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2003年3月29日在美国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学的演讲

徐文立：2003年3月29日在美国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学的演讲

   我首先要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二十二年来一直追怀犹太人被法西斯大屠杀的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们，感谢国际大赦，感谢普渡大学，感谢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

   正是由于你们的长期的努力，我们这个家庭才得以团聚，我本人才得以非常荣幸地来到这里发表演讲，对此，我再次表示感谢。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看到了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先讲了一群牛，这群牛常在一棵树底下吃青草，它们经常在那里吃青草， 有一天，它们当中有一头牛因为比较老了，就在这块它们经常吃草的地方被人给宰杀了，后来这群牛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们再也不肯吃这里的草，它们甚至掉下了眼泪……。这个故事的另一部分讲的是鸡，这群鸡，经常有被人宰杀的，可是没有被宰杀的鸡却依然在这里嬉戏，甚至当被宰杀的鸡的肠子被抛在了地上时候，鸡的同类们竟然还会去啄食……。

   我想我们作为人类，应该是学牛的样子呢，还是应该学那群鸡呢？我想我们应该学牛，而不要学那群鸡。

   我要在这里讲的，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要和犹太人一样，像犹太人一样特别不能忘记他们那段被法西斯大屠杀的悲惨历史。

   中国自从1949年被共产党统治之后，世界各国对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很多情况是不甚了解的，外界并不知道在1949年之后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这种发生在铁幕或者是竹幕后面的事情，外国人是看不清楚的，当时被镇压、被屠杀的有几十万人之多，毛泽东不是曾经说，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哪有他毛泽东杀的人多呢。毛泽东自己曾经承认，“镇反”的第一年就杀了70万人，之后又杀了8万，总共杀了78万（不包括“土改”），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数字从来是有水分的……。这里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曾经有一个党的领导人叫赵紫阳，赵紫阳的父亲只是农村中比较富裕的一个人，在1949年以前在中国农村比较富裕的一些人，他们大多是很勤劳的人，很智慧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有钱，却被屠杀了，赵紫阳的父亲就是那个时候被屠杀的。当赵紫阳不当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他下台了，他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为什么应该被杀掉呢？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那个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人异化了，把人变得不是人了，甚至当年赵紫阳自己也同意杀掉自己的父亲，认为应该这样作，不光是赵紫阳，那个时候比如我们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受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觉得阶级斗争就应该这样做。到了1957年，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人数很少，然而却有55万之多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55万人是什么概念呢？据我知道，印地安纳州有500——600万人口，也就是说，有印地安纳全州的10%的人被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是什么意思？如果在座的你是教授，就不能继续当教授了，作文字工作的也不能再做原来的工作了，而要去做最苦的体力劳动，而且从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里，他们再也不能做他们原来的工作，由于中国有这么多知识分子被当成右派被打下去，中国社会的精英就这样被打下去了；中国到了六十年代，就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基本上是人为造成的，是毛泽东的专制独裁造成的，现在有统计资料表明，当时至少有三千万人被饿死了，也就是说，有印地安纳州的六倍的人被饿死了；到了1966年之后，毛泽东又发动了，大家都知道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完全不用法律的审判，一些年轻人就可以把一些老人、一些教师推到地上踩，用皮鞭抽打他们，个别严重的，还有的人把痰吐在地上让老师去舔……，现在有统计表明，当时至少有300万死于非命，也就是将近印地安纳人口的一半；大家还知道，1989年中国又发生“六四”的屠杀，年轻的一代人希望在中国实行民主，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坦克和冲锋枪却对准着他们……。

   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习犹太人，不要忘记这些历史，一旦没有了民主，没有了自由，人民就会这样子的被屠杀，但是很可惜，国际上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年轻的刚刚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这样的一些历史也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善于作欺骗宣传的一个党，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而不给大家看另外的那一面，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特别是这二十年来没有一点变化，但是一些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却自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天下第一了；去过中国的人都知道，天安门广场是不小，但是它决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然而中国共产党却依然这样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中国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现在是比较繁华，但是它决不是世界上最繁华的街道，然而中国共产党却要组织人去那里参观那最繁华的街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自己的国家有非常壮丽美好的河山而骄傲，我也为现在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而高兴，但是我来到了美国，我看到了你们美国，我感到如果我们的国家能民主、自由了，我们也可以像你们美国一样富强。我感觉到我身上的责任，我虽然两次坐牢，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放弃我的理想，因为人只有自由了，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贡献给社会。 

   前两天，我去过你们的先民在1620年踏上这块土地的普利茅茨，他们刚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住的是茅草房，现在不到400年，人们走遍美国，看到的到处都是漂亮的House , 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很好的生活 ，是那样的富足，我不是说美国没有任何问题，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社会，因为我们人本身，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类社会可能永远也创造不出来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我们只可能创造出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

   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1．答：中国即将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就是1963年，我高中即将毕业，我当时是班主席，我学习成绩很好，可是我不喜欢进那个有“围墙”的大学，所以我就自学，1964年就去当兵了，我没有直接参加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去，但是应该坦白地承认，我当时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对，只是没有做刚才说的学生那样的一些事，到了以后，事情的发展，让我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问题是错误的。而我也不是天生对民主就像现在这样的奋不顾身的去追求，我的思想也有一个逐步的变化过程，所以到了美国还要继续学习怎么样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美国并不象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做什么的国家，你们的国家为了保障自由的原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每个个人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比如说想进来的听的人，就可以进来听，但是出去的时候不会大声喧哗，说：“你们都跟着我走”，不会影响其它人继续听下去。这样子，民主自由才能够真正建立。

   2．答：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自由不是其它的国家能代理的，有些影响，你比如你的邻居的房子盖得比你的好，花种的比你好，你可以向他学。但是人们大都不喜欢别人说，你一定要像我这样盖房子，一定要像我这样种花，这事情一定还是由中国人民按自己喜欢的样子来做比较好。中国人自己不选择这样的一种制度那么任何一个国家也勉强不得，中国人民也非常喜欢民主，民主和自由在中国建立起来是需要基础的，要讨论这个基础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专业的讨论，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我今天只说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诚实劳动合法取得的合法财产的保护。自己吃自己这碗饭，他不是伸手向皇帝要，也不是伸手向共产党要，那么，共产党说“你们要听我的”，皇帝说“你必须要听我的”，就作不到。但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把一切权力和社会财富全都控制在自己手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听它的。我相信，有一天总会改变这种局面的。

   3．答：因为现在大多没有正式的官方数字。只有二个数字可能算是官方数字吧，一是胡耀邦作总书记时宣布的关于“右派”的数字，是55万；另一个是叶剑英曾说，文化大革命中被触及到的人将近一亿人，当时中国才6、7亿人口，就是六、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被牵连。比如说“土改”、“镇压反革命”，还有57年“反右”、“文化大革命”、还有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期间，以及“六四”期间死亡人数都没有正式官方的数字。

   （问：我是刚刚来美国一年的中国人，我也是安徽人，我很敬佩你的精神，我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情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我来美国快一年了，我感觉美国人都很友好，现在我们中国流传着一种叫做“精神危机”的说法，我想请教一下，你在这方面探讨的比较多了，中国什么时候能解决专制这个危机？这个危机解决不了，中国没有希望，什么时候能解决？我能看到吗？）

   4．答：谢谢这位中国的老乡，我们中国又分大老乡小老乡，要从中国人这个角度我们是大老乡，要从安徽来说我们是小老乡，中国有句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特别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所以难免心急，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在中国诞生，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应该是自私的，我不因为自己今年六十岁，两次、16年坐牢而自私，所以就想不顾条件地快速地去推进这个进程，所以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也许在我和你的有生之年，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都是很困难的，我计算了一下，从当年被英国政府和教会迫害的人踏上美国这块土地的1620年，到独立经过了160年。如果中国从想像西方一样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努力的康有为、梁启超先生开始算起才是105年。

   但是，有一点，中国已经处于民主潮流成为主流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所以这个进程有可能加快。

   可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江泽民甚至比邓小平还退了一步，他不喜欢离开中央军委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件事情可能激化中国社会的矛盾。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的这样一个专制制度已经2000多年了，中国共产党又把它强化了，以至江泽民敢这样的为所欲为，所以中国要结束这样的专制制度，最重要的是要结束这种一党专制，因为一党专制的结果肯定是一人专制，肯定也就是一个现代皇帝。这也是1998年我和其它的一些朋友组建中国民主党的原因，很可惜，现在中国民主党的主要成员，有38人之多，还在监狱当中，还有许多党员也都在监狱当中，将近有100人在监狱里。我希望在座的像关心我一样关心他们的命运。只有打破了报禁，就是舆论上的控制，有了言论自由，再打破党禁，中国才有可能像这位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打破专制制度。我们不要被中国表面上的所谓经济上的进步所迷惑，我们一定要争取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为结束这种专制制度而奋斗。

谢谢大家！

(徐文立：2003年3月29日在美国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学的演讲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