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国民主社会的第二块基石——各省区的高度自治——兼谈三月台湾大选和西藏事件

徐文立：中国民主社会的第二块基石——各省区的高度自治——兼谈三月台湾大选和西藏事件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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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2008年04月29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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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主社会的第二块基石——各省区的高度自治

   ——兼谈三月台湾大选和西藏事件

   徐文立

   （2008年4月28日）

    当今中国，无论左、中、右，恐怕没有几个人敢公开地说，中国就是要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而不要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就连“一党专制”着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在八十年前就以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而发家，近年中国共产党也一再明确地表示“民主是个好东西”。尽管，或许他们只是骗骗人而已，或许他们并不想实行，或许他们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去实行。 

   当然，也包括许多想在中国大陆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朋友，也担心“民主这个好东西”如果实行得太早，推进得太快，会不会让中国大陆全体国民在这几十年中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经济财富和国力，因不当得的民主进程而毁于一旦、付之东流？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中国大陆目前存在的极度的贪污腐败、贫富差别、社会不公、道德滑坡就无法遏制；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廉政经验，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整体行不通。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已经拥有相当、或一定资产的人们，因前途的不确定性，担心再次被共产充公，不得不把巨额资产存在了海外，或让子女在西方购房置业，让中国大陆的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外流。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被世界的主流社会接纳为可信赖的一员，尽管一些小国和穷国会在需要中国金钱的时候追捧中国，过后、甚至同时就依旧鄙视中国。

   于是，人们又回到，或者想回到“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思路上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仁人志士，不惜献出他们的生命和青春，而为此奋斗。但是，历史却无情地让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大陆的国民三次、五次地失之交臂。

   个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同建设任何一座雄伟的大厦一样，建设自由民主的大厦既需要高明的设计家，也需要高尚的政治家，更需要众多的“能工巧匠”，但是独独不能缺少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在任何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都是需要必要的条件和基础的。

   真理往往是简单的；看似简单的事情，又往往是难以做到的。

   中国大陆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失之交臂，有过往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因素，甚至有时候这种个人因素会带有一定意义的决定性，但是全社会的基础性因素却有着根本的决定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曾经缺乏这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事至如今，恐怕各方人士也都不会否认在中国大陆要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需要条件的，是需要奠定坚实的基础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在中国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的条件有很多，但基础性的条件主要就是两个： 

   第一个基础，是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合法的个人私有财产。这是在任何社会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公民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二个基础，是社会的高度自治。这自治，除了社区自治之外，区域性的、或是各省区的高度自治，更是在任何社会实现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极为必要的基础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者毛泽东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问题在美国就不会出现；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话，他也会承认，未来的欧盟成为了联合体，那里也不会再出现希特勒。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要件就是“分权和制衡”；“分权和制衡”的国家体制，就从根本上堵死了专制独裁者出现的可能。

   然而在中国，因为两千多年前，自秦始皇改“分封建制”为“郡县制”，也就完成了权利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其间，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宗族社会内的“族绅自治”，却无法制约强大的中央集权。其后，虽也有中央皇权专制的一兴一衰，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政治制度还是有生命力的，你说它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国情也罢，或说它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中国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民情也罢。但是，中国到了1840年，在洋枪洋炮面前，中央皇权专制的制度就式微了。中国人也越来越明白了，这洋枪洋炮的后面有一个新兴的工业时代，有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义之一，就是“分权和制衡”。以至于中共的宣传机构推出的《大国崛起》也赞不绝口英国1215年6月15日的《大宪章》，认为它为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奠了基。因为从此之后，英国任何一个农夫，都可以指着自己简陋的农舍，骄傲地说：“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后来，美国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法国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更为现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更加坚实的更加广阔的基石。

    中国人永远不想示弱、落后，1911年就创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可悲的是，1912年荣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偏不学华盛顿，非要做皇帝梦。他的继承者――北洋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诱发了1919年爱国的“五四”青年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但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却不幸成为了中国没有走向民主的现代社会，反而又再次回到专制社会的转捩点。

   恐怕，1989年的学生爱国的民主运动又有可能再次成为中国未能走向民主的现代社会，反而又再次回到专制社会的转捩点。

   最近，爱国愤青和爱国愤老们在中共指挥棒下带领国人的红海洋表演，这其中的暴戾、蛮横、非礼，有人却故意视而不见，自然又让人看到了这种令人痛心的前景。

   所谓的爱国主义，可能再次成为中共党权专制主义的庇护所。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在它的精英们的引导之下，把它的学习方向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也就是说，把向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学习方向，转变成为了向东方苏俄共产专制的学习方向。孙中山接受苏俄援助，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毕恭毕敬地把儿子蒋经国，送到苏俄学习；毛泽东也不甘落后，把毛岸英也送去留苏，都是明证。

   转向的原因，依毛泽东的说法，是因为西方这个“老师”打痛了中国这个“学生”，学生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件事情上，老师显然是有责任的，难道学生就没有自己的责任吗？对于聪明的学生，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至此，中国的局势就一乱而不可收。假民主、真专制满天飞，军阀混战的祸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欲通过政党政治推动宪政民主的宋教仁被暗杀了；因反袁而各地兴起的省区独立，实质上的省区高度自治，又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一统”成了中央专制下的“郡县”。

   人们忽略了这其中之所以逆转的关键在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基石——各省区高度自治这最重要的第二块基石被抽掉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几乎都成了现代意义的秦始皇。1931年肇始的日本侵略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忙，使之实现了军事割据，假抗日，真发展。蒋介石 “统六合”的大业未能实现。一报还一报。在内战中惨败的蒋介石蜗居台湾，痛定思痛，以和平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还田于民；逐步让台湾从军特专制向威权统治转变，一举成为亚洲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首，进而实现了台湾的和平民主转型。台湾，不但成为了毛泽东的缺憾，更成为了他的心病，毛泽东“统六合”的梦也未能实现。 

   历史似乎一再在提示我们中国人，中国要想实现没有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没有家族世袭的皇权的政治制度，没有党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省区的高度自治就是我们的出路。

   现在历史又给了我们中国人一次机会，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正走向式微，它已经从一个党魁专制，禅让为集体专制；又从集体专制禅让为派系协商专制。

   3月22日台湾的民主大选，和平地实现了第二次执政党轮替，连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凤凰台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台湾大选出奇地平静，言外之意也承认了台湾大选的成功，表明了台湾的民主制度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在这里，我们且不论台湾的民主大选对于大陆的示范作用，单单看台湾的民主制度是怎样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就可以知道区域性的高度自治，对于一个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何等的重要和关键。台湾的民主的理性和成熟，正是从各地区的高度自治开始起步的，现在的台湾的各个市、县的地方政权是靠选举产生的，是“三权分立”的。孙中山非要独创的“五权分立”，民国的历史一再说明，它在实践上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徒增了两个没有实际意义、无所作为的官僚机构。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自尊自强的中国人，不必事事独创；别人创造的，实践证明是好的东西，拿来用，就是了。尽管人世间，可能永远也创造不出来十全十美、永恒的好东西。然而当今社会，恐怕没有几个聪明人，会拒绝使用西人发明的计算机和利用西人创造的英特网，特别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明白，在信息时代，专制者和专制政权一定会败在英特网的面前。“金盾工程”也罢，数万网警也罢，对于英特网，中共专制政权一定是打不赢这场网络战争的失败者。可喜的是，这次大陆的国人用各种方式突破了封锁，通过英特网，观看了台湾的大选。台湾的民主大选，诚如吴伯雄所说，在台湾，人民最大。换言之，在台湾非但不可能一人独裁，也不可能“一党专制”，连“一党独大”都不可能了，那就是因为台湾的市、县已经高度自治了，使整个社会失去了产生的专制独裁的土壤和条件。这正是一个民主政治制度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如同美国，在英国的宪政精神的影响之下，早期已经形成了各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自然在独立战争之后，当然也特别因为华盛顿、杰弗逊和那些开国元勋们的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使得美利坚和众国至今是一个以高度区域自治来确保民主制度的共和国的联邦。即便是在战争条件下，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美国不可能形成个人的专制独裁、中央政府的专制独裁和一个党的专制独裁。民主和自由在美国永远只会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决不会是有没有的问题。 

   西藏的问题也是这样，倘若中国共产党信守当年的和平协议，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尊重西藏人的聪明才智，确保西藏地区的高度自治，西藏地区就不会酿成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事件。其实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是，中共却不断用他们错误的民族和地区政策在推动藏独、疆独和台独，让地区性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现在又不断地把达赖喇嘛和藏族的年轻人逼向死路，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共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水准非但不如唐朝的和亲，更不如清朝的尊佛。“大西藏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共政府不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借口，因为这个问题并非不是不可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用西藏现疆域内的高度自治和现各省区内的藏人居住区的区域高度自治相结合的办法，是可能解决“大西藏问题”的。中共政府以“大西藏问题”进一步煽动汉藏人民之间的仇恨，只能说明他们近日被迫宣布的与达赖喇嘛的谈判没有诚意，只是一次国际公关和作秀。

   所以我个人认为，此次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共政府有没有可能一反几十年政治谈判全部黑箱操作的惯例，而使得这次谈判是公开的、透明的和可监督的，然而至今非但看不到这种让人乐观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宣传机器还在不断地污蔑和攻击达赖喇嘛。 

   更令人担忧还有，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美俄冷战的阴影又可能再次笼罩人类。这种重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再次把中国人引到了十字路口。俄罗斯的普金何去何从我们还很难料定，虽然一个政治人物的何去何从常常就在一念之差。可是在一些狂热的追随者的簇拥之下，普金成为俄罗斯的新沙皇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令我们担心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是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普金，中国有可能再次发生90年前、“五四运动”之后的那场悲剧性的转捩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的眼光是完全有可能再次投向新沙俄的俄罗斯，或者投向虚幻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共的“一党专制”。

   很可惜，我们有些中国人是健忘的。以往的社会主义不美妙，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不了那儿去；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连北欧人也知道难以为继。另外，如果硬要说中国有多么大的固有领土和疆域，那些被占去的中国的固有领土和疆域几乎100％是俄罗斯。可是现在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却把屡次援助过中国，并未占领中国一寸土地的美国恨得咬牙切齿，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结为准军事同盟，以抗衡美国的“霸权”，那就是再顺理成章不过得了。非但如此，世界邪恶中心之一的伊朗也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俄、中、伊结成一个世界性的邪恶宗教和邪恶民族主义同盟的可能性未必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抱怨历史老人，怎么又让一个先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失之交臂。何去何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就是一念之差啊。因为要走向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不难，那就是有步骤地、稳健地从各省区的民主自治开始，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奠定下第二块坚实的基石。

   我相信各省区的才俊决不会比台湾少，也不会比香港少，各地的才俊高度地动员起来，一个和平的分而不散、统而不独、民富国强的中国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上苍未必眷顾我们，因为就怕我们自己不争气！

   草拟于2008年3月24日

   定稿于200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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