缠身，想起我们来了。”

“其实父亲是念旧记情的，”志明解释道：“他告诉我，他离家出走后随军出了四川，他给你母亲写过一封信。信中告诉她：他已经离开家乡，再也不会回来了；并问她是否愿意带着一双儿女随他去？如果愿意，他将安排人来接；如果不愿意，他会写一封休书，同意她改嫁。”

舅舅想起母亲曾经说过，外公给外婆写过一封信，信寄到资中城里开酱园他大伯家，请他大伯转交给外婆。听说他大伯把信给了郑家大院，可当时外婆母子三人早离开了郑家、回到蔡家了，所以，这封信外婆到死也没有读到。本来这封信一直是一个谜，现在看来外公确实写过这封信，信的内容也许就像志明转述的那样。

“父亲离家出走后，我们就回金带场蔡家了，”舅舅告诉志明：“郑家和蔡家从此断了联系，我母亲根本没有收到这封信。”

“父亲一直没有收到你母亲的回信，误认为她是不愿意跟他走，” 志明接着说：“由于连年战乱，先是军阀混战，后是国共内战，再后来日本人来了又打鬼子, 赶走小日本又是国共内战。尽管他是文职，不上战场经历真枪真刀、血肉横飞的场面，也随军队奔东走西，居无定所，食无定时。他有文化，人也机灵，他的职位升得很快，职位越高，人就越忙，没顾得上他的家事。他是经人介绍认识了我母亲，他们结了婚，就有了我。”

舅舅听到这里，似乎有些理解外公了。他又一想，即使这样，也不能不顾老婆孩子啊！他对志明说：“不管怎样，乱也好，忙也好，即使没有收到回信，也应该回来看一眼，或者再写一封信去蔡家打听一下，再者他跟大舅（大舅公）和幺舅（幺舅公）那么熟，写封信给他们一问不就知道了。总之，他要心中有思念，总能找到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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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