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城之恋
《宋城之恋》由作家出版社在中国发行
清晨，天刚蒙蒙亮，一层薄薄的晓雾，弥漫在整个京城里。雾色笼罩下的汴河，如梦幻中的一条银带，蜿蜒曲折地伸向了远方。
汴河边的河堤上，有几匹马儿正撒着欢向南奔跑着。骑在最前面那匹马上的是一位姑娘，姓孟名冬洁。跟在她马后的，是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四轮大车。车前坐了三人，分别是赶车的伙计、管账的先生和打杂的随从。车上装有几个长方形的木箱子，箱上盖着油布，再用粗绳从四边牢牢的捆紧了。四轮马车的后面，还跟有一匹马。马上之人姓刘名云龙，身着一身劲装，从打扮上看像是护卫。
这行色匆匆的几个人，正要去给赵府办一趟差事。
孟冬洁原是真定人士，年方一十九岁，长的面似芙蓉，柳眉凤眼，身姿窈窕，玉立亭亭，秀美之中透着一股英气。她头上乌黑的秀发，挽成了流云髻。身上内穿白色的低胸长裙，外罩天蓝色的丝织轻纱。骑在马上一路奔跑而来，衣衫上的环佩叮当作响。
孟冬洁的父亲孟兆雄，曾是真定府的都统。两年多前，宋朝的军队北伐辽朝，孟兆雄随军出征，不幸在燕京附近的卢沟河同辽军作战时受了重伤，不久便以身殉国。后来，孟冬洁跟随母亲郭氏搬离了真定，来到东京居住。孟家原来尚有些家底，母女俩儿便在城南租了一户独院居住。只可惜郭氏因为丈夫的早逝而变得心衰力竭，一年后也撒手人寰。孟冬洁孤身一人，不再方便一个人独住。好在孟兆雄生前与赵家有旧，就托情住进了赵府，平时帮府里做些杂差。
孟冬洁虽是一名女子，却自小随父习武，能使双刀，还善用飞镖暗器。搬进赵府后，虽然赵家并不指望她办什么差，可大户人家中，平时各式各样的繁杂事务，数不胜数，总没有忙完的时候。孟冬洁是个勤快贤惠的女子，但凡能帮上手的，她就尽量去做。
跟着马车后面的刘云龙，刚二十出头，长得高大魁梧，健壮刚猛。一张脸上粗眉豹眼，宽额方口，看上去颇有几分威严。刘云龙原是孟兆雄的亲随，通晓武艺，使得一手的好棍棒。孟兆雄生前对他有恩，在离世之前，将孟冬洁母女托给他照看。他跟随着她们一路来到京城。当孟母去世后，又随孟冬洁一起住进了赵府。平时，他除了负责看家护院外，也帮着应付生意上的各种差事。
常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行人一早风尘仆仆地出门，也是因为生意上的事。
原来，赵家在京城和江南等地，经营着瓷器和布料生意。这些人今儿要办的事，是把马车上的几箱瓷器，装上汴河中的漕运船只，将它们运往江南的扬州。待会儿到了漕运码头后，瓷器就将被装上了漕船，而刘云龙和马车上的那名从人，则会跟随漕船一路下江南。等船到扬州后，他们再把船上的这些瓷器卸下，交给当地负责赵家生意的经手人，由他们将这些瓷器销往江南各地。同时，还会把从扬州买入的丝绸布料等装上漕船，再由刘云龙一路押解着运回东京。等这些丝绸布料运到京城后，自有赵家的人将它们分销到城内的多家布铺里。
有人会问：难道京城中的皇亲国戚也要做生意吗？其实这并不奇怪。
按理说，宋朝对待皇室宗亲从来是体恤有加，叙禄从优，每年在布、粟、炭、茶、酒、厨料等诸多生活用需上都发给皇俸和恩赏。可是，对于事事讲排场、花钱大手大脚的皇族们，想要在京城里过上体面的生活，光靠那点皇俸和恩赏完全是杯水车薪，压根儿不够用。别看他们是龙子龙孙，表面上尊贵、高傲，可说到底也是肉体凡胎，一样需要经营生计，再加上他们常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这上上下下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通常来说，开国皇帝第一代的皇族近亲大都能有个封号，即便是被封个藩王到了外地，吃喝花费还是用不着愁的。可他们的子子孙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经过几代的繁衍之后，后代儿女变得数目众多，朝廷根本管不过来。
赵廷美的这一支，虽然也算是皇族近亲，可到了这一代早已没有藩王的爵位，跟当朝宋徽宗皇帝这一支赵光义的血脉，关系也不再那么紧密。而且，赵廷美的后人还是私自搬回京城的，朝廷不仅没有追究，还赏了个官做，这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再想奢求从朝廷得到额外的皇俸和恩赏，根本是无法指望的。因此，对于在日常生活上数目庞大的花费，赵卓府里必须想办法自己去解决。
马车上装的要运往江南的瓷器，包括了几箱汝窑瓷器，另外还有一箱官窑的散件。
宋代的瓷器，首推“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瓷。汝窑因产于汝州（今河南汝州市）而得名，非常珍贵。这几箱汝窑瓷器，都是赵府派专人前往汝州收集和购买的。而这一箱官窑，则更为稀有。通常，官窑烧制的成品仅供宫廷内部使用，根本不会在市场上流通。只有那些宫廷置弃不用的，方才有可能被收集到，然后散入各地民间供人购买和收藏。
宋代的汝窑瓷器，被称为“宋瓷之首”。汝窑在烧制时所用的土质极为细润，成品的胎体一般较薄，器胎以灰白色为主，深浅有别，与燃烧后的香灰相似，称为“香灰胎”。汝窑多以玛瑙为釉，坯体釉厚而声如擎，并会随着造型的转折而变化，呈现出浓淡深浅不同的层次。釉面常开有裂纹，形成错落有致的细小开片，称为“蝉翼纹”。汝窑的造形以洗、炉、尊、盘等为主。色彩以天青、粉青为上，天蓝更弥足珍贵，有“雨过天青云破处”之誉。汝窑因其造型古朴、工艺精湛，素为内库所藏，被人视若珍宝，故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之说。
宋代的官窑瓷器，是由朝廷专门设置的窑厂烧制的，一般仅在宫廷中使用。官窑的造型大方，用料讲究，釉质中常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为追求的境界。官窑中常见的色彩有天青、粉青、月色、炒米黄等。同汝窑相比，官窑制胎的瓷土含铁量较高，烧制时更多地采用了垫和支垫相结合的方法，使烧成的官瓷胎体更加淳厚匀润，肥若堆脂，抚之如缎玉，攥之似出油。成型后的官窑瓷器，釉面常开大裂纹片，胎骨微露，器物口微微泛紫，瓷器足部无釉，呈铁黑色，称为“紫口铁足”。官窑瓷器，物象润泽大气，纹片灵动飘逸，根本无需任何雕饰和彩绘，仅凭藉自身的釉色和纹片之美，就能达到神韵天成的美学境界。
北宋的汝窑和官窑，历来为人追捧。只可惜，宋人没有用器物陪葬的习俗。故此，传世的北宋汝窑和官窑器件的数目少而又少，现在全世界加起来也不足百件，因此极其珍稀贵重。
这些瓷器，要通过漕运从水道运往江南。宋代的水道运输十分发达，东京的物资运输，基本上是仰仗漕运。为了管理好漕运，朝廷设置有发运使，专门负责管理和督道水道运输。漕运所用的船，称漕船。漕船所载运的粮和米，称漕粮和漕米。驾驶漕船的军士和民夫，称漕军和漕夫。当时，全国单是专职从事漕运的漕夫，就多达几万人。东京城内人吃的粮食，主要都是依靠漕运从江南运输而来。宋人张方平在《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
说起漕运，就必须要讲大运河。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凿的一条人工河流，从大业元年（605年）开挖，总共征发和使用了上百万的民工，前后挖掘了六年才完成。
大运河共分四段：第一段叫广通渠，引渭水从隋朝的都城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到潼关，长约一百多公里。第二段是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县）引黄河水东南流，经成臬、中牟、开封、陈留、杞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壁，到盱眙北，连通淮河。同时，还开通了山阳渎，引长江水经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与淮水相通。第三段是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清河，北通涿郡（治蓟城，今北京）。第四段是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流入钱塘江，长约四百公里。整个大运河全长共两千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水系，对隋朝和其后多个朝代的物资交流和沿河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朝以后，大运河通济渠的这一段被称为汴河。汴河是连接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的重要水路通道。它不仅流过东京，而且还从西到东横贯了京城，为京城的物资运输带来了无穷的便利。在这条烟波浩瀚的汴河上，一年四季舟船不断，往来如织，非常繁忙。
汴河给东京带来的不仅是运输上便利，还有说不尽的浪漫与风情。其实，一个城市如果恰有河流穿城而过，那么这个城市必定会因此而平添无穷的魅力。假如将城市比作是一个女人，弯弯的河道便是她妩媚多姿的曲线。从汴河边放眼望去，两岸风光旖旎，景色秀丽，绿草如茵，花红柳绿，到处弥漫着花草芳香的气息。
汴河两边的堤坝，是隋炀帝时期修建的，称为隋堤。隋堤之上，种植着叠翠成行的杨柳。十里长堤，柳色如烟，景色宜人，美不胜收。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隋堤柳》来赞美隋堤上的景色：“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
孟冬洁这行人正是沿着隋堤纵马一路向南，前往汴河在城外漕运的码头。
此时，天空中的晓雾尚未散尽。汴河的河面上，蒸腾起一层白色的水汽，显得朦朦胧胧。如烟的晓雾漫上隋堤，将两行翠柳笼罩在淡淡烟雾之中。雾里悬垂、摇摆着的柳枝，半含白雾，半含苍翠，风情万种，美轮美奂，构成了一幅柳色迷离的绝妙风景图。隋堤的这个景致，乃是东京八景之一，唤作“隋堤烟柳”。
不久，孟冬洁等人来到了漕运码头，开始卸货装船。自有管账先生前去办理货物的漕运手续。他很快就同码头上的发运监兑官签立好了合同，并交付了漕运所需的银子。随后，漕夫们将几箱子瓷器从马车上小心地卸下，经由监兑官验收了货物后，再把箱子装上漕船。
由于刘云龙和那个从人要跟随着漕船下江南，此时开始将两人的行李装上船。他们的行李不多，除了随身的衣物外，都是一些路上吃的酒食。有一坛烧酒、两只嫩鹅，还有一些炊饼，都是前几日准备好的。
宋代的中原人以面食为主。这些用面粉做成的食品品种繁多，常见的是“饼”。宋代的饼有三种，分别是烧饼、汤饼和炊饼。宋人黄朝英在《缃素杂记》记载说：“凡以面为食具者，皆为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蒸笼而食者，呼为蒸饼。”烧饼又称胡饼，是用火烤出来的。汤饼是用水煮出来的，类似现今的面片汤。炊饼又称蒸饼，之所以称“炊”而非“蒸”，是为了避宋仁宗赵祯的讳。《水浒传》里，武大郎叫卖的就是这种蒸出来的炊饼，类似现今的馒头。
不远处，几艘乌篷船静静地泊靠在码头边。船的篷顶被水雾染湿了，泛着幽黑的光亮。这几艘船的船尾处，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飘然地扶摇直上，消失在湿濡的空气里。
刘云龙把行李装上船后，就走下来跟在码头等候的孟冬洁道别。这一趟下江南，来回少说得要一个多月。每次刘云龙接这样的差使，都是半喜半忧。他喜的是：能有机会到江南走一圈，感受和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他忧的是：一别京城这么久，他心里总有许多放不下的事。
“我走后，凡事你都要小心。”刘云龙来到码头边的用木板搭成的露台上，对等在那里的孟冬洁嘱咐说。
孟冬洁望着刘云龙嫣然一笑，很听话地点头答应了。她同刘云龙相伴了多年，彼此间十分熟悉。刘云龙长她几岁，从来都把她当成妹妹看待，对她关心备至，疼爱有加，让她非常感激。
孟冬洁拉起刘云龙的手握了一下，也嘱咐他说：“云龙兄，你一路需多加小心，早去早回。”或许是觉得离别的气氛太过沉重，孟冬洁开个玩笑说：“扬州十里烟波，风雨婆娑，你可不要迷失了呀。”
可惜，刘云龙却有些不解风情。他的嘴张了张，也没能说出半句可心的话来。每当这种时候，刘云龙总是不知道该讲些啥才好。于是，他又错过了一次软语调情的绝好机会，只是傻笑了一下，便转身上了那艘漕船。
唉，真笨呀！身后的孟冬洁不禁地摇了摇头。不善言词也罢了，在这种离别时刻，连抱我一下，都不懂么？
没过多久，所有的货物都装上了船。驾船的漕夫解开了系在码头上的缆绳，收起了踏板，然后将船推离了岸边。刘云龙跟那个从人立在船尾，同岸上的孟冬洁挥手而别。
漕船划离了码头，沿着汴河向南驶去。孟冬洁立在岸边，伫立遥望，只等到那条大船在汴河中化作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远远的天际间。
孟冬洁望不见船了，才折身往回返。她来到码头的拴马桩前，看见刘云龙刚才骑的那匹马也不在了。她心想，一定是管账的先生不愿多等，一待货物装上了船，就一个人骑着刘云龙的马，随着那辆马车一起回城了。
孟冬洁骑上了自己的马，一个人沿着汴河的隋堤慢慢地往城里走。此时，她的心里却如那隋堤上烟柳，飘飘浮浮，半遮半掩。
兴许是被这晓雾蒙蒙的风景所感染，孟冬洁的心情感到十分惆怅。世事茫茫，人生的际遇漂泊不定，让她感到非常无奈。想想自己也真是苦命，父母这么早就撒手离去，留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孟冬洁非常渴望能早日找个如意郎君，可是在这茫茫人海当中，谁才是她的真命天子呢？
要说那刘云龙，倒是个热心肠的人，对自己极其殷勤与爱护。可是，他虽然对人有情有意，却太过憨厚老实，没有一点聪明和机灵劲儿。
前几天，自己听说他要下江南，便有意想成全他，让他在园子里推着自己荡秋千。按理说，这送上门的机会，哪个男人不懂得利用？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解风情，自始至终憨憨的，不懂得该如何下手。这情商，可真是让人着急呀。这不是有缘无份么！
而那位赵家公子，倒是十分可心。只可惜，我虽有心，他却无意，让人好生尴尬。他的心思，如那茫茫的深谷，实在让人琢磨不透。以前，自己曾有意无意地试探过他几次，可每次都如同是往深谷中投下了一枚石子，一点回响都听不见。对于这种总是装不懂的聪明人，那才更是让人无可奈何呢！
东方渐渐地升起了一道霞光。在隋堤的林荫道上，孟冬洁骑着白马，跑得时缓时疾。她天蓝色的衣袂飘然地起伏着，宛如一只蝴蝶在林间翩跹飞舞。
再来说赵卓，这天他可是有不少正经的公务要办。
赵卓在朝廷的枢密院里挂了个闲职。平日，他一早就得去枢密院，和同仁们一道商讨和处理军机要务。
要想明白宋代的枢密院是个什么部门，就得先弄清当时作为中央政府机构的朝廷是如何构成的。
宋代在前期时，不再沿袭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实行的是二府三司制。二府指的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分别掌管着国家的政务和军务；三司指的是度支、户部和盐铁，掌管着国家的财务。《宋史·职官志》中记载：“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又说：“枢密本兵，与中书对掌机务，号东、西二府。”中书门下的平章事为宰相，另设有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互不统属，使得政、军、财三权分立，分散了宰相的权力。
元丰五年（1082年），由于朝廷的冗员过多，行政的效率低下，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赵顼进行了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元丰改制撤销了中书门下，恢复了唐初的三省制度，设置三省长官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为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代行侍中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同时取消了参知政事，改设了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宰相。元丰改制的意图是使官与职相符，以便提高行政的效率。
政和年间（1111 - 1118年），宋徽宗任命蔡京为宰相。蔡京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和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这样的设置，使得朝廷的权力再次被集中在宰相的手中。
宋代的枢密院相当于现今的国防部，但只掌管着军政和军务，却无权直接掌兵去统领军队。宋朝初期，枢密院下只设有兵、吏、户、礼四房，后来才增至为十二房，分别是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阅房、广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支马房和小吏房。
《宋史·职官志》在讲枢密院的职能时这样记载：“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以升拣、废置揭贴兵籍。有调发更戍，则遣使给降兵符。除授内侍省官及武选官、将领、路分都监、缘边都巡检使以上。”又说：“即事干大计，造作、支移军器，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军、三路沿边帅臣、太仆寺官，文臣换右职，仍同三省取旨。”
到了宣和四年（1122年），宋朝出兵讨伐辽朝。当时的宰相王黼又在三省设置了经抚房，专门负责边事，由宰相直接领导，不再经由枢密院，从而削弱了枢密院掌管军务的职能。
那天早上，赵卓用完早膳，穿戴好了官服，就径奔枢密院而来。
宋代的官服，刚开始时沿袭晚唐的服饰，后来才逐渐细分为祭服、朝服、常服、时服，戎服和丧服。官员们在不同的场合要穿戴不同的服饰，常用的是朝服和官服。
朝服是官员们在上朝面见皇帝时穿戴，通常是外穿朱衣朱裳，内穿白色罗中单，头戴进贤冠、貂蝉冠或獬豸冠，身挂锦绶、玉佩，脚穿白绫抹黑皮履，手中要拿着记事用的笏。官员们因官职的高低不同，在服饰的搭配略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禅衣、锦绶和头冠的区别上。
官服也叫常服或公服，比朝服要简单不少。通常是曲领大袖，下裾加有横襕，腰间束以革带，头戴幞头，脚穿靴子或革履。衣服的颜色三品以上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用绿色，九品以上则用青色。
北宋的枢密院在东京皇城的南区。皇城内分为南、中、北三个区：南区有禁中、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秘书省、明堂、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十三阁等；中区是皇帝上朝理政的地方，主要有大庆殿、垂拱殿、崇政殿、皇仪殿、龙图阁、天章阁、集英殿等建筑；北区则是后宫，是皇帝和嫔妃们的起居之所。
赵卓在枢密院里的官名是武翼大夫。要讲清楚这是何种官职，就得从宋朝的官职是如何设定的说起。
宋代是把官员的官名与职权相分离。一般官员们都有“官”和“差”两个头衔，有的还有“职”的头衔。“官”是他的等级待遇，凭此得到相应章服和俸禄；“职”是一种荣誉性质的虚衔；而“差”才代表他实际的职责和权力。
宋朝的官品采用九品制，每品分正、从两级。文职自四品起、武职自三品起又各分上下。所以文职共有三十阶，武职共有三十二阶。元丰改制后，又将官名重新划分，定出文官三十七阶，武官五十二阶。宋徽宗政和年间，武官的官阶被调整成为五十三阶。
赵卓的武翼大夫，属于武官中第三十四阶，在当时相当于正七品的官职。宋代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武官的级别同文官比起来一直偏低。象朝廷“三衙”的长官，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都指挥使，往往也只挂个四、五品的官衔。以赵卓刚二十出头的年纪，又从未征战过沙场，能被授于武翼大夫，除了他自身具备的德行和武功外，不能说同他皇室的身份没有关系。
要知道，宋朝虽然官吏的数目众多，但基本上是官少吏多。正是由于官员的数量有限，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人手不够，所以才不得不增添吏职来代替。当时，吏和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大多数的吏员奋斗一辈子都做不成官员。吏员大都是一身缁衣，称为“黑衣人”。
《水浒传》里的宋江在上梁山前，担任的是郓城县押司。押司是衙门里的书吏，也就是书写文书的人员。虽然吏员也属于官吏阶层，却被真正的官员士大夫们瞧不起。宋江也只能通过走先上梁山造反，再被朝廷招安这条路，才爬上了官员阶层。如果按书中所写，宋江在被朝廷招安后，带着他那帮梁山好汉们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结果使得大部分的兄弟姐妹们战死沙场。可最后宋江又被朝廷封了个什么官呢？不过是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这在当时也就是个六、七品的武官。
宋代的枢密院里设正、副枢密使，相当于现今的国防部正、副部长。其下还设有都承旨和副都承旨若干人，负责各房的具体军务。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同知、签书之类的辅官，相当于现今国防部的参议或者助理。
赵卓的武翼大夫一职，是沿承旧官中的供备库使。在枢密院里，他供职于在京房，主要任务包括协助上司执掌行殿前步军司事、联络各路边防及畿内、以及安排支移兵器等军务。此时的枢密院，虽然职责较之前已有减弱，可依然有不少的在职官员。
在枢密院的在京房，跟赵卓一起供职的是周恭延和王序礼。周恭延是在京房的副承旨，赵卓的顶头上司，人刚过四十，为人圆滑老到，城府很深。王序礼是武经大夫，是沿承旧官中的西京左藏库使，在武官中属第三十二阶。他的年龄比赵卓年大了几岁，性格非常开朗，爱说爱笑，不似赵卓那般老成持重。
今日，三人凑在一起，先是阅览着来自边防和畿内的最新奏报，以及枢密院下发的几份内参。其中有两份从河北东路与河北西路的奏报，里面都请求朝廷尽快给他们支移、发送军粮与器械的请求。在枢密院下发的内参中，指示各房的长官对河北两路的奏请进行研讨，立争在入冬前实施完成。
周恭延把几份奏报和内参摊在王序礼和赵卓的面前，捋着长髯说：“两位请看，朝廷已下旨责令我等尽快筹措和发送军粮、器械去河北两路。如此看来，恐怕要不了多久，你二人当中就得有一位出趟远门了。”
一般情况下，枢密院里的官员是用不着被外派公差的。然而，各路的府、州、军、监常有这样那样的军务，需要朝廷派人前去监察、督办、协助或调研。其中，军粮和器械的调配，每年都会有几次外出的差事。
王序礼把那几份奏报和内参拿在手里翻看着，笑着对赵卓说：“看来是有关军粮和器械的。这供备上的事，恐怕还得劳驾贤弟去办这趟差呀。”
赵卓听了，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周恭延和王序礼虽然都是枢密院里的武官，可两人其实都是文职出身，并不会武功。在宋朝的枢密院里，从文职起家的官员有很多，就连当朝枢密院最高的两位长官，领枢密院事童贯和蔡攸，也都是文职出身。赵卓比周恭延和王序礼都年轻，精力非常充沛，也喜欢出外到各地走走看看。所以每当遇到外出的差事，赵卓接手的次数比较多。
赵卓思忖了片刻，然后说：“这次我希望是去河北西路。前年我刚到过河北东路，对那几处的州、军已有了几分了解。河北西路却还从未去过，如果刚好有趟差事让我能过去看看，倒也是求之不得。”
周恭延很亲热地拍了拍赵卓说：“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嘛。读书和游历，都是人求知的好途径。我倒是希望在我年轻的时候，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多出去游历一番，好多长点见识。”他端起了桌上自己的杯子，呷了一口茶，又接着说道：“河北西路，共四府、九州、六军、六十五县，可供游历的山水多得很呀。”
周恭延所讲的“路”、“州”、“军”、“县”指的又是什么呢？
原来，宋代的地方设置与现代有所不同，一般分为：路、州、府、军、监和县。路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相当于现今的省。一路之中共设有四司：安抚司执掌军事及民政，称为帅司；转运司执掌财政和粮食转运事务，称为漕司；刑狱司执掌司法、刑狱、监察，称为宪司；常平司执掌常平仓及贷放钱谷等事宜，称为仓司。路通过并设的四司，将行政、司法和财政分开，使之既互不相涉，又相互制约，各司均由朝廷直接负责管理。
路之下，分有府、州、军和监，是地方第二级的行政单位。府与州同级，但地位比州稍高。之所以以府为名，主要是示其重要性。通常府都是地方经济、政治或地理的特殊之地，又分为京府和普通府。各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府。州的组织机构基本上与府相同，其在经济、政治和地理上比府稍弱。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州。军和监则按大小分为两类，一类与府、州平级，隶属于路；另一类则与县平级，隶属于府或州。一般来说，军设于国家军事要冲，而监则设于国家重要的矿物产地，两者最高行政长官为分别为知军和知监。
县是地方的第三级行政单位，是隶属于州的基层的组织机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县。
北宋本来在全国有二十四路。宣和末年时，又设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从而增加到了二十六路。路下设有四个京府，三十个普通府，两百五十四个州，五十九个军，四个监，以及一千两百三十四个县。以河北西路为例，其下设有真定，中山，信德，庆源四个府。河北西路的治所就在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
赵卓拿过那些奏报和内参，一边仔细地浏览着，一边有些憧憬地说：“我常听人说：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真定和太原，一东一西地夹在太行山的两边，我真的都想去看一看。”
在古语里，“花花”即“华华”的意思。“花花真定府”，指的是当时的真定府，乃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繁华都会。“锦绣太原城”，则是指太原的山光凝翠、川容如画，象锦绣般的美丽。
“真定可是蜀汉名将赵子龙的故乡呀。”王序礼接过话说。他瞅着赵卓，又说：“真定府我去过一次，那里乃是‘三山不见，九桥不流’。”
原来，真定府在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为“恒山郡”、“常山郡”和“中山郡”。恒山、常山、中山，这三个名字里都有山字，可真定却地处大平原，周围根本没有山，故称“三山不见”。“九桥不流”是指真定城内有九座石桥，桥下的经常干涸，没有一年四季流淌。
赵卓听了，笑道：“还是仁兄的见识广。这次我也要去瞧瞧。”
三人谈论了一阵后，又各自去忙自己负责的公务。赵卓一直忙到了午时，才将手头较为紧急的事情处理完。他用完了午膳，突然想起了今儿晚上要去徐府赴宴。
赵卓心想：听武立讲，徐家新得了一幅范中正的画作。这赏画品茗，自然好雅兴。可若是单看一幅画，未免显得单调而不够尽兴。我何不去秘书省一趟，从那儿借出一幅画作带上，也好让这帮朋友们欣赏一下内府里的珍藏。
秘书省是古代专门管理国家藏书的中央机构。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当时天下的藏书几乎付之一烬。宋代之前图书，因为都是通过手抄的方式在简帛上撰写的，因此那些留存下来的图书十分珍贵。自汉朝以来，朝廷曾多次下诏求书，并把求得的书藏于宫内秘府。“秘书”一词，由此而来。宋代初期，秘书省主要从事祭祀祝版之类的工作。元丰改制后，又承担了著作、日历、会要、实录等工作，主要负责国家的文书档案、维持历法、重大事件的纪要等事务。后来，由于宋代发明了印刷术，图书的数量急剧增加，秘书省逐渐开始只藏珍贵的书籍、画册和文稿等。
秘书省就在皇城的南区，离枢密院不远。赵卓到了秘书省，翻阅了一阵里面的库藏，从中借出了一幅当今皇上宋徽宗所绘的《鸜鹆图》。按规矩，秘书省里大部分的珍藏都不外借，但有少数的藏品允许官员们短期借阅欣赏。
赵卓从秘书省借出了画作后，又返回枢密院。等他做完了当日的公务后，已是下午未时三刻。他一个人从皇城的东华门走出来，早等候在那儿的仆人赶紧从拴马柱解下他的马，牵马过来把缰绳交到他的手来。
赵卓正想骑上马回家，却突然记起今日开封府要张榜一批丝绸的“买扑”。他打算过去看看，估价投标。想到这儿，赵卓把那幅画作交送仆人送回家，自己骑上马朝城西南的开封府衙而去。
宋代时的买扑，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原来，买扑就是投标、竞争买卖的意思。单从字面上看，“买”是买到的意思，“扑”是“争到曰扑”的意思，也就是竞争的意思。
宋代的市场经济十分发达，在各种的商业行为中，以投标竞争的方式来缔结商约的情况非常普遍，买扑便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买扑或卖扑既可以由官府筹办，也可以由民间发起。买扑的对象，大到官府管控的地方税物承包经营权、官营工商业承包经营权、以及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等，小到平民百姓的车马宅院、衣物玩偶等，都能通过买扑或卖扑来完成。
由官府筹办的买扑过程，跟现代商业合同的缔结方式十分相似，分为估产定价、出榜晓示、实封投状、拆封定标四个步骤。通常是由官府先定出底价，然后出榜晓示，召人承买。在出榜晓示时，官府并不公布自己的底价，而是由承买人“任便着价”。承买人将自己愿意出价格密封后，投入官府所设的密封柜里，称为“实封投状”。待投标期满后，官府开柜拿到所有投状人的投标文书，再按照各人所出价格的高低确认中标人，称为“拆封定标”。开标和定标都要遵循严格的程序，以确保公平竞争。为了规避商业风险，投标人在中标后，除了需要用自己的家产做担保外，还须召别人一同作保，称为“共通抵当”。如果此后中标人因为经营不善，出现了亏本以至破产，就需将其所抵押的资产没收充公。
由平民百姓自发的卖扑活动，更是多不胜数。《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卖扑土木粉捏小象儿，并纸画，看人携归，以为献遗。”在当时，连在大街上卖个泥捏的小玩意儿，都可以通过卖扑进行，可见有多普及。
宋代买扑或卖扑的行为，是市场经济的雏形，体现了公平和自由竞争的价值观，在当时是领先于世界的。
赵卓用了约半个时辰，才从皇城来到了开封府衙外。
开封府位于包公东湖的北岸，是东京官吏行政和司法的衙署。北宋名臣包拯包青天，以前就是在这里办公的。开封府衙仪门外的高墙上，有一处专用的张榜栏。今日，张榜栏上张贴了那批丝绸买扑的诸项条款。
赵卓将买扑的条款一一读了，心里在猜测着官府的底价。他打算回府后，跟账房先生仔细地商量，然后让他赶紧准备估价投标。
此时，已过了申时。赵卓不想误了晚上去徐府赴宴，于是连忙掉头朝家里赶。
在回府的路上，赵卓骑的那匹马跑得有些吃力。他知道，这匹马已经开始变驽了。为此，他早就找马贩子去吐蕃买几匹好马，如今定金都付出去两个多月了，可马匹却还没见运来。一想到这事儿，赵卓不由地微微皱起了眉头。
前面说过，宋代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如果单就国民收入水平而言，宋朝可以堪称华夏文明历代当中最富庶的一个王朝。
先从国家财税收入上看，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国民收入的总量是11600万（贯石匹两），这个数目还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经比唐朝的最高岁入年份的天宝八年（749年）的5230万（贯石匹屯）高出了两倍还多。宋朝之后的明朝，国民收入还远低于北宋末年。明人郎瑛曾感慨说：“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明朝）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是皆无储粮者也；及询官府，又无赢余之财，此则何也？”到了清朝，包括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所在的年间，国民收入的总量也还低于北宋末年的数目。直到洋务运动兴起之后，清朝的工商业才逐渐崛起。在将近八百年后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的岁入总量突破了两亿两银，才总算超过了宋朝的纪录，可要是按人口平均来讲，则还是稍稍落后。
再从财税结构上看，熙宁年间（1068 - 1077年），北宋的农业税在国民收入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30%，国家收入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工商业税。这是历代王朝都没有过的事，除非北宋全国的工商业高度发达，否则不可能呈现这样的财税结构。
宋朝工商业的发达，又使得国家能够藏富于民。宋之富庶，连宋人自己都感叹。宋真宗朝宰相王旦曾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东京城里，连几百贯的家产都算不上一个中户。腰缠十万贯以上的土豪，在大街上扔块石头或许便就能砸中一个。明朝人王鏊在《震泽长语摘抄》中说：“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明朝）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
宋朝的国民收入高，官员的俸禄与其它朝代相比也要丰厚的多。元丰改制之后，北宋的官员领双俸，既有“本俸”，又有“职钱”。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的补贴，如“餐钱”（餐饮补贴）、“薪炭钱”（燃料补贴）、“刍粟”（养马补贴）、“傔人衣粮”（保姆补贴），以及“养廉钱”（职田租金）等。北宋的一名知府或知州的月薪，连本俸、职钱加上各种补贴，折合成现在的购买力，一年要超过上百万人民币。以致于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惊呼说“宋制禄之厚！”到了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官员不仅收入更高，人数也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官员近五万名，是汉朝的六倍，唐朝的两倍。
宋人的国民收入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同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紧密相关的。要讲清楚北宋末年的国家经济政策，就无法跳过蔡京这个人。
蔡京，字元长，北宋权相。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及第，先从地方官做起，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崇宁元年（1102年），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宰相），后来官拜太师。他前后共四次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其四起四落的经历堪称古今第一人。蔡京一生所追求的从政理念，即相权与皇权共治天下，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梦想的理想政治格局。
然而，《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就是说：就算是把你杀了，都不解恨！有人说蔡京的面像：薄有枭雄之霸气，周有奸臣之淫欲，令有宦官之阴暗。
蔡京究竟是一位千年奸相，还是个治国天才，后世众说不一。他是北宋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的学生。宋神宗、宋哲宗两朝，他在新旧两党之间游刃有余，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认可他的执政能力。就连极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司马光，都称赞蔡京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就是说：如果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尽心尽力的工作，又何愁天下不治呢？
蔡京极其擅长书法。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说。这里的“蔡”，指的就是蔡京和他的弟弟蔡卞。蔡京的文章也写得极好，著有散文集《保和殿曲宴记》一卷、《太清楼侍宴记》一卷、《延福宫曲宴记》一卷，同时编有《宣和书谱》二十卷。以致于《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宋人之书。终于蔡京、蔡卞、米芾，殆即三人所定与欠！”
蔡京不止是个书法大家，更是个经济学的天才。人们称蔡京的经济学思想源于《易经》。《周易·丰》中说：“丰亨，王假之。”《周易·豫》中说：“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这两句话里的“丰、亨、豫、大”四个字指的是：在太平安乐之年，国家富强，君德隆盛时，只要顺应天理而推崇盛大，就不必担忧虑天下的财物不丰。
根据“丰、亨、豫、大”的之说，蔡京创立了一套前无古人的经济学理论。这套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大家都应该多花钱，这样才能让社会产生出更多的财富。如果大家都舍不得花钱，那么社会上就会有许多人没钱可赚。因此，政府应该尽可能地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兴建大型的工程，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繁荣。
蔡京的这套经济理论，同一千多年后西方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熟悉凯恩斯这位被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的人都知道，他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所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性的突破。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样认为：如果消费者停止了消费，生产者就无法赚到钱，那么便只好压缩生产；而生产一旦被压缩了，就会造成工人的失业；而工人的失业则会使消费的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将会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的理论，蔡京提出：宋朝应当从上到下尽可能地多花钱。皇帝宋徽宗要带头花钱，兴修园囿、宫室。地方官府各级也应扩建官衙、兴修水利。这样以来，百姓有钱赚了，便不会再去惹事生非，还能给国家多交税；国家收了税，府库会越来越充盈，也就可以花更多的钱。如此，则天下太平，百姓富足。
蔡京为相时，在经济上做了几项重要的改革。其中的一项，就是将之前由官府垄断专营（称“禁榷”）的盐、铁、酒、茶等物品的经营权放开，把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留给民间，走市场化的道路。他下令废黜了官营的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让本来禁榷制度下的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由民间自定。私商的经营者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称为“钱引“的营业许可证。私商在获得钱引之前，必须按照合同场法跟官府签订经营合同。这种做法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中的垄断，恢复了市场定价的职能，通过市场调节实现了公平化的交易。
另外一项改革就是币制改革。宋代的前期，一千个铜板才是一贯，市面上流通的“小平钱”很够分量，一枚铜钱重五铢。当时，国家还允许私铸货币。蔡京在第一次拜相不久，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让这一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使用。崇宁二年（1103年），他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以一当十，同时还禁止私铸货币，废黜了此前所有的非官方货币。到了后来，国家干脆印制造纸钞，称为“交钞”。
蔡京是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在多年残酷的政治倾轧中，蔡京经过历练而成为了政治高手。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第三度为相，被复为太师，封爵楚国公，赐第京师。此时，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势力极大，使得他更可以放手实施更多的改革。蔡京在鼓励人们多花钱享乐的同时，也大力推行社会救助制度，兴建了居养院、安济坊、慈幼局和漏泽园等慈善救济机构，把对社会上弱势人群的救助工作制度化、规模化，这在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对于蔡京所采取这些改革措施，后世一直褒贬不一。不过在当时，这些政策确实搞活了国家的经济，给北宋王朝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百姓家庭的财富也有所增加。当然，任何经济政策都会有利有弊。就拿币制改革来说，靠铸大钱能给国家敛财，但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物价上升，引发通货膨胀。而且，人在富裕之后，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就容易变得穷奢极欲，形成腐败的社会风气。
蔡京在生活上同样是奢侈享乐。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记载：蔡京的家在破败之后，府里的一个婢女流落到了民间，自称是蔡京家中的厨子。达官显贵们听说了便争相聘请，希望能吃上宰相家的菜肴。然而这位婢女却说自己并不会做菜，在蔡府时只负责做包子。不会做菜那做包子也行，可婢女还是不会。再一问，原来她是只管给包子“镂葱丝”的。蔡京府里做包子，连切葱丝都有专人负责，分工如此之细，可见那时人生活的精致。
这里不得不说，镂葱丝的“镂”字，用得十分传神！在此之后，京城里便出现了一种新的托词。据说有个翰林学士不会写楹联，于是他就自嘲说“在下是翰林院中镂葱丝者也”。
宋朝的社会风气非常开放，人的钱多了，很容易就会纵情声色。宋代去青楼买春称为“狎妓”，对普通人没有限制。对官员的约束虽然比唐代要严，但仍然允许官员和幕僚们挟妓游湖，甚至偕客同逛青楼，只是不能私侍枕席。在宋代，“狎”字乃亲近轻慢之意，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嫖”字。那时的青楼女子，大都从小受过琴棋书画方面的培养，其中不乏才思敏捷之人。如果要填词作赋，按物题咏，不一定会输于文人雅士。
说到宋代的“狎妓”，不妨讲一段宋徽宗与李师师的逸事。在当年，李师师是京城花魁，由于受到了宋徽宗的垂青，就连梁山头领宋江，想要归顺朝廷而不得其门，都得偷偷潜入京城，借助李师师才搭上了宋徽宗的线。
提起李师师，其实她原本十分苦命。她是东京永庆坊染局工匠王寅的女儿，刚出生不久娘就不幸离世。爹爹以菽浆代替乳汁喂她，居然让她活了下来。一日，爹爹抱她到宝光寺“舍身”祈福，僧人问她：你可晓得人世间的疾苦？ 她听罢大哭。僧人用手为她摩顶，她立刻就止住了哭声。僧人觉得她和佛门有缘，因为那时人们都称佛门弟子为师，故给她起名“师师”。
师师四岁时，王寅获罪，死在了狱中。她无家可归，被送入了当时的“慈幼局”，后被娼门的李姓婆婆收养，从此改姓李。李师师渐渐长大后，出落得美艳照人，不但精通各种曲艺，还独善小唱。小唱就是执板唱慢曲，声调重起轻煞，声音软美，又名浅斟低唱。到了政和年间，李师师已是名满京城，成了当红的青楼名妓。不光远近的名人雅士纷纷慕名求见，就连当今皇上都时常悄悄地幸驾光临。
李师师究竟有多美，已无从考证。宋人所著的《李师师外传》中，记载了一段宋徽宗与韦妃的对话，从侧面描述了李师师的容貌气质：“帝（宋徽宗）尝于宫中集宫眷等宴坐。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李师师），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按照宋徽宗的解释，如果让李师师跟上百名妃姬、宫女都褪去容妆，白衣素颜地混在一起，那她清丽姿韵的品质，在众人中依然会鹤立鸡群。由此可知，李师师的超凡脱俗，乃是来自容貌之外的气质。
按理说皇上的马子，谁还敢再去亲近？可还是有胆大之人，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正是名满天下的词人周邦彦，风流不羁，依旧同师师过从甚密。一日，周邦彦又跑去同李师师幽会，不巧皇上突然驾临，情急之下，他只好躲藏到了床下。宋徽宗走后，周邦彦从床底下钻出来，乘兴作了一首《少年游》。其词曰：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周邦彦，乃婉约词集大成者，最善写闺情、羁旅。词中所言，正是他当时龟缩在床下所偷看到的情景：宋徽宗把一蓝子从江南使快马运到的新橙赏给李师师。但见李师师用一双比雪还白的纤纤玉手，拿着一把光亮如水的并州果刀，将一只新鲜的橙子切开，分一半给宋徽宗。屋里的锦绣帷帐，刚好温热；燃着香的兽形香炉，细烟缭绕。一对男女，对面相坐，调弄起了手中的丝竹管弦。一直玩到了三更时分，李师师才轻声问道：官家今晚在谁那儿安寝？城楼上已敲响了三更，路上结霜了，马蹄容易打滑，不如就在此歇息？如要回宫，可要小心，街上的行人不多了。
想那周邦彦，狼狈地躲在床下，无奈的妒恨和深深的醋意实难言表。可他不愧是一位词作高手，竟能在忍辱偷生之间，填出了如此的绝妙好词。要知道这样的写实铺叙，即便是用一大段文字都不容易写出意境来，而他只用了寥寥几句，语气上一慢一紧，一冷一热，就将这对儿男女的心思，写得神行兼备，跃然纸上。
谁知这首《少年游》，后来被李师师度成了曲。有次她一时高兴，便弹唱给了宋徽宗。宋徽宗一听，就知道词里说的正是那天晚上在李师师家中的事。他本人也是填词高手，明白此词的作者乃是一位高人。追问之下，李师师不敢隐瞒，只好说出填词人是周邦彦。
宋徽宗听了大怒：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躲在床下，想偷看寡人和师师的春宫图。这不是找死的节奏吗？他当即下旨，将周邦彦贬出了京城。
李师师毕竟是一位有情之人。她想到周邦彦因自己被贬，心里终是不忍，于是心生一计。一日，待宋徽宗又临幸时，李师师弹唱起了周邦彦新填的一首《兰陵王·柳》的词。当唱到词中“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之句，李师师禁不住地梨花带雨。
宋徽宗听了这段曲，心也软了下来，觉得周邦彦确实是个人才。宋徽宗想到量他一老朽之人，来见师师无外乎只为了填词度曲，既然现已有悔改之意，便赦免了他，召他回京城，派做专管乐舞的大晟府提举，也算是人尽其才。只是这周邦彦，却不怎么会做官，晚年又被逐出了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