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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协助领导1979年《星星美展》“十一”成功游行，左王克平、左中徐文立、中马德升、
右杨靖（美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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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
——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
徐文立
（2008年6月24日）
十年了。
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风雨中前行，她的主要领导人经受住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这个在中国大陆生发出来的负责任的反对党虽然依然弱小，但却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也必定更加意气风发。因为，中国民主党人明白，中国民主党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立足国内；二，公心至上、服务大众；三，侧重服务于农工商大众和中产阶级。
她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主席——查建国先生，以“我，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骄傲，入狱九年，将于6月28日光荣出狱。
为了中国民主党的健康发展，有关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1998年11月9日正式成立“是断送了党的事业？还是因此而让中国民主党真正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政治反对党？”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有必要明辨。
特别是，1998年11月10日公然背叛自己参与建党的承诺、之后公开污蔑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沉寂了近十年之久的吕洪来，去年以来，异常的活跃，他不断地利用一些人的私心和无知，挑拨离间、拉帮结伙，诋毁中国民主党的建党事业，以达到他为他的主子，在实际上否认中国民主党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党的客观事实的险恶用心。为此，我有必要正面回应吕洪来的挑衅。同时，也请朋友们看清吕洪来对中共政权的小骂大帮忙的真实面目。
吕洪来于2008年5月18日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在网上多处发文说，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民运的一个10年未解的重大谜团——即徐文立不可告人的、卑鄙的目的：“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上的领袖！”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自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为副主席、刘世尊为秘书长。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和决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惊讶！也震惊了中共当局！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将全国民运朋友的进行的筹组民主党运动，变成了实质性的建党！这一重大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摊牌！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当权者必须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适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又凭什么去盲目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识的朋友，都会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个荒唐透顶的政治决策、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不能再对国内组党运动采取拖延、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对国内组党运动举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全面镇压国内组党运动的政治决策。从而导致了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的失败，全国先后有近50名组党骨干被捕入狱，许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计刑期近250年。至今许多当年的组党骨干仍在狱中服刑。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还导致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流产，导致武汉秦永敏先生坚持了300余期的《人权观察》的停刊，导致天津吕洪来主办的《笔谈》的被迫停刊，导致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的结束。（引自王有才网站——http://www.ccdtr.org/index.php?q=%E5%90%95%E6%B4%AA%E6%9D%A5&module=search吕洪来【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Sun, 18 五月 2008 11:27:46”
吕洪来这种谬论早已有之，即是所谓的徐文立“下山摘桃论”的变种。
一，姑且不论：
1）1978－1981年，徐文立参与组织和领导民主墙运动；
2）1978－1980年，徐文立主编《四五论坛》；
3）1980年11月15日，徐文立发表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二十条”；
4）1978－1980年，徐文立组织和领导营救任畹町、魏京生、刘青等一切政治犯的民主讨论会和民意测验，组织和领导公布魏京生法庭审判的记录；
5）1979年10月1日，徐文立协助领导在北京举行的“星星美展”大游行；
6）1980年春节期间，徐文立事先、事后与闻秦永敏、傅申奇、杨晓蕾、刘二安有关建立“中国民主党”的武汉会议，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7）1980年6月10－12日，徐文立组织召开有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参与的讨论建立反对党的北京甘家口会议；
8）1980年之后，徐文立与王希哲、孙维邦、徐水良等人继续主编民办刊物《学习通讯》；
9）1980－1981年，徐文立为恢复齐白石先生的世界名人的地位、为郭罗基先生鸣不平，在香港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
因此，徐文立被判了“民主墙时期”最重的徒刑：15年徒刑、4年政治剥权。
1993年5月26日，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假释出狱。
二，姑且不论：
1）1997年11月29日，徐文立正式对外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的政治纲领，之前、之后以“广交友，不结社”和“广交友，缓结社”的策略，联络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为正式建立反对党做舆论、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2）1997－1998年，徐文立和秦永敏等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不断敦促中共政府加入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1997年12月20日，徐文立和秦永敏、王希哲、卢四清发表《告工人同胞书》；1998年1月9日，徐文立就建立独立工会公开发表谈话；
3）1997年底起，徐文立和秦永敏及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创立“空中民主墙”；
4）1998年2月4日，徐文立就西藏问题发表六点呼吁；
5）1998年3月，徐文立和秦永敏共同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国人权观察》。
6）1998年4月21日，徐文立就《中国政治转型的民运对策与战略》公开发表谈话；
7）1998年初，秦永敏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准政党的联盟，公推徐文立为代表；
8）1998年5月26日当晚，徐文立和秦永敏决定，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响应浙江同仁们的义举，共同创建中国民主党；
9）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等人经过长期筹划，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
所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一中刑初字第2769号判决，写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刑满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间，先后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方对谈录》及伙同秦永敏发表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大肆叫嚣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诬蔑‘人大选举是[黑箱]作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动成立‘独立工会’。宣称‘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我（指徐文立）肯定是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上言论分别在境外刊物《中国之春》及其它媒体上发表，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间，为成立‘中国民主党’，与境外敌对分子严家其相勾结，共同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并向境内外散发。该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徐文立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任‘党部主席’。在此期间，徐通过积极发展成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策划召开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
为此，徐文立在 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案” 第一轮判决中，再次被判了最重的徒刑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1年。
2002年12月24日圣诞夜，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流放美国。
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徐文立，是如吕洪来等人所妖魔化的“下山摘桃”者吗？！或者妖魔化得了的吗？！
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大是大非在于，中国共产党果真如吕洪来等人（包括王有才）所歌颂、或企盼的那么心慈手软、优柔寡断吗？
请看：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明白无误地、血淋淋地宣称：
“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如果让他们搞起来，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摘自《江泽民文选》第二卷，572页。）
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在以搞组织起家的中国共产党那里、中国共产党头头那里，在对付中国民主党的建党活动，不可能有一点点的“拖延、敷衍，模棱两可”！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与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或不正式建立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政权，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组织起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为了结束中共政权的一党专制，只有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背水一战，以不怕牺牲的勇气去冲击党禁，才有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1998年6月25日，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申请筹建中国民主党，还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他们的勇气和果敢都是名垂千古的。中国民主党1998年虽被镇压，她的中坚力量甚至付出了岁月和生命的代价，但是她却顽强地存在了，中国民主党不论在国内、海外，都已经成为了中共政府消灭不了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中坚力量，这正是中共政权所最不愿意看到和惧怕的事实。
所以，他们要“枪打出头鸟”、“擒敌先擒王”；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又在海外利用西方自由的政治环境，策划和制造出了“四至五个假民主党”，几乎一律都冠以“中国民主党”的称谓；有一个即便不冠“中国民主党”的称谓，在他们申请“假政治庇护”时，也填写“中国民主党”的称谓。这些，中共政权在海外策划和制造的 “四、五个假民主党”，表面上也会争风吃醋，内里却成犄角之势，相互配合；即便一个败露了，还有另外的补上。他们一方面败坏中国民主党的声誉；另一方面，伺机取而代之。其中，最为嚣张的“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的所谓主席王军就扬言：说不定哪一天，是我们把徐文立开除出中国民主党。
这就是吕洪来集中火力攻击我徐文立的全部的政治目的，这决不是正常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不是关于建党历史的负责任的研究和总结。
所以，我们说，吕洪来之流并非不知道、并非不懂中共头目——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
吕洪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然，有些朋友由于政治经验不足、或不了解历史的真情，没看透这一点，也跟着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则完全是可以谅解的。
吕洪来声讨我徐文立的文章中对中共政府的含情脉脉，恰恰暴露了他与中共政权的微妙关系；同时，他也是为了掩盖他在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建立的关键时刻，一段见不得人的丑恶历史。
原本，念及吕洪来1998年还是一个中青年人，也念及1979年他在天津民主墙期间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不准备把他这个丑行公之于众。但是，吕洪来目前的信口雌黄，挑拨离间，让一些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真情的同仁产生了种种误解，已经危及到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能不能健康地进步和发展，那只好将吕洪来的这段丑行，公之于众了。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之前，我和查建国成功地避开了北京市公安局日夜的监视，三次去了天津，完成了天津的组党部署。考虑到吕洪来早年参加过1979年天津的民主墙运动，只要他同意，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天津部分将由他出面组织，并把党的刊物、即《笔谈》也暂放天津，也由吕洪来主办；所以，我和查建国赴天津时，两次特别约见了吕洪来；吕洪来当时表示全力以赴、不怕牺牲，坚决支持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成立，同意天津部分由他公开出面组织。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帮助他安排一个谋生的行当；我们不但立即做出了妥当的安排、解决了他的生计，还妥当地安排了党的刊物的编辑、印刷、出版的事宜。为了他的安全，明确无误地约好了一旦确定召开建党会议，如何秘密通知他与会的特殊方法。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建立那一天的清晨，我们用和吕洪来事先约定好的特殊方法，用公用电话秘密地通知了他立即赴京与会。
然而，他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从天津赶来，迟到了，是完全可以谅解的。
可是，就在他迟到了两个小时的期间，日夜守候在我家门口的警察们已经感觉到似乎有什么异动，因为当天中午，陆陆续续地有几十个生面孔进了我家所在的大院，于是，警察采取了封门的措施，凡是生面孔再进这个大院，就带走盘查，吕洪来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警察带走的。
未成想，第二天，即1998年11月10日，吕洪来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公开宣布民主党组党运动破坏了中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否认他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事实，并嘲讽建党会议上与会者选举他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副主席的选举结果。之后，我立即与吕洪来通了电话，电话中得知，这已是吕洪来自己的本意，我便写了一篇严词斥责他的文章。之后不久，我就被逮捕了。
严重的是在我被捕之后，我夫人记述道：
“11月30日，文立被捕，警察抄家，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没多一会儿，吕洪来就来了电话。我说，现在，院子里还有很多警察，我的电话也被监听。他说，没关系，我不怕。
第二天，吕洪来又来电话，问有什么进一步消息，问我听广播了吗？吕洪来说，XXX他们发了声明，不只四个人，还有XXX，还有XX的不少人，是啊，我们就是不呼吁营救徐文立、秦永敏。当然，你放心，现在会依法办事的，比20年前强多了，20年前什么没说，劳教我三年，现在一定是依法治国的，就是81年全国大搜捕，也只是有限度地打击了几个为首的，你看这次，多数民主党人并没有被抓。
吕洪来还说：我说什么来着，完了吧，踏实了吧，整个没戏了吧，我当初就不同意组党，老徐不听，怎么样，出事了吧，……。
我答道：‘吕洪来，你明明知道我的电话被窃听，现在是故意在这里向公安局讨好卖乖吧。你是不是以为说一百遍，公安局就相信你这套话了？文立现在人在里面，你这么讲不太合适吧，而且你跟我说这些，我也不是搞政治的。”
吕洪来说：‘你还不是搞政治的啊。’
显然，吕洪来甚至想把我也往监狱里推。
我答道：‘吕洪来，你说什么呢？你以为，你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就能讨好公安局了？当初，我亲眼看见，你拍着胸脯对徐文立说：没问题，我坚决同意组党，太棒了。你还说：到时，我随叫随到。为了万无一失，你还告诉了你亲戚的电话，按照你给的电话，通知了你……，你现在凭什么在电话里如此诋毁徐文立，自己害怕了没关系，但是不能这样公开无耻！’
吕洪来说：‘我就是不知道，说到哪儿，我也不知道。现在，全国救援，我也在搞，你要这样，我可不管了。’
我答道：‘你爱管不管，你真无耻！’
——贺信彤记于1998年12月初”
吕洪来既然是这样一个公开的背叛者，那为什么2007年他要在6月4日之前，今年2008年他又要在四川大震灾之后的第5天，不惜以被人讥讽为“炸网”的急迫，迫不及待地配合海外的“假政庇－中国民主党”们及某种势力集中火力三面夹攻我徐文立呢？
一， 那是因为2007年6月4－5日在海外，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注定要记住这个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
2007年6月4－5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为了保存住中国民主党这个1998年诞生在中国大陆的公开、理性、和平、负责任的政治反对党的火种，为了海内外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属能在同一个会议平台上发声，表明他们的存在和顽强。为此，经过一年多反复酝酿、讨论了新的党章、《第三共和》的政治纲领、新的领导班子，并经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来自海外14个国家和地区的党部，以及来自于国内28个省市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通过书面发言和电话同步发言，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美国罗德岛州典雅的“希望俱乐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受到了以南希•普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为首的各国政要和各国朋友们的赞誉和肯定，受到了台湾民主基金会杨黄美幸副执行长的赞誉和肯定，受到刘国凯为主席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等兄弟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赞誉和肯定，特别受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市的中国民主党各个党的组织和异议人士以及家属们的赞誉和肯定。这次大会庄严而肃穆，在会场的大厅举办了“六四血案图片展”。大会不设主席台，但在主席台的位置上崇敬地摆放了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等几十位系狱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和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的照片。大会决定，向七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的家属颁发了每人500美元的奖金，两位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250美元的奖金，授予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各地区39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称号和奖牌。
正式会议之前，在徐文立家中以打地铺、吃大锅饭的方式，本着先立规则，后开会的原则，召开了三天的预备会议和之后的二天正式会议，使得整个会议紧张而有序。正式会议的最后一天，除了进行有序的民主选举之外，全体与会的党员代表，本着坦率、礼貌、有序的原则，进行了自由发言。新任的领导班子诚恳、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正式会议期间，完全向海内外媒体开放，仅仅中国官方的媒体就先后派了他们驻美国的三位首席记者与会。据说，这是过去海外民运会议从来没有过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分别专访了会议的组织者徐文立，《文汇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参加了大会的记者招待会和鸡尾酒会，会下自由地采访了很多与会者。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文汇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却利用这次机会，想以釜底抽薪的办法，企图置徐文立于失去工作、同时瘫痪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工作的死地，手段之阴险和狠毒，可见一斑。所幸，这种阴谋，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国度，它难以得逞。
与此相反，美国媒体以《新中国的希望“Hope for a new China” 》，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高度地评价了这次会议，表达了他们的肯定。
中共当局和某种势力却在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能让中国民主党成为未来中国的希望。
二， 那是因为中共当局发现，中国民主党在海外保住了火种，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与中国民运的其他组织，开始结束以往海外民运四分五裂的状况，一些健康的中国海外民运力量建立起了“中国海外民运协调会”，并于今年初成功地联合组团赴台湾观选和参观访问，并有进一步联合共事的大好趋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民主党大批领导人相继出狱，现在，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也日趋公开和活跃，各地中国民主党组织，特别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已经成功地更名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失败，而且日益壮大成为了真正的、负责任的反对党了，自然他们要用“中国民主党建党失败论”，同时，用败坏目前做实事的头面人物的手法，从所谓内部把中国民主党搞乱、搞臭。
可是，这是徒劳的。
2006年12月5日与中国民主党组织素味平生的北京著名的时政评论员王光泽先生，在他的《梦想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文中预言：1998年在中国大陆创建的中国民主党历经17年的努力，2015年终于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又用了5年的成长，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党，2020年取得了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自然我们只能把王光泽先生的话作为一种政治预言来憧憬，但联系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残酷镇压及近年来冒牌的中国民主党组织纷至踏来、当年反对1998年组党运动的一些人现在却对中国民主党趋之若骛，当年先积极赞同、后又公然背叛者、沉寂近十年的吕洪来突然“现身”，大肆攻击组党，种种趋向至少表明：1998年创立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将成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转型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政党是有可能的。
那是因为，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有以下五大特点：
1. 中国民主党1998年创建于中国大陆，而不是海外。但，1998年初，王炳章先生秘密闯关成功，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建立，功彪青史。之后，王希哲、傅申奇诸公配合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建立所付出的心力，和在海外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组织的努力，功彪青史。
2.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和京津党部组织1998年所颁布的党章或临时党章、公告、特别是2000年1月1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所发布的《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都表明中国民主党是有坚实的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
3. 中国民主党1998年的创建人是一个大的群体，她的主要成员来源于1978年的中国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她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她的40多位领导人都经历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至今尚有20多位领导人仍在狱中受刑。
4. 中国民主党1998年建党运动先后发生于中国大陆的28个省市、自治区，因而她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
5.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创建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美国和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会议以及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1999年度在王希哲先生和王炳章先生的领导、廖燃先生协助下让中国民主党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作为一个集体成功地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因而她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范围的影响。
2002年12月24日，我被流放美国之后的第二天，受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四主席之一王希哲先生的郑重委托，经过二年的筹备和网上会议，经过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民主党各党部和党员所参与的“三读二议一决”，于2004年12月3日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以及2007年的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中国民主党在各地区的党员公开和半公开地存在和活动，充分说明了中国民主党已经是中共政权消灭不了，不得不面对的政党实体。至少说明，所谓19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是失败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中国民主党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会有挫折；但，以失败论来消磨中国民主党人的意志的别有用心，是不会得逞的。
中国民主党海内外的架构已在，组织尚存，时机一到，何愁千军万马！
甚为好笑的是，最近吕洪来又玩了一把、以排斥和孤立我徐文立为隐蔽目的的签名运动，特别请了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来领衔签名营救秦永敏。
谁营救秦永敏，都没有错，都应感谢。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1998年的时候，正是这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在海外为了私人的政治目标，置大局于不顾，公开反对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组党运动，并特别强调决不帮助徐文立、秦永敏，以及徐文立的朋友，决不营救入狱的徐文立、秦永敏；对此，他们至今没有公开承认错误和致歉；这次，在吕洪来操盘下，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包括因某种原因暂已隐身的那一位又摇身一变，居然成了营救秦永敏的领衔主演，你说搞笑不搞笑？
那是因为这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本能地相信歹人。所以，我奉劝这二位老朋友，同时也奉劝中共当局，吕洪来这等厮，不用也罢。
附件1－5：
附件一：【王希哲按语】
附件二：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附件三：给徐文立妻子贺信彤的信
附四：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公告
附五：吕洪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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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王希哲按语】
王希哲先生反复指出：“我坚持认为，在国内高压，事实无法合程序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幼芽的民主党只有两条路：一条消极主义，事实让民主党自然消亡，一条，部分中坚骨干分子站出来先拉起山头（如查建国），成为中流砥柱不畏牺牲坚持到明天。”
——摘自《徐文立：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王希哲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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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有关陆光武事件
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徐文立
（2006年1月17日）
……
1949年以前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已经进行了五、六十年的历史。
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为此，许多仁人志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却至今人们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牺牲者的英名。他们的英名可能完整地保存在中共的罪恶的档案之中。因此，当今在中国大陆任何建立民主政党，而为此努力的人们，均是继承者而不是首创者。
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中，我们这些后生充其量只是民主之子。
有关建立当今“中国民主党”的努力，应该追溯到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与会者有秦永敏、傅申奇和两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国内人士。当时，他们准备成立的政治反对党，就称为“中国民主党”。与闻者有我徐文立。
1981年6月10日至12日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和另一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参加的“甘家口会议”就是为了建立政治反对党，虽然它的名称不叫“中国民主党”。我为此原因和其他的原因，如联络全国异议人士、主办《四五论坛》和《学习通讯》、营救“民主墙”三位著名异议人士、在北京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中共三十周年大庆之日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企图组织《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在香港著文为齐白石、郭罗基鸣不平……，而成为“民主墙”时期判刑最重的人——15年徒刑，4年剥权。
然而，对“甘家口会议”事先并不知情的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为此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其中尤以王希哲先生为重，被判刑14年。事后，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却宽容我防奸不力的严重错误，从未对我有过半句的抱怨和责备，更令我自责和羞愧。
1993年5月26日我被假释，第一次出狱。
1993年5月26日至1998年6月26日，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我主张以“广交友，不结社”；再到“广交友，缓结社”为掩护，为建立政治反对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社”，就是“党”；“缓结”，就是一定要“结”。这是极其明了的。有些人可能读不懂，有些人可能故意读不懂，但是中国共产党高度警惕，使得我出狱之后的日子，几乎天天处于中共警察的包围之中，不得不与他们捉迷藏，尽力摆脱他们的监控。
1997年11月29日我接受《路透社》记者艾伯乐采访之后发表的纪要，以及1998年1月9日与在香港的韩东方的电话对谈，1998年4月21日接受旅法记者安琪在美国的越洋专访，都是为了提出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政治纲领：“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和一系列的政治策略，供各地朋友参考。
中国政治反对派，这个“派”实质上就是“党”；这个“派”与“党”，只是一寸之遥。可能，有时我在政治上某种提法上的改变，使得有些朋友觉得有些突然。我想，是凡对中国大陆红色恐怖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不难理解，在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活动，在一些带有实质性的政治行动出台之前，都一定会放些烟雾弹，一定会“守口如瓶”。所以，一旦提法上有所改变，难免使得一些观察不细的朋友会觉有些突然，包括原来长期在海外生活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王炳章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并不奇怪的。然而，对此故作文章的人，那只有另当别论了。
其实，我从1978年12月16日撰写《四五论坛》的发刊词：“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这就是《四五论坛》发刊和存在的理论基础”之后，王希哲、孙维邦、秦永敏诸同仁在广州、青岛、武汉等地建立《四五论坛》分社；到1997年底至1998年初与秦永敏等全国同仁们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再到1998年11月9日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并与秦永敏等各地同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党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看得比有些人清楚，使得我再次成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案”被判刑最重的一个，我再次被判13年徒刑，3年剥权。这其中，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治反对党是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再重判我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最怕有组织的政治（包括宗教、民族、文化）的反对力量。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共同的政治默契，我才有可能和武汉秦永敏等各地朋友们有那样默契的配合，1997年底开始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系列没有组织的组织：1997年12月20日促动建立独立自由工会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不间断的“空中民主墙”和半年近500期的《中国人权观察》和各地《中国人权观察》分站；由秦永敏1998年6月20日正式举起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和1998年9月21日成立的“徐文立办公室”；……。在此期间，我和秦永敏还有一些其他各地的同仁们不断地遭遇中共政府的抓捕、关押、跟踪、抄家……，同时承受着个别并不干实事的人的干扰和一两位颇有些政治影响力，但并不懂得政治策略的政治老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横飞而来的无端斥责。
1998年6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突然提出筹组“中国民主党”。当晚，我和秦永敏通了长时间电话，一方面觉得浙江的朋友步子走得过急了一点。同时商定，以大局为重，决不起新名，号召并身体力行统一在全国建立“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以形成全国的规模，造成国际的影响。以现在的结果看，这个预期目的达到了，以至于现在，“中国民主党”在有些人、甚至当年的反对者那里，都已经趋之若骛了。
1998年7月10－16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朱虞夫、祝正明等人被中共政府扣压起来，我和浙江朋友、武汉秦永敏以及海内外的朋友们首次请律师朋友介入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和“法律后援团”，以“7•10案”大营救，全国1998年7月16日19省市100位和1998年8月10日22省市138位政治反对派人士联署的抗议，使营救活动达到了高潮，王有才等人先后被释放。
与此同时，我考虑到北京毕竟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民主党创建之后，顺理成章的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应该在北京召开。而且，以我个人的政治经验和十几年来已有的全国性的人脉关系，在我并不知道浙江一些年轻朋友也已经在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为了避开中共政府有可能对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阻挠，就只在北京等地小规模酝酿筹备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并以突然的方式对外公布了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动议，此时浙江的一些青年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秦永敏代表我再三同他们协商，未果。之后，一些人在某个开始不愿参与组党的人的怂恿下，也以突然的方式宣布了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及名单，特别并未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和同意，擅自作主将我列入筹委会名单。此时，我确有过一次不冷静地与浙江某人的电话通话，确说过几句过头话，至今我依然认为那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现在检讨起来，在1998年下半年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极为险恶，沟通不足，造成一些误会，加之一些人的挑唆，使得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努力夭折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即便没有这些内部的误会，中共政府也一定不会让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大陆成功召开。
在我们一再协商、退让和妥协都不能够取得统一的情况之下，中共政府也实际上拒绝了透过“注册的方式”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努力。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湖北、辽宁、陕西、河北、河南等地的组党人士只好纷纷以“党部”的形式，以“宣告成立”的方式在各地正式建立了中国民主党党部。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中的不得已的一大创举，同时也是一大遗憾。
由于现在并不是总结中国民主党创建历史的恰当时机，我就回顾到这里；我又即将为学生开课，所以没有时间再回应任何问题，请谅解。
至于今后，我已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刘宾雁先生纪念追思会上表明心迹：
“宾雁生前又说过，他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气息浓郁的家庭，他最后以无党无派的自由之身离开了我们。做一个无党无派、懂得感恩和卑谦的人，是我努力的方向。”
至于今后，我也已一再对一些朋友表示过我的全部政治抱负：
“我本人的政治报负，在于和同仁们在中国建立一个造福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百姓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的政治制度，在当代就是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为此，我个人将不谋求任何公职。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个人都不准备参加任何谋求公职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选举，但这完全不妨碍我认为选举和选举制度对于宪政民主是绝对必要的，也完全不妨碍我支持同仁们参加谋求公职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选举，特此声明。（2005年3月30日草拟）”
http://boxun.com/hero/2006/xuwl/2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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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给徐文立妻子贺信彤的信
尊敬的嫂夫人：
想不到，第一次给你提笔写信，竟是在这样的时候--文立兄被判重刑，再次入狱，举世震惊，国际哗然。我因为搬家，电话还没移过来，联系很不方便。但几天来，通过《美国之音》，整个审判的过程还是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又是长夜难眠的等待，又是受不尽的白眼和傲慢……，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与十八年前不同，文立此番大智大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壮举，以及他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包括他的政治主张，已通过你的转述，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很多人那里。说实话，在我们这个资讯、信息高度垄断的国度，官方报刊能一反以往的沉默，公开报道徐文立和他的“罪行”，这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来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说。
起先听了审秦永敏、王有才的报道，不知为什么不见提文立，当时还以为是当局想试试外界反映而故意安排的，后来听了你转述的情况，才知道是文立在预审中就抱定了拒不承认的态度。这在我所知道的以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中，还是第一次。仅此便足以看出，文立所抱定的决心，正如你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通过这次审判，文立的真诚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罕见的人格、情操，正在而且已经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审判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审判。被判有罪的不是徐文立，不是秦永敏、王有才，而是那套虚假的审判原则和法律制度。同时，审判还以试金石般的可靠检验，测出了当局签署和遵守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诚意及其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的态度。事实上，文立等人是在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打一场漂亮的政治战。所以，从更宽泛的角度讲，这次审判究竟对谁有利，这恐怕是审判者事前未曾想到的。与许多朋友很看重国际舆论、两方政要的反映不同，我更看重的是这次审判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意义和价值震撼--这恐怕才是文立这次付出所得到的真正收获。它将超越那些表面的反响和评论，而长久地回荡在同志和朋友，以及那些陌生的普通人心中！
说起来，我与文立也就是一面之缘。萍水相逢，谁也不可能对谁有更深的了解和接触。但就是在那些短暂的接触中，文立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优秀品质和卓越才干（这些品质和才干，在我们未见面之前，已在朋友中流传），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之后，虽然经过漫长的十四年的阻隔，他重获自由，也居然没有忘记我这个普通的朋友。之后，在我们又恢复联系后，尽管他们一如既往地投身于他所选定的事业，但他从未要求过我参与什么，从不提要我就什么表态或签名之类，他这种处处为朋友着想，不让朋友为难，表现出他的包容和大度。对此，我只能表示惭愧和感激。虽然我从未在信中说过，但真正相知的朋友是往往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我从心中掂得出他的一片苦心。我为有他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尊敬的嫂子，我知道你付出得太多、太多。你所承受的艰辛与磨难、痛苦和悲愁，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十二年的铁窗阻隔，十二年的孤苦等待，好不容易夫妻团聚，却只有短短的五年，如今又被迫分离，被迫等待。你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作为女人，谁愿意自己的丈夫在刺丝中滚，在险滩上爬？但作为徐文立的妻子，我想，嫂子，你应该为拥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我常想起文立在给希哲的《春寒》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一切曾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中国政治犯的妻子和亲属树一座丰碑。”应该在这座碑上永远镌刻下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恰恰是最不引人注意，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因为天各一方，山路遥遥，不能为嫂子分担什么，心里十分惭愧和抱歉。我想如有机会见到文立，请转告一声：我们都很记挂他，也很爱戴他。此外，我们还想邀请你到我们这里度春节，希望你能来！放松一下，调理调理。
愿嫂子多多保重。我相信，13年的刑期只是个象征性的数字，文立重获自由的日子不会太远！
捎去我们对你、对文立的祝福！祈愿文立能够在狱中养好身体，迎接新的搏击！
就此打住。有空我会常来信。祝嫂子在新的一年里不会失望，开颜快乐！
（贵州）Y.G.
1998.12.25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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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公告
【《关注中国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6月10日消息】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于2007年6月4－5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典雅的希望俱乐部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贵宾共50余人。联合总部（海外）新闻发言人表示，历经坎坷的中国民主党人迎来了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年礼，标志着组织起来的中国民主党人，正迈开大步，走向中国的第三共和。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茜•普洛茜女士给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发来了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尊敬的徐文立先生
并致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尊敬的中国民主党代表与贵宾们：
谨祝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贵党将以领导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斗争而广受赞扬。先驱人士公开反抗当前的专制政权，以争取全体民众应享之不可剥夺的自由，这样的行动往往能加快社会迈向自由的步伐。
你们可以确信，我作为美国众议院议长，将一如既往地把促进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对待。我们都希望中国人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在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经济上、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务必继续努力，争取中国的变革。我们希望有一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再次感谢贵党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引导与献身。请接受我对贵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功召开的最美好的祝愿。
美国众议院议长
南茜•普洛茜
2007年6月4日
发来贺电贺信的还有流亡美国的中国诗人黄翔、北京王光泽、秦永敏的前妻李金芳女士、山西党部、黑龙江筹委会、香港党部、荷兰党部、韩国党部袁文瑞、（日本）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会长牧野圣修、日本党部、法国党部刘伟民及全体同仁、陶文红和汪洋石等澳洲党部同仁、日本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赵南、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援会中国民联日本分部、中国社会民主党日本党部、韩国武振荣、香港司徒华、何俊仁、陈立民、国内徐高金、贺伟华、刘世遵、任畹町、廖双元、陈西、任诠、秦庆民、吕耿松、盐石、佐夫、相书、李运生、赵汗青、郑民生等等。
出席开幕式的贵宾有美国原参议员、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学者的Lincoln Chafee、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的代表、美国其他官方和民间组织的代表、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以及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热碧娅助理Alim Seytoff、支援中国网络总裁John Kusumi等等。
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采访了开幕式，他们之中有美国NBC、英国卫报、美国帕崴登斯市各个报社、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中国大陆文汇报等等。事后，有十几家美国主流媒体以不同形式广泛报导了这次大会。
“一大”会场布置得隆重、庄严。会场正前方是纪念“六四惨案”18周年图片展，只身挡坦克的“时代英雄”置放在醒目的中央。会议不设主席台，前台陈列着中国民主党“狱中群英”的照片和中国民主长征基金会会长谢中之先生专程从波士顿送来的花篮，会场里播放着18年前天安门广场响起过的激动人心的乐章。
9时正，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秘书长汪岷先生宣布大会开始，在会议中部就坐的“一大”正式代表有：徐文立、王希哲、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胡尧、郑在勤、江弘锦、叶国忠、黄奔、万宝、鹿邑、楚天舒、陈晓、刘正、韦民、王尧、叶国忠、方能达、唐元隽、金秀红等。
与会者首先向“六四死难者”志哀，全场默哀一分钟，之后由副秘书长黄华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主席袁红冰先生作了“审判中共暴政‘‘六四’人类罪”的演讲。
大会特向“天安门母亲”群体致敬意。
再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致开幕词。
徐文立先生的开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我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热烈地欢迎各位来宾。
请允许我首先介绍我的同事、目前担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切菲先生；我也要特别介绍来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杨黄美幸女士；还有我们“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的朋友们。
我们开会的这个城市被称为Providence市，英文Providence是‘天道’的意思。Providence市是罗德岛州的首府，当年罗德岛州的开创者罗杰•威廉姆斯先生由于不满麻省排斥异己的宗教政策，只身徒步来到这里，从此之后仅仅几百年，自由的阳光令罗德岛州繁荣昌盛。
我们的会场设在‘希望俱乐部’，‘希望俱乐部’这个名称对中国民主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更让我们感到希望无限。
天道•自由•希望将引领我们的会议。
‘希望俱乐部’的经理和员工为我们大会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和方便，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大会秘书组的成员们，你们辛苦了。大家是否注意到在讲台的对面坐着的这位年轻人，他正在负责为发言者做发言时间到时的提示。
正好我讲话的时限到了，谢谢大家！”
接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顾问王希哲先生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颁发奖牌和奖金、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的妻子颁发特别鼓励奖的决定：
一，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43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兹奖励，这43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祝正明、刘贤斌、高洪明、朱虞夫、刘世遵、毛庆祥、何德普、陈西、陈忠和、杨涛、吴义龙、叶有富、佘万宝、胡明君、王森、李作、欧阳懿、萧诗昌、吕新华、陶加新、王泽臣、王文江、姜力钧、佟适冬、李大伟、岳天祥、郭新民、郭承明、俞峰、王金波、张佑菊、李志友、刘金、张健、孔佑平、宁先华、赵梓云（林飞）、廉彤（潜龙）、许万平、姜福祯；
二，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七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人500美元奖金以兹奖励，这七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毛庆祥、刘贤斌、孔佑平、李大伟；
三，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二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人250美元奖金以兹奖励，这二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胡明君、王森；
四，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中国民主党优秀党员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女士500美元特别鼓励奖，以兹奖励。
中国民主党的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何德普的的妻子贾建英女士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国内43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及对9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她本人颁发奖金发来了书面答谢词。
6月4日会议请黄奔先生预先顺利地接通了贾建英北京家中的电话，贾建英女士激动地表示：“我在这里为他（们）高兴。 4月27号，我去看他（何德普），也简单地给他写了一个小纸条，给他看了看，他的表情真得非常非常高兴，他不能表示什么，他当时点了点头，很高兴地笑了。”（ 贾建英的书面答谢词附后）
贾建英电话答谢后，徐文立先生宣读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正式代表们表决，除一人弃权，通过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附《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二OO七年六月四日）
我们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我们尊重1946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我们励志建设自由均富、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美国罗得岛州天道（Providence）市
• 注：参与签名者，并不等于认可自己是中国民主党党员；参与签名者，并不等于认可自己是中国公民 • ）
徐文立先生指出：从今日始，励志建设“中国第三共和”，既是我党之崇高的政治纲领，又是我党全体党员的神圣使命，更是我党引领她的赞同者建设“中国第三共和”的胜利旗帜。
与会代表、来宾们在休息时，纷纷在《中国第三共和宣言》的立轴上签名。
在6月4日上午的会议上，美国原参议员、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学者Mr. Lincoln Chafee作了精彩的演讲，表示对中国民主运动和年轻的中国民主党的热情支持。在大会上演讲的还有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Mr.Sidney Gunst、Mr. Noah Sachs、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国内民主党人任畹町由徐文立、廖双元由郑钦华、刘世遵由胡尧、陈西由楚天舒、任诠由江弘锦、吕耿松由黄华代为演讲、海外中国诗人黄翔由鹿邑、学者武振荣由秦晋、国内学者贺伟华由郑钦华、徐金高由黄奔代为演讲，海内外英豪们汇聚在希望俱乐部大厅的麦克风前那一刻，蔚为壮观和令人感动。
6月4日下午，会议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副秘书长黄华先生主持。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作了题为：“让我们共同走向第三共和”的演讲。（全文另发）
顾问王希哲先生论述了“中国民主党的几个问题” （全文另发）
一、中国民主党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二、怎样理解“第三共和”问题；
三、中国民主党怎样介入国内维权和把它推向新阶段的问题
四、中国民主党的文宣和外交问题
秘书长汪岷先生呼吁：“联合起来，抓住历史的契机”。
他说：“我今天在这个会上，向大家，向全世界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呼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在奥运之前，用一年的时间把分散，各自为政的民运力量凝聚起来，组成一个真正的反对运动，或者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在那场未来将来的暴风雨中，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全文另发）
在大会上演讲的还有秦晋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看清路向，把握时机”；《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先生也都作了演讲，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热碧娅助理Alim Seytoff 及Mr.John Kusumi等都先后发表了演讲。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徐文立先生特别助理郑在勤先生在会上宣读了“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章程，徐文立先生宣布了“关爱和成长基金会”董事会名单。
徐文立先生宣布特聘卢盛鑫律师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关注中国中心”和“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的法律顾问。
6月4日晚，会议主持人郑在勤先生请“一大”党章修改小组胡尧先生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代表们极为认真地审议、批准了预备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民主党章程》及《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党章附件》。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会议，始终通过网络直播，会议进行过程中，不断接到来自海内外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特别是国内的民主党人，给与大会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会议全程由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徐文立先生的秘书蔡若梅小姐任双语翻译。
中国民主党“一大”6月5日继续举行，会议选举出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届的领导成员。
6月5日的会议由秘书长汪岷主持。
首先由选举工作小组负责人胡尧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规则和程序”。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徐文立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郑在勤、万宝和各党部负责人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委员会成员。
之后，由徐文立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秦晋、胡尧、郑在勤、万宝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执委会，特聘王希哲先生为顾问、任命黄华为副秘书长。
上午10：00－12：00，由汪岷秘书长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新的领导班子及顾问王希哲先生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并向海内外直播。记者招待会的详情将另发。
之后，汪岷秘书长代表“一大”筹备组，向大会作了“一大”财务的初步报告。
下午，由与会的友党代表周延风、来宾倪国兴，代表方能达、唐元隽、鹿邑、刘正、楚天舒、黄奔、金秀红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特别肯定了会议“先立规矩，再开会”的原则，因而大会形成了紧张、热烈、而有序的会风。他们并坦率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还对新的领导班子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大会在热烈和团结的气氛中落下了帏幕。大家恋恋不舍地聚积在典雅、古朴的俱乐部内和门前合影留念。
附：
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答谢词
（2007年6月4日）
得知我获得中国民主党颁发给我特殊鼓励奖，这是继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颁发给我第三届家人奖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我很感动，也很内疚，我对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先生说：我不行，比起前辈那些姐妹们来，我不算什么。
记得有个律师曾对我说：“你丈夫被判八年，你要一直坚守，不容易啊！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你会在此期间受到很多干扰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做民运家属真不容易。”
我说：“没什么，我前面已有很多榜样，有的姐妹为丈夫苦守十多年”。当时，在场的一些人都惊叹：“啊，十多年！”
是的，我们很多姐妹在丈夫深陷牢狱中时，一个人独自撑起一个家庭，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她们忘记了危险，身穿状衣在大街上绝食抗议；她们为了打听丈夫被关押的地点，到处打听、走访；她们站在监狱的大墙外高声喊着丈夫的名字；她们一个人走在探监的路上泪流满面。她们遭受过数不尽的冷落和拒绝，她们经历过无数的冷暖和悲伤。由于常年的牵挂和焦虑，由于过度的困苦和贫穷，她们每个人过早的生出了白发；过多的长出了皱纹。但是，妻子们没有后退，在她们每个人的脸上展现的是无畏和坚强，她们在坚守着家庭、丈夫、孩子。她们坚信：丈夫是好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几年来，我收到了很多民主党朋友的问候、鼓励和帮助，他们中间有很多都是我不认识、没见过面的朋友。他们很多人都是没有固定收入，靠打工生活。国内大部分朋友因为受迫害，没有任何收入，一方面冒着坐牢的危险去工作，一方面还要经常地帮助我们这些家属，很让我们感动。
记得有个民主党员来看我，要拿出钱帮助我，我坚持不收，他扔下钱就跑。我追上去一再拒绝，他郑重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党员，这是我们组织上的事，我应该这样做，你不要拒绝，也不要感谢”。
就是这些一个个象金子般珍贵的人，他们前赴后继，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牺牲，然而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精神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敬佩；让我们爱得刻骨铭心！
这次大会，在你们最艰苦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为我们筹资发放奖励，惦念着我们这些家属，我很荣幸，也好感动！
我会告诉狱中的亲人，让他们放心，朋友们想着他们、惦记着他们、支持着他们！
在这里，请允许我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体党员对我们家属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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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吕洪来文章
From: lv honglai [mailto:lvhonglai@gmail.com]
Sent: 2008-5-17 (星期六) 22:14
To: Xu, Wen-Li; 徐文立; 徐文立
Subject: [Released] 欢迎批评指正
欢迎批评指正
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一个10年未解的政治谜团
1998年6月25日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当时刚刚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党政军领导大权的，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一时乱了方寸，他们既担心公开镇压国内的组党运动，严重损伤自己的国际形象；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给刚刚筹组的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生存的空间。因此，中共最高当局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举棋不定。各地方当局由于没有最高当局的明确决策，在处理这类敏感政治问题上，也不敢冒然行事，纷纷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对于地方上的组党要求和申请，既不敢冒然接受，也不敢擅自进行镇压。
正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政治局面，使得全国筹组民主党的运动得以在国内持续数月之久。一些缺乏政治阅历朋友，开始盲目乐观，以为中共有可能开放党禁。特别是浙江首举组党义旗的王有才被捕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呼吁下被释放，更坚定了这些朋友的上述信念，结果一时间全国各地成立了几十个中国民主党的地方筹委会。
客观的讲，当时做为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的徐文立先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常以当年胡石根先生组党失败的教训告诫身边的朋友，强调目前国内公开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要继续坚持"广交友、缓结社"，的方针，在行动上要坚持"进两步、退一步"。并且一再申明自己不会公开进行组党。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自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为副主席、刘世尊为秘书长。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和决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惊讶！也震惊了中共当局！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将全国民运朋友的进行的筹组民主党运动，变成了实质性的建党！这一重大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摊牌！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当权者必须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适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又凭什么去盲目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识的朋友，都会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个荒唐透顶的政治决策、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不能再对国内组党运动采取拖延、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对国内组党运动举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全面镇压国内组党运动的政治决策。从而导致了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的失败，全国先后有近50名组党骨干被捕入狱，许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计刑期近250年。至今许多当年的组党骨干仍在狱中服刑。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还导致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流产，导致武汉秦永敏先生坚持了300余期的《人权观察》的停刊，导致天津吕洪来主办的《笔谈》的被迫停刊，导致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的结束。
应当说明的是1998年中共对中国大陆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的镇压，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共当局顽固坚持其一党专制的统治的政治立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给了中共统治者镇压全国组党运动的借口，是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下决心做出全面镇压决策的重要原因，这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10多年来，关心当年组党运动的朋友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当年一直坚称组党条件不成熟，一直公开倡导要"广交友、缓结社"公开声明自己不会公开组党的徐文立先生，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下子跑到全国组党朋友的最前面，匆匆忙忙的成立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亲自担任主席？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徐文立先生在明知组党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冒然的进行实质性组党？？？作出了这么一个事关国内民主运动发展前途、事关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成败、事关国内各地参加组党运动朋友安危的政治决策！
我是当年组党运动的亲历者，曾经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而努力工作。但是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后，我公开宣布退出组党运动，不担任党部副主席。因为我认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破坏了全国的组党运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必将葬送掉全国民运朋友的组党努力！
10年来我一直在探寻这个政治决策背后隐藏着的真相。哪怕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候，仍然在为此而苦苦的思索！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我，一定要还原全国组党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还原历史真相；一定要给给近50 位为了组党运动而入狱的朋友们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不能让他们近250年的刑期做的稀里糊涂；一定要探寻出造成今日中国民主党混乱局面的真正原因，寻找解脱今日中国民主党困局的方法；一定要认真的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朋友们今后再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
2008年5月9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当年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当事人，党部副主席，高洪明先生。为了那次实质性的建党，高洪明先生入狱8年，8年的牢狱生活，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是，8年的牢狱没有改变他的信念，他给我的印象还是那么的坚强，那样的执着！
我和高洪明先生当时虽然同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副主席，但是我们之间实际上只是有一面之缘，这次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我们就当年的建党过程、对成立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看法，及进行实质性组党的后果及影响，比较深入的交换了认识和看法。
高洪明先生是一个很事实求是的人，对于当年参与组党的整个过程谈的很客观，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很公正、很朴实，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我也当面评价高洪明先生：我说：他不是一个帅才，但是一个很好的将才，是中国民主事业的一员战将。
高洪明先生很感慨，他说：如果当年徐文立先生能够发挥好我们的作用就好了！我无法探究高洪明先生内心深处对当年组党运动的感想。
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基本上还原了1998年11月9日在徐文立先生家中，酝酿和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这一政治事件的真实情景，揭开了那个一直困扰着许多朋友的政治谜团！
将时间定格在1998年11月9日
1998年11月9日，地点北京白广路二条四号徐文立先生的家中，当时在场的有：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刘世尊、张辉（当时的徐文立办公室主任）王志新、沙浴光、共七人。徐文立先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文件，发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手中，并对在场的人讲：我们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
然后，徐文立要求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及负责人选，表明自己的态度、正式签名。当时与会的朋友都表态赞同徐文立先生的组党意见，并都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徐文立当即就向海外媒体正式发布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正式成立的消息。消息发布后徐文立才让与会的人员离开他家。11月9日北京已经进入秋末冬初时节，天气已经有些寒意，高洪明先生回忆说，对于进行实质性的组党，与会的一些朋友事先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时在场的张辉，由于高度紧张，脑门都析出了汗水。
这就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经过的大致情况。
10年后的今天，就当年组党问题，我坦率的向高洪明先生提出了几个长期压抑在心头问题：
（以下是我同高洪明先生在2008年5月9日谈话的要点，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谈话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我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叙述，由于条件的局限和出于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谈话没有录音、也没有记录，是根据回忆整理出来的，此文已经高洪明先生确认，并根据高洪明先生的意见做了修改和补充。）
吕洪来：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换看法，我很冒昧的问一下：洪明先生当时做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副主席，当初你们在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时候，你想到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事先想过党成立后的生存问题吗？想到过进行实质性组党对全国组党运动将造成的危害吗？想到过这样做事实上是在分裂全国的组党运动吗？
高洪明先生回答的非常的坦率：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么多，也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说我当时只是一个新人，看到全国各地都在组党，就和查建国劝徐文立带领大家组党，你提出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考虑，处于我当时的情况也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吕洪来：洪明你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依你当时的情况，你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也能够理解，我很欣赏你的坦诚和直率。但是当时徐文立先生不考虑这些问题是不能原谅的，因为它是当时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核心、是掌握方向盘的，他不能这样轻率！这样不负责任！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事关全局，事关全国组党运动的成败！
吕洪来：我当时一直告诫徐文立先生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希望徐文立先生不要公开参与组党活动，我曾跟徐文立先生讲：他不公开参加组党就是对全国组党运动最有力的支持。徐文立先生也一再公开表明：自己不会公开参与国内的组党运动。我1998年11月7日离开北京的时候，徐文立先生还向我说不会参加公开组党活动，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你们就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还设立主席、副主席。你是副主席，是主要的参与者，你能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短短的两天中，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吗？
高洪明：我实事求是的讲，看到全国各地纷纷组党，我和查建国一直都在劝说徐文立出来带领大家组党，徐文立一直都不同意，说组党的条件不成熟。徐文立突然提出组党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当时徐文立先生自己在北京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组，他自己做筹备组的召集人，让我们做筹备组的工作人员，这个建议遭到了浙江王有才等朋友的反对，徐文立是在自己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的想法无法实现后，才决定公开进行组党的，并且说：要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所以才决定进行组党，直接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
吕洪来：需要说明的是，我从来不否认组党的正面意义，我也认为当时在国内徐文立先生是中国民主党领袖的最好人选，但是我说过，我今天不是来谈正面的问题，而是谈分歧、谈问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徐文立先生自己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自己做召集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全国各地组党朋友一致授权，是不是擅自的违反民主程序和原则的行为？目的是不是为了争当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党的领袖？在遭到浙江的朋友们反对后，突然进行实质性的组党，是不是为了使自己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成为党的事实上的领袖？
高洪明：今天看来不能排除这种情况。
吕洪来：进行实质性组党的危害，我当时就清醒的认识到了，并公开声明不赞成进行实质性建党，不当副主席，这你都清楚，但是我当时人微言轻，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徐文立先生说我是背叛者，不知道你今天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高洪明：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反对组党，而是不赞成那种做法，不赞成用那样的方式组党。但是当时组党是大潮，你个人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只能被大潮所淹没。徐文立先生说你是背叛者，是因为当时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你是代表着天津，你公开退出组党，京津地区委员会就有名无实了，当时徐文立先生非常生气。
吕洪来：实质性的组党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最终造成全国各地有50 来位组党骨干被捕，许多朋友都被判了10年以上的重刑。不仅使得全国组党运动流产，也葬送掉了1998年中国民运的小阳春，使秦永敏坚持了300多期的《人权观察》也付之东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如果我们当时能够和当局妥协一些，甚至说暂时搁置组党，大家集中在言论出版上努力一下，有没有将《人权观察》坚持下来的可能？
高洪明：是啊！中共抓的都是我们各地组党的骨干，一些朋友出狱后，都很低调，现在民主党的活动在国内有名无实，除浙江外，各地几乎限于停顿。秦永敏是一个干将，被判了12年至今仍在狱中服刑，损失了《人权观察》，确实很可惜！
吕洪来：组党运动已经过去10年了，你当初想到过10年后的今天，国内的民主党会落得这样一种局面？想到过海外会出现六个中国民主党的分裂局面吗？
高洪明：我出来虽然还打着民主党的旗号，但是根本就没有活动的空间，没有办法深入社会和民众中去，甚至是接近民众的一个障碍，不是出于必要，我基本不用民主党的名义活动。8年大牢，确立了我的民主党身份，我不会放弃，但是现在确实又没有活动的空间，确实很矛盾。也许民主党今天这样一种局面，是一个应该经历的过程。
吕洪来：你有没有想过，正是由于当初进行实质性的组党，分裂了国内的组党运动，造成了中国民主党的分裂？如果国内组党运动不分裂，海外一些民运组织或者个人还能够另行打出民主党的旗号吗？换句话说：你不认为是当初进行实质性组党，才是导致中国民主党今天混乱局面的真正根源吗？
高洪明：这个问题我不这样认为，谁都有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权利，我相信中国民主党最终将会实现统一，当然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统一。
吕洪来：我这个人说话很坦率，说话直一些你不介意吧？
高洪明：不介意，只要说的有道理，我都会认真听取。我这个人出来，就是一心为了事业，有什么话可以直说，只要是对的，我都会接受。
吕洪来：洪明先生的坦诚，很令我敬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徐文立先生被捕后，你和查建国、何德普等朋友成立了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表现出了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执着和忠诚，非常令人敬佩！特别是何德普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我说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肯定成绩，而是为了来谈分歧和不同观点的，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应当说并不是由全国各地组党朋友共同成立的。而是由几个地区的一部分朋友组织成立的，成立这样的一个联合党部，你不认为是在事实上分裂中国民主党？你不认为这样做这是在继续徐文立的分裂错误？不知道你现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高洪明：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确实不是一个由全国组党朋友共同成立的组织，是由五省市的朋友发起成立的，我们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组党运动坚持下去，至于你提到的这些问题，我当时没有考虑。
吕洪来：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成立后，一下子就成为了当时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心，特别是你当时涉足民运时间不长，也没什么重要经历，一下子处于那样一种被各方关注的地位，有没有一种荣誉感或者说精神上的满足？
高洪明：说句实话，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成立后，各地的朋友和海外的朋友、组织纷纷来联系合作事宜，境外的媒体采访应接不暇，每天都要在海外媒体上曝光，确实感觉到风光了一把，一下子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要说一点没有飘飘然是不真实的，说句实话就是为了当时的那种感觉，做这几年牢也值得了！
吕洪来：非常钦佩洪明先生的坦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在你的身上感觉到了你的人格，特别是对自己的真实思想不加掩饰，敢作敢当的精神，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中国的民主事业能有你这样的朋友，一定会在世人面前树立起自己的人格力量！
一个令朋友们匪夷所思的谜底
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上的领袖！
我现在就下这样一个结论，是不是有些残酷和武断？但是，如果当年的事实不是这个样子，那就会更加荒唐！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当时徐文立先生的政治头脑非常清晰，他明白的知道当时国内组党的条件不成熟、知道正式建党的直接后果、知道进行实质性的建党所要付出的代价、徐文立先生心中非常明白：盲目的冲击中共的党禁是徒劳无益的！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知道国内民主力量的实际能力。
如果，今天徐文立先生敢于声明自己当时头脑不清晰、不知道实质性建党的政治后果，不知道进行实质性建党将付出的代价、不了解国内民主力量的真实状况，那末我们只能认为徐文立先生是一个政治白痴！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政治家！不配做一个政治领袖！
因此，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徐文立先生当时是在明知故做、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对于这一点，徐文立先生自己说的非常坦诚，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的统治之下，中国民主党人不想付出血的代价，休想在中国大陆争得到党禁的突破。要得到必然会有付出。天下没有不付出就得到的好事情。不付出就想得到，那是痴心妄想。
那么为什么徐文立先生当时会拿这么弱小的民主力量、拿国内组党运动的成败，拿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去同强大的专制独裁势力进行政治赌博呢？如果说：徐文立先生是在故意葬送中国的民主事业、葬送全国朋友的组党努力；那确实是冤枉了徐文立先生！事实上徐文立先生当时这样做，就是为了同国内组党的朋友们争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地位！
否则徐文立先生不可能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条件下，突然的转变立场，食言而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不可能不惜打破全国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政治格局，不惜拿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进行政治赌博，冒险进行实质性的建党，在全国组党朋友中首当其冲的担任党部的主席！
事实上一向以成熟、稳健著称的徐文立先生、一向头脑清晰、行事谨慎的徐文立先生、一向积极倡导"广交友、缓结社"的徐文立先生、一直认为国内组党条件不成熟的徐文立先生、仅仅在浙江朋友不同意其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两天之后，就一反常态180度大转弯，一下子要走到组党行动的最前列，这本身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我想，到此徐文立先生应当无法再继续的否认和掩饰了，如果徐文立先生还一定硬要继续的否定和掩饰的话，那只能在全国的民运朋友面前进一步的证明自己的虚伪和狡辩！因为，事实上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徐文立先生所无法回答的：即如果1998年11月7日浙江的王有才等朋友不反对徐文立先生出面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反对徐文立先生做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召集人，你徐文立先生还会在1998年11月9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吗？还会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不公开组党的立场和原则吗？！还会放弃自己一贯创导的"广交友、缓结社"的方针吗？还会在全国组党朋友中首当其冲的担任党部的主席吗？！
谜底揭开了、中国民主党的团结统一还会遥远吗？
一心要争做中国民主党真正的创始人和领袖，将来流芳青史，对于一个政治家无可厚非！我一直认为：当时在国内，徐文立先生应当是最为适合的人选。按徐文立先生当时在国内的资历和政治能力、当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按照徐文立先生在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徐文立先生出面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中国民主党的领袖，应当是最为适合的人选。
同时，我也坚持认为：党的领袖必须通过民主的程序来确立，筹备党的一大应当得到各地组党朋友的授权。我知道徐文立先生筹备中国民主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计划，徐文立先生跟我谈过有关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的问题，我说这个事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记得当时徐文立先生说：不是现在开，是筹备，筹备期是两年。
当时浙江的朋友不同意由徐文立先生来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协商或者政治运作来达到共识、取得一致。
仅仅就是因为浙江朋友们的一个不同意见，当时做为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的徐文立先生，竟然做出了一个令全国组党朋友惊讶、令中共当局大感意外的正式建党的决定！一个让朋友们大跌眼镜的决定！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所应当应有的心胸！这就是一个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政治把握和审时度势的能力！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决定让我这个一直视徐文立先生为领袖、而引以为自豪的人，都感到汗颜！难道这就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所应具备的智商吗！
事实上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不仅葬送掉了国内的组党事业，而且在组织上分裂了国内的筹组中国民主党运动，后来国内一部分朋友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使得中国民主党的分裂事实化，是今天海外中国民主党分裂局面的重要起因，可以说：如果没有1998年国内组党运动的分裂、没有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产生、没有后来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是不会出现今天海外六个民主党分立的局面！
一个困扰了全国民运朋友多年的政治谜党团，一个令当年全国组党朋友困惑的问题，今天当我们终于能够还原出它的谜底的时候，答案竟然是如此的简单！
这一切的起因就是源于1998年11月7日浙江的王有才等朋友，不同意由徐文立先生来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同意徐文立担任筹备组的召集人！
而徐文立先生在两天后匆忙做出进行实质性建党这样一个关系到全国组党运动成败、关系到中国民主运动前途的重大政治政治决定、不惜最终葬送掉1998年国内组党运动、造成全国近50 名各地组党骨干深陷牢狱、总刑期达到近250年、葬送掉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所有的这一切竟然就是为了——在事实上确立徐文立先生自己做为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的历史地位；确立自己做为党的领袖的政治地位！！！
虽然这个谜底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坚信这个谜底是真实的。因为这个谜底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符合逻辑、具有关联性。就是说，不管徐文立先生如何的否认和辩解，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既定的政治事实!
这就是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宣布正式组党、正式宣布担任党部主席的真相和谜底！
至于徐文立先生到了海外以后，匆忙的成立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其真正的目的和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叙。
最后，我只想在此问一下徐文立先生：你今天对于当年为了自己成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而突然宣布成立中国京津地区党部一事有什么感想？你认为10年后的今天自己真的成为了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了吗？你是否认为自己应当为今天中国民主党的分裂局面负责？
作者：吕洪来
成稿於：2008年5月16日
（Email:lvhonglai@Gmail.com）
王有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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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洪来【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Sun, 18 五月 2008 11:27:46
(徐文立：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2008年6月24日）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