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六四”屠夫邓小平针对中国领导人，曾说：“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能称为一个时代”。他这里的“东西”，指的就是政治理论。按照这种说法，“新中国”的历史上，能成为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个，邓小平是一个，江泽民是一个，其他的总书记就只能算是他们某种理论的实践者。现在的胡锦涛呢？目前还不能称为时代，因为他的执政纲领：保先运动和建立和谐社会，都是三个代表的延续和实践。从“三个代表”的实质意义来看，中共已经完成了造反--坐天下--尊儒的中国传统历史循环，后来者，很难再有新的理论建树。如果有，那他也将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共的“败家子”。
    “三个代表”就是公然抛弃马列主义，恢复儒家思想。由于中共是靠批儒起家的，新文化运动的反儒笔墨未干，文化大革命的批孔言犹在耳，国民反孔批儒训练有素，所以，中共今天的尊儒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说他们偷偷摸摸，是因为他们只让不懂事的孩子背诵《三字经》《论语》，是因为他们总是以文化辩论的方式试探国民对待儒家的态度，用文化讨论的方式宣传儒教思想。说他们实际上干着尊儒的勾当，是因为他们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民族复兴”取代了实现共产主义；是因为今天的胡锦涛正在建造“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是混沌的，她本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很难用文字来描述的。如果一定用文字来描述，“和”是其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个“和”，就是“天人合一”的合，“和平”的和，“混和”的和，“调和”的和，就是“和谐”的和。
    基督教国家是“不和谐”的，他们的社会权力是二元的，俗权和神权是紧张的，它来源于人本身灵与肉的紧张。如果说人的肉体需求是火车，那么人的灵性道德就是铁轨，他们的紧张，使得基督教国家总是处于运动当中的，总是前进的。这种前进性，我们中国人看到的就是基督教国家的先进的科技和物质。基督教国家的“不和谐”表现在今天的政治上，就是党派的竞争和民众对政府自由的批评。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都是“和谐”的，因为她是“天人合一”的，皇帝集神权和俗权于一身，没有监督没有批评，“替天行道”完全靠自己的道德自觉。也没有人敢批评皇帝和执政党，有的只是忠心的进谏和友好的“民主”协商。
然而，在“和谐”的表象下，是等级森严、两极分化、灾害不止、社会动乱改朝换代频繁等严重不和谐的历史真实。儒教说“忠”，其实中国人最不忠，因为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改朝换代组成的；儒教说“仁”，其实中国人最残忍，中国人发明的酷刑，比地狱还恐怖--儒教的本质就是一个说“反话”的宗教。同样，儒教说“和谐”，其实中国社会最不和谐。
    中国社会的不和谐，来源于她的等级森严，来源于严重的两极分化。而等级和两极分化严重就是来源于“天人合一”，无神论中国必然是一个象非洲原始草原一样食物链等级严谨、弱肉强食的社会，“天人合一”又使得她的两极分化如同天壤。
   今天，中共努力打造“和谐社会”，不单单是对“阶级斗争”、对马列的否定，也不单单是政治作秀，而是具有很现实的政治意义，她本身就是对不和谐的、社会矛盾尖锐的现实进行的调和努力。今天的“建设和谐社会”，其本质就是中国社会全面儒教化，儒家潜规则（腐败潜规则）彻底制度化：当官的要“明礼诚信”，贪污受贿要按自己的级别进行，不能越级犯上，更不能象黄金高一样反水；当警察的和小偷们的分赃要制度化，不要随机发挥、临时讹诈，免得撞车露馅；鸡头老鸨们向官爷们的进贡也要形成制度，不要让警察们捉住了妓女嫖客，你们才上银子，嫖客抓得不对了，双方都麻烦，很不和谐；医生们拿回扣，要适可而止，要根据病人的实际花销按比例进行，不要象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附属院那样过分，这样对谁都不好，尤其是外泄了行业行规，被海外媒体当成了把柄，暴露了中国社会的不和谐……。

 

2005  12  5

 

首发于《民主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