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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民主墙的行动

(2020-01-14 07:17:01) 下一个

40年前民主墙的行动

纪录片《北京春天》官方预告片/轉載
BEIJING SPRING Official Movie Tr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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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的行动
——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徐文立

(2009年6月26日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
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978年12月26日《四五论坛》的发刊词,写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就是《四五论坛》发刊和存在的理论基础。”

1980年11月15日发表“庚申变法”二十条,是在民主墙时期试图为中国民主运动建立独立于中共之外的反对力量寻求理论依据和方向。

1979年1月12日《四五论坛》编辑部通过的章程和纪律公约;6月30日公布的上半年财务支出简报;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1980年6月的“北京甘家口会议”;是民主墙时期试图为中国民主运动建立忠诚的政治反对派或反对党的努力。

但是,唯有正确、有效的政治行动才会让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有效的组织因此丰满、健全和成为现实。

民主墙时代,在各位同仁不怕牺牲的共同努力下,1978至1980年代的民刊本身成为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民主硕果。1979年初,民刊各组织对傅月华等上访人士的同情和关注;之后,为营救被捕人士而在民主墙前多次举办的民主讨论会和大陆首次的民意测验,以及成功获得和出售“庭审录音稿”;都是正确的而有效的政治行动。

民主墙时代,更为成功的二大政治行动:一是几位民刊的主编参与的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二是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办的“星星美展”的和平示威游行。

1979年10月1日在中国首都北京,举办了以民主墙人士为主的民间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并以全胜而告终,时至今日,想起来,似乎还是那么不可思议。但,这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现在,我以亲历者的个人记忆与大家分享这段鲜为人知的事件,不准确和遗漏之处,请其他参与的朋友补充和批评。

在讲述之前,请允许我向全程拍摄“星星美展”游行的知名摄影家兼导演、英年早逝于日本的池小宁致意。

1979年9月29日傍晚,《四五论坛》编辑部负责对外联络的刘青匆匆从东四14条76号,对角穿过北京城来到作为《四五论坛》编辑部的白广路的我家。那是每月我们出刊的关键时刻,我和大多数人还要每天上班,出刊常常是昼夜不眠……。可是,一听刘青的报告和听说“星星美展”艺术家朋友需要我们帮助,我深感事情重大,我放下手头急活,就随刘青赶往准备开会的赵南家。一路,我们无语……。直到1993年5月26日第一次出狱看到一些回忆文章,才知道,官方个别开明人士曾承诺会给“星星美展”另外安排展出的机会。

1979年夏,一位来自四川的民间艺术家薛明德在《四五论坛》的帮助下,在西单“民主墙”前成功地举办了艺术个展。

1979年9月27日又有一些北京地区的、以《今天》民办刊物为中心的民间艺术家黄锐、马德升发起,在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馆外的街心公园举办了“星星美展”,得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的首肯和赞扬,江丰并同意晚间将展品存放在中国美术馆。

可惜好景不常,9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却利用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工读学校”的学生,有组织地进行挑衅和破坏,借机扣押了画展的展品,中止了画展。

“星星美展”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中间有后来中外闻名的北岛、芒克、王克平、马德升、阿城、黄锐、曲磊磊、薄云、李爽、严力……等等,他们愤怒了,他们被激怒了,他们想抗争,想讨回公道,但是又觉得力量单薄,在有人的提议之下,他们想到了《四五论坛》,想到了北京当时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其他民刊朋友。

当夜,我被刘青请到赵南家的时候,屋子里坐满了人,当我听完他们的陈述,我就大声地说:“现在有一场胜战可打,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打,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跟着我打!”

话音未落,芒克激动地蹦到桌子上,大声应答道:“不要说一场胜仗,就是一场败仗,我们也跟着你老徐打!”此时,群情激昂。

然后,我分析了在“十一”这个敏感时期,中共北京市委有向我们做出一定程度让步的可能,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十一”的时候出现非官方的游行,他们没法向中央交代。之后,我回顾了苏联的民间艺术家当年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当中举办艺术展,苏联警察竟然动用推土机铲平展览现场,引起公愤,艺术家经过斗争,最终取得了迫使当局做出某种让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有可能逼迫当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会议在30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为了逼迫当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我们准备分两步走。

第一步,正式地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要求,即:中共北京市委应在10月1日九时之前责成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向这些艺术家赔礼道歉,并发还没收的东西,赔偿损失。不然,就在“十一”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

其实,我心里有数,“赔礼道歉”这一条是“虚的”。

我深知中国共产党的劣根性,要让它的专制独裁的凶残工具——公安局向我们低头道歉,那比登天还难。

第二步要求,其实才是“实的”,那就是给这些民间艺术家一个公开展出的地点,正式举办“星星美展”。

这是“以虚求实”的两步。

最后,不知是他们的党内斗争而造成的举棋不定?还是林乎加这位没有北京地方势力根基的(毛泽东曾说过:彭真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确实如此。)新的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的掉以轻心?却客观上促成了我们成功地举行了“十一” “维护宪法游行”。

中共当局的让步是在“十一”之后发生的。

这种让步也是破天荒的。

为了力争这次游行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或在游行未举行之前就“屈其兵而不战”;即使不得已非要举行游行不可的话,也要确保游行成功,而不出任何意外。这时,距离“十一” 还只有一天,我不能回家了,因为我已被大家推举为“十一”游行的第一线总指挥之一。

我们就连夜起草了“联合公告”,于30日上午9时粘贴在西单“民主墙”上;同时,由我带领二人于30日10点45分将“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送到中共北京市委的机要收发室。

当时收发室的接待人员傲慢地说:“我们不承认什么民刊!”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信函。

后来勉强接受了,却把它扔在一边,不当回事。

我正色地对他说:“信没有封,你可以拿出来看,是有关 ‘十一’准备在北京市游行的事情,事关重大,由于你耽搁造成了后果,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那人听到这番话后,老老实实地把信看了看,脸色马上变得苍白,忙不迭地说:“现在马上送上去!”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支队伍手无寸铁,文人居多,毫无经验;而且,我们将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有几百万军警的专制政权,我又是亲眼见过1976年4月4日那夜的残酷镇压的。

我所承受的压力有如千斤压顶一般。

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使我们这支准备游行的队伍,尽可能地迅速地壮大起来。好在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除了《今天》的诗人们、“星星美展”的艺术家、还有《探索》的路林;那天吕朴又对会议的决定,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他和《北京之春》有特殊的关系,他愿意去联络《北京之春》编辑部(吕朴也是《北京之春》编辑部的成员,最后只有他参加了);还有的人愿意去联络《沃土》编辑部(后来他们编辑部退出了,以艺术组名义参加,没有来人),一些《人权同盟》的人闻讯也自愿参加……。这样一来,当时北京的较有影响的主要六大民刊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到这次游行中来了。

对于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到使这次游行“师出有名”,并使“哀兵必胜”的策略奏效。我一贯认为,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大陆从事民主运动最需要把握的策略就是“哀兵”的策略,这个策略只要应用得当,必然会为最后的“必胜”,逐步取得必须的、点点滴滴的、阶段性的“必胜”。

于是,分头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民刊准备游行的《联合公告》尽快地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去;与此同时,各个民刊都积极承担了刻印传单的工作,尽快地把为什么要举行“十一”游行的原因、特别是“星星美展”的艺术家如何受到警察的骚扰和捣乱的经过,写成文字的东西快速地传播到各大专院校集中的海淀区、以及大型国营企业集中的东、西郊和广大市民中间去。

第二件事,是为了“力争取得未游行,当局就让步”的效果;同时防止当局污蔑我们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特意安排了我们的人昼夜值班,监守“民主墙”前的《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联合公告》不被撕毁。

第三件事,为了游行不被可能的别有用心的人所破坏,我们专门组织了“游行纠察队”;还统一编印了游行时所使用的口号。

第四件事,考虑到这些艺术家的字都很漂亮,正好请他们书写游行用的横幅、标语,《今天》那里没有写横幅用的笔墨,那就到我家里去写,原定的横幅的内容是“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后来,根据吕朴的提议要更加突出我们游行的合法性,把“维护宪法游行”六个字放在了横幅的正面,把“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横幅的背面。

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的准备之中。

我的内心也出奇的平静。

就在游行即将举行的前一天的傍晚,“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黄锐的母亲来到了游行指挥部,要说服黄锐退出这场游行。这是北京市当局很毒的一着,这是当局一贯的伎俩,无疑是釜底抽薪啊。

正在黄锐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去试试和黄老太太谈谈。

我见到了黄锐的妈妈,我说:“黄伯母,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儿女总有操不完的心。’十一’要由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举行游行,这样大的动静,你为孩子担忧,我完全理解。当然,我相信黄伯母为自己的儿子会想得更加长远。您知道黄锐是‘星星美展’的发起人,现在,‘星星美展’受到警察的骚扰破坏,还没收了他们的艺术作品,您说我们能够不愤怒吗,能够不想声张正义吗。我们也不是非游行不可,如果他们向艺术家们道了歉,送还了艺术作品,恢复展出场所,我们不一定要游行;可是他们非但不道歉,连跟我们谈一谈都不肯,这场游行是他们逼出来的啊。黄锐,也是这次游行的发起人,是他和他的朋友邀请我们来这里为他们声张正义的,如果在这个时刻,黄锐没有特别的理由,撤了,那么他今后还怎么做人,他今后还会有朋友吗?我相信,黄伯母一定是为儿女的长远着想的有远见的好母亲,一定不会让黄锐成为永远失去朋友的人。黄伯母,您请放心,如果一定要游行的话,我们这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包括我徐文立,一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如果当局开枪的话,首先打伤的一定是我们、打死的也是我们!我们一定全力保护黄锐他们这些艺术家!”

话说到这儿,黄伯母说:“你是真会说话啊。我不再说什么了。”

未成想,中共北京市委除了釜底抽薪这一计,竟然没有了下一计。

前一天我睡得很晚,“十一”这天我却醒得很早。凡是有重大的活动,我不用上闹钟,早上一定会准时起床。

起床之后,我就带了两个人,赶往西单,先去查看有什么异常动静没有。一路从公共汽车上看去,未见异常,西单那里显然有那么几个便衣。

时间一点一点的接近预定的时间。

看来,这“行”是非游不可了。

在西单“民主墙”贴有《联合公告》的地方,人越聚越多……。

《北京之春》、《沃土》最后没同意参加游行,却显然看到了,他们的个别成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这次游行。

集会按时开始了,黄锐、马德升、吕朴和我分别讲了话,讲清了这次游行是被迫的,是为了维护艺术家的权利,是为了维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演说热情、真诚、充满理性,不但赢得了与会者的同情,而且极大调动了参与者的热情……。

游行之箭上了弦。

我一声号令:出发!

队伍虽不算壮观,倒也整齐,几百人,在当年,那是冒死求义的几百人哪;加上围观的市民也站满了电报大楼前的长安街,也颇有声势。

那年代,中国大陆的人是没有少参加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游行,不过那都是共产党当局组织或允许的,参加那样的游行需要的只是“耐心”,然而参加这次游行绝对需要的是正义和勇气。

我、吕朴、杨靖、王克平、马德升走在了第一排,拄着双拐的马德升在我的左侧,走完了全程,是正义、力量和不屈的化身;晶晶是最小的参与者,那年七岁,叔叔们抢着把她驮在肩上;彤非常担心出事,她紧紧尾随着队伍,她心中是坦荡的,但是同时也是最担惊受怕的,她永远为我、为孩子、为我们捏一把汗;《四五论坛》女士们和我们一样,无畏地并肩前行。

这也是我们全家一起参加的第一次公众活动。

队伍一面呼着激越的口号:“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一面缓步向前……。

很快游行队伍就来到了六部口。

六部口,是明、清两朝六部衙门所在地,更是中国共产党中枢之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各大部均麋集于此,可谓京畿中心之中心。

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的工夫,一阵皮靴踏地的整齐声音赫然响起,瞬间,六部口的东侧出现了三道人墙,将长安街拦腰斩断,第一道是警察,第二道是武警,第三道是军队,各个虎视眈眈。显然,他们是有准备的。

此时,我镇定地转过身去,用一个手势示意整个队伍原地停下来。不想两侧围观的人却响起了“冲过去!”甚至有人已经快速地爬到了树上,我和游行队伍的全体都没有理睬这些……。事后揣测,喊“冲过去!”的人中很可能就有共产党的便衣警察。

当队伍停稳,我一个人坦然地走向前去。

此时,旁观者、人墙、游行队伍的周围鸦雀无声,我的朋友们将我们的横幅高高擎起:“维护宪法游行”、“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 !风,呼呼地吹拂着我们的横幅。

我在一个显然是警察指挥者的面前,站定,大声向他问道:“警察同志,我们早有公告,我们这支游行队伍将前往北京市委,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走?”

那个警察说:“你们可以从这儿向南,顺北新华街,从前三门去。”

他的话音未落,我猛然转身,向着我们的队伍、也向所有围观者大声地说:“警察同志说哪,我们可以从前三门走,我们服从警察的指挥!”

我们的队伍向右成直角转弯,在军警的“人墙”面前通过,继续举着我们的横幅、标语,向南行进。

此时,我才发现始终有一支大的传媒群体在跟着我们一起前进,有当时驻京的国外各大通讯社的记者,还有各国使馆的外交官(有后来成为法国驻华大使的马腾)和各国的留学生……。

现在,我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活跃于北京的《四月影会》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装备,比如,较好的相机和小型的摄影机。这批人,在“四五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很活跃,据说后来的八九“六四”期间,他们也留下许多非常珍贵的镜头。可以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二十几年发展的轨迹,在他们手中都留有印记。

现在不知道那些《四月影会》朋友们可好?资料安在?历史老人不会忘记他们。

当我们行进在北新华街上,不知是因为我们这支队伍的标语醒目,旗帜新颖,誓死赴义的凝峻表情;还是由于加入了那么多的“老外”紧紧跟随着,我们队伍的后面不断扩大着,增加了许多跟随着我们的市民。沿途所到,许多人都驻足在道路两旁观望,我们不时地停下来,不断地发表演讲,说明今天的游行是被迫的,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游行是为了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不应该是一纸空文,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应该可以兑现的,以取得广大市民的同情和理解。

当队伍行进到前三门以东公安局门口处,游行队伍停了下来,几乎是发自肺腑地同声向着公安局高呼口号,因为这个机关——北京市公安局,从来是镇压民主运动、压制人民的忠实工具,这次查封 “星星美展”虽然是东城公安分局,但是大家都知道根子在这个“市局”,口号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专制工具的极大义愤。对于公安局来说太突然了,公安局大楼向街一面的窗子几乎全部打开了,所有的人都向外观望。

对于他们来说,从1949年以来的三十年,有谁敢于到他们的门前游行示威、呼喊抗议口号,没有过,这也是“新媳妇上轿——第一回” !所以,公安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推窗观望——何人如此大胆!

队伍继续向东,不久就来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大楼门口。

显然,他们是有所准备,在大门口已经有人在等待我们,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由代表进去谈,当时大家公推我、吕朴、北岛、黄锐等人进去和他们谈判,外面由刘青和芒克指挥。

进了大门之后,未成想,他们在大厅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很长的谈判用的桌子,出动了十几位处、局级的干部(有些显然刚刚赶到)来跟我们谈。

参加谈判的我们的人一看这个架势,有些受宠若惊,整体上几乎都软了许多,他们起码对市委如此认真对待比较满意。

我当下想,必须用坚定的态度,才能取得以虚求实的真正效果,所以态度上必须非常强硬。

在其他代表充分地讲述了“星星美展”被无理查封的经过之后,我再次声明:东城公安分局必须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北京市有关方面应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另一个重点,就是强调了这次游行是被迫的,是迫不得已的,事前我们有公告,是完全合法的行为,政府方面不应该秋后算帐!这些做不到,我们的游行不会停止!

这时,他们立即做出了答复,表示对这次游行不会追究;同时答应会立即向上级反映我们的其他要求。请我们相信,问题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到了这时,我感觉到游行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和我们的代表稍事商量后,向官方代表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告辞出来了。

来到外面,看到我们的游行队伍还在门口同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于是,我代表我们前去谈判的人,向大家介绍了谈判的结果:“北京市委,派了代表和我们进行了对话,他们表示能够理解我们这次游行是事出有因,不会因此而追究参与游行的人的责任、也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

一片热烈的掌声。

看,这就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此正义的游行,可大家却都是提了脑袋来参加的啊,队伍周围便衣警察的摄影、照相,那,很难说啊,也许就是秋后算帐的证据啊;也正因为这一点,首先取得官方的承诺,使得参加今天游行的朋友们的得到“安全保证”至关重要,首先传达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我心里清楚,整个活动中我充当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我难免会有一天要承担全部的“罪责”,甚至为此付出“一生一世的自由”作为代价!

别人的“安全”我要争取,并传达给大家;至于我,这个“安全”一定因此远离我,有关部门注意到了我的作用,我是跑不掉,也躲不了的了。

后来,果然“星星美展”的群体蜚声海内外之时,就是我在狱中的煎熬之日。而且,因种种原因,所谓内部人或恶意夸大这次游行的负面作用,影射是我的强硬造成;或说我利用了这个事件为个人的政治目的服务,真是做人难啊!

我接下去宣布了北京市委将考虑我们的要求:东城公安分局必须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北京市有关方面应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

我说,既然这样,基本上达到了我们此次游行的目的,那么,我宣布我们这次和平的游行到此结束,队伍解散。

当大部分人散去之后,人们认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基本成功了。我却又把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各民刊的代表,聚拢在一起。我说,为了防止事情有反复,官方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应该起草一个稿子,讲清事情的经过,以及官方所做的承诺,特别强调这次游行是迫不得已的,以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我的倡议赢得了与会民刊的赞同,大家共同把说明“十一”游行真相的传单,印制了成千上万份,广为散发,特别是散发到大学校园区。所以,后来“星星美展”也真有成千上万的观众。

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不解散,继续游行下去,官方是准备抓人的。

可是,平心而论,在这次“星星美展”游行问题的处理上,中共当局算是比较克制的。事后,他们确实安排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为“星星美展”作了正式展出。

“画舫斋”是过去的皇家画苑,能在那里展出,规格是很高的,加上游行的效应和之后的宣传,特别是《人民日报》还为此做了广告,观者踊跃如潮。“画舫斋”的负责人说,真是盛事空前啊,“星星美展”一天的观众比“画舫斋”以往一年的观众还要多。

事后,戈扬先生主持的《新观察》做了专栏的评论报道,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感叹道:“谁敢说这些民间的画家中,不会出几个中国的毕加索呢!”

确实,“星星画派”、“四月影会”等民间艺术家开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先河。

后来1980、1981年连续两年,“星星画派”的作品在中国艺术的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做了展出,那期间因为观众比预计的多了太多,美术馆只好多辟了几个展厅。

“星星画派”中的许多艺术家因此不但在国内艺术界有了很高的名望,而且有许多人走出了国门,成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家。

因此,“进一步,退半步;得寸不进尺。一张一弛,进退自如”,更成为我一贯主张的政治策略。

注: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贯把他们的“十一”游行看作是他们向国人和世人宣布他们的存在,表示他们不可一世的最重要的机会,几乎是年年不放过啊。

何况,1979年的“十一”那一天,正是他们所谓的“三十年纪念日”呢。

对他们来说,无可奈何的是1976年,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丧失了三个巨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1979年,新的党魁华国锋和邓小平正在进行争夺最高权力的你死我活的角逐;中国人的生活依然陷在极度的窘困之中;中国共产党军队又没有在中越边境的战争中显耀出多大的优势来……。总之,军力不济、党力不济、国力也不济,他们才不得不在1972年9·13“林彪事件”,就暂停了大规模游行之后,又一次做出了“三十年大庆”也不举行游行的决定。然而,却恰恰是他们“三十年大庆”这一次,让一些民间人士,为了一个民间的画展,在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政治中心——北京——从西单到前三门、再到王府井南面的中共北京市委门口、破天荒地成功地举行了1949年以来、第一次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民办的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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