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荣辱不惊度人生——2004年5月16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国际大赦分部的演讲

 

徐文立：荣辱不惊度人生——2004年5月16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国际大赦分部的演讲

荣辱不惊度人生——2004年5月16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国际大赦分部的演讲

   刚才那位女士的歌声非常非常优美，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场合比较严肃，大家没有鼓掌，我相信大家都从内心里鼓了掌。（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来到美国，我已经多次点燃这个象征国际大赦组织的蜡烛，它的造型很特别，这个小小的蜡烛它是矗立在铁丝网当中的。 

   我想，在铁丝网当中的人非常需要这种光亮，这样的光，看似微弱，实际上是一种希望。 

   我知道从事国际大赦工作的所有的人，特别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国际大赦的各个小的组织，人并不是很多，都经常会有一种想法：我们呼吁、救助一些人，会有用吗？而且，你们关心的人和事有很多都是在美国之外，很遥远的地方，比如我们中国和你们隔着一个非常大的海洋，所以难免就会有一些疑问，我们作了一些努力，隔得那么远，那边的人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努力有没有用？我也知道你们有一个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写信、写明信片，要求某些政府释放一些反对派的政治人士，或者写信去安慰在监狱当中的一些人，你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会经常写这种信。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们，中国政府会把你们的许多信放在麻袋里，然后放在火炉里头烧掉了；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们，确实有一些信寄到了像我、我的朋友们或者他们的亲属手里头。因为我知道国际大赦非常的厉害，罗德岛有这样的组织，全世界都有你们这样的组织，中国政府对这样的组织，可以说有点防不胜防，因为太多了，他们防不过来，太多了，所以会有一些信来到我们的亲属手里。 

   对于你们可能写的是一封信，可是对于那些政治犯的家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啊！如果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迷了路，他在黑暗当中，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亮光，有一个灯塔，他非常的兴奋；也有一点像一个人掉到海里头，觉得没有希望了，突然发现有一块木头、有一个救生圈，他能够扶上，对他就那么样重要。 

   我自己的亲属，我的夫人就收到过国际大赦的许多的来信，每年圣诞节的前后，中国政府采取很多办法不让我夫人收到，但是还可以从其他途径，还有些人亲自送来像国际大赦、还有许多全世界的人们关心我和我的朋友们的一些来信让我夫人收到，我夫人总是把这些信当作最重要的礼物，就像上帝送给她礼物一样，放在自己家里面最醒目的地方，等我从监狱中回来以后，她也是先告诉我：“你看，国际大赦和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在关心着我们。” 

   所以每当我点燃这个蜡烛的时候，我都非常地感动。 

   你们的关心，你们的信，就像铁丝网当中那支蜡烛一样。 

   我今天能够从中国来到美国，站到你们的面前，这同样是和你们大家的长期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被中国政府逮捕过两次，一共判了我28年的徒刑。第一次，判了我15年，我坐了12年的牢；这一次判了我13年，我坐了4年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常常会问：“一个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十几年时间在监狱里度过，那是怎样度过的？” 

   我先讲一下我在监狱当中最困难的两个时期。我在监狱当中最困难的第一个时期，是我刚刚被抓进去的那一年多时间，大家知道一个人处在相对自由的状态，因为中国的那个环境不可能让你非常自由，但是毕竟跟监狱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在相对来说有点自由的情况下突然来到监狱，应该说那个转变是非常巨大的。我第一次被抓之前，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知道我可能被抓，1981年4月9日那一天深夜是差5分12点被捕，被送到看守所去，在这个地方，我居然还睡着了。我临离开家的时候，我拿了一双可以跑步的鞋穿上了，可以说我思想上已经有些准备，或者说是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次被审判的过程经历了一年半之久，而且200多次地被他们提审，按中国的规定，他们应该在三个月内对我起诉，但是他们拖了一年半之久，200多次审讯，每一次都要进行2-3、3-4个小时，可以计算出他们用了多少小时来审问我，而且那么长时间地审讯我，那个情况用句中国话来说，把你磨得死的心都有，虽然我绝对不会去死。所以，整个过程很气愤、很烦人。而且，我后来才知道，我夫人比我经历的还要困难。按照当时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24个小时之内就应该通知我的夫人，告诉她我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但是中国政府竟然有一年半的时间不告诉我的亲属，我的家人，我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而且我夫人和孩子不知道我是死还是活。我夫人为了搞清楚我被关在什么地方，人是死还是活，带着我的女儿到中国那些公安部门到处去问：我的丈夫现在关在什么地方，他是死还是活，我需要知道。你们知道嘛，当时中国的警察局，他们的对外的窗户非常低，你要躬着腰才能问他话，就像向他鞠躬一样，当时的警察还不如现在的中国警察外表的作风有一点点改善，那时候他把两只脚就放在窗口上，靠在椅子上跟你说话。当时我的女儿才九岁，她的眼睛正好看见窗户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察的两个脚，那个情景她看得很清楚，她自己就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坐到外面去了，我夫人为了问我的情况还要和警察讲话，所以顾不了我的女儿，她又怕女儿出事，利用他们让等待的时间，又赶快到他们办公楼的外面去找女儿，就看见我那九岁的女儿就坐在马路的边上，她自己抱着自己的双膝……，从背影上看，我的夫人说，看到她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凄凉……，她说她怕。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再一段比较困难的时间是在80年代的那五年，我利用在监狱单独关押的条件，我秘密地写了一本书，写的是我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因为每个在监狱当中的人，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能不能活着出来？所以，我很希望把我人生的心路历程写出来。这本书十分幸运地被秘密地带到了美国，由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在美国办的《中国之春》上发表了。因为这件事，我被放到一个三平方米的小小的禁闭室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给我放风。而且，我被关的地方一共有十几个这样的三平方米禁闭室，他们在我到来之前，把筒道里所有的人都搬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连书也不让我看，但是有一张报纸，外面只有一个人坐在外面监视我，是个犯人，监狱方面信任的犯人。那个时候（1985年）已经开始安装一个监视器；但是第二次进监狱的时候，监视器就多了，关我地方一共有八个监视器。 

   这个时期也是我人生最困难的一个时期。这段时间，他们不让我和亲属见面。因为在正常的时候，在监狱里头是可以和亲人见面的，一个月一次；82-85年规定我是两个月一次，但是从这以后就不让我们见面了，有三年半，不让我见家里人。 

   说到这样两段我比较困难的时期，大家可能就有一个问题：那么，你这十六年是怎么样度过来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面容，脸色还很红润，也还很健康，知道我年龄的人，知道我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而且我可以经常从早上7、8点钟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2、3点钟，一天非常的繁忙，好像还不觉得非常疲劳。有一点，我想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作的事情如果是好事情，是对的，我们的内心应该是平静的，如水那样平静。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平静、心静如水呢？就要像在家里过日子那样地去过每一天，只要你心静如水了，在你的内心里头那铁丝网好像不存在了，那个监狱的铁栏杆好像也不存在了，那些警察好像也不存在了，只要那些警察他的人品还比较好，我甚至可以和他交朋友，他们也会让一些犯人来监视我，来看着我，这些人我也不把他看成是敌人，我也把他看成是朋友，所以只要跟我有一些接触的朋友会有一种感觉，说你徐文立被中国共产党迫害了这么多年，关了十六年，好像你并没有什么仇恨，而且不管是监狱当中的那些警察，还是后来我出来以后跟踪我的那些警察，人家感觉到好像他们有的时候跟你很客气，好像也是朋友一样，他们是在监视你啊，怎么会是这样？而且我现在在布朗大学教书，他们也感觉到我的学生跟我，他们好象不是学生，我也不是他们的老师，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在我工作的地方，我过去也有过很多助手，现在也有许多助手，你们会发现，我会经常给大家整理整理东西，沏茶倒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或是他们的长辈，我自己始终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的家人有的时候会说，好像我是欠了全世界的。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经验，也是我坐牢的经验，就是说，人自己的内心要平静，我觉得我就是应该为大家做事情的。我坐了这么多年的牢，被人家迫害，受了些罪，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服务，为所有人服务，所以作了些事情受了惩罚，或者受到别人的误解，不觉得心里有什么很难受的地方。所以，我为人家作了什么事，人家并不感谢我，我并不觉得心里委屈，我觉得我就应该这样作，包括我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觉得我就应该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服务。服务了，人家不理解，被人家压制，甚至被人家迫害，我不觉得心里头有什么不平衡。反之，我被授予很高的荣誉或者得到赞扬，我也不觉得特别值得骄傲，别人羞辱我或者象中国共产党那样迫害我，我也不感觉到自己简直要死一样，中国的话就叫作：荣辱不惊。 

   就像在座的朋友们一样，你们写了许多的信、作了很多的努力，你们不见得一定要求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这个结果和没有这个结果，你们觉得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就足够了。 

   我想，我这个心情和你们这个心情是一样的。 

   我的夫人正在学英语，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位就是我夫人的同学，我也应该向我的夫人一样地学英语，将来我用英语跟你们谈话，不然的话，总是让我的翻译这么累。 

   下面我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1．我夫人她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她原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经过她自己的努力，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是一个胸怀很宽广的女人，她觉得她的丈夫应该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作一点事。也许每个丈夫在自己妻子的心里都是很能干的，所以她觉得一个好男人应该为社会作一点事情，她为他付出，她觉得也值得。但是，谈何容易啊，那是整整的十六年啊，十六年的等待，一年有365天啊，要等16个365天啊。我的夫人既是心胸宽广的，愿意自己的丈夫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同时又是非常非常有忍耐力的女士。她总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包括我们自己的女儿都会作得很好，所以我女儿作教员，教艺术，她也希望她是最好的。所以，一个女人如果有了那样的胸怀和那样的要求，遇到我这样的事情，她也只好接受了。另外，我在这个地方，我也要告诉所有的男人一个小的窍门，我想你们也都会作得很好，也就是说，你有钱的时候多为自己的夫人买点衣服；家里没有洗碗机的时候，你就去做那个洗碗机；也就是除了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到了家里时候，要作一个好男人，要作一个小男人，不要作一个大男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夫人，为我守了16年，回到家我就没有道理什么事情都不作，应该什么事情都作。不过，我也只是说得好，实际上我是作的不大好的。我的工作很多，要讲课，中国国内有许多事情要考虑，要作。家里炒菜做饭都是我夫人作，我有时会很懒。而且大家知道，我那个家会经常来人，所以经常靠我夫人去给很多很多人做饭，1978年我在中国北京的时候，我们办了个民办杂志叫《四五论坛》，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二三十个人，几乎天天要在我们家里头，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要作。比如今天到这里来，我有许多助手，他们不能不吃饭，所以我夫人要做许多事情，而且我的邻居今天在一起要开一个paty，我们要做准备，所以她经常会腰疼。

 总归来说，在人的一生，男人要找一个好女人，女人也要找一个好男人，这样就好了。 

   2．我知道美国自从发生了911以后，美国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政府的权力好像有些在加大，有一些法案，在你们美国人来看它们侵犯了你们个人的权利。但是要比起中国这样的国家被侵犯的权利，可以说则少得很多很多啊。但是，不等于说政府可以侵犯个人的权利。我想美国人民从来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什么办法呢，我知道你们美国有许多许多组织，包括象国际大赦这样的组织，我知道你们组织内部的事情，包括社区内部的事情政府是不可以干涉的，对付政府的办法就是使每一个社区、一个组织更强大。我知道美国人民的权利，很早以前也不像现在这样多，过去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美国人民也是不断地用自己团结的力量来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的，我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叫马丁•路德金，当年就是不断地用增加民众自己的权利的办法来对抗政府。所以，每个自己的权利范围内的，要自己来处理，这是对付政府的最有效的办法。我想在中国也是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的民主事业也有很多年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互相之间、党派之间争夺权力，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说你不好，我来替代你，党派之间互相争夺权力，而民众当中的权利没有保障，这就是和美国不同的地方。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个法案侵犯了你的权利，你就表示不满意，就要反抗。如果中国民众当中的组织力量比较强，如果有侵犯人权的事情也像你们这样的反对，那么中国社会就逐渐地走向民主社会了。确实，在一个社会当中，政府的权力不能太大。我知道美国政府因为911的事情，因为反恐的事情，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权力，好在你们有国会、有民众、有舆论监督，另外四年要更替一次，用这样子的方法，能够使得政府在产生侵犯人权的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即时得到克服。当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也知道，一旦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候，他遇到的情况与不是领导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总统和一个公民，所遇到的问题是不可能一样的。所以布什先生他也会有他的苦恼，他有他的问题。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可以有力量让美国政府知道哪些东西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的，把侵犯人民权利的事情克服掉。 

   3．在中国大陆，了解因政治原因被关押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我来到国外，这个困难应该说是增加了。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所讲的话应该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我不喜欢用一些我想可能是很多很多人，或者是我估计有很多很多人，我不希望用这样的话来讲话。据我自己知道，作为中国民主党被关在监狱当中的有三十五人，但是不是中国民主党的很多异议人士、政治犯、良心犯，被关在监狱我具体知道的有五十几个，这是我自己比较准确知道的，当然你们可能还知道像中国西藏关了许多因为民族问题被关押的人，包括班禅的接班人，是达赖承认的，现在被关押，起码被监控起来了；像新疆，包括中国的内蒙等等因为民族问题被关押的人不少。现在最大量的是法轮功在中国的学员，在中国大陆只要你相信法轮功或者练习法轮功的人，中国政府会用种种的办法把你关在里面，不一定关在监狱，会给你办学习班，不让你回家的种种办法把人隔离起来。刚才说到的这几种人，一种是民族的问题，一种是宗教方面的问题，在中国被关押的，我没有准确的数字；当然还有政治上的异议人士，我也没有准确的统计，不敢说到底有多少。但是我知道，在1989年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这个事情已经过了15年了，中国政府对于一些学生他们不太敢关押，大都释放了，但是有一些市民，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没有被释放。我大概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4．我想，如果说有一个人在鼓励我这样作，我想说两个人，我的父亲和我的外祖母。我父亲他曾经是一个医学院的老师，在中国曾经有过被日本人侵略的历史，最严重的时候发生在1937年，我父亲那个时候带着他的学生向中国的西南方向撤退，我父亲当时看到在战场上很多的将士的腿、胳膊被打坏了，这时候我父亲就不忍再离开这个地方，而逃到西南去，就带着自己的学生留了下来，救助这些伤员。如果我有机会写一本书，你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样子，我父亲那时候也和你们美国人一样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30年代，我们的家庭生活在中国可以说相当好，可是带了这样的一家人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救护那些伤员，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种正常的生活就没有了，而且当时的那场战争打了八年，那个时候国民党是中国的领导，他们的官员有很多是很腐败的，现在共产党的官员很多比他们更腐败，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一个党统治就一定会腐败，但是不是一个党统治，官员也会有腐败，但是不像中国，比较容易被揭露，人们的监督会比较严格。可那时候，我的父亲整整八年没有一天到后方去过，一直都在前线，我的母亲一共有八个孩子，但是在那个期间，我有三个兄姐有病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忙于前线的工作不能及时回来抢救他们而去世了。我父亲这种为国家为民族做事情的精神，始终对我是一种教育，所以如果说，有谁对我的人生教育最大，我认为是我的父亲。另外，我刚刚说到我母亲的母亲，确实对我的人生教育也是非常大的，她觉得作为一个人做一点好的事情，那都是很应该的，这一点对我的教育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到，哪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可以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不是书，而是报纸。当然有许多书对我的教育也很大。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父亲会在吃饭的时候，给我们念报纸，让我对报纸有了兴趣。现在除了有纸的报，还有电子报，当然现在报纸中有不少是垃圾，但是，应该说办得好的报纸是个“百科全书”。如果说书，就是法国的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另外美国作家写的一本书叫《老人与海》，海明威写的，对我的影响都不小。 

   谢谢大家！ 

   (贺兴彤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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