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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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登门求教童哥数学问题的待考学生，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啊，得到他很多方面的指导。有时来请教的学生太多，他忙不过来，就叫我为他们解答。当时复习没有资料，只有把高中的课本翻出来，语文和数理化还好办，政治就难了，我去学校找八月以来的《人民日报》，查看第一版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摘要点做笔记。我写了几篇假设题目的作文，请周老师为我修改，他说写得好，让我把它们背下来，考试时才有词可写。他也把它们给前来请教他的待考学生看，让他们也背下来。
高考的日子定在十二月九号和十号，政治、语文一天，数学、理化一天。在慌乱无序、赤膊上阵后，自我感觉考得一塌糊涂。考完政治后心里一点没底，每题都答了，也不知对不对。考完语文就更心慌了，题是做完了，好像答案都不到位。比如，有一道解释题是从《荀子.劝学》来的：“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只答了：“学习是没有止境的，一代胜过一代，”没有解释“青”和“蓝”的含意。第二天考完数理化后，我成了霜打的茄子 —— 蔫了。与政治、语文一样，题都做完了，数学试卷还做完了微积分的加试题，可是，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题不能确定答对了。
童哥是阅卷老师之一,在考完后那天的晚饭时他突然问我：“你把每页答卷的前三行空出来没有？”“没有啊，为什么要空出来？我把每页答卷都写得满满的！”我回答道。童哥解释说：“因为所有的试卷都要装订，封住考生的姓名后才给阅卷老师，前三行空出来是为装订用的，… ”大姐见我急得眼圈都红了，马上给他使了一个眼神，暗示他不要说下去了，并宽慰我说：“如果装订到答案了，阅卷老师肯定会拆开看的。”本来就考得不好，还出来这个“幺蛾子”，这不是雪上加霜嘛！
大姐见我高考后心情不好，就带我去文工团看排练节目。一进团里就碰到周团长，见我满脸愁云，开口就问：“未来的大学生怎么闷闷不乐啊？”“别问了，她觉得没考好，”大姐接过话回答道。“考不上没关系，到文工团来演女主角，” 他冲我笑着说。“说什么啊，她考不上也不来这里。不过，我相信她一定能考上，”她回敬了他。大姐对我信心百倍，我对自己底气不足。
春节将至，我回到金带场家里，尽管感觉没考好，还是希望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开始准备年货，哥哥们也陆续从乡下回家过年，还带回来一些农村老乡给的土特产，我无心跟他们凑热闹，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发呆。父母看出了我的心思，母亲对我说：“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考试很难做到准确无误，你那些不满意的答案阅卷老师会酌情打分的。”父亲也安慰我说：“真的没考上，复习半年再接着考吧。”父母疼我，不想我太纠结了。
重点大学开始发录取通知书了，每天都能听到谁得到录取通知书了，谁被某某大学录取了；紧接着一般大学也开始发录取通知书了，… 父亲每天都去找邮局的朱伯伯询问，是否有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大年三十那天，父亲又去了邮局，亲眼看到朱伯伯送走最后一班邮车，对他摇了摇头，才回家去过年。那天父亲自然是空手而归，那晚的年夜饭我几乎没吃，没味口，因为我知道，所有的重点和一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送到了考生的手里，显然我是落榜了。心中的失落无以言表，早早离开饭桌回到自己的房间。
二哥懂我，随我的脚步跟了过来，坐在我身边对我说：“小妹，没考上不要紧，哥来帮你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二哥是被文革毁掉上大学机会的那一代，他已经超龄了，无缘参加这次高考，所以，对我寄予厚望。我再也忍不住多日来积压在心中的沮丧，趴在二哥的肩上大哭了一场。我哭过之后，敞开心扉，与二哥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我们谈到：这次考试的失误、继续复习的计划、半年后再迎考，… 等等，一直聊到零晨三点，然后二哥站起身来，叮嘱我说：“先睡一觉吧，醒来就是新的七八年了，”说完转身回房间休息去了。
初三一大早，就听见有人敲我家的门，父亲开门一看，是邮局的朱伯伯，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色信封，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是川医的录取通知书。他很自责地解释道：“这封录取通知书是年前到的，不知怎么掉到桌子角下的地上没看见，今天新年第一天上班打扫卫生时才发现。”“你怎么亲自送来了？你捎过口信，我去取嘛，”父亲客气地说。“我必须亲自送来，当面道歉，由于我的疏忽，弄得闺女年都没过好。” 朱伯伯说完愧疚地苦笑了一下。
一瞬间，我成了570多万考生中被录取的27万七七级大学生中的一个，我被第二自愿的川医录取了而不是第一自愿的川师。后来才知道，当时川医列为重点大学，而川师是一般大学，重点大学要优先录取，所以我进了医学院，而不是师范学院。当年我的总成绩是280分，平均每科70分，居然进了重点大学，这不是水涨船高，而是水落船低啊。据报道，那年大学的录取线是190分，我竟高出了90分，原来是空担心一场，眼泪白流了！
写于201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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