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分子受骗的深层原因分析

--- 兼谈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毫无起色

（By 张洵 Eric，2016年12月21日）

 

昨日，交流与思考群又出现了关于民国知识分子倒向共产主义的讨论。各持己见，热烈异常。很多人很自然地为民国知识分子开脱：因为共产党撒谎了，所以不怪知识分子。

是啊，在天朝这个一切风险都要自己承担，骗子和谎言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都多无数倍的国度里，大家都对受骗习以为常了。由于每个人都可能有受骗的经历，而人的罪性注定了会为自己开脱，所以，对民国知识分子的关宏大量，就是在所难免了。

我认为，讨论这个现象，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他们如何倒向（相信了谎言），而是为何倒向共党、相信谎言？这里我可以总结一下其中的几个关键的因素：

• 当代欧美文明的形成，是从宗教（基督教）信仰到世俗应用（宪政、哲学、科技等）。而无神论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西方无神论知识分子），对于超验的层面完全没有认识，所以，只是把目光集中在世俗层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洛克的政府论翻译后半部分，舍去前半部分（以圣经教义来论证人的天然权利），这样的一知半解，必然会导致对西方文明认知的持续偏差，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德赛二先生】都是如此。这样，在寻找中国出路时，无视信仰和社会情感，用硬邦邦的理性和赤裸裸的平均主义（劫富济贫）来对接答案，共产主义自然就是最理想的。不管共产党是否撒谎，他们都会接受共产主义的。所以，共产党的谎言不是关键因素。
• 因为以上的认知，民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对基督教信仰无知，更对其有一种基于无知的仇恨。所以，连续开展了多次非基运动，大搞信仰和思想领域的法西斯。殊不知，基督教是最能够抵御共产主义思想的 – 谎言谁都会说，如果你有了基督教信仰，即使觉得谎言诱人，也不会接受，因为它们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也就是说，抵制谎言，信仰要远比理性分析更有力量。非基运动，把最有效的抵制谎言的武功先废了，不受骗上当也难。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何尝不是如此？至今，在民主网群中，任何人如果提到基督教对社会及民主宪政的好处，就有人出来指责你传教（其实根本不是传教，指责者也对何为传教非常无知。但who cares？），无视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做出了多大贡献，却对传教持极为负面看法，理直气壮以“传教”来指责、控告他人，这样的法西斯作风依然存在。

• 人类在科技和人文方面的成功，让我们对人类理性空前的自信。自然，人类需要理性，理性也是上帝赐给人的重要禀赋之一。但是仅有理性主义是危险的，它会让人如此自以为是，以至于罔顾事实。其实，贯穿整个民国（直到49年），中共及其领袖砖痣本性：打土豪分田地、AB团、延安整风……，已经表露无遗。为什么民国知识分子完全不顾事实，宁愿相信谎言，前赴后继去延安呢？理性的自信所致也。
• 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罪恶根源，除了上面所说，从西方那里只是学到了理性主义，而对基督教信仰毫无兴趣外，还有一个对中国内部形势的实用主义态度。中国知识分子“天下为己任”的情结，让他们忧国忧民（虽然反孔，但骨子里就是儒家，实际上是要取代孔子行使同样的计划），面对列强的欺凌（后来日本侵华）和国破山河在的现实，祭出“救亡”的口号。以实用主义的思想来判断敌友，排除一切价值元素。一个真理是：当一条狗饥饿的时候，最容易向扔给它骨头的人摇尾巴。而当时最有心计的苏联是给中国最大物质支持的国家（独裁者如果想做一件事，决策过程很快，而且可以牺牲自己国民利益；而民主国家不仅决策过程慢，而且决策中还要受国民利益的掣肘，对中国的支持速度与力度肯定受到限制）。这样，民国的知识分子就自然而然忽略价值观和长期利弊考量，以实用主义的思想迫不及待地向苏联及黄俄投怀送抱了。

最缺乏基本人类智慧的一句话就是：“今天不一样了！” 几年前，我在北京和朋友吃饭，告诉他们，由于专制的体制还在，那么，统治者的行为就无法被控制，他们可以改革开放，也可以发动文革。所以，文革还是非常可能出现的。我的话引来哄堂大笑，大家一致说：“现在不一样了，文革再不可能发生了！” 难过的我只能以“不笑不足以为道”来自我安慰。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民国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 如果有，就是更差了。如果我们尊重逻辑，就知道：若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差不多，今天社会变革的结果与1949年会差多大呢？是否要再进入一个百年循环？不敢想。

而每次我提出这样的想法，都往往遭到嘲笑。更有人会否认今天的知识分子与民国时期差不多的结论。这样的毫无长进的思维能力，不过是我的观点的进一步证据而已。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每次在网上的讨论乃至争论，都让我对中国的前途更加悲观，对中国知识分子更加看低。当然，佐证我的观点的重要现象是：对我的观点大笑着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