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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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4月，春意正浓，可微风吹拂着火焰的气息，莺歌夹杂着豺狼的哼鸣，使人烦躁不安、心神难定。
周末刚过，周一大早，金带场小学接到通知：重庆造反派“反到底”要来金带场了，这消息在前后院炸开了锅，学校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反到底”是重庆造反派代表之一，是重庆武斗疯狂杀戮中的主打力量。在1966年底，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市体育场内外发生了第一次数万人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之后打斗不断。到1967年，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各派别的大、中学的红卫兵、工人和军人等，各持己见，都是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拼命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抛头颅、洒热血。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一开始，他们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最初破 “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张牙舞爪、摇旗呐喊；随后抄家、打人、砸物、抢东西、甚至杀人。他们远近闻名，四川老百姓听到他们的名字就谈虎色变。
下午学校又接到通知：“反到底”今晚就要到金带场。如果听见一声枪响就赶快跑，找地方藏起来；如果听见两声枪响就不能跑了，就地躲起来。
学校有二十多位老师，住在学校里的有十来家，都是拖儿带女的。
丁、尹、刘老师三家和雷校长住在校门口左右前露天天井旁。丁孃的丈夫李叔叔，是金带场合作社的会计，他们有两儿子波和泉、两女儿桃和滨，波与三哥一般大，桃比我小两三岁，喜欢跟我玩，就像我的小尾巴，整天跟在我后面。因学校停课后孩子们无事可做，李叔叔就把他们送到乡下奶奶家去了，只有丁孃一人在家。她说她哪里也不去，就在家等着“反到底”来。
尹叔叔的家在乡下，平时他与父亲有空都喜欢去中街茶馆喝茶听评书，他们说话也投缘。他一大早听到消息后就来找父亲，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乡下他家躲一躲。父亲犹豫了，望着母亲和我们。
“你的目标大，“反到底”可能会抓你，你跟他去乡下藏起来吧。”母亲劝说他。
他皱着眉头说：“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不用担忧。”母亲说完，推着他跟尹叔叔一起走了。
刘孃的丈夫钟叔叔，也是这里的老师，他们有一儿子成、三女儿英、秋和敏，秋与我同岁，她性格温顺，我喜欢跟她玩。一家六口没地方可去，在家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枪声。
雷校长的家也在乡下，他可不能走，正在想方设法为老师和家眷们寻找藏身之处。
小郭、邹老师两家住在前院。小郭孃的丈夫刘叔叔，在鱼溪镇银行工作，只有周末回来，他们有四个儿子，依次是华、毅、杰和瑞，华与三哥一般大，也是好朋友。这兄弟四人最淘气，小郭孃管不了他们，刘叔叔周末回来对他们严加管教，经常打得他们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刘叔叔回鱼溪镇去了，小郭孃一听“反到底”要来，午饭前就带着兄弟四个出了校门，不知躲哪里去了。
邹伯伯的家在鱼溪镇，他一老头子毫不在意“反到底”来这里。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好怕的。
张、杨、小陈、大陈、苏和周老师六家住着后院。张孃是金李井人，她的丈夫王叔叔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可他一回来就跟她打架，他们有一儿子铁，每次他们夫妇打架，其他老师劝不了，就把铁塞在他俩之间，他们就不打了，争着要哄哭成泪人的铁。王叔叔不在家，张孃一听到通知后，抱着铁早早就离开学校，躲到她娘家去了。
杨伯伯的家眷在新桥镇，周末回家，他刚回到学校就听说“反到底”要来了，也没多想，听天由命吧。
小陈孃的丈夫彭叔叔，在甘肃省敦煌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每年有三个月休假，现在他正在家，他们那时只有一儿子平，三岁多。彭叔叔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他不怕，有他在家，小陈孃带着平心里也踏实多了。
大陈孃的丈夫蒋伯伯，也是这里的老师，他们有三女儿萍、兰和慧，兰与我同岁，是个小胖墩，吃得多，经常抢我手里的糖果和馒头吃。他们一家五口收拾了一个小包让萍背着，只要枪一响，就逃命去。
苏孃的丈夫郑伯伯，是资中一中的数学老师，跟母亲的郑家沾亲带故，他们有两儿子勇和强，他俩一个比我大一点、一个比我小一点，平时他俩住城里，由苏孃的妈妈苏婆婆照顾。有时母亲和郭孃带着我和祝一姐进城，就住在苏婆婆家，我最喜欢吃她做的麻辣兔丁，大家吃光了兔丁肉，我还要舔盘子，那个香啊回味无穷。勇和强也是因为学校不上课，城里乱哄哄的，所以就到这里来了。苏孃正在吩附兄弟俩到时候要紧跟着她，不要跑丢了。
周孃的丈夫宋叔叔，是资中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只要学校有人去县医院看病，都去找他帮忙。他们有两儿子斌和亮、一女儿芝，亮与我同年出生。兄妹仨平时在县城里上学，只有寒暑假才来这里跟我们玩。现在学校不上课了，城里乱糟糟的，他们就躲到这里来了。宋叔叔在县城里，邹孃也没了主意，只有带着兄妹仨在家听枪声了。
周孃的房间在我家隔壁，她调来金带场小学之前，她家的房子住着李老师。李孃的第一任丈夫邓叔叔，在西北工作，因公牺牲了，那时她正怀孕，半年后遗腹子喀出生，他比我大半岁，我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当时学校刘老师的妻子刚过世，膝下有一双儿女卓和仲，卓是姐，仲是弟，仲与我一般大。刘叔叔喜欢李孃，在其他老师的撮合后，他们结婚重组家庭，所以李孃家有三个孩子。文革前李孃和刘叔叔调到乡村五星小学，他们带着姐弟仨住到乡下去了。李孃和刘叔叔每周六来学校开周会时，带他仨来跟我们玩，文革开始后，除了周日，李孃和刘叔叔每天都要来学校开会，他仨也跟到学校来，天天同我们玩在一起。听说“反到底”要来了，李孃就把喀送到他的奶奶家去了，刘叔叔就把卓和仲送到他们的姑妈家去了。
靠近后门的大教室已经改成老师食堂，在其旁的右后露天天井周围有几间小屋，除了储藏食堂的粮食和厨房用具外，还住着炊事员张伯伯。他家也在乡下，周六回家，周日刚从家里回到学校。他说：“反到底”也是人，是人就要吃饭，吃饭就得靠我啊，我怕什么！
雷校长是一校之长，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放眼一看学校住着都是拖家带口的，男人没几个，全是妇女儿童，他尽职尽责地为大家运筹帷幄。他叫上彭叔叔和张伯伯，先去查看了学校后山坡上的小树林，觉得是藏身的好地方；然后就挨家挨户告诉大家，听到枪响一声，就往那里跑。
白天太平无事，晚上天黑了，二哥睡了，母亲带着三哥和我正准备睡觉，就听见大陈孃敲我家的门：“琏君，你听见枪响了吗？”
“没有，你听见了？几声？”母亲开门后问她。
“我听见了，响了一声，”正向我家走来的刘孃说。
“一声啊，那就赶快跑吧，”母亲对她俩说。
大陈孃和蒋伯伯带着姐妹仨，刘孃和钟叔叔带着兄妹四人，母亲急忙地背起我，牵着三哥，跟在他们后面向后门走去，直奔后山坡上的小树林。
刚要出后门，母亲突然想起刚睡下的二哥，不放心，又带着三哥和我回到家去叫他。可是，母亲叫醒他后他不走，困得懒得动弹。
““反到底”要来了，你不怕啊？”母亲对他说。
“什么“反到底”？怕什么？”说完不理母亲扭头又睡。
母亲没辙，也拉不动他，想来想去就对他说：“立大，别睡沉了，如果听到屋外有动静，就躲到床下的地窖里去。”
二哥“嗯”了一声，睡着了。
床下的地窖是大哥下乡那年，劳动一队的两个社员帮忙挖的。因为队里每年秋后都要分很多红苕给各家各户，一时吃不了就会坏，要放在地窖里，随时吃随时取，可以保存到第二年开春都跟新鲜的一样。大哥刚下乡，去了一趟新疆石河子，回来后又学木匠，跟着师傅走天涯，没有在队里争到工分，哪有红苕分回来，这个地窖一直空着，现在派上藏身的用场了。
母亲带着三哥和我出了学校后门，在一轮新月洒下的淡淡弱光下，能看清脚下的路。我们正要向后山坡上的小树林走去，就听见那里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一听就知道里面藏有人。母亲觉得小树林已经不安全了，就带着我们穿过操场，站在通向劳动一队晒场的小路上，正在东张西望寻找藏身之处，就看见路边地里的麦穗间有几个黑影在动，仔细一瞧，是苏孃带着勇和强、周孃带着斌、亮和芝正向麦田中心走去，他们一定也是从小树林那边过来的。可是麦杆只有半人高，就是蹲下头也露在外面，顾尾不顾头，成了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明摆着被人抓。
母亲一想不能藏麦田里，带着我们沿着小路向前走。刚走几步，就听见身后有唏哩哗啦的动静，回头一看是雷校长和彭叔叔，他俩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你们去哪里啊？”雷校长问我们。
母亲突然想起她有一个学生就住在晒坝旁边的那个大房子里，学生的父亲叫陈文清，是一个热心肠人。
“我们都去我的学生家长陈文清家吧，”母亲对他俩说。
他们也是从小树林那边过来的，鬼使神差地跟着母亲到了陈文清家。陈伯伯很客气地把一张床腾出来让三哥和我躺下，让三位大人坐在高桌子边的长凳子上。母亲又想起苏孃、周孃及孩子们还在麦地里，就起身去叫他们也来陈伯伯家。强、亮和芝也跟三哥和我挤睡在床上，苏孃搂着勇、周孃扶着斌靠坐在床边。
到半夜，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大人小孩的呼吸声，屋外宁静得能听见鸟飞过的声音。母亲一想家里还有睡着的二哥就呆不住了。
“我先回去看一看，如果我不回来了，就没事。”她小声地对大家说。
三哥惊醒了，发现她要走，翻身起床跟她回家了。后来其他叔叔孃孃看到母亲回去了也没事，就带着孩子们陆续都回学校去了。
我一觉醒来天还没亮，睁眼不见母亲，周围很陌生，谁也不认识，就开始哭起来，嘴里叫着要妈妈。陈伯伯哄不了我，只有抱着我去学校。他没有后门的钥匙，就去前大门叫喊，把丁孃叫醒了，她一开门发现一陌生人抱着“呜呜 ... ”哭泣的我，吃惊得瞪大了眼睛。陈伯伯向她说明情况后，她明白了，马上从他手里抱起我，谢了他，关好大门，转身就去前院我家。等她敲开我家门时，母亲才恍然大悟：她已经把我忘在陈伯伯家了。
折腾了一夜，“反到底”也没来。大家又诚惶诚恐地过了几天，也没有见“反到底”的影子。出去躲避藏身的老师和家眷都陆续回到了学校，父亲也回家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刘文昌先生作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