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高事件中解读中国社会潜规则

 

    黄金高，现年53岁，福建省连江县县委书记。2004年8月11日，黄在《人民网》上刊登了《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的署名文章，自诉6年来为了反腐败身穿防弹衣并陷入困境的情况。文章在中国引起轰动，黄一时间成为了一名反腐英雄。
    在后来的日子里，黄先是因为“受贿”和“包养情妇”被“双规”，后来又被撤消了行政职务和人大代表资格，并被逮捕接受检查机关审查，2005年8月3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以黄受贿人民币368.53万元、美元22.8万元、寿山石30块（价值26万多元）、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1.7万元）、金砖一块、白金项链二条嫌疑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期间，他的妻子和多个亲戚、其他为黄金高办事的人员也相继被捕,连江县包括百姓在内有近三百人受到牵连。与此同时，官方网站上还陆续登出黄包养4个情妇并经常嫖娼的系列文章，文章对黄的“好色”描绘的细致且生动。伴之而来的是一些“扮演反腐英雄迷惑多少人”“黄金高是投机分子”类的文章……。事件一下变得扑朔迷离、雌雄莫辨。
真相，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也很难知道。本来，知道真相，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就是一件奢侈的、不本分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知情权，但是，我们毕竟有大脑，就免不了要猜测，要联想……。
对于黄自身的腐败问题，很多人不免会这样想：无风不起浪，莫须有，但不会这么严重。这种折中的态度，也许就是那些将黄极力败坏的人的预期。笔者同样是这样的心态：如果黄真是4个情妇、经常嫖娼、受贿400余万，那他还有穿防弹衣和上网登文章的的必要、精力、胆量和冲动？但同时，中共官场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沦落为烟花青楼之所，厮混其中几十年的黄真能出淤泥而不染、陷红尘而保童贞？--不可能。
众口烁金，积毁消骨。网络给了黄金高刊登文章的自由，也给了对手们侮辱他的自由。不管群众如何猜测，反正黄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反正他的光辉形象已大打折扣了。
尽管扑朔迷离，但是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黄金高被捕，是福州官僚阶层的报复。
黄穿防弹衣，刊登文章，是一种自卫，招谁惹谁了，怎么会遭到政府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报复？因为黄的行为，自曝了家丑和行规，违犯了官场的游戏规则。这个官场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那么，这个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也是官场的潜规则，其实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规则，它是一种非法的、不成文的、按权力大小进行财富等级分配的规则。这种潜规则绝不只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不是什么“社会转型期”的必然，（“转型期”是一个很有欺骗性的概念，它是中国人不求甚解、健忘和别有用心的产物）它是中国悠久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这个举世无双的、独一无二的中国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不得不谈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了。
中国官场潜规则是伴随着大一统专制的形成而产生的，它是中国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一个必然产物。
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秦国凭借法家思想剪除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专制王朝。秦因法家而得天下，也因暴政而失天下。15年后，秦亡汉立。汉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户口制度、连坐制度、酷刑等法家专制制度，同时也吸取了秦暴亡的教训，变焚书坑儒为独尊儒术。法、儒这两个战国时的冤家，在汉代终于因“受体”的分离（法为帝王之术
，儒为臣奴之道）而相敬如宾、握手言欢了。法家通过恐怖来压制人民，儒家则以“仁政”来欺骗人民，自此，中国的专制政体成熟定性一直延续至今。汉，也因此成为了这个民族的称谓。 
     儒家思想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升华，宗法制度是一种按血缘的远近进行财富等级分配的制度。“周天子，家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占领中原后，便广封亲戚，按血缘的远近分封大小不等的土地，所谓“封土建侯”。这些分封的土地实行的是一种“中央集权型”的封闭的僵化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由于井田制的僵化、稳定，分封的诸侯、大夫、士等诸阶层便由受封土地的多少，决定了财富成等级分配的状态。这种财富等级分配是周人的理想，也是儒家的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孔丘的话，明确表达了儒教的这种财富观念。这句话容易被人们误解，因为“患不均”很容易使人将之与农民起义中常提出的“均贫富”相混淆。这二者是不同的，“均贫富”中的“均”是”平均“的意思，他是农民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一种反抗；而孔丘“患不均”的“均”却是”均匀“的意思，即是财富按等级进行分配。
    “均贫富”的财富平均观念是基层农民的理想，也是法家思想的财富观。这两者是一致的，因为法家思想是帝王思想，而他们为了社稷的稳定总是满足基层农民的需要的。 
     法家主张财富平均分配，儒家主张财富等级分配；法家思想是代表皇帝利益的（常常也能代表基层人民利益），儒家思想是代表官僚利益的。汉代，法、儒合流，便形成了明为平均、暗为等级的中国社会潜规则。明处的平均，就是土地平分，低薪制；暗处的等级，就是土地兼并，和腐败。
    法、儒合流，是经过“磨合”的，其中一个历史见证，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论》。《盐铁论》是记载公元前８１年（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死后第七年）西汉朝廷组织召开的盐铁会议中法家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儒生们辩论的文集，它是一部难得的全面记载法儒思想斗争的辩论集，其中关于官僚薪水问题的辩论，我们不妨旁听一下，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潜规则的形成。
　   桑弘羊说：“当医生的医术已经很笨拙了，还要多取报酬。当官的多数不好，并侵夺百姓的利益。大官欺压小官，小官欺压百姓。因此不怕不精心选择，就怕所得到的人与我们期望的不一样；不怕他能力不够，就怕他贪得无厌。”
　　　儒生说：“古时候制定的官爵俸禄制度，卿大夫的俸禄足够在家里供养厚待一批贤士，士的俸禄足可以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优裕，在官吏家当差的百姓所得的报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种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禄微薄，地方上出徭役远到京城附近，谷米又贵，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平时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么事情，就要变卖家畜产业。不仅如此，还有徭吏经常派徭役，官府经常催逼赋税，地方上的小官吏只好行贿赂乞求宽免，大官则从中渔利。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又向乡里要。乡里又向哪里去要呢？俗话说：贿赂的风气下传，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却要小溪不接受地面上那点积水；想要百官都廉洁，是不可能的。（《盐铁论·疾贪》）　
    儒生的话，就是今天的“腐败有理”论。
    法家的平均是对腐败、对两级分化的矫枉过正，而儒家的腐败、两极分化又是对平均的矫枉过正。平均和腐败成了一对让人同情的怨怨相报的冤家对头，成了一个让人烦恼的解不开的历史之结。
    皇帝不搞平均、低薪行吗？不行，因为第一，“均贫富”是对造反、革命群众的许诺；第二是专制的需要，因为专制管的很宽，需要的官吏太多，高薪，朝廷供应不起；第三，是道德虚伪的需要，干部高薪了，还怎么搞“仁政”，怎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低薪还有一个好处：逼你贪，你一贪，你的小辫子就被皇帝攥在手里了，任何时候，只要皇帝愿意，随时都可以摘掉你的乌纱帽，甚至项上人头；第五，高薪，也不能保证你不贪，低薪的实惠起码是现成的。所以，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随着专制政体的日益成熟，官吏们的薪水是越来越低。
官吏们不贪行吗？不行，因为官吏们社会交往多，开销大，过低的薪水会使他们比百姓更贫穷。没了体面，还怎么当领导，谁还愿意当领导？贪的少点儿，满足等级分配的需要，别导致社会两级分化行吗？不行，因为贪污毕竟是潜规则，它是不被监督和控制的。再由于中国社会混沌未开，政治包涵一切，缺乏分权监督和制约，因而一旦开了头，就难收住脚。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王朝时间久了就会腐败、财富就会严重两级分化，等这种分化到了一定的界限，农民们就造反了，就会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新的王朝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过去兼并集中在土豪手中的土地，分了，均给广大的农民，将旧官僚废了，新官僚施行低薪制。这个新王朝时间久了，同样会腐败、两级分化严重，土地、财富逐渐被兼并在个别人手中，基层人民民不聊生，这样，他们又会起义造反……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构成了中国的历史。   
中国皇帝们的反腐败是动真格的，因为国家的财产就是他们的家产，家产被官吏这帮奴才们黑了去，内心是痛恨的，不是感激的；再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官吏们的腐败会使朝廷失去人心，财富的两极分化会导致社会动乱，事关江山社稷，干系重大。有了真心反腐败的皇帝，也就会产生真正的和皇帝一心的清官，尽管人数很少。清官们反腐败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有皇帝这个反腐铁杆作靠山，并且皇帝本身作为天子还给清官们提供了一种终极价值观。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反腐败方面，远不如古代，因为现在没有皇帝，也没有清官。今天的最高领导，更具官僚特色，因为他的权力不能世袭传承给自己的后代，所以江山社稷也不是自己的事，要贪，大家一起贪。他们所作反腐努力，只是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天下太平；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初次登台亮个像：哥来了，弟兄们给点面子，别出格……。至于自己死了或离任之后的事，那就“管他洪水滔天”。清官更不会有，如果有，比如黄金高，那也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因为现代的中国社会，没有了反腐败的终极权力和价值观，就没有了廉洁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你廉洁--为啥？你守节--为谁？当然，这也是今天黄金高的悲剧所在，如果在清朝，事情发展到了这种份上，民怨如此沸腾，皇帝早就龙颜大怒，对福建领导班子大开杀戒了,哪里还会有这帮杂碎报复的机会。
皇帝们反腐败虽是真心的，但是，他们也是讲分寸的，因为面对制度化的腐败，面对官僚们的集体腐败，皇帝的耳目再多，也不是整体官僚的对手。再说，皇帝也不可能将官僚全部杀光；况且，这个制度的制定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以皇帝们的反腐败其实是在搞平衡--皇权、官僚、百姓间的平衡。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反腐败，都是表面的，都是在演戏，都不解决根本问题。今天的社会，更是如此，甚至连演戏都不如，因为现代的反腐败几乎全是官僚间的政治斗争，因为现代没有了对社稷终极负责的皇帝。
在中国，腐败是悠久传统，廉政是一时冲动，反腐败则是一出常演常新、百看不厌、永远没有结果的戏。
腐败，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潜规则，就是中国人的游戏规则。

 

2005  8

 首发于《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