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垦荒插秧;抱负年华,望日背月汗落锄下
转眼到了1969年,二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身体完全康复了,吵吵嚷嚷要回学校去。母亲同意了,准备让父亲送他去。父子俩还没有出门,就得到高楼中学送来的通知: 初中和高中的应届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也鼓励在校生跟应届毕业生一样,因为大学已经不再从学校招生,即使中学毕业,也无一例外都到农村去。
在1968年12月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全国中(小)学毕业生,响应号召,一批又一批从十几至二十几岁的青少年,离开学校,奔赴农村。这是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之后的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范围内的、遍及各城镇每一个角落的、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
二哥不用回学校了,像大哥一样,要到农村去。他的身体刚恢复,父母本来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这是政策,不能违抗,只能服从。他们考虑再三,决定让二哥去劳动一队,跟大哥在一个生产队。大哥当年下乡时不满十八岁,他想读书,不愿学做农活,后来母亲让他去学了木匠。二哥快二十岁了,应该比大哥强一点儿,能学着干农活;劳动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熟悉,好说话,也能托付他们照管他;最重要的是这里离家近,他可以吃住都在家里,只是干农活时才去队里。父母这么想着,心里踏实多了。
父母领着二哥去劳动一队报到,队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同二哥一起下乡到这里的还有几个从金带场镇和资中县城来的知青,这些知青都住在队里为他们安排的知青点里。知青点是队里专门为知青新修建的、在大晒场旁的三间大瓦房,两间住人,一间做饭和放些柴禾和农具。知青有配粮,队里也给予补贴,柴米油盐不愁,出工下地干活由农民带着,他们现在的情况比当初大哥来这里时好了许多。
尽管知青点样样齐全,可父母坚持要二哥住家里,他也没意见,因为他不想再大病一场了。每天二哥吃过早饭,沿着成渝公路向东走两公里,到了矮子桥、倒店子汽车站,那里就是劳动一队了。母亲怕他干活太辛苦,就跟队长和知青们商量,让他中午在知青点搭伙,下午干完活后回家与我们一起吃晚饭。他这是下乡不离家。
半年来二哥和知青们跟着队长、老农民学会了不少农活,队里没有安排他们做重体力活,主要是跟着妇女们做一些半劳动力的活,当然工分挣得也不高。
一天父母得到消息:二哥在田间突然昏倒,被送到资中县医院去了。母亲一听急坏了,告诉父亲在家照看好三哥和我,自己赶去县医院。一小时后她到了县医院的急诊室,找到了躺在观察床的二哥,他懒懒地昏睡着,手上扎着输液的针头,她弯腰抚摸着他的前额,又着急又心疼地淌着眼泪。
队长见母亲来了,就上前告诉她二哥现在的情况:“钟二得了破伤风,幸亏送来及时,医生正在为他治疗。”
“破伤风?那是要命的病,他什么时候受伤了?”她不明白地问道。
两周前二哥跟着队长去插秧,他的赤脚不小心被田埂上的一块瓦片划伤了,当时他没有在意,回家后也没有告诉父母,因为队长教育他和知青们要在农村锻炼一身粗肩糙皮,有一点皮外伤不要大惊小怪的。近几天母亲只觉得他的精神有些差,正打算要问问他。还没问,这就病倒了。二哥晕倒时,队长就在他的跟前,发现他的脚上有一个小伤口没有愈合,又感到他的腿部肌肉张力增加,就猜到了几分,当机立断叫人把他抬到倒店子汽车站,亲自乘车把他直接送到了县医院。医生检查后,高度考虑为破伤风,立即为他处理小伤口,输抗毒素抗菌素等治疗。
经过一夜的打针输液,第二天一早二哥苏醒过来了,睁眼看见母亲守在病床边,就对她说:“妈妈,我没事,你不用担心。”
“都这样了,还不在乎。你的脚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埋怨地对他说。
他虚弱地笑了笑,对她说:“嗯,一个小伤口,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小伤口也不能大意,田里的泥巴多脏啊!”她告诉他,以后一定要小心了。
“妈妈,我饿了,”他的肚子咕咕叫, 想吃点东西了。
“好啊,人是铁,饭是钢,想吃东西就是病情好转了。”她满口答应,正准备去为他买点吃的。
他们的对话被正在为另一病人打针的护士听见了,她走过来阻止了母亲:“他现在还不能进食,如果有喉部肌肉痉挛,进食会引起窒息。”
“哦,那可以喝水吗?”母亲问道,如果不能吃饭,喝点儿水也行。
“水也不能喝,那会引起他呛咳的。”这位护士回答道。
他们说话的时候,医生走了过来,弄清楚是母亲来看儿子了。他对她说:“您儿子的情况是破伤风早期,多亏这位队长送来及时,不然晚了就有生命危险。”
听他这么一说,她的手心直冒冷汗,马上对他和队长说:“谢谢医生,谢谢队长。”
二哥在县医院治疗几天后出院了,他已经脱离了危险,小伤口也愈合了,只需继续药物治疗和加强营养。母亲带他回到家里,与父亲一起细心为他调理饮食;三哥和我也帮着父母看护他;大哥听说二哥病了在家里疗养,他那时正跟着王师傅在威远钢铁厂干活,就托人带了些中草药补品如虫草当归等回家,给二哥补身体。在一家人忙里忙外围着二哥转了近一个月后,他基本恢复了。他在家里憋坏了,吵着要去生产队干活。父母不同意,又让他在家里呆了一个月,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正常后,才让他去生产队出工。
下乡一年多,二哥跟农民一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开春播种插秧、还有花生棉花;夏日除草采桑、各种蔬菜辣椒;秋天割麦打谷、还有油菜南瓜;冬天积肥备料、还有豌豆蚕豆土豆等。他思索着:要大有作为,光学会干农活肯定不行,要进行农业技术革命。比如提高水稻产量,要培育高产量水稻良种,这需要科学技术知识。就凭他那点儿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文化,甚至加上那几个知青,也是无从下手,这也太不靠谱了。他又思虑着:不靠谱就不想了,既然复杂的事做不了,就想点儿简单的事儿做吧。
劳动一队在金带场大水库周围,水库里的水无论灌溉哪里,水渠都要经过该队。现成的水渠支流只能灌溉水田,不能灌溉旱地。如果稍加改良,这些水渠支流既能灌溉水田,又能往旱地周围蓄水池里灌水,用于旱地里的禾苗浇水。一天二哥把他的水渠改良想法与队长一说,队长哈哈大笑:你懂什么?水渠不用改,旱地也能灌溉。他领着他去看他说的“旱地也能灌溉”是怎么回事。原来在主水渠经过旱地时,有水从主水渠的小缺口流出,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偷水”行为。
大事儿做不了,小事儿不需要,二哥甚感失落和无望:每日步行两公里到劳动一队,跟着队长做着重复的农活,在这巴掌大的广阔天地里很难大有作为。
每年一次的招兵开始了,今年也在知青中选拔。二哥来精神了,他认为当兵去部队,在那里肯定能大有作为。不管有没有作为,二哥是最适合当兵了。
他兴冲冲地跑去金带场公社的武装部报了名,与武装部的沈部长打得火热,体检合格,轮到政审时卡住了。因为父母的“历史问题”,他的政审没有通过,他不能入伍。二哥想不通:父母的“历史问题”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影响他去当兵?
之后他突然告诉父母:“我要住到队里的知青点里去,与家庭断绝关系,明年我就可以去当兵了。”
“你不能去,现在你的身体刚恢复,可经不起折腾,你要再生病,那得要了你的命。”母亲试图阻止他,忧心他离家后旧病复发。
“蠢儿,你搬出去住就跟我们没关系啦?你的血管里流着我们的血,怎么能说断就断!”父亲严厉地训斥他。
“儿啊,听妈妈的话,不去知青点,就住家里,当不了兵就不当了,你还有机会去工厂或推荐上大学,” 母亲夸下海口地哄着他。
无论父母劝也好、训也好、求也好,二哥就是不听,执意要走。母亲无可奈何,默默地为他收拾了被褥和日常用品交给他。她看着他誓不回头的背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父亲看着他大步流星地离家而去,连连摇头,一声叹气。三哥和我跑出去追上他,三哥拉着他的被褥、我拽着他的胳膊试图不让他走,也是徒劳无功。
我舍不得二哥走,“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三哥却对我说:“小妹不哭了,二哥早晚是要回来的。”说完牵着我的手,眼巴巴地望着他越走越远。
母亲为二哥离开家的事揪着心,她想方设法地找借口去劳动一队家访,随便去知青点看他,带一些吃的用的给他。
可他很不情愿地对她说:“让人看见您来我这里,我怎么跟父母断绝关系啊?”
“儿啊,我懂你的意思,以后我不来了,你可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呀。”她嘴上轻轻地对他说着,心里好像刀绞似的疼痛。
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去看过二哥。不过,常打发父亲去劳动一队小队长和大队长那里打听他和知青们的情况,了解他在知青点是不是健健康康的,有没有生病等。其实他又病(感冒)了几次,母亲偷偷带药给队长,队长派人给他送去,并安排他生病期间就不出工了。
又一年过去了,又到了招收新兵的时节,二哥又兴冲冲地跑去金带场公社的武装部报了名,这次他信心十足,相信政审一定能通过。事与愿违,仍然是政审没有通过。他找到管政审的沈部长理论,可沈部长对他说:你不能与家庭断绝关系,他们永远是你的父母,你永远是他们的儿子。
二哥没有应征入伍,父母的“历史问题”就像一块无形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挥之不去,他的“绿军装”之梦成为泡影。他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也不知所措。母亲理解他的苦闷,看到他这样萎靡不振的样子,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楚。她不能让他这样颓废下去,就与父亲一起去安慰他。
“儿啊,我们对不起你,由于我们的“历史问题”,使你不能去当兵,”母亲自责地对二哥说,“可是,那是历史造成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和你父亲都是本本分分的教书匠,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老实人,从来没有做过丧天害理的事,我们不是坏人,你不要躲着我们。”
“你妈妈说得对,历史有问题,我们又不能改变历史。”父亲也在旁帮腔,“再说,你始终是我们的儿子,这层亲情关系是断不了的,就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我以为离开家就能与您俩断绝关系,您俩的“历史问题”就不会影响我的前程,看来我错了,”二哥喃喃地说。
在父母苦口婆心地劝说后,二哥也体会到这一年没家可回的苦日子: 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日三餐水煮菜。他不想这样下去了,就答应搬回家,又与我们一起吃住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