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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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 – 徐志雄 (信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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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世纪时，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生活必需品，但清政府闭关锁国，拒绝和外邦贸易往来，只卖不买，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导致英国长期贸易逆差
- 中国拥有大量白银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英国商人于是想到通过在印度种植鸦片、走私到中国，牟取巨额利润，
- 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销毁2万多箱鸦片。
- 1840年6月英军首先进犯广州被邓廷桢的军队击退。
-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进逼虎门，钦差大臣琦善擅自求和，水师提督关天培殉国；8月英军攻陷厦门，10月1日，英军再陷定海。10日，镇海陷落。13日，宁波陷落。
- 1842年6月，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吴淞口陷落；7月，镇江陷落。8月29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 南京条约:
割香港岛给英国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
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
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
-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善后条款，增加了
居留的权利（传教士作为洋人，得以合法地居留中国 ），
领事裁判权（传教士作为洋人，享有不受中国司法制度管辖的特权） ，
最惠国待遇（嗣后法国为拓展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而对中国作出的各种开放传教的要求，皆被英、美等国家援引最惠国权利，得以为基督新教所共享 ）
- 1845年2月1日，中国发布《中外传教章程》
- 正式弛禁天主教，
- 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内传教、租地、建堂。
- 国人信奉洋教者免受刑罚(基督教亦自动受益)
- 1846年2月20日，清政府在法国压力下同意归还康、雍年间被没收的天主教堂
《南京条约》后
- 英国已经获得通商口岸与赔款，但仍嫌不够：想要进入中国内地贸易、传教、设使馆、扩大市场。
- 法国因为和天主教的关系，希望保护传教士” ，争取更多权利
- 中国方面，清政府仍拒绝让洋人自由出入内地、驻京。外交冲突与贸易摩擦不断。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 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8日清政府官员登上“亚罗号”小货船（其为中国人所拥有，但在香港以英国籍登记、悬英国旗），以涉嫌海盗与走私为由逮捕船上大部分中国籍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船员，并就所谓“英国旗被降下”向清政府道歉，清方释放了部分船员，但拒绝满足英国的全部要求。英国以此事件为借口，迅速发动对广州的军事行动，从而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 马神父事件：西林教案，马神父（Auguste Chapdelaine）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传教士，1855年在中国广西内地从事传教工作。他进入的是未被允许设教的内地地区（清朝仅允许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活动），他在那里开展医药救助和传教活动。1855年12月，广西地方官员将其逮捕；他于约1856年2月底被西林知县张鸣风酷刑处死，罪名为“非法传教”及“可能串联叛乱”，法国抗议，但两广总督叶名琛于咸丰七年 (1857) 向朝廷上折回复，说西林知县称没有叫马赖的神父在西林被处死，被处死的是一个叫的“马子农”的匪徒。1857年法国加入战争
- 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总督）
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中国全面开放她的国土，容让洋人在各地游历，这样即表示一切传教的藩篱皆被撤去，整个国家皆可容许传教士自由传教了。
1859年，天津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换约，但咸丰皇帝不愿让英法使节武装进京，结果重启战火
1860年，中英谈判破裂，僧格林沁将英国领事巴夏礼一行39人拘捕，然后酷刑折磨，21人被虐待致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作为报复
-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已完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表面上看，中国福音的大门是打开了。然而，将宣教工作依附于不平等条约之上，却埋下了难以预料的祸患和仇恨的种子，为中国教会预备了极坏的土壤。
- 儒家士大夫是反对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集团，这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以至地方上作为社会基层骨干的士绅。他们散播了大量攻击基督教的言论，并且往往又是教案的幕后煽动及策划者。
- 反教的理由：
第一、中国文化悠远绵长，举世无伦，圣哲先贤凭着他们天赋的智慧，为后世创立 了一套完美无瑕的知识和生活规范，这是天下间最完备的道理，万世不移。根本不需要考虑来自蛮夷之地的其他文化。
第二、儒家关心的是现实人生的问题，对鬼神、来生等并无太大兴趣。
第三，儒家的基本关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为了确保这个和谐能够达致，要在人际关系中厘定一些共同遵守的制约，道德礼法被视为维系整个人伦秩序、 社会安定的基础，所有外来宗教皆需无条件的认可及遵守此礼法。
男女礼防
中国人对男女礼防极其看重，两性间任何稍为亲密的来往都会引来风化性的罪恶的论断；
对传教士的谣言和误会主要也集中在这方面。洋鬼子的传教士来到本乡，自然不会安什么好的心肠；
可是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要勾引良家妇女了。
当然中国人这个推论不是全无「根据」的。例如当家族中有妇女皈依了基督教后，她们便不肯听从父兄的禁令，坚持要继续返教堂参加聚会，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们中了传教士的蛊毒，或被勾摄了魂魄，以致再也身不由主了。
此外，洗礼是另一种最易招人误会的礼仪行为，孤男寡女同处一浸池中，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育婴堂
晚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常办的一种服务是开设育婴院，以收容遭人遗弃的婴孩。
可是基于卫生设备欠佳，收纳进院的婴孩又多在体质及健康上出现问题，很易生病的缘故，因此育婴院常常发生婴孩死亡以至因互相传染而造成婴孩大量死亡的事件。
谣言便由此而生了。本来中国人就不相信传教士千里迢迢到来是纯粹为了做善事造福国人的，开办育婴院等社会服务必然别有用心；如今婴孩大量死亡，更足以显露他们的祸心。
国人更进一步推断，传教士之大量收纳及杀害婴孩，目的当是为了性及长生的「采补术」；洋人捉拿了这些童男童女，便将他们的童精童血吸至殆尽，使他们虚脱而死，然后用来炼丹制药，行功采捕。
这样的臆测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却被国人深信不疑；于是辗转相传之下，便有暴民围攻育婴院，拆毁建筑物及杀害传教士，一桩教案便由此而产生了。
扬州教案
主后1868年，法籍天主教传教士金缄三(J．Seckinger)在扬州建堂传教，又开设育婴院。
此时民间已流传传教士挖眼剖心、取脑配药等谣言；
其后，又因育婴院收容的婴孩死亡人数大增，加上有孩童被拐失踪的传闻。
于是乎群情汹涌，民众到处焚毁传教的建筑物，攻击传教士。
连原与育婴堂完全无关的更正教传教士戴德生(于1868年到扬州传教)也受到牵连，寓所被毁。
教案发生后，由于牵涉了英、法的传教士在内，故两国均派副领事前来调查，
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更亲自带军队坐军舰到扬州来，并迫令负责查办此案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切实处理。
双方几经谈判下，麦华陀要求严办教案的幕后主使的士绅、赔偿教士损失、出谕勒令禁民滋扰教堂教士、重修教士房屋等。
曾国藩除力保士绅免遭惩办外，余皆遵照办理。
在整宗教案里，地方官员事实上是一直努力要维护传教士的安全的，除派人保护外，又劝喻戴德生等离开扬州暂避；只是由于民愤极大的缘故，他们才不能制止到事件的发生。
但是，扬州知府及甘泉县令却因着教案的发生而遭撤职处分；对于一个十载寒窗几经艰苦才爬到如斯地位的儒生而言，只一桩教案便可将他的前途尽毁，试想怎不令人引以为鉴：宁愿尽可能地偏袒教民，也不可让教案发生呢？
不过，地方官员之惧怕传教士，遇事偏袒教民，却又导致一些教民横行无忌，拿着宗教的幌子到处渔利，招来对基督教更大的不满。
更者，由于地方官员偏帮教民，不敢主持公道，也令人民产生一个成见：既然官府都不能帮助他们，故循合法的途径亦无法保障他们免受洋人的欺凌；
在对合法途径感到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诉诸非法的暴力手段，迳自与洋人相抗了。如此亦间接促成教案的发生。
例如在义和团事件爆发前的三年间(1897–1899)，山东便多次发生教案，这与义和团事件的引发，实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病理解剖
广东连州向有排外思想，加上人民在美北长老会所设立的医院内发现手术后的病理解剖样本，引起误会，
许多谣言激发下，酿成严重的民教冲突，教堂医院等建筑物被毁，五名传教士或家眷被杀害。是为「连州教案」。
由于兹事体大，甚至惊动了美国国务院，指令广州领事彻底查办。在教案中遇害的五人里面，包括了传教医生麻义士(Dr．Machle)的妻子及女儿在内。
麻义士所受的打击自然不少，但他却竟然说：「我希望我再能有此蒙福的机会，去重建连州的教会；并且用我余下的一生，去服侍那约二百个曾因对传教事业不满、而作了破坏及抢掠的事的人。」
迎神赛会
所谓迎神赛会，是指一个地方在每年收成以后、或有特别庆典时举行的大型宗教活动，以酬谢神恩庇佑的宗教活动，一般都是社区性的，全村居民均须参与，
所需款项也要按户摊派。但是一旦有村民皈依了基督教后，由于信仰上的禁令，他们遂不肯参与一切异教的活动，并且拒绝缴付摊派的金钱；
如此便成了民(非基督徒)教(基督徒、又称教民)冲突的一大祸源。这些冲突在各地皆常有发生，以致最后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要求下，总理衙门要下达公文，禁止各地绅民强迫教民摊派迎神赛会的款项。
不过这并不表示问题已告解决了。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准许教民豁免缴纳金钱是绝对不公平的事，因为一则向来迎神赛会是阖村的庆典，人人都当参与及尽上义务，何以基督徒可以例外？
二则举办迎神赛会，除了答谢神恩以外，更重要的意义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阖村平安；这些好处必然是全村所有人共享的，基督徒也会分占其惠，那为何他们单享受利益而毋须付上任何责任？
三则基督徒之拒绝缴纳金钱，便意味着其他非教民需要分担他们原来当尽的一份，如此便直接地损害了非教民的利益。四则(更重要的是)村民们更忧心的是，
教民之拒绝参与斋戒、祭祀的宗教活动，将会破坏了全村的同心同德，一旦惹怒神明，责怪下来，影响的当不止是教民自身，亦会连累其他的村民。
凡此种种，形成即使是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还是常因迎神赛会所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而与基督徒发生严重的争执与不快事件。
查还旧堂
另一个导致教案产生的原因是查还旧堂的纠纷。前面提过，主后1846年中国政府答允归还在康雍年间没收的教堂给天主教的传教士；
主后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里，教产的归还再一次明文重申。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在执行的时候，却造成极大的混乱与悲剧。
须知道从康雍朝至同治朝，其间相距了百多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原来的天主教教产，不少已被霸占，并辗转变卖，业权数易了。假若这些教产是用来做为民居的话，则百多年起码已住上四、五代了。 骤然间家宅被指为强占教产，要立即迁出，所引起的愤懑与抗拒之大，是可以想像的。
不过教产改建为民居的问题倒还轻微，小老百姓即遇上不幸，也只能逆来顺受，不会酿成什么风波。
最严重的是，由于农村缺乏大型的建筑物，这些教产通常都会被改建为祠堂、庙宇，或学校等社团公用的场所，要没收这些地方，引来的反抗将会是整个社区的，甚至不能用迁地重建的办法便简单处理了，因迁建祠堂、庙宇是极其复杂的事。
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在后头哩。在同治年间，前来查收教产的当然不会是百多年前在此地建堂的传教士了，甚至他们也根本并非隶属耶稣会或意大利籍的。
年代久远、文件不全，若建筑物的外型曾被改动，教堂的装饰全被拆除的话，要识别那一间是教堂根本就不容易。于是乎便有传教士强指某民居是教堂的事件。
此外，更有一些蛮顽的传教士，竟然要求占住教产的居民，偿还过去百多年的租金及利息，试估计一下这样的要求会造成什么后果！
干预诉讼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基督徒常会因着他们的信仰的缘故，遭受乡党邻里的欺凌压迫，传教士自觉有责任保护他们，以免他们因种种压力而被迫放弃信仰。
另一方面传教士常常觉得中国的司法制度是极其野蛮不公正的，教民既皈依了基督教，便不应再受此不公正的司法待遇，他们应当享受按着西方标准的法律保障。
第三，帮助教民诉讼可以增加更多信徒，虽然这些信徒在信教的动机上可能并不纯正。
一旦有基督徒被卷入司法的案件中，倘他们向传教士求助，则传教士多数都会义不容辞地予以介入。但是传教士却必不能了解整件案件的底蕴；他们可能只听了基督徒的一面之辞，并且先入为主地 认定基督徒必然受人欺凌，故一定是受害人。如此往往便被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一件原来只是普通的利益冲突，如两户人家争夺一棵树的业权，其中一户突然宣布信奉基督教，并向传教士求助，于是整件事件便立时间演变为民教冲突；
传教士认定该户信徒是因著信仰的缘故而被另一户人家掠夺那棵树，故积极地援引「保护传教条款」来为他们争取。
这种干预词讼的做法，固然取悦(或保护)了基督徒，却亦同时在非信徒间种下许多仇怨。
1896年，山东一带出现以会道门的骨干和浪迹江湖的游民为主的拳民秘密社团。
1899 年，毓(yu4)贤任山东巡抚，拳民焚毁教堂，抢劫教民，一切由西洋传入的东西都要灭掉，如拆铁路、毁电报线，甚至洋油灯、洋火也在灭除之列，
毓贤因教案被撤职。袁世凯继任，处死拳民首领多人。拳民流往山西、直隶一带，一直到北京城里。
1900年4月，各国驻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队前来解决义和团。
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可用来灭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毅等的意见，决定启用拳民；
維新派作了最後一次抗爭。他們斗膽向慈禧太后柬言，指出神法妖言不可信，並提出做檢驗刀槍不入的試驗。但遭到保守派的反攻。最後五個改革派官員被慈禧下令斬首。
5月15日宰相榮祿直轄的武衛軍刺死日本使館書記官，
5月24日親王載漪統領的神虎營槍殺德國公使，
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 、河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
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8月14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天之久的围困。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 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人(其中1/3 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5000人。
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暴动，所属教会才幸免大劫。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
- 清政府赔款 白银4.5亿两，分 39年偿清，年息4厘。折合实际支付约10亿两白银，
- 惩处主战派官员：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刚毅被处死；端王载漪剥夺王爵，永不叙用；毓贤免职流放新疆
- 要求清政府严禁传播“排外思想”；
- 允许列强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
义和团之后传教策略的检讨：
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
光靠直接布道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办教育，积极参与社会，以此来改革社会和改变人心。
美国政府用部分赔款办起了清华大学，而李提摩太也利用庚子赔款办起了山西大学
1900年至1920年，基督教在华的黄金时代
历经庚子教难，基督徒信心更坚定，也显出美好的见证来，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
教会的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至1920年的“黄金时代”。
1910年 宗教自由请愿：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立孔教为国教，除去宗教自由，“凡僧道、传教士及以宗教为业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1911年 清末宪法草案19条第2款：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
1912年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七条“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1915年 袁世凯想恢复帝制，为了给自己称帝制造思想合法性，他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运动。命令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新宪法。再次引入19条第2款
1916年 袁世凯死后，保守派（如辜鸿铭、章太炎部分弟子）仍试图保留那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本”。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法或宪法修订继续让“孔教”成为官方指导思想。于是11月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代表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信教自由会」，反对孔教复辟，主张“国家教育当以公民德育为基础，不得以任何教派之教义为修身大本。” 获得新文化派（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的支持。
1917年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讨论时，国会正式**取消“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这一条款；明确恢复、保留“人民有信教自由”的条文。
1908古约翰带领东三省大复兴几千人受洗
- 戴德生勉励古约翰说「你要以膝盖来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 他初期在山东、河南服事，经常须忍受居民的敌视，被叫骂、追逐，被投掷泥块、粪便甚至石头；十一个儿女，有五个儿女相继丧命在中国；义和团之乱，古约翰带领全家在四围喊杀声中逃亡了二十多天，脖子被刀砍伤，几乎丧命
- 1907年，古牧师与差会的一个同工到韩国去访问，这正是韩国教会大复兴的一年，他们亲身经历了圣灵奇妙的工作和祷告的果效。回程时，由于他们没有买回程的船票，便取道陆路，经过东北三省回中国。他们在东北三省拜访了多间教会，并在讲道中分享了韩国大复兴的情况，引起了东北教会强烈的反应。
- 1908年2月，古约翰到沈阳讲道，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 古约翰在沈阳首天讲道后，翌日，就有一位教会的长老来找古约翰。该长老哭着说，多年来我偷窃了教会的款项，除非我公开认罪，并赔偿我所偷窃的，否则我的心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许多人紧接着认罪，他们哀声痛哭、开声祷告。第四晚，人数是空前的多，气氛很严肃，大家都期待着有些事发生。有一个长老，哭着说，他已经有两晚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他犯了奸淫的罪；他曾三次企图毒死妻子，但三次都未能谋杀成功。这长老说，我不配担任长老的职位，我如今宣布辞职。这位长老认罪之后，会众肃然无声，不久，一个一个长老站起来，说，我们虽然没有犯刚才那个长老同样的罪，但也犯了许多隐藏的罪，我们不配作长老，我们如今当众辞职。接着一个一个执事也随着悔改认罪辞职。主任牧师接着站起来，哭着说，今天教会荒凉到这个地步，信徒道德败坏，个个堕落离开主，我要负最大的责任，我再也不配当主任牧师，我如今向会众辞职。只见整个教堂的地板被泪水所湿濡。
- 辽阳：在一个村子，有一个恶名昭彰的青年人受了圣灵感动，认罪悔改信耶稣，使整个村子哄动起来。
- 新民府：义和团拳乱的幸存者暗地里藏着一张仇人的名单，常常想找机会报仇。在聚会中，圣灵大大作工，叫信徒认罪，并愿意饶恕仇人。
- 1919-1923年间应曾任河南省长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时常向冯属下的官兵布道，为至少四千名以上的官兵施洗
- 1933年，古约翰仅存的左眼，也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不得不打算回到加拿大。1932带领472人信主，1933年则有778人，1934年攀升至966人，1934年年底，古约翰搭车离开四平街车站的时候，送行的人有的因悲伤过度而不支，有的喊着说，以利亚离开我们，我们个个必须像以利沙。此时眼泪湿润了每人的眼眶。
1913-1915奋兴布道：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丁立美，穆德（John R. Mott），艾迪（G. Sherwood Eddy）
1913穆德和艾迪在十四个城市召开青年布道会，七万多人次参加，主持的科学演说会，亦有近六万人出席，盛况空前；会後有万多人参加查经班，一年内领洗者亦有千余人。
1917新春特别星期布道：全国各教会都有参与，河南，东北30%信徒参加
1918新春特别星期布道：8000多教会支持，艾迪再度来华。
cgcm-xingyang November 18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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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进化 】基要主义与科学的世纪之争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创造与进化—基要主义与科学的百年之争。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创造与进化谁对谁错。因为那个题目我们去年和前年已经讨论过两次了。今天作为教会历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讨的是教会面对现代科学与社会变迁时的回应、调整与反思。是信仰与时代的互动。
我们常常觉得今天的科技进步快得让人眼花撩乱，难以适应。但其实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变。因为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主要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而工业革命影响的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过去几千年，绝大多数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产，人们的生活也围绕着这些生产来进行，但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叶和加勒比群岛的朗姆酒，中国的小商贩卖着美国和日本工厂生产的棉衣，人们离开农村那种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来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拥挤肮脏的街区。过去村庄里每个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间教堂，牧师不仅讲道，还做医生、教师、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礼，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语，都在教堂里发生；而到了19世纪，人们挤在城市里，忙于生计，教会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义上，一千多年来，基督信仰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统一的意义的源头——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掌管历史。但当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兴起后，人们开始问：自然法则似乎能解释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这个假设吗？理性主义告诉人们：“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这种说法，忍不住要吐槽：因为这与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节：孩子如何证明母亲爱他，新娘如何证明新郎会带给他幸福？我们如何证明朋友值得信任？我们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决定都记下来，然后数一数，有百分之几的决定是你能证明是正确的？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类从来就不是这样生活的，恰恰相反，人类一直都不是靠证明来生活，而是靠信任来生活。这句话其实不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观，它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宗教的。它是说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证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须承认，它对宗教的攻击相当有效，今天的知识分子反对宗教时都会说这句话或它的一些变化形式，其实，重科学轻宗教思潮真正的说服力不在这些哲学上的思辨，而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实，科学技术有用而且见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祷告不一定这么有效。工程师，科学家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牧师往往做不到同样的成绩。整个19世纪，当这样的事实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时，教会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会的讲台上，声音开始变得微弱。
与此同时，欧洲神学界兴起所谓的“高等批评”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学者开始像研究《荷马史诗》那样研究圣经。他们问：
《五经》真的是摩西写的吗？
福音书里的神迹是不是后人加进去的？
首先用研究《荷马史诗》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并不是一个错误。这些新的方法在圣经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论证了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因为教会历史上一直认为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但是高等批判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新工具来研究圣经的运动，而是用新眼光来重构圣经的运动。它主张一切关于圣经的知识都必须从科学方法而来，也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这个原则有一点偏颇。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假设：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和最高标准。换句话说，凡是不能被实证、被测量、被重复的，就不算是“真的”。于是，神迹被怀疑，启示被质疑，甚至连祷告、信心、被爱这些属灵经验，也被当作心理幻觉看待。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的高度有效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之内。从18世纪到今天，试图用科学用理性重铸道德律，构建理想社会的努力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但是在19世纪，高等批评运动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过去，圣经被看作上帝无误的话语；而现在，它被当作一部古代文献，被剖析、怀疑。这对教会是极大的震动——因为如果圣经只是人的话，那么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个巨变是在社会中，首先是教育领域。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与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与高等学术制度化的浪潮。过去，大学多是由教会创办、神学主导——像牛津、剑桥、哈佛、耶鲁，都以培养牧师为目标。但到19世纪末，大学的核心从“神学”转向“科学研究”。实验室取代了礼拜堂成为知识的象征；“教授”取代“牧师”成为社会尊敬的智者。小学中学也逐渐由国家而不是教会主办，父母越来越无法胜任教育的任务，而在这些学校中，教育的目标不再是“认识上帝与自我”，而是“掌握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体系中成长，他们尊敬科学，却对神学冷漠；他们相信进步，却怀疑启示。这让教会意识到：它已不再垄断“真理”的语言。
工业化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开放让她们能读书、写作、思考。与此同时，许多女性也成为社会改革与宣教运动的主力。十九世纪的禁酒运动、反奴隶制运动、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组织的强力推动。许多女性开始质疑：为什么在教会里，她们只能听，却不能讲？为什么在社会里，她们管理家庭财政远胜男性，却不能投票？教会第一次面对：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与领导的主体。
工业革命让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出现了无数漂泊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家庭根基，没有时间守主日，也负担不起教会的捐献。于是，传统教会的模式——主日讲道、唱诗、奉献——在工厂区显得格格不入。许多牧师开始发现：若要传福音，必须要给人工作、教育、卫生、住房。这催生了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师不再只讲天堂，也讲工人宿舍的厕所、孩童的教育、工厂的工时。很多教会从“灵魂拯救者”，转变为“社会改造者”。
19世纪末，印刷与报业的爆炸式增长让知识民主化。报纸、小说、杂志充斥市场。真理的解释权从牧师手中流向公众舆论。“我听牧师说”变成“我在报纸上看到”。教会失去了话语垄断权。这种信息的混杂，让许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该信谁？也让教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我们还与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有关吗？
在这样的风暴中，教会内部出现了两条路，两种应对的方法。
第一条路，是“防守”。他们成为后来的“基要主义者”。他们深感时代的潮流正威胁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评质疑圣经的权威，达尔文进化论挑战神的创造，自由主义神学淡化罪与救赎的概念，社会改革者只谈论人类的进步与自我完善。在他们看来，这些不是无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垒上的裂缝。
因此，他们选择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谈判的真理”。他们坚信：圣经是上帝的无误话语；神迹确实发生过；在质疑面前应该更加高举圣经，他们反对各种新派的解经方法，主张用字面含义来解读圣经。他们觉得：若圣经的字面真实被放弃，信仰就会崩塌。所以他们宁愿被讥笑，也不愿妥协。他们像尼希米记里重建城墙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准备战斗。他们不喜欢这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想要回到从前那个单纯的年代。他们不喜欢这么多的问题和挑战，盼望能远离喧嚣，守住纯正的信仰。
然而，他们的困境在于：当他们为保守真理筑起高墙时，也不自觉地隔绝了对话与同理。他们守住了边界，却失去了听众。
第二条路，是“适应”。这些人被称作“自由神学”或“社会福音派”。 他们认为，若教会只是一味抱残守缺，终将被时代边缘化。他们相信，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赋予人理性与良知，科学、文化与社会的进步也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应当拥抱而不是抗拒。他们说：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而是信仰的见证与道德指南；它教导我们如何爱神、爱人，而不是告诉我们宇宙的运作公式。他们主张重新解释圣经，以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框架。他们同时也关心社会的不公工业化带来贫富悬殊、童工、酗酒、犯罪与城市贫民窟。他们说：信仰不应只谈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会。基督徒若只谈灵魂，而不关心工人遭遇的饥饿与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爱与怜悯的本质。自由神学派与社会福音运动的目标，是让福音“继续有话可说”。他们希望人们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话，而是能塑造现代生活的力量。 但他们的风险在于：在努力“适应”的过程中，很难把握那个度，有时会淡化罪、悔改与救赎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道德理想或社会改革方案。二战以后，自由派教会曾经非常兴盛。但七八十年代开始这些教会迅速衰退。当教会失去了超自然的神这个维度，也就失去了改变生命的特殊力量。教会需要接地气，但也必须连于天上。不能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变得现代而丢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个超越世界的盼望。
基要主义和自由神学这两条路，其实都出于同样的焦虑——教会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展成长？
基要派选择“守住不变”，担心再退一步，真理就会失守；
自由派选择“与时俱进”，担心若不更新，信仰就会失声。
他们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们各自与身边世界的冲突，构成了20世纪教会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继续的张力。
下面我们就用进化论这个特别的例子来看一下教会对科学，社会，文化巨变的反应。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改变世界的书— 物种起源。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论断，震动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逐渐演化而来的。” 这个想法冲击了教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万物都是由神直接创造的。其实，“进化”的想法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存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龄要比教会所说的6千年长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长的时代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步发展来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更多是一种哲学幻想或诗意猜测。人们或许觉得有趣，却没人能解释——进化“如何发生”？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给出了自然选择这个机制。这让“进化”第一次摆脱了空想的地位，进入了可以观察、推理、实验、验证的科学领域。同时它表明复杂的结构可以没有设计，没有目的，而通过自然选择这个机制从随机突变中产生出来。当时的知识界认为神存在最大的证据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复杂性，它暗示着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达尔文的观点直接动摇这一原本十分坚固的想法。12年后的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书中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有共同祖先，人类的心智和道德也源于渐进的进化。这本书的冲击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学家，大学生明白物种起源说的是什么，但这本书一出，每个大学生的舅舅们也都听说了达尔文说人是猴子变的。现在进化论挑战的不仅是创世纪的解释，而是在挑战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别创造这些更基本的神学观念了。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思想所感染——他们相信人类在不断前进、可以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也有很多人，他们早就不满于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解释，想要冲破这个束缚，而达尔文的理论正好迎合了这种心态。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直气壮”的替代信仰。这其实是进化论在社会上掀起热潮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达尔文的著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阶级斗争就是生存竞争在社会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达尔文（后来被达尔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热情的拥抱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把神从生物学中赶了出去，自己更进一步，把神从人的心灵世界也赶了出去。
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现代世俗思想对传统信仰的“三大冲击“
世界没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学）
社会没有上帝也能前进（政治）
人心没有上帝也能解释（心理）
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信徒对这些挑战有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回应，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详细的讲，简单的说，
若没有上帝，
世界会失去目的和意义，
社会会失去公义的根基，
人心会失去安息与方向。
但在19世纪，这些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英国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圣公会历来兼具“信仰传统”与“理性思考”的双重特质，许多主教与神学院教授最初强烈反对进化论。他们称达尔文的理论“危险、不敬虔、破坏道德”。他们担心社会若接受人来自动物，道德秩序与神圣责任将被推翻。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后果不能成为一个理论对错的理由。地震的后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说地震是不会发生的。但同时，另一批圣公会牧师与科学家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科学发现并不会威胁信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谁创造”，科学只是揭示“如何创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师兼生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我不觉得你的理论与信仰相冲突。上帝可以创造若干能够自我发展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必不断以新的创造来填补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尔（Frederick Temple），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认为科学是上帝的“第二本启示录”，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这些开放的声音，使英国教会没有滑入对进化论的全面对抗，也为后来的“有神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天主教在当时的反应相对温和。梵蒂冈并未立即谴责达尔文，但强调“人类的灵魂直接出自上帝”。与英国相比，美国教会的反对更激烈。当进化论传入美国时，许多教会视之为“来自欧洲的无神论毒素”。大众媒体把问题简化地呈现为科学与圣经的对抗。教会开始建立“创造科学”协会、出版反达尔文的小册，形成了后来“基要主义运动”的思想根源。
1859–1900的几十年间，教会的反应经历了从震惊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过程。最初的恐惧，源于担心信仰失去权威；随后的争论，反映出教会内部对于“如何解读启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选择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选择重新诠释文本，也有人尝试让信仰与科学成为两条平行但互补的轨道。
Dongjun Jiao November 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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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大地的呼召】从威廉·克里到戴德生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的题目是跨越大地的呼唤，我们要讲几位影响深远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介绍19世纪海外宣教的浪潮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18世纪末，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和宗教状况。
首先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美国率先爆发了革命，建立了一个没有国王也没有贵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共和国。美国独立的官方理由，就像独立宣言里写的，是反抗英国的压迫和暴政，捍卫人民的自由。但如果从实际政治与经济层面上看，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实行特别严苛的压迫。英国花费了巨大的资源在英法北美战争中保护北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税负远低于英国本土，并且殖民地人民享有有高度自治。美国革命的根本动因并非忍无可忍的反抗，而是创造新世界秩序的信念与野心。北美殖民地社会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阶层或教会势力。人民有土地、有财富、有远高于英国的教育水平，唯独缺少构建新社会所需的政治权利。开国元勋们嘴上不讲但心里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要做大事，完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与社会实验。 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大事。没有血统，没有背景的升斗小民也可以靠诚实劳动建立家园，实现梦想。做大事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人人都想做大事的环境，也对教会构成了新的挑战。当“成就伟业”成为时代的氛围，信仰的中心就容易从敬拜与顺服，转向功效与成就。如果每个人都在追求改变世界，谁还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人人都想做英雄，谁还愿意在祷告中安静、在家庭中服事？时代的热情虽让基督徒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但也让“荣耀神”被“成就事业”悄然取代。
其次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们对理性充满了信心。他们看到科学的巨大成功，可以不用神而解释自然界的种种奥秘，这使他们相信也能用理性来建立道德与社会秩序。他们试图不用启示、不靠信仰，只凭人类的理智与善意，构筑一个普世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迷信、没有战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个精神在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明显。但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理性能开山填海，却不能驯服人心；能设计制度，却不能医治骄傲与贪婪。法国大革命用鲜血证明，人类若没有超越自我的信仰，理性本身也会成为新的暴君。 革命与理性这两大趋势也深刻的影响了教会。 在欧洲，教会被看作专制体制的一部分，成为革命的对象。神迹，复活，基督的神性等核心教义被稀释，淡化，教会越来越多的行使慈善等社会职能，而不是做为属灵的团契。在美国，民众的宗教情感要比欧洲深刻，但在遍地是机会，人人做大事的氛围里，信仰有了非常多的竞争者，人们的宗教热情也在逐渐淡薄。
但就像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在危机中，神也仍然在工作。在信仰日渐冷淡的18世纪，神兴起了一批不安于现状的人，为19世纪将要到来的宣教浪潮做准备。 首先是卫斯理兄弟。他们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和几个同学组成小组，读经、祷告、禁食、探访囚犯、关怀穷人。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严格地执行属灵操练，凡事讲求“方法”每天几点祷告、几点读经；一周几次禁食；每天反省言行、记录灵修笔记。其他学生讥笑他们太过拘谨、形式化，便称他们为 “Methodists”——“那些按方法生活的人”。卫斯理兄弟后来接受了这个称号，将“Methodist”从嘲讽转为自豪，标志着他们有纪律的信仰生活。对他们而言，“method”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一种有规则的实践信仰的生活方式：敬虔不是情绪冲动，来的快，去的也快，而是有计划、重纪律的生命更新。他们这种重视个人灵修、群体监督、信仰实践的精神，也成为后来卫理公会的特色。卫斯理兄弟走出教堂，把福音带到工厂，矿山，街道，监狱，使平民信众也能得到喂养。他们建立“小组”制度，重视团契生活，彼此守望与信徒关怀。大家不难想象，向绅士淑女传福音与向矿工牧羊人传福音需要非常不同的方法。富商和贫民在信仰实践上面临的挑战也很不一样。以前的教会把90%的精力放在10%的上等人身上，卫斯理兄弟把福音带回到平民当中，并为他们设计了能帮助他们生命更新的新方法。不仅让平民了解救恩，也帮他们改掉酗酒，打老婆孩子的毛病，那时工人一般从8，9岁就开始工作，一周工作六天，绝大多数平民没机会受教育，基本都是文盲，卫理宗利用他们的小组网络、平信徒讲道员制度，在各地工人阶层中开设主日学，不仅帮工人识字受教育，更成了传福音与门训的起点。训练了大量平信徒教师与未来宣教士。到今天，主日学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教会教育制度，而团契和小组也成了教会重要的有机组成。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运动是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最早是一批来自捷克的遭受宗教迫害的难民，逃到德国赫恩胡特定居时只有十来个人，后来逐渐增至约 300人左右。并开始在各地植堂。他们全盛时期在全欧洲也不过两三千人。但是他们在18世纪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这是个非常令人惊叹的数字。摩拉维亚弟兄会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祷告。他们从1727年开始设立24小时不间断祷告链，持续超过100年。成员按年龄与性别分成“兄弟会”“姐妹会”“青年团契”等，定期查经、聚会。教会成员大多是普通农民，没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们重视心灵经验多于理性辩证；强调“信心行动”，少讲理论，多行爱心。让人想到国内农村和小镇中的家庭教会。1735年，约翰·卫斯理赴美传教失败返英途中，在海上遇到一群摩拉维亚弟兄。在风暴中，他们镇定唱诗、不惧死亡，深深震撼了卫斯理——他发现自己虽有神学知识，却没有内心确据。后来他在参加摩拉维亚人聚会中，经历了被他称为“心被温暖”的悔改，由此开启了英国信仰大复兴。摩拉维亚弟兄会坚持“信心宣教”的理念——不募款、不靠政府、不依附宗派，只靠祷告与信心——直接影响了后来戴德生及其中国内地会。他们的宣教观打破了“宣教是神职人员的专利”的观念，证明平信徒也能被呼召到地极。摩拉维亚宣教士出发前彼此会说一句祝福语，“愿羔羊得着祂受苦所配得的赏赐。”成为宣教史上最感人的信仰宣言之一。18世纪中期，当欧洲大部分教会沉迷于讨论神学问题、讲理性、修教堂，这些平民出身的弟兄们早已踏上了格林兰的冰原和加勒比海岛。他们没有财富，也没有后盾，却靠着祷告、信心和彼此相爱，向全世界证明：宣教不是强者的特权，而是信徒的责任。他们播下的宣教的种子，到了十八世纪末，在英国的一位鞋匠心中萌芽——他的名字叫威廉·克理。他读到摩拉维亚人的见证，深受感动，说出那句改变历史的话：“期待神做大事，也为神尝试大事。”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教会普遍富裕而冷淡。海外的殖民扩张让英国成为世界强国，但“福音的扩张”几乎无人提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神拣选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一个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出身贫寒，小时候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一边修鞋，一边自学读书。作鞋的桌子上，他摆着一本旧圣经和一张他自己手绘的世界地图。他在地图上标出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国家，边工作边祷告。他在1780年代写下一本小册子，书名很长，叫做——《论基督徒使用各样方法使异教徒得救的义务》。这本书的核心思想非常简单：“福音的命令是给每一个信徒的，谁都不能袖手旁观。” 他呼吁成立宣教差会。许多人讥笑他，甚至一位牧师当面说：“年轻人，坐下！当上帝愿意拯救异教徒时，祂自会动手，不需要你或我。”但克理没有因此退缩。1792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弟兄成立了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次年，他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英国，前往印度——那是当时最遥远、最艰难的宣教工场之一。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对任何“扰乱当地秩序”的宣教活动，因此他是非法入境者，只能秘密登陆孟加拉附近的桑地帕尔。他没有钱，没有团队，他不会当地语言，也没有官方许可或支持；因为不能公开传教，克理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印地戈种植园当教师、管家维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孟加拉语、梵文，并翻译圣经。他的信件中写道：“我似乎被埋在东印度的一片荒野里……若能有一个同工与我一同祷告，我将心满意足。” 几年后他学好孟加拉语，准备第一次公开布道。那天他早早到河边搭好棚子，结果一个人也没来。太阳东升西落，他站在空地上，终于忍不住哭了。旁边的翻译安慰他说：“今天没人听，但神听见了。”他写信回英国说：“我们播下种子，也许百年后才开花；但若不播种，花永远也不会有。” 宣教的生活是困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克里的儿子死于热病，妻子精神崩溃，家中一片混乱。当克里决定去印度宣教时，多萝西并不情愿——她是个普通农家女，不识字、更不懂外语，且要带着年幼的孩子。印度炎热、潮湿、疾病横行；他们住在贫民区，环境肮脏。她接连失去两个孩子，长期焦虑、孤独，周围没有女性同伴或牧师长者支持。终于她开始出现幻觉与被害妄想。常大声辱骂、甚至试图伤人。1795年后，病情加重，被迫由专人看守；她在精神错乱中度过余生（1807年去世）。那个时代的信仰拓荒者们常常在婚姻和家庭上有很多挣扎。约翰·卫斯理的婚姻也非常失败。讲这些绝不是要揭伟人的隐私，也不只是要证明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成就他的呼召，而是希望帮助大家看到：宣教不是“英雄故事”，而是“代价沉重的顺服”。宣教常意味着长年离家、危险、贫困，伴侣无论是分离或同行；如果没有同样蒙召，矛盾几乎必然发生。当时社会期望女性操持家务、服从丈夫；宣教士妻子既要顾家，又要参与事工，身心压力极大。宣教士把“全然奉献”视为属灵美德，有时无意中忽视了“爱家人如己”的责任。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有些“我的东西”（像我的家人）is not for me to give. 所以今天的宣教一般都主张呼召必须是双方的，要求夫妻共同确认呼召，教会/差会并要给予心理与婚姻辅导。圣经中“治理好自己的家”（提前3:5）与“往普天下去”并不矛盾。家庭中的爱、接纳、牺牲，是最真实的宣教见证。没有节制与同理，热心可能成为伤人的火。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卫斯理在婚姻上失败，却带来英国大复兴；克理家庭破碎，却开创现代宣教；这些生命印证了保罗的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卫斯理和克里的家庭悲剧给我们留下的功课就是：热心要有智慧，使命要有人情，顺服要有同伴。
回到克里的宣教旅程，家庭的破碎让他极度痛苦，他曾独自坐在河边祷告：“主啊，我不再求成功，只求不要被遗弃。”克理的宣教起点，不是荣耀的成就，而是生活的混乱与心灵的孤单。
转机发生在1799年，一批丹麦宣教士抵达印度。他们避居在丹麦属地塞兰坡（Serampore），因属丹麦管辖，英国东印度公司无权干涉。克理随即搬入塞兰坡，与他们组成团队，建立了塞兰坡宣教中心。克理是语言天才，学会多种印度语言。翻译或监督翻译圣经成 孟加拉语、印地语、马拉地语、旁遮普语、梵文等多种版本；塞兰坡印刷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印刷机构，出版圣经、教科书、词典、新闻。1812年印刷所大火，一夜间烧毁克里二十多年的稿件与设备，他当天晚上祷告说：“神赏赐，神收取；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第二天就开始重写稿件。 后来，他们创办塞兰坡学院接纳不同宗派、不同民族的学生；成为亚洲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倡导女性教育、识字运动；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与印度学者合作，反对“萨蒂”（寡妇殉葬）制度；呼吁废除童婚；他也翻译、印刷印度文学经典，以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传福音。克里的工作逐渐获得各国支持，形成广泛影响。他在印度度过 41年，从未回英国。克理早期几乎没有看到成果——他宣讲七年，才有第一个归主的人。但他始终坚持：“我可以不聪明、不成功，但我能坚持。他临终前说：“当我死后，不要提我的成就，只要说：他是一个爱神的人。” 他在地上的成就也许有限，但他的信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教会从理性到顺服，从观望到差派的转变。
第二位要介绍的宣教士，是大卫·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是苏格兰人，出身很普通——家里穷，十二岁就进纺织厂当织布工。但他有一股韧劲：白天织布，晚上自学。他后来考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学了医学、希腊语和神学，立志要成为一名宣教士。
一开始，他的目标其实是去中国。可是就在他要出发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所有宣教计划都被打乱。于是他转了方向，决定前往非洲。他说：“既然中国的门暂时关上，也许神要我去另一扇门。”1841年，他抵达南非，受伦敦宣教会差派。差会原本只希望他留在边境地区——教教书、传传道，不要跑太远。但李文斯敦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他很快发现，非洲的福音之门很难打开：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疾病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还有残酷的奴隶贸易。他心里开始想：“如果人们被贫穷、战争和奴役困住，他们连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若我能医治他们的身体，或带来新的道路，就能更容易接触他们的心。”于是他决定走进内陆，去为福音找一条路。这就是他探险的开始。
在漫长的跋涉中，他不断做笔记——记录河流的流向、气候、动植物、部落风俗、贸易路线，甚至奴隶贩运的情形。这些资料后来引起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注意。他们为他提供地图和仪器，资助他继续探索。就这样，一个原本只想传福音的医生，慢慢成了学术界承认的地理探险家。但李文斯敦自己从不认这个头衔。他说：“我不是探险家，只是一个传道人——被环境逼成了探险者。”
1855年，他发现并命名了维多利亚瀑布，首次绘出了赞比西河流域和中部非洲的水系图。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到的奴隶贸易的残酷现实公开告诉欧洲人——震动了整个社会。后来他写成一本书，叫《南非宣教旅行与研究》，一出版就在欧洲引起轰动——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对李文斯敦来说，地理学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科学，而是服事宣教的工具。他相信道路、贸易、教育和福音可以一起改变非洲。 他把这个愿景概括成“非洲的三C使命——Christianity（基督教）、Commerce（商业）、Civilization（文明）。”他希望非洲不再是被掠夺的土地，而是一个有尊严、能与世界并肩的伙伴。而他的足迹，也真的在那片大陆上，为后来的宣教士开出了一条“通往心灵的道路”。
在一次探访部落途中，他试图保护村民免受一头狮子攻击，结果被狮子扑倒，右臂严重骨折。虽然后来治愈，但手臂再也抬不高。他常用这只僵硬的手对学生开玩笑说：“神让我记得——力量不在我的臂膀，而在祂的手中。”
1866年利文斯顿出发去寻找尼罗河的源头，然后就彻底消失了。没有信件、没有消息——仿佛被非洲吞没。整整五年，欧洲各地的报纸都在猜测：“他是不是死了？”其实他没有死，而是在贫穷和疾病中继续他的服事。1869年圣诞节，李文斯敦独自在帐篷中，身体虚弱、没有食物，但他仍点燃一根蜡烛，唱起圣诗《普世欢腾》。他写在日记里：“我在荒野中独唱，但基督在我心里，比千人合唱更响亮。”
直到1871年，一位年轻的记者史坦利，奉《纽约先驱报》之命，前往非洲寻找他。史坦利历经千辛万苦，穿越雨林、沼泽与部族领地，终于在坦桑尼亚的乌吉吉湖畔，看见一个满脸胡须、身着破旧外衣的老人——正举着地图与笔记本。史坦利走上前去，微微鞠躬，说出了那句后来载入史册的话：“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李文斯敦博士，我想是您吧？”） 史坦利记录到“他身披破衣，但目光平静如晨星。” 李文斯敦拒绝回欧洲安享晚年，他说：“我必须完成神托付我的路。”两年后，他在赞比亚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跪着祷告时安然去世。当地的仆人忠心地把他的心脏葬在非洲，把遗体送回英国。他的棺木安放在西敏寺，而墓碑上刻着一句话：“他在这里安息，但他的心永远在非洲。” 李文斯敦并没有“发现非洲”，他发现的是——信仰能让人走进未知、超越恐惧和艰险。当1870年代世界在努力寻找他时，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失落已久的精神和勇气——那种以爱为指引的信仰的勇气。李文斯敦点燃了非洲宣教与人道运动的热潮。到十九世纪末，非洲几乎所有主要地区都设立了宣教站。他也改变了欧洲公众对非洲的看法。非洲不再只是“黑暗”“野蛮”和神秘，而是一片“被苦难笼罩的人类土地”是一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爱的邻舍”。
第三位要介绍的宣教士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虔诚卫理宗家庭。从幼年起，就常见父母为中国祷告——这在他心中埋下“去中国”的种子。17岁时，他到一家银行担任学徒，进入一个更“世俗”“更自由”的环境。周围的年轻人追求享乐、讥讽信仰，他也开始动摇。 他后来坦白说：“我那时并不否认神，只是不想要一个管我的神。”当他在灵性上远离神的同时，他的母亲一直在为他祷告。1849年有一次天，在外地探亲的母亲突然有强烈感动要为儿子祷告。她回忆说：“那天我关上房门，祷告了几个小时，直到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从神而来的确据。“主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的儿子必得救。”同一天，戴德生在银行宿舍里感到身体不适。他无聊地在书架上翻找读物，想打发时间。无意中，他拿到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已成之工》（It is Finished）。这本小册子讲述的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话：“成了。”（约翰福音19:30）他本来只是想随便翻翻，但越读越被吸引，最后读到那句经文时，他心里猛然一震。他后来回忆：“我忽然明白——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不需要我再去‘挣扎’或‘配得’。我只要接受祂，就得了救恩。”他立刻跪下祷告，把生命交给主。他写道：“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阳光照进房间，我仿佛看见天也亮了。”几天后，他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归信的消息。母亲回信时说：“那天我为你祷告的时刻，正是你决志的时刻。”
坚定信仰的戴德生开始自学中文、医学与药学，操练简朴生活，以预备将来的艰苦环境。那时他住在伦敦简陋的阁楼里。有一次，房东上门收房租，而他口袋里只剩一枚银币。他祷告：“主啊，若这是祢的事，祢必负责。”当天夜里，一位病人求他上门看病——病人穷得什么也付不起。戴德生挣扎许久，最后把那枚仅有的银币放进那人手中。他回家后心里平安。第二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信，里面有一枚金镑——是十倍的房租。他后来写道：“那天我学到：神不是我的最后一个选择，而是我的第一个供应者。1854年戴德生受伦敦宣教会派遣，来到中国。途中遇上大风暴，船几乎翻覆。“浪打到甲板上，水手绝望地喊叫。他心中也有恐惧，但想起主在加利利海上的一句话——‘不要怕，是我。’他就在狂风中跪下祷告。”风暴过后，他的同船乘客惊讶地说：“年轻人，你真镇定。”戴德生回答：“不是我镇定，而是我认识那位掌管风海的主。” 然而火一般的热情很快就遇到了现实的冰冷。英国与中国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人在沿海城市普遍被敌视；宣教士之间教派林立、相互批评；他在街上发传单，讲道，毫无果效。他在信里写到我来到一个不懂我语言的地方，而我也不懂他们的心。理想中的“伟大复兴”根本没有发生。而身边的宣教士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有人重翻译，有人重教育；多数人留在通商口岸，不愿冒险深入内地；生活方式偏向舒适，雇佣仆人、住洋楼。戴德生主张简朴生活。他写信说：“我们来传十字架，却住得比商人更安逸。” 1860年，他与伦敦宣教会正式脱离关系，成了无派别、无支援的自由宣教士——几乎孤身一人。由于差会支持中断，他完全靠信心生活，多次食不果腹。介绍戴德生的文章里都喜欢讲他全凭信心的生活，而神也屡次行神迹，让他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得到资助。这些都是事实，但神不是顺丰快递。不是你吃完最后一粒米，神就马上差人送来一袋新的。他实际上挨过很多次饿。也患上过痢疾与热病，数次病危；上海的外国人认为他疯了：“一个英国年轻人，穿中国衣，住贫民屋，吃咸菜传教？” 他写道：“我常在病中祷告求死，却又被提醒：若神要我活，就要我继续顺服。” 1858年他娶了玛丽·琼斯，她是宣教士之女；两人同心，但生活贫困、五个孩子先后夭折，当时正是太平天国动乱，他们常被迫搬家、避乱。有一次他们在宁波，家中还收留了几位中国信徒，半夜外面暴民喊“烧洋鬼子屋”戴德生忙着收拾手稿、药品和圣经。让妻子先从后窗逃走。玛丽怀中抱着幼儿，脚下一滑，从窗台跳下时扭伤脚踝。她忍痛跟随丈夫穿过黑暗的小巷，逃到城外避难。第二天清晨局势平息，才返回被洗劫一空的住所。玛丽的脚伤留下了后遗症，长期行走疼痛。但她从未以此埋怨，反而说：“若这点伤痕能让我记得主的手掌，也就值得。”
但长期的过度劳累使戴德生患上失眠，缺乏同工，传福音没有果效使他精神几近崩溃；1860年他回英国养病，愿意是要彻底放弃。他说：“我已经尽力，却什么也没成就。”在英国期间，他整理中文圣经、出版《中国的灵魂呼声》小册子，这让他重新看见中国内地的属灵需要。1865年的一天，他独自在布莱顿海边散步，看见海边人潮熙来攘往，心中突然涌出强烈的感动：“他们有人传福音，而那遥远的中国有几亿灵魂从未听过一次福音。”他坐在沙滩上流泪祷告：“主啊，差遣我去！差遣我去中国内地！”那天，他和妻子玛丽分享说：“我已决意顺服呼召，无论代价如何。” 他在祷告笔记上写下愿望：“愿主赐我24位同工，共赴中国18省。”不久，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正式成立。核心理念是——“以信心生活，不靠募款；以各宗派联合，不分教派。”内地会不依赖差会发固定薪水，完全靠信心；宣教士穿本地服饰、学习方言；鼓励女性与平信徒参与；重视祷告与团体生活。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坚持穿长袍、留辫子，学习方言、尊重中国的礼仪习俗。实践保罗所说，我向什么人传就做什么人。有的宣教士觉得他“丢脸”，连小孩都指着他笑。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个英国水手冲他大喊：“假中国佬！”他笑着说：“我若能因此多赢得一个灵魂，这点羞辱算得了什么？”他后来写信给母亲：“我若要传道给中国人，就要像他们一样生活。基督若来中国，也必穿上他们的衣服。” “若中国人必须先成为英国人才能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传错了福音。”这种“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后来成为全球宣教理论的核心。1870年，他的妻子玛丽患病去世，年仅33岁，玛丽与克里，卫斯理的妻子们不同，她是戴德生真正的同工和灵魂的伴侣。在戴德生最失败消沉的年代，支持鼓励了他。戴德生在信中写道，她去世前仍然宁静、喜乐，不断劝慰周围人。“我亲爱的玛丽用她的最后气息告诉我：‘亲爱的，我们若忠心，主必看顾我们的孩子。’” 墓碑上刻着《诗篇46篇》的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当地中国信徒亲手立碑，称她为：“戴夫人——敬畏上帝的女子，爱中国如己。”
她去世后，戴德生在她的坟旁静坐良久，最后起身对同工说：“她先我而去，但神的工作不能停。” 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共同播下的泪，将结出他日的果实。几十年后，当他在湖南，看到一群中国信徒唱诗，他流泪说：“玛丽没有白死。我们的眼泪变成了他们的歌声。”
1865年，戴德生在为中国内地会建立奔走时，讲出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条生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给中国。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不，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这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他后来四十年都在用生命实现它。
1905年，73岁的戴德生最后一次回到中国。他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但他坚持要“再看一次长江”。有人问：“泰勒先生，您一生为中国牺牲了这么多，是否值得？”他于是重复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条生命，我仍愿都献给中国。那时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同工、健康，但仍在说同样的话——不再是宣言，而是回望：是被时间印证的信心。
这三位宣教士带出了三个关于信心的主题：
克理：信心起于卑微——神能用平凡的人改变世界。
李文斯敦：信心行于荒野——孤单的路上也有主的同在。
戴德生：信心成于顺服——不靠金钱权力，只靠那呼召人的神。
宣教的故事并不只是关于远方的国度的一些传奇，而是关于人心能否在软弱与失败中，仍然信靠那位呼召他们的神。从威廉·克理到李文斯敦到戴德生，从印度到非洲到中国，这些宣教士用生命写下的，不是成功的传记，而是一首首关于顺服的诗歌。
Dongjun Jiao November 5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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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兴与理性】从萨佛纳罗拉和皮科讲起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奋兴与理性， Revival and Reason, 这两者可以算是近500年来基督教发展的两条腿。教会得以站立和前进都离不开这两条腿的平衡与互动。奋兴让信仰回到起初的火热与纯真，使冰冷的教义重新有了生命，使个人与群体重新经历神的同在。理性则帮助信仰不断思考与澄清，使教会在面对文化、科学与哲学的挑战时，能够有理有据地回应，避免了陷入盲目的狂热与迷信。这两者不是彼此对立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奋兴给理性以力量，理性帮助奋兴纠正方向。但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它们之间的张力，偏重一面的基督徒间彼此冲突。当热情失去理性时，信仰容易走向极端；当理性失去热情时，信仰又会变得冰冷。今天我们要透过两位宗教改革前夕的人物，两个非常不可能成为朋友的朋友——萨佛纳罗拉与皮科——来认识这两大传统如何并行，也如何影响此后五百年的教会。
教会发展到15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塑造欧洲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它把从俄罗斯到爱尔兰，从冰岛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统一在一个信仰文化之下。教会为征战不休的欧洲社会提供了稳定性，行使着地方政府的实际职能，也成了学术，教育的中心。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这里列出了两组问题，一组是一位天主教学者总结的，一组是一位新教学者总结的
神学：失去了批判性，与现实脱节，圣经研究成了证明教会正确的工具，而不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头
礼仪：成了神职人员的表演而不是民众的参与。圣人崇拜，朝圣，赎罪等敬虔的行动目标是避免惩罚而不是建立与基督的关系，信仰成了另一种功利主义。
政治：教皇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只是众多权力掮客中的一员。教皇的军队也与其他军队一起为抢地盘大打出手。
教会：层级结构建立了一个类似世俗的等级制度。底层民众被剥夺了权利，被边缘化。神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也随之而来。
对行为的强调模糊了得救的途径
教皇和教会权威高于圣经
腐败并卷入政治
否认普通人可以直接与圣经和上帝建立联系
我们谈到教会的腐败，常常想到的是主教贪污钱财，包养小三这类道德腐败。其实一个更严重的腐败是教会，神职人员没有做自己的工作。主教从来没去过自己的教区，神父不认识自己的教民，教会没有教育，宣教，没有安慰关怀。普通信众对教义缺乏基本认识，迷信蔓延。
任何对信仰认真的人都会同意，大规模的彻底的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实际上在马丁路德之前，很多人已经开始提出路德提出的那些意见，开始在教会内部做改革的努力。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两位主人公，带到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
1497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一群人偷偷潜入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萨佛纳罗拉讲道的地方，他们把人的粪便涂在讲台附近，把一头死驴放在讲台上，最后把钉子倒钉在桌面上，期待萨佛纳罗拉在清理完所有污秽，开始讲道时，会比平时更加愤怒的拍桌子，从而被钉子刺伤。你肯定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会激起别人如此的愤恨。
如果你生活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我保证你会对他有强烈的好恶。没有人会对他无动于衷。萨佛纳罗拉是道明会的修士。道明会的宗旨是传播福音，除灭异端。他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浑身散发着强大气场。他讲道时常常有一万五千人来听。那可是个没有麦克风的年代。简单地说，萨使很多人确信他是一位先知，他和上帝之间有热线电话。而萨也对佛罗伦萨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1494年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不战而降，引起市民们的愤怒。一群反对美第奇的富商联合人民赶走了美第奇家族，宣布佛罗伦萨成为一个真正人民共和国。萨佛纳罗拉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把佛罗伦萨改造成新耶路撒冷，人民不需要君主，教皇告诉他们怎么做，而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过悔改，简朴，圣洁的生活。教会根除腐败，恢复属灵的纯正，社会上要禁止赌博，淫乱，酗酒，孩童和青年要成为道德警察，提醒成人守规矩。要清除会败坏人心的艺术品，饰物，书籍。萨像旧约先知一样毫不惧怕权贵和君王。他严厉地批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养情妇，生私生子，夜夜笙歌的腐朽生活。他同样批评文艺复兴艺术家助长享乐和肉欲，批评人本主义学者高抬哲学，古典学问，凌驾于圣经之上。萨自己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反对知识，反对艺术，但是他反对一切让人远离神的东西。在他20岁加入道明修会时，写信给父亲说我要生活的像一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只跟随情欲的动物。所以他不是个狂热的宗教疯子，而是个注重理性的人。只是对他来说理性必须为神服务。他在佛罗伦萨宣讲神的审判，说神留给人的时间不多了，每个人必须抛弃原先奢华罪孽的生活，转向神。他的讲道非常有能力，可以点燃听众心中的火焰。很多人听了他的道，把自己的貂皮大衣，珠宝首饰，书籍绘画都扔在广场中心，虚荣之火。佛罗伦萨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是文艺复兴的中心，是欧洲最好的学者讨论哲学科学的场所。就像今天的纽约波士顿，以常理而论，是这一类宗教狂热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但它确确实实的发生了。大画家波提切利以画希腊神话女神著名，他被萨深深打动，烧了自己的画，主动回到更神圣的主题，儿童成群结队在街上唱圣诗，搜寻虚荣品。欧洲最世俗的城市看起来变成了属灵复兴的中心。让我们先停在这里，回过头去看一下皮科。
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比萨小11岁，但成名更早。他身高185，非常魁武。人极其聪慧，14岁入博洛尼亚大学学法律。然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游学。他能讲7种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个典型的文艺复兴学者。文艺复兴的一个核心精神是回到本源，不仅是绘画雕塑哲学要回到古希腊罗马的本源，读圣经也是如此。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学者西迁带来了原文圣经。人们开始质疑拉丁译本和教会的教导。
皮科立志要写一本书，把所有人类知识归纳为900多条普遍的真理。他认为教会拥有真理，但并不垄断真理。在教会之外圣经之外也有真理。这在15世纪是个革命性的想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切真理或者说一切重要的真理都在教会以内。而对于圣经，信仰，道德判断的一切问题，最终权威在罗马教廷，异端审判与焚书制度正是这种思想垄断的体现。说“教会不垄断真理，真理不必通过教会才能被认识”——这是一种对权威的根本性挑战。他认为神的智慧是普遍的，在各种文明、哲学与宗教中都有反映，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逻辑、犹太卡巴拉、伊斯兰神秘思想，都是人类以不同方式接近真理的努力。他希望把这些“片段的真理”汇聚在一起，展示出神在全人类历史中的普遍启示。教会是神启示的中心，却不是神启示的边界。皮科认为人是神所创造万物之中唯一拥有理性和自由意志并可以用之提高自己的生物。所以学习是人的第一要务。唯有不断学习，思考，善用自由意志，人才可以实现净化灵魂的目的。他的理想是：通过哲学与神学的对话，实现知识与信仰的统一。他认为自己不是异端不是什么人本主义者，但教皇不这么看，他组织了一批教会的学者审查了皮科的书，并把它定为异端。皮科只好流亡到佛罗伦萨。他介绍萨佛纳罗拉来到佛罗伦萨，因为他被萨的讲道深深打动。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皮科相信我们应该广泛学习各文化的智慧以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只能追求真理，不能垄断真理。萨相信世界上充满了假先知和肉体眼目情欲的诱惑，而他绝对垄断真理。但是皮科被萨的敬虔，他的教导深深打动以至于想要加入修会，把自己的财产捐给萨的修道院。萨触动了皮科心中那个我们说不清楚，几千年来的神学家也没能描述解释明白的东西。我们暂且称之为宗教情结。它不是人念了多少书，进行了多么深入的思考后得到的，它好像原来就在那里，它可以被各种方式唤醒，让我们的心灵和那个远超我们个人和世界的神建立连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它。而它一旦被唤醒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改变我们，改变社会。
两个人都相信人们不需要君王，教皇，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获得真理。两人都认为教会需要改革，要根除腐败，要在道德上洁净，要回归本源。这些也是宗教改革的先声。但是两个人的结局都很不好，皮科1494年31岁就突然去世，很可能是被人下了毒。萨主持了他的葬礼。4年以后，教皇宣布萨为异端，将他开除出教，公开号召处死萨。很多佛罗伦萨市民没有了酒吧和赌场也开始对萨越来越不满。4月8日，一群人袭击了修道院，抓走了萨和另两位修士。三人都遭遇长达数周的酷刑，最后在当初点燃“虚荣之火”的广场被处以绞刑并焚尸。我们现在可能感到很吃惊，那时人们会用如此极端和暴力的方式对待皮科和萨这样两个手无寸铁的人。但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思想（ideas）常常被视为是具有爆炸性的危险力量。那是一个信仰、政治、社会秩序紧密交织的时代——思想不只是个人观点，而是对整个社会架构的挑战。一个新的观念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政治革命、甚至灵魂的“失序”。因此当局往往以火刑、流放、禁书的方式“扑灭思想”，而在他们的眼中，这是一种“防火措施”，不是残暴，而是维稳。现代社会的思想自由，其实依赖于社会的法治、学术制度、舆论空间的种种规则和调控。这些正是在前人付出重大牺牲后慢慢发展出来的。而它们其实也很脆弱，不要觉得我们永远不会回到政府和社会禁书，禁言，关押异见分子的黑暗时代。
萨和皮科这两人代表着人们宗教情感和实践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萨所代表的是奋兴主义的一面，他呼吁人们回到基督信仰的最纯净的核心，去除一切阻碍敬虔的情欲，享乐，虚荣，他的信仰像烈火一样燃烧，带着审判的力量，也带着净化的渴望。皮科所代表的是理性主义的一面，他相信人藉着理性与思辨，可以理解神所设立的秩序与智慧。他的信仰像清水一样流动，宁静、透明，却也有深不可测的力量。从这两人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两个传统的一些特征：奋兴主义代表着信仰的激情和纯粹，它呼唤人回到最单纯的信仰状态——像孩子一样信靠，像殉道者一样忠诚。它追求的是一种毫不分心的专注，一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的决心。因为单纯，所以能够全然投入；因为要完全，所以不容妥协。奋兴的火点燃悔改的心，唤醒麻木的灵魂，让人重新感受到信仰的真实与力量。但同样的火，也可能灼伤人——当热情缺乏理性约束时，信仰就容易滑向狂热与专制。而理性主义代表着信仰的宽度和深度，它不满足于盲目的热情，而渴望理解神在创造中的智慧、在历史中的作为。理性主义者相信，真理不怕探问，信仰可以经得起思考。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在理解中生出的敬畏——不是情感的高涨，而是理智的谦卑。因为有宽度，所以注重宽容：他们看到真理的多面性，也看到人的有限；因为要理解，所以更加清醒与温和。理性让信仰能够与文化、科学、哲学对话，让基督教不被世界的变化所吞噬，而能与时代同行。但如果理性走得太远，信仰也可能失去热度，变得冷漠、抽象、无力感动人心。正如火需要水来节制，水也需要火来加热——激情与理性并非敌对，而是信仰得以成长的两种力量。火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思想，水提醒我们信仰不能盲目。当这两股力量能够彼此调和，教会就能既充满热情，又有深度；既能燃烧，又能持久——那才是成熟而稳健的信仰。
萨佛纳罗拉代表的奋兴主义在后代的一个代表是发源于英国，并深刻影响了英美两国历史的清教徒运动。志雄以前讲过，宗教改革时期，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离婚娶新娘生儿子，与罗马教廷决裂，加入了新教阵营。是为英国国教。英国国教会保留了不少天主教传统。尤其是主教制度和宗教礼仪方面。清教徒（Puritans）认为改革不够完全，想要使教会更纯洁（purified），强调个人要悔改、圣洁、重生。社会要因信仰而更新。清教徒追求简朴生活，推崇 勤勉和节制，反对奢侈、赌博、舞蹈、戏剧等娱乐。后世人们对清教徒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他们kill-joy, 扫兴。有个流传很广的话，清教徒是一群唯恐天下有人快乐的人。但事实上，清教徒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反对娱乐，做道德警察的热情远比不上后来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清教徒只是反对虚浮、放纵、与神无关的快乐。真正的喜乐来自于心灵的平安、与神和好的关系、家庭的和睦、诚实的劳动与群体的团契。但清教徒确实对属灵状况与罪的自觉极为敏感。他们不断地省察自己的动机、思想、情感，担心在无意中得罪神。现代人可能觉得这太过了，整天想着自己的罪，这日子还怎么过？清教徒也不觉得这样特别爽，但他们相信比总是思想自己的罪更糟糕的是犯罪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感受不到。我们了解清教徒的钥匙是他们的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论：他们相信得救与否全在神的预定和拣选。人的行为、功德、意志都不能改变神的决定。这在实际生活中给信徒带来深刻的焦虑。人们渴望得救，但无法做任何事来增加得救的机率，于是他们转而寻找“被拣选的证据”。我是不是有重生的经历，我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内住，他们相信善行，服事都是拣选的标志。这使他们在工作、家庭、社会中极度认真、勤勉、克制——形成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工作伦理（Puritan Work Ethic）”的精神。
清教徒的改革诉求得不到王室和国教教会的支持，并被限制出任教职，公职，因此一部分人决定前往美洲，不是逃避暴力迫害，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能自由实行信仰理想的“新耶路撒冷“。所以Pilgrim不是躲避迫害的逃亡者，而是追求宗教理想的开拓者。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30年代，更大批“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名言：“我们要成为山上的城，让世人都看见。” 他们实行公理制（Congregational polity）每个地方教会完全独立自治，不受主教或宗派机构约束。强调信徒共同的“契约”（covenant），以圣经为唯一权威。公理会不仅是宗教组织，更是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核心。教会与市政紧密结合：只有教会成员才能参与政治投票。只有有重生经历的人才能加入教会。教会推动教育：1636年创办哈佛学院，培养属灵与学术领袖。属灵热情高涨。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并不宽容。清教徒承认信仰不能强迫，不能用武力来让人相信，但他们对不信的人和信的不对的人毫不留情。但第二代移民子孙不像第一代那样火热。1662允许未经历“重生”的第二代受洗，部分加入教会。意图保留社会统一，但也导致属灵标准下降。随着商业发展与殖民地扩展，社会逐渐远离初代清教徒的属灵严格。到18世纪初属灵热情下降，信仰变得形式化。1730-40乔纳森·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等带领有了北美第一次大觉醒，特点是布道热烈感人，常引发群众哭泣、悔改、情感爆发。强调“心灵的宗教”，重视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而非形式礼仪。反对信仰的理性化，主张真实的属灵经历。这一次复兴的时间不长，到独立战争前夜，北美周日去教堂礼拜的比例又非常低了。19世纪初，有了第二次大觉醒，这一次带来更群众化，更广泛的复兴运动，不是依赖于少数几个著名布道家。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如福音营，培灵会，祷告会，音乐敬拜，公开悔改，比第一次大觉醒更民主、开放、实用：人人都能悔改、传道。从加尔文主义“预定论”转向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行动。推动了宣教、慈善、社会改革（如废奴、禁酒，女权）。
而在英国，清教徒运动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剧情。查理一世时期，国王加强了对清教徒的打压，清教徒与王权冲突升级，成为导致英国内战的重要原因。在内战期间，议会军中，清教徒的宗教热情成为士气核心，议会军的统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本人就是清教徒。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英格兰成为共和国。清教徒掌握主导，在社会上推行清教道德规范：禁止戏剧、严格守主日、节制娱乐。这是清教徒政治影响力的顶点，但也因过度严格而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要求所有牧师遵守国教礼仪，约2000名清教牧师拒绝而被逐出。清教徒在英国开始边缘化。英国的共和国时期是新教全面掌握国家政权的一个实例。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仍常听到要让美国恢复基督教为本的国家的呼声。英国共和国时期的清教徒把属灵复兴的理想推向政治实践，以圣经为准则重塑整个国家的努力是个很有意义的前车之鉴。他们改革了教会制度，废除了主教制，教会开始由长老和公会自治；取消了公祷书，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祷告与讲道，以圣经为唯一权威。目标是消除仪式化宗教，恢复“纯正”信仰。但取消了自上而下的权威后，各种新派想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取消了错误的权威并不保证信仰的纯正。在社会层面，清教徒政府试图建立“圣经化社会”。关闭剧院、禁止舞蹈、赌博、斗熊、圣诞节庆祝，周日禁止商业与娱乐活动，成立“道德委员会”监督风俗、惩治通奸与酗酒，鼓励圣经教育与识字；严格审查出版物。这些政策走在了多数民众的前面，民众普遍感到厌倦：生活太“灰暗”、太压抑，缺乏欢乐。人民感到被压迫，复兴变成了枷锁。所以克伦威尔一死，查理二世复辟，立即恢复英国国教制度。清教徒政策被全面推翻。这段历史给我们不少教训：属灵奋兴常常是个人的，小群体的。一旦进入国家机器，就必须转化为律法与行政命令，一方面属灵热情往往因此枯竭。另一方面民众没有准备好，信仰变成了压抑而不是喜乐和自由。属灵火热无法长期以政治制度维系——这正是复兴主义的结构性限制。一个信徒理想中的基督教共和国是否有可能建成，其实是有很大疑问的。但是清教徒运动在英美文明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大力推动教育，他们的读经传统形成了英国与新英格兰高识字率与学术氛围。工作被视为荣耀神的呼召，不是谋生的手段。勤勉、节制、责任、守信成为美德。后来被马克斯·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根源。清教徒相信人与神、人与人之间都立约，社会是一个信仰共同体，而非权力统治关系。这种契约观成为社会信任与自治的基础。推动形成了西方社会中“公民德性”与“良心监督”的传统。塑造了英美的公共伦理。推动了反专制与有限政府思想。比如《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体现“政府来自人民同意”的理念。
皮科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在后世的一个代表是启蒙运动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就像提到宗教改革运动，人们往往以为这只是新教徒发起的改革运动。但实际上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也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同样的，一提到启蒙运动，人们往往以为这只是无神论者发起的反抗宗教束缚的思想运动。但实际上基督教思想家也积极地参与启蒙运动，并深刻地影响了教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宗教改革后的100多年里，欧洲发生了多次宗教冲突和战争，法国天主教暴民屠杀新教会众，英国清教徒砍了倾向天主教的国王的头，新教荷兰与天主教西班牙打了80年独立战争。德国天主教和新教的争斗最后发展成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欧人口减少30%。在这种背景下，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开始倡导宗教宽容。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洛克。他在1689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宗教宽容” 主张宗教争端不应该在战场上用火枪和刺刀解决，也不应该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解决。信仰不能被强迫；信心是心灵与神之间的事。国家权力只管外在秩序，不能干涉良心。洛克指出：宗教上的一些分歧有时是无法消除的。不可能证明某个信仰是错误的。可能证明某些想法是错误的。这是个事实，但教会和信徒如何应对这个事实，人们有了不同看法。洛克认为既然人们无法消除教义这些大问题上的分歧，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在教义争执上面，而应该注重内在道德与良心的自由。洛克认为基督教的真义不在于使徒信经上这一条条的教义而在新约中阐述的道德准则，耶稣所传讲的爱，舍己，和宽恕。这是基督教理性主义传统进入启蒙时代后的一次关键转向。从奥古斯丁的以信心求理解转为用理性评估信仰。洛克的思想奠定了后来自由派神学轻教义，重道德，轻神迹，重经验，轻神学争论，重社会实践的基调。把信仰的重心从启示与救赎转向理性与道德。但是这个转变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基督教的核心不是道德而是救赎，基督教伦理是建立在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基础上的。洛克与后来的康德都希望把这些神学教义拿开，用理性来建立道德律，却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理性无法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没有超越性的源头（神），道德命令只不过是社会共识或情感选择。洛克和康德为道德设立了一些理性的公理，然后从这些公理推导出道德律，就像数学一样。他们设立的这些公理看起来和几何学的公理一样不证自明，其实是因为欧洲一千年来都浸润在基督教伦理当中。比如，康德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最基本公理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有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中国人，非洲人就不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公理。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种观念。康德的这个公理实际来自于圣经说的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离开了圣经的土壤，道德便失去终极权威，只剩下社会规范或个人偏好。理性主义者以为自己能在信仰之外保存道德，但他们保存的，只是基督教文明的“余温”。当那余温散尽，现代社会就进入了真正的“价值真空”。
今天我们从萨佛纳罗拉与皮科谈起，看见教会在历史上有两种同样重要的追求——奋兴与理性。
奋兴主义提醒我们，信仰若失去火热，就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理性主义提醒我们，热情若没有真理，就可能偏离方向。
他们虽然看起来很不同，却都在寻求同一位神——那位既启迪思想、又点燃心灵的神。
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不是选择做“火”的人或“水”的人，而是让火与水在我们心中并存：让信仰有热度，也有深度；既能感动人心，也能经得起思考。既不失去那份属灵的热情，也不放弃那份理性的光芒。
cgcm-xingyang October 1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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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為誰而戰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十字军：为谁而战。多数人认为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块污渍。还有一些激进的无神论者进一步认为宗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是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十字军，人们还会想到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二十世纪的爱尔兰宗教冲突等等。这让我们有必要在讨论十字军之前，把镜头拉的再远一点，仔细看一下基督教与暴力和战争之间的关系演变。
1. 耶稣的教导有非常强的和平主义的倾向。新约圣经最大的特点，就是召唤门徒走一条与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世界相信刀剑能解决问题，但耶稣基督却指向一条和平之路。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9）祂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44）对这段话有很多层面上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每个人都可以看出，都会同意，耶稣不鼓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要求我们放下报复，选择宽恕，以善胜恶。彼得曾经拔刀要为耶稣抵挡抓捕祂的兵丁，结果耶稣立刻制止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耶稣拯救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十字架这件事就是世人选择了暴力而耶稣选择了和平。保罗也提醒教会：“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以弗所书6:12）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而是影响人心的邪恶力量，那些谎言，仇恨，诱惑。信仰的真正战场不是在两国边界，而是在每个人的心灵当中。所以基督徒的武器也不是刀枪，而是“公义做铠甲”，“信心做盾牌”，“神的真理做宝剑”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说的。罗马书12章更是直接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19, 21） 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个极其清晰的图像：神的国度不是靠刀剑扩张，而是靠福音、靠爱、靠见证。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太5:9）。
早期的基督徒对主耶稣的教导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下，他们没有举刀反抗，而是以殉道作为荣耀的见证。著名教父特土良这样写道，基督徒不应当参军，也不应当用暴力解决冲突，因为他们追随的是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己的主。 从公元100年至400年间，基督教思想家反对死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反对参军。大约在公元200年出现的一部详细的教会手册《希波吕陀的宗徒传统》（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列出了那些不得接受正式信仰教导的职业，包括角斗士、必须执行死刑的军官，负责判处死刑的执政官，手册似乎允许普通士兵接受教导（至少没有被明确排除），但如果一个已经受过完整教导并受洗的基督徒“想要成为士兵，就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他已经轻视了上帝。” 介绍一下这个正式信仰教导。它有一个专门的希腊词语，后来成为英文 catechumenate, 也就是中文里慕道这个词的来源。早期教会，慕道要2-3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君士坦丁之后慕道还要3年吗？缩短到几个月，后来到中世纪变成婴儿受洗，先受洗再受教育。这是一个教会运作受现实影响而发生改变的例子。它的利与弊甚至对与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尼西亚大公会议（由君士坦丁本人在场主持）所制定的第十二条规章指出，那些重返军队的基督徒就像“一只回到自己呕吐物里的狗”。如果这样的士兵再次改变心意、重新回到教会，他必须再接受三年的信仰课程。 可见，在基督教的奠基文献和最初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未有任何准备让教会与国家暴力结合在一起。
- • 但是随着380年基督教成为国教，5世纪初，基督徒成为帝国的多数（60-70%）。帝国成了基督徒自己的国家。基督徒不许参军已在现实中不可能。安波罗修，奥古斯丁是最早系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他提出了“正义战争”的三条原则：
合法权威（Authority）
战争必须由合法的统治者发动，而不是私人复仇。
个人不可擅自以暴制暴。
正当理由
必须是为了抵御侵略、保护无辜、恢复秩序。
贪欲、扩张、报复，都不是正当理由。
正当执行
善待战俘，不羞辱对方，不过度杀伤
- • 奥古斯丁强调：战争本身不是美善，而是罪恶世界中的“必要之恶”。没有荣耀，是我们不能以善胜恶的失败。 奥古斯丁是个现实主义者。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也可以说是信仰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个现实是耶稣期待的吗？ 窄门小路，信徒是小群（路12:32）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从新约文献来看，耶稣和使徒并没有期待基督徒成为帝国人口多数，更没有讨论“当兵打仗”这类公民责任问题。 他们普遍假设教会处在边缘，被逼迫；信徒的“战争”是属灵的（弗6:12），而不是军事性的；信仰的见证通过忍受苦难，而非行使暴力
基督教在欧洲的下一次大发展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在一些蛮族统治之下。宣教士被差派前往爱尔兰，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捷克，保加利亚，俄罗斯，冰岛，挪威，瑞典先后完成基督化进程。福音的传播仍然完全靠的是宣教士的服务，见证，劝说，查理曼大帝在征服萨克森地区后，强令所有人改信基督教，拆毁所有异教神龛。神父阿尔琴劝说他福音应该被传讲，洗礼和领圣餐之前需要先理解。信仰要吸引人，而不是强迫人。查理曼听从了他的劝告，取消了强迫改教。阿尔琴的方法更慢但更有效，萨克森地区到9世纪后期才完成基督教化，但却成为中世纪信仰的堡垒
- • 从奥古斯丁到十字军的6，7百年间，正义战争的神学理论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实践中宗教与战争的联系更多了。查理曼大帝的扩张战争被描绘为为信仰而战，得到教皇背书。捍卫教会也成了战争的正当动机之一。教会在一个slippery slope上慢慢下滑，然后就到了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的起点是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在会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描述了东方基督徒的苦难，圣地落入异教徒之手，基督徒朝圣者被劫掠，杀害，用煽动性语言激发信徒们的愤慨和同情。鼓励骑士和普通信徒放下彼此之间的争斗，把武力用于对抗“异教徒”，解放圣地耶路撒冷。他还为这场运动创造了一个口号Deus vult! ——神心所愿。乌尔班宣布：凡真心参与远征的信徒，都可以获得罪的赦免（和赎罪卷类似）。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战争与属灵功德直接挂钩。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天堂保证”。演说结束后，会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Deus vult!（神心所愿）”。众人跪下当场许愿，要为神出征，许多人在衣服上缝上红色十字，这成为后来“crusade（十字军）”这个称号的来缘。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演讲之一，它对欧洲和中东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过分。今天无论教会内外，对十字军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把乌尔班二世想象成一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但平心而论，乌尔班二世身上也有富有理想和雄才大略的一面。乌尔班的伯乐，前任教皇格里高利7世也是一位历史上很有名的教皇。他和乌尔班一脉相传都是志在改革教会。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曾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开除出教会。逼得皇帝不得不来到教皇的城堡外负荆请罪。亨利四世在雪地中赤脚站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教皇赦免。小时候读到这个故事觉得教皇的权力也太大了，做事也太嚣张了。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的多。格里高利教皇看到了教会的一些弊端，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纳妾。推动改革，收回任免主教的权力和执行纪律的权力。和皇帝发生冲突。并不是教皇真的有任免皇帝的权力，亨利屈服是因为他手下的诸侯对他不服，利用这个机会想另立新君。亨利的雪地忏悔也是和教皇反复谈判，达成一致后的表演。几年后，亨利四世平定了诸侯的叛乱，立刻发兵罗马，教皇不得不仓皇出逃，最后在流亡中死去。亨利甚至自行立了一个新教皇克莱孟三世。乌尔班二世则得到了教会中的改革派支持于1088年被选为教皇。乌尔班终其一生都在致力革除教会中的腐败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为了实现公义的目标，努力获取权力，而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在信仰的很多方面compromise了。这是教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争论，目的能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所以那时候有两个教皇。乌尔班召开克莱蒙会议时，他还不是西欧教会无争议的领袖。因此，乌尔班二世非常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行动来巩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正统地位。另一个重要的背景：40多年前的1054年，西方与东方的教会刚刚发生了分裂。成为了今天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两大分支。其实双方在所争论的教义和礼仪上的分歧并不很大。这次离婚的核心冲突是人的骄傲和权力的争斗。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为这是离婚，而只是一次吵架，双方还有复合的可能。克莱蒙会议之前，拜占庭帝国遭遇突厥人的攻击，向西欧各国求援。乌尔班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帮助东方的基督徒而弥合教会之间的裂痕，重建普世教会。当然他绝对想不到，他所发起的十字军运动成了东西方教会以后再也没能复合的一大原因。
当我们讨论十字军运动的动机时，我们看到各个群体都有多方面的复杂动机。乌尔班二世想要整合西欧的基督徒力量，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赢得与对立的教皇之间的权力斗争，以推进教会的改革。第二他想要解救东方的基督徒，统一普世教会，第三想调动骑士阶层，减少西欧内部冲突，转移矛盾。这些动机是正当的，但他用的方法全都是这个罪恶世界常用的方法。基督要求他的门徒走一条和世界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早把这些抛到脑后。这不奇怪。坚持效法基督，他几乎不可能走到现在的位置。权力斗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把不够心狠手辣的人选择掉的过程。这其实是对所有想做大事的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可以去尝试去努力，但你能不能保守你的初心。到一定的时刻，基督徒要面对一个选择，也许失败是更好的结果。这时候你能不能守住信仰的底线而接受失败。对于贵族来说，他们有借参与圣战获得罪的赦免的强烈动机。但是他们也想到圣地去获取新封地、新财富，尤其是家中的次子，他们在欧洲长子继承体制下，无地可分。对于骑士来说，把自己一身武艺用在捍卫信仰，解救弟兄的事业上，当然比为领主抢夺地盘有意义的多，但他们也有渴望冒险，建功立业，赢得财富的诱惑。而对于普通民众，圣地，朝圣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手工业者，关了自己的店铺，托妻负子，去当兵，你很难用属世的物质原因来解释。但也有很多贫民为生活所迫，来参与冒险。十字军就是这样一个大杂烩，有着宗教与政治、属灵与属世的多重动机交织。有理想主义的层面，也有赤裸裸的黑暗现实考量。但是把这样一股力量释放出来，却没有统一有力的领导和制约，理想会逐渐模糊，而黑暗会不断放大。
十字军一出发，还没有离开西欧，就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掠夺和杀戮。相当多的十字军认为，家乡附近尚有犹太教异教徒，却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消灭另外一帮异教徒，实在是莫名其妙。数千犹太人遇害。很多人被逼改宗，或财产被掠夺。暴力迫害犹太人并不是教会官方的政策，以科隆大主教为首的许多基督教主教都尽其所能地保护犹太人，但是无力阻止暴民。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军事上是最成功的。十字军先后攻下了尼西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圣地建立了四个十字军国家。但在攻克耶路撒冷后，十字军进行了无差别的大规模屠杀。穆斯林躲进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但仍然没有逃过接下来的屠杀。犹太人躲在会堂里向神祷告，被十字军纵火烧死。连东方基督徒也有被杀戮的。这场屠杀成为三大宗教共同的集体记忆。这之后，在穆斯林眼中，十字军乃至西方就不再只是入侵的外敌了，而是异教的野蛮人。
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在耶路撒冷城破后半个月去世。那时收复耶路撒冷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意大利。如果他听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终于实现，以及这神迹般的成就伴随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不知他会在病榻上作何感想。
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穆斯林世界的分裂。当时阿拉伯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只是一个空壳，北方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由塞尔柱突厥控制，南方埃及由法蒂码王朝控制，双方互相攻击，被十字军各个击破。几十年后，穆斯林开始反击，收复了一些被十字军占领的城邦，并开始威胁耶路撒冷。消息传到欧洲，教皇于是发起了第二次东征，并请圣伯尔纳多负责宣传工作。伯尔纳多是中世纪非常有名的修道院改革运动领袖，也是极其出色的灵修文学作家。他是熙笃修会的修士。熙笃会戒律森严，平时禁止交谈，俗称哑巴会。但伯尔纳多是个口才文笔俱佳之人。他极富感染力，曾引领自己做公爵的父亲和两位兄弟舍弃家财一同修道。以至于当时有这样的童谣“做母亲的快把儿子藏起来、做妻子的快把丈夫藏起来，别等到伯尔纳多来了，就感化他们去修道院“ 伯尔纳多接受教皇命令后，在法国和德国多次布道，成功点燃了公众热情，使王侯、骑士、平民纷纷响应。把法国国王和德国皇帝都说服了去参加十字军。然而大军还未出发，就又出现了迫害犹太人的事情。修士 拉道夫（Radulf） 等激进传教士煽动民众攻击犹太人，认为“先清除身边的异教徒，再去圣地”。伯尔纳多对这种行径大为震惊，亲自前往德国干预，在科隆、美因茨等地讲道，平息暴民情绪。甚至强制要求拉道夫返回修道院，终止其活动。避免了重演第一次十字军的犹太人大屠杀。 第二次十字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军纪更差。经常抢劫沿路的居民。以至于拜占庭帝国的百姓都很憎恨他们。为十字军带路的当地向导故意把他们带错路，使很多将士饿死渴死。甚至有向导把他们带进突厥人的埋伏圈，使十字军伤亡惨重。最后几十万大军围攻大马士革数月，徒劳无功。狼狈撤军。
这之后，穆斯林在埃及苏丹萨拉丁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1187年在哈丁战役中击败十字军，随即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哈丁战役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关于真十字架。
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Helena）据说在耶路撒冷的圣墓附近找到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当时有三根木架（因与耶稣同钉的两个强盗），传统说法是通过一个奇迹来辨认出哪一根是“真十字架”。之后，这根木架被切分，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部分送往君士坦丁堡、罗马等地。随着世纪推移，碎片被进一步分割、分赠给教会、修道院和王侯贵族。到中世纪，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所谓“真十字架”的碎片。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教堂里供奉着最大的部分，被视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守护圣物。哈丁战役（1187年）耶路撒冷国王居伊（Guy de Lusignan）亲自带着“真十字架”出征，认为圣物会带来神圣庇护。结果：十字军在哈丁被彻底包围、切断水源，最终全军溃败。国王被俘，“真十字架”也落入萨拉丁之手，再也没有被基督徒夺回。 十字军的“真十字架”遗物被萨拉丁缴获。中世纪编年史提到，他把它送往大马士革，作为胜利的象征。对比约柜曾显神迹，十字架没显示任何神奇。之后下落不明，有人推测可能在后来蒙古入侵、马木留克动荡中遗失或毁坏，也可能被悄悄隐藏。当萨拉丁重占耶路撒冷时，他没有屠城，报复而是与守军谈判，最后允许十字军在交付赎金后自由离开。甚至没有把交不起赎金的人卖为奴隶。这和88年前十字军的残暴行为相比，形成了强烈的道德反差。当地很多东方基督徒选择留下，他们信任萨拉丁胜过信任欧洲的基督徒弟兄。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与伊斯兰更接近，而是欧洲基督徒对他们的歧视压迫比萨拉丁更甚。这时候的基督徒真的是没有什么见证了。
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真十字军落入异教手中更是奇耻大辱。教皇再一次号召东征。这回英国法国德国的君主都响应号召，亲率大军前往圣地。但是此时拜占庭与西欧基督徒的关系已然恶化。拜占庭皇帝甚至暗中与萨拉丁结盟，意欲阻拦十字军东进。密谋败露后，双方的不信任和敌意加深，使“基督教世界合力对抗穆斯林”的理想叙事完全破碎。德国皇帝过河时马失前蹄，淹死了。法国国王腓力健康不佳，又与英国国王理查明争暗斗，不久也回国了。理查外号狮心却是中世纪的名将，他率军取得了对萨拉丁的一系列胜利，但最终因为兵力，补给不足，没能收复耶路撒冷。理查最后与萨拉丁达成协议，耶路撒冷将维持在穆斯林的控制下，但也允许非武装的基督教朝圣者和商旅来访。
在第三次十字军期间，理查一世一度染上热病，身体虚弱。萨拉丁得知后，派人送去自己营地的水果和雪中保存的冰凉饮料，还派出医生来协助治疗。这件事被十字军编年史家记载下来，成为“敌人之间互相尊敬”的象征。对比中世纪的残酷战争，这个故事凸显了两位领袖之间的骑士风度。另一则流传甚广的小故事讲两人比较武艺：萨拉丁展示他的弯刀，可以轻轻一挥就把丝绸切成两半。理查则展示他的重剑，一击就能把铁盔劈开。两人都赞叹对方武器与武艺之精妙，象征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骑士精神：萨拉丁代表轻巧、精准；理查代表力量、刚猛。
10年以后，教皇又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这次十字军比较缺钱。他们找上了威尼斯人，计划借威尼斯舰队运送大军。十字军没钱支付船费，威尼斯人要求他们帮忙进攻扎拉（今克罗地亚扎达尔），一个基督徒城市。可这不是一般的雇佣军，这是胸前画着十字架，喊着神心所愿的基督的军队。十字军来到扎拉。当地人挂起画有十字架的旗帜，提醒他们我们是弟兄。但十字军一点没含糊，洗劫了扎拉城。教皇闻讯大怒。写信把全体十字军将士开除出教。十字军领袖没有把信件告诉士兵。而教皇气消了之后，撤销了绝罚令。随后十字军参与了拜占庭帝国的王位争夺战，扶持了阿莱克修斯四世登上帝位，从而换取他曾经许诺过的丰厚报酬。但阿莱克修斯四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拜占庭军民也极鄙视这个靠西方人上位的年轻人。他不久就在政变中被废除，而继任者拒绝向十字军付一分钱，请他们快走不送。十字军勃然大怒，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4天后攻破城防，随即对这座西方文明最大的城市进行了洗劫。十字军烧毁了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许多古典作品被盗被毁。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掠夺。君士坦丁堡赛马场里的著名青铜马雕像被带回了威尼斯，装饰圣马克大教堂。至今仍在。我很难理解教会如何会允许这个暴力犯罪的见证继续装饰教堂。十字军没有继续去耶路撒冷，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当然讲希腊语的当地人民非常痛恨这个外来政权。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大概是基督教2000年历史的最低点。十字军目标彻底偏离。东正教对西方天主教的仇恨加深，东西教会的裂痕更加不可弥合。拜占庭帝国虽然在1261年恢复，但元气大伤，从此再难恢复昔日辉煌。教皇英诺森三世最初非常震怒，谴责十字军攻击同为基督徒的城市，并对参与者下达过绝罚。后来：当看到大量战利品与圣物送回罗马，并且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他又转而接受，并视之为罗马教皇权威扩展到东方的机会。
- 理想与权力的混合极其危险
• 十字军原本以“解放圣地”的属灵理想出发，但很快被权力、财富、民族利益吞没。
• 一旦“为神的荣耀”与“为我的利益”混合在一起，理想往往只是外衣，真正驱动的是权力和欲望。
• 教训：当我们试图用权力建造“理想社会”时，要不断问自己：for his glory or mine? - 属灵手段不能被世俗逻辑取代
• 十字军试图用武力解决属灵问题：他们把救赎和天堂与刀剑挂钩。
• 结果是，他们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血腥，反而让人远离基督。
• 教训：福音的扩展必须靠十字架的道，而不是靠刀剑和政治力量。 - 短期的胜利可能是长期的羞辱
• 1099年，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自以为是“神迹”；
• 但在伊斯兰和犹太人的记忆中，那是“屠杀”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仍是基督徒的羞辱。
• 教训：政治或军事的短期胜利，如果违背福音精神，最终会成为历史上的污点与负担。 - 合一比扩张更重要
• 十字军没有让教会更合一，反而使东西教会的裂痕不可弥合。
• 基督徒彼此攻伐，成了世人讥笑的把柄。
• 教训：如果政治追求导致肢体分裂，它就绝不是神所喜悦的复兴。 - 真正的“理想社会”不是靠权力重建的
• 十字军试图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国”，结果只是短命的十字军国家。
• 耶稣却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 教训：教会的使命不是用政治实现“地上的天国”，而是见证将来要来的天国。
持，包括亚西西的主教，一个相当贪图世俗的人，前后三位教皇，甚至穆斯林的苏丹。1219年，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方济各来到埃及，他说他要劝说苏丹信主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或者成为烈士。当时苏丹正与十字军对峙，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之后，方济各来到苏丹军营。在里面住了几天，向苏丹和他的宫廷传福音，据说苏丹也带了几位穆斯林大师要他皈依伊斯兰。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的很少，几十年后有传闻说方濟各挑战从烈火中走过，苏丹偷偷地信主了，我觉得相当的不可信。但有事实证据的是，方济各会获得了在圣地（耶路撒冷，伯利恒）驻扎，甚至传教的权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唯一可以这样做的天主教修会。他是如何赢得这么多人心的？这个答案应该很简单，在使徒以后的所有基督徒中，他是最接近做到了live as one preach，像自己讲的道一样生活的一个。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Authentic。效法耶稣一样的生活，传道，爱人。当人们遇到这样的人时，就算我们不相信他所相信的，不同意他对事物的看法，甚至不贊成他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还是会被他深深吸引，會不由自主的敬重他。他生命的光芒让人无法无视，让人心向往之。
但不简单的是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能做到的人真的很少很少。成为一个authentic基督徒大概没有一个固定的配方，但我们可以从方济各的生命中学习到一些端倪。他不是一下子就成为圣人的。悔改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有反复，会失足，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里说的，是个挣扎。方济各对挣扎一点不陌生。少年时他拥有一切却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快乐，他发现开party不如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更让他快乐，朋友说他奇怪，他没有听从朋友的，他跟随了内心的呼召，神的引导。他直到多年后才明白神向他要求的不是修复教堂的建筑，而是修复教会，但他没有坐下来反复思考，到处寻访大师来解释神给他的启示，他听到神的命令，他理解这是神要他修建筑物，他就到处去找石头和泥。慢慢的神的心意才渐渐显明。如果他在神旨意还不很清晰的时候没有顺服，神的旨意也许永远不会清晰。他是一个富家子弟，成为贫穷，安于贫穷，为穷人服务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做到的。有一天，方济各与一位患有痳疯病的人相遇，他本能地想就此避开，但在那一刻他感到了主恩的催促，他下马给了他一些钱拥抱并亲吻了该病患。然后他和一些弟兄搬去了麻风病人的社区，为他们服务。这样的经历比任何书本和讲道更可以改变人，他说当他把麻风病人拥在怀中时，他才注意到臭味以外的东西，这是我的弟兄。他说这以后事情就容易了。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强迫自己接受原来抗拒的事物，扭转了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他不愿意point finger去指责别人，不愿意做领袖。他成立了方济各会，但这个修会的正式名字是小弟兄会，最小的弟兄，修会一走上正轨，他就离开了领导位置，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亏欠，那些需要自己花时间去对付的罪，他也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几件事上做得好就应该居更高的位置，负更多的责任。
无论是修道主义，还是圣方济各，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这些故事揭示了一个基督教让我很欣赏，很信服的特征，就是它也会不断的出问题，犯错误，走偏路，但每一次都会有人出来，对抗错误的趋势，扭转教会的方向，回到这个信仰的本源。它不是一個組織，而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当帝国的庇护让教会逐渐安逸、形式化时，有人选择走入旷野，以祷告、禁欲和简朴的生活来守护最初的门徒精神。
当修道院的生活越来越舒适甚至奢华，方济各重新拾起了修道主义的传统（清贫、祷告、服侍），但他又突破了传统。强调修士要与世俗世界互动而非隔绝，要在世界中修道。 基督徒不光是要出世寻求圣洁，更要入世见证圣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