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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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刚恢复往日的平静，一天中午突然有人来报：“反到底”真的来了，一队大、中学的红卫兵英姿飒爽、斗志昂扬地住进了公社革命委员会（革委会）。
公社位于中街茶馆对面，从一对木制的大红双扇门进去后，是一大厅和一小间收发室；过了大厅是一个小天井，小天井四周有楼上楼下七八间办公室；过了天井是食堂。这个食堂在“大跃进”年代吃大锅饭时起了重要的作用，能供应上千人的饭菜。红卫兵们把那七八间办公室当招待所，这个食堂自然成了他们的免费饭堂了。他们的到来，可把公社革委会一班人（包括公社刘书记现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沈部长现革委会副主任）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害怕怠慢了这些红卫兵小将会引来杀身之祸。
人们不知道“反到底”为什么来到金带场，也许是星火燎原，把文革的烟雾弥漫到巴蜀每个角落；也许是招兵买马，扩充和壮大他们的造反派队伍；也许是招摇过市，使他们的疯狂行径得到各地革委会的支持和拥护。“反到底”一到这里，金带场一条街正如“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反到底”的红卫兵刚到学校还没进大门，就火冒三丈。
一个红卫兵指着校门上方石牌上雕刻的“风平浪静”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烽火在全国上下熊熊燃烧，这里居然风平浪静！”
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风平浪静”四个大字毁坏、打碎，连同门前左右矗立着一对两人高的石狮子也掀倒、砸烂。一进校门就把所有的老师赶到内坝子，大大小小的头头们轮流训话，大讲揪“走资派”、打“当权派”、抓“牛鬼蛇神”、斗“反动派”、批“封资修”等重要性，训完话之后就全体起立，高喊口号，口号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这里验证了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接下来“反到底”怂恿着革委会的人参加造反派的一切行动，他们指挥加入造反派的居民和农民，走家串户，清理革命专政对象。他们带领金带场小学停课闹革命的红小兵们，上窜下跳，上到房顶把翘角菩萨、龙嘴含珠等扳倒粉碎，下到露天天井把花草树木砍掉拔光。
家庭成份好的、喜欢出风头的、胆大的老师“觉醒”了，纷纷发言，紧紧地团结在以“反到底”和革委会为首的党中央、毛主席周围，揭发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人和事。大陈孃蒋伯伯家马上行动起来，首先把他们三闺女的名字萍、兰和慧改成英、红和卫；其次每天起床后睡觉前、饭前饭后都要背语录、喊口号；而且蒋伯伯贴出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为雷校长列出了十大罪状。小郭孃积极配合蒋伯伯的大字报，写检举揭发材料，她家的华为雷校长做了一顶写着“走资派”的尖帽子，逼他戴在头上。一周的工夫，校门口和戏台子下贴满了革命大小字报和标语。
家庭成份不好的、不喜欢发言的、胆小的老师很“顽固”，始终没有“觉悟”，被认为是保守派，站在了造反派的对立面，被红卫兵及革委会的人呼来唤去，整日惶恐不安，生怕说错话做错事被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
父母们分成了两大阵容，孩子们也分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互相不在一起玩耍，有时遇上了就吵起来，造反派一方底气十足，总是赢家；保守派一方输了还不服气，常被父母们领回家教育一番了事。下次遇见了还吵吵嚷嚷，学校到处人声鼎沸。
有人揭发父母在解放前教书时参加过国民党青年组织三青团。后经调查，他们当时是由校长代报名，从未参加过任何三青团组织的反动活动，最后定性为“有历史问题”。还有，画黑太阳和子弹壳事件；父亲姐夫的哥哥、母亲的大舅（大舅公）和小姨父（小姨公）都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镇压；尽管他们自己的成份是自由职业，可家庭成份都是地主、富农。由于父母的“历史问题”，加之种种“劣行”和“污迹”，肯定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过，要给他们扣上“历史或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似乎太大了些。最终归结为没有革命资格的靠边站人员。
靠边站的父母没有思想负担，不让革命也罢，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要“革”谁的“命”，只要不被“革”了“命”就行。白天做听话筒，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晚上关上门，教我们读书。父亲带我们做数学题、讲历史故事、画中国及世界地图；母亲为我们述说她家的陈年旧事，还要求写日志，记下过去和现在。
当年我年幼无知又好奇，当父亲告诉我们：“地球很大，包罗万象，山水云雨都随它旋转。”
我疑惑地问他：“那圆圆的地球画在方方的纸上，四个角的空间是哪里？”
哥俩笑我蠢，他笑了笑对我说：“那是太阳系，太阳系外还有银河系。简单的讲就是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太空宇宙，包括空间和物质。”
从那时起，我搞懂了一个成语：“天外有天”，也明白了大哥取名“宇大”的由来。
我们兄妹仨不搀和孩子们的两派，三哥和我归二哥管。除了周日，郭孃每天都要来学校开会，每次她都把祝一姐带来放在我家，所以祝一姐也归二哥管。二哥带着我们仨在家里玩打仗，或跟他一起捣鼓无线电半导体收音机和零件，一摆弄它们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他还辅导三哥的数学、祝一姐和我的算术。
二哥教我们仨玩“凑二十四”：每人出一张扑克牌，用加减乘除心算四张牌的点数等于二十四，看谁算得快。我只会加减，不会乘除，他就先教我背“九九乘法表”、“除法表”，然后再玩。二哥总是赢，三哥、祝一姐和我轮流输，三哥输了就生气、不玩了，祝一姐输了撅着嘴、哭鼻子，我输了不服气、还要玩。二哥为了让我们开心，有时就故意输，让我们也赢一盘。
母亲叫二哥做饭，他可好，指手划脚、吆三吼四让我们做。祝一姐烧火，三哥掌灶，他当监工。我什么也不会做，他也不让我闲着，吩咐我在屋里跑来跑去，为他们传话。后来我们长大了，三哥的厨艺顶呱呱，比父母做饭还好吃。
学校的批斗对象就是雷校长，如果只有老师参加，他就坐着，老师一个接一个发言，指出他的诸多反动言行，他就点头哈腰地说：我有罪、我该死，这就算批斗了。如果有“反到底”和革委会的人参加，他就惨了。他们把他绑起来，戴上“走资派”的高帽子，站在戏台子上，接受批判。
有一次要他站在高板凳上，他不小心摔了下来，头破了，鲜血流了一脸。二哥带着三哥、祝一姐和我站在内坝子的一角围观，我被那红糊糊的脸吓哭了，三哥和祝一姐也惊呆了，二哥马上用手捂住我的嘴，不许我哭出声，然后推着我们仨悄悄地溜回家，回到家后我们还在哆嗦。
“满脸是血就吓着啦？我还亲眼见过打死人呢。”二哥满不在乎地说。
他见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就一转话题说：“我给你们做木手枪吧。”
大哥上次回家时，带回来几块巴掌大的硬木板，要给二哥、三哥做木手枪玩，可还没来得及做又跟师傅走了。二哥哪会做什么木手枪呀，他就是想消除我们的恐惧心理，随便那么一说。
学校的戏台子成了“反到底”和革委会开批斗会的大舞台，整天大门那里熙熙攘攘，戏台子上下响着“咚咚咚咚”的脚步声，尘土飞扬，人喊马嘶。一天他们拉了十来位“地富反坏右”，押到戏台子上开批斗会，每人胸前挂一块自报姓名的纸牌子。内坝子聚集了好多人，红卫兵们不时地大喊口号，大家跟着高呼，人人热血沸腾、个个慷慨激昂。
在批斗会达到高潮时，一个红卫兵手舞足蹈，把站在靠边的一个“右派”老夫子一脚踢下了戏台子，没有人在乎他躺在戏台子下的石台阶上是死是活。红卫兵们继续高喊：“打倒牛鬼蛇神”、“右派分子罪该万死”、“保卫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掩没了人们的惊恐和良知。幸亏那天被批斗的人里没有大叔（郭孃的丈夫），不然被踢下戏台子的可能就是他了。
这位老者是57年打成“右派”，从云南大学下放到金带场向阳大队二小队当农民。他是一个孤寡老人，摔死后没有人为他收尸。在人群散去、夜幕来临时，他的身体蜷曲着躺在冰凉的石台阶上。
父亲回到家里唉声叹气：“那也是一条人命啊，说没就没了!”
母亲不再沉默了，找到隔壁前院的小郭孃说：“不管怎样，死者为大，他再有“罪”，也不该暴尸露天啊！”
小郭孃觉得母亲说得有道理，她问道：“你说该怎么办？”
“你是造反派，你出面去找几位家庭成份好的、没有“污点”的革命同志，把他入土为安吧。”母亲回答道。
她俩商量了一下之后，小郭孃即刻动身找来几位好心的老师，他们用一床草席把他裹起来，放在板板车上，拉到他的生产队。在几位乡亲们的帮助下，把他掩埋在一棵青松翠柏旁，愿他的灵魂像这棵松柏一样：安然、自由、翠绿。
一天又来了一支重庆造反派（可能是“八一五”派）的宣传队，在学校老师的办公室里安营扎寨了，张伯伯忙着为他们烧水、做饭。他们当天晚上在戏台子上表演了一台革命文艺节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第二天在街上就跟住在公社革委会的“反到底”打起来了。在这场战斗中双方损失惨重，还有人丧命。后经公社革委会的调解，这支宣传队当晚离开了金带场，拼杀才平息下来。
后来又有不同派别的红卫兵团队路过金带场，只要与“反到底”观点一致的，大街就平安无事；只要与“反到底”观点不一致的，冲突就一触即发。太疯狂、太可怕、太残忍了！
一天母亲忍不住问父亲：“这样批来斗去，撕来杀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雨下得再久，老天也有放晴的那一天，等着吧。”父亲不紧不慢地回答她。
不久“反到底”离开了，回重庆投入更激烈的战斗中去了。自那以后，重庆各派别之间打得难分难解，棍棒砖块是短兵相接的家伙，远远不能满足武斗的需要。他们打开兵工厂的仓库，把援外的枪支弹药、坦克大炮等军械兵器拿出来，对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开火。他们不仅在陆地上打，还在水里斗，把西南的兵器工业重镇、碧绿的嘉陵江水、自己的家园，弄得硝烟滚滚、喷云吐雾、血迹斑斑、生灵涂炭。重庆的武斗堪称全国之冠。
造反派走了，可他们的盲目崇拜、狂热无度、冷酷残暴，在金带场上空阴魂不散，街上和学校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和谐、平静、惬意。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8年5月30日修改于原创发表在：https://mp.weixin.qq.com/s/hVO8TGJbup6lWbGt_rmZhQ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