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国民主的希望决不在“胡温”

徐文立：中国民主的希望决不在“胡温”

   [美]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 

   （2003年7月17日） 

   徐文立 

   前一段时间，中外政界、舆论界不少良善的人们错误地把中国民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胡温”体制上，特别是在“胡温”联手治理SARS问题之后，这种希望和舆论甚至一度成为主流。 

   问题是这些良善的人们首先忘记了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大问题。共产主义的所谓理想一旦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成为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之后，它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政治制度问题。这种政治制度绝非是一、两个所谓的“开明、务实”的政治人物所能改变的。 

   然而，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态势正处在最混乱、同时又最为僵化的停滞期。 

   从1949年开始，在中国大陆一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之后，每当这个政权出现两个政治中心的时候都是最混乱、最僵化的时期，“毛刘”、“毛林”时期如此，“邓胡”、“邓赵”时期也不例外，凡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执政当局都是毫无例外地对内加紧压制异己力量，对外缺少灵活应对外交事物的能力。因为一个专制政权里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这两个政治中心进行明争暗斗夺取最高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就决不会停息。一个专制政权在这种二元体制之下不可能不呈现混乱和僵化的局面；就是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中，在某一个政治中心，特别是在行政中心中出现了二元结构，那也必然导致决策和指挥的困难，更何况在一个高度专制集权的中国呢。 

   另外，“胡温”二人完全是在共产专制体制下培养和熏陶而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更何况，“胡温”二人从他们以往的政绩和现在的现实表现来看，都不是有大魄力、大决断的政治家，充其量不过是某些以往的政治人物忠实的幕僚而已。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采取一个很特殊的培养干部的办法，那就是让他们选中的可能成为接班人的青年人先放在政法第一线培养和锻炼。所谓的政法第一线，就是镇压异己、迫害民众的第一线，这不但是为了锻炼和培养他们这些干部的作为专制工具的能力，而且是有意地让他们染上不光彩、不干净的劣迹，把他们牢牢地捆绑在共产专制的战车上。 

   这半年来，“胡温”不但参与了前期对SARS疫情的隐瞒，后期对敢于向世人公布真相的“道义楷模”蒋彦永医生的压抑；“胡温”“执政”以来非但坚持不肯释放被中国共产党政治特务强行绑架的王炳章博士、非法长期关押杨建利博士；更不肯释放包括秦永敏、王有才、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等人在内的中国民主党人；且变本加厉地重判了工运人士姚福信、肖云良等人和网络精英徐伟、杨子立等人；并继续迫害各界民族人士、宗教人士和法轮功信徒；最近，更是罔顾民意，一意孤行地在香港推进23条恶法的立法进程。在国际关系中也经常扮演“貌似公正”的不光彩的虚伪角色，在实际上袒护和暗中支持世界上极少数的专制政权和国际恐怖势力。 

   “胡温”“政权”在江泽民垂帘听政的情况下，不要说进行政治改革，就是实行开明政治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希望决不在“胡温”。 

   前苏联经过了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的18年停滞期之后，并没有为前苏联自然而然地带来民主。前苏联是在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失败之后、从阿富汗全面溃败之后、在前一次海湾战争中表现出苏式武器和军事战略全面失败之后、在“切尔诺贝利”核危机之后、在出现了戈尔巴乔夫之后、又出现了叶利钦之后、在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出现全面崩溃之后，前苏联的政治形势才出现了向民主制度转变的可能和机遇。 

   中国清朝的末年，也曾出现过似乎的“光绪新政”，同样的在一个朝廷两个政治中心的较斗中，不但光绪的“新政”流产了，光绪本人也囚死在瀛台之中。后来的中国政治形势的迅猛的变化，也完全出乎了当年一些革命的政治家的预料。 

   那么，当今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希望在哪里呢？中国大陆民主的希望在于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之中；中国大陆民主的希望在于中国民众的觉醒之中。目前发生在东方明珠——香港的反对23条立法的汹涌澎湃的民众的大觉醒，再次为中国大陆共产专制政权的覆灭敲起了丧钟。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胜利，只经历了十几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中国民主再次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但愿迎来的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不是内乱、内战和新的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