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月底，武汉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万，紧挨着武汉几个市县的疫情变得越来越明显，全国各省几乎都已经发现传染的病例。 二月初，财新杂志连续刊载几篇详细报道武汉抗击疫情长文，尤其是对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医生，大年初一赶到时在重症救护室ICU看到混乱，近乎崩溃的一线状况的描写，真是令人心碎。
与此同时，各国纷纷采取相应措施，以阻止疫情向自己那里蔓延的可能性。 1月31日美国政府率先宣布禁止从中国来的任何外国人入境，各航空公司纷纷取消往返中国的直航飞行。紧接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发出相似的禁令。我们原先计划好的从北京出发前往澳洲的旅行彻底告吹。
一月下旬我和太太就开始考虑潜在对我们澳洲行程不利情况时的相应对策。1月29日确定购买旅行保险，转日迅速在网上下单购买了旅行保险。以确保一旦不能成行，尽量减少损失。好在我们预定的旅馆绝大多数在2月10号前都能全额取消，不能确定的只是从北京到澳大利亚，和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之间往返机票。国内网络管制主要是针对境外部分新闻媒体，对其它影响并不大。2019年4月在国内时，的确发生了更为普遍的上网难题，比如Expedia就完全不能登录（奇怪的是，当时登录Booking.com没有任何困难）。我本次一回到北京就检查几个网站登录的情况，看到对我最重要的几个网站能登录，真是很令人轻松。
我们原先计划三月才返回美国。现在澳洲去不了，必须面对的是：何时返回美国，如何返回美国。
因为联航将在2月3日后完全取消中美之间的所有直航航班（其它航空公司也有相似的改动），之前几天多少人在极度慌乱之中寻求解决方案，想打通联航在中国的电话极为困难。很多仍在国内的人原计划晚一些时候才返回美国，现在就希望能有一张机票立刻飞离。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取消了原先返程航班，花近一万人民币购买二月初回美的直航机票。从美国返回中国的人遇到同样的难题。
关键时刻有朋友帮助至关重要，幸运的是还有熟练各种旅行预定和改签的朋友。朋友在美国帮我们和联航交涉，很快确定了两张回美国的机票。没有任何额外费用，但是必须2月3日起飞。这对我来讲才仓促了，因为家里的小时工回不来，我还需要坚持“长工”几天，给我姐充足的准备和安排的时间。我们决定让我太太先返回，她回去之后可以在美国继续帮助我联系返美的事宜。如果我一时无法返回，在美国的家和各种事情也能有人亲自处理，比如报税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在前后2天里发生，让我们两人中一个先返回美国的决定在几个小时当中最终敲定。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找到让自己感觉自如的平衡点并尽早确定行动方案，这是个很“私人”的过程，更多取决个人性格、包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不得不就国内大城市使用小时工、或其它帮助做家务的话题多说多说几句。
大中城市的居民对来自外省份从事家庭服务的人需求量很高，诸如“还北京给北京人”的口号或想法都是“痴心妄想”。我老妈家的实际情况，和从她嘴里听到的各种有关的事都证实这一点。我们家在北京的大学区，情况更加严峻。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工家庭因为子女在外地、甚至外国居住工作，有更多年龄在7-80的老人独自居住在家里，面临各种生活上的难点。听到的各种故事多少都令人揪心，比如70岁的照顾90岁的；在美国赶回北京的儿子，却只能呆4-5天帮助解决眼前最急迫的事。政府在一点点的改善和增加对老年人的服务，但即使在北京仍然是“远水就不了近火”。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老一代人自己的概念和接受程度，像我妈就愿意呆着自己家，嫌养老院的饭菜不够热乎（他们几年前自己决定去一家很不错的养老机构住了几个月）。有些老人完全不能接受外人（非子女）照料自己生活的做法。
我妈自理能力还行，但就是没有意愿自己弄吃的。所以有个小时工保证一天三顿饭，晚上的时候能洗个脚，任何时候水壶里有热水，她就满足了。常常听说家庭服务人员如何不好等等，其实问题更多在于双方是否能够默契，是否能对脾气。老妈有个比她小些的老同事，那位阿姨能干还特别热心，说话又很客气。可是用人上太注意细节，对是否干满比如2小时的活斤斤计较，搞得小时工在她那里干活心里不痛快。同一个小时工在我妈那里用的就很顺手，现在已经是弟九个年头了。
因为疫情导致全国交通上事实上的阻断，再加上各地对返程人员的限制，造成许多家庭依赖的服务人员不能到位。我中学一个同学也在家里打长工，没准要到三月了。老妈的一位上80岁的老同事，原来家里雇用两位小时工，一个帮助做饭，另一位专门陪同在院子和周围散步。现在两个人都回不来，老太太只好自己将就了。
疫情之下，每个人有各自付出代价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