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fersen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临床试验中的严重神经系统不良事件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mus.28372
Alexandra Lovett、Sowmya Chary、Suma Babu、Gaëlle Bruneteau、Jonathan D. Glass、Merete Karlsborg、Shafeeq Ladha…… 查看所有作者
2025年2月27日
资金:本研究由 Biogen 资助,作者包括 Biogen 员工。Biogen 为本文的医学写作提供了资金支持;Yien Liu 博士(Excel Scientific Solutions,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提供了医学写作支持,Cara Farrell(Excel Scientific Solutions,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根据期刊要求对稿件进行了文字编辑和风格调整。
Alexandra Lovett、Toby A. Ferguson、Thos Cochrane 和 Laura Fanning 在研究进行时。
摘要
引言/目的
Tofersen 已获批用于治疗因超氧化物歧化酶 1 突变 (SOD1-ALS) 引起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本文报告了 Tofersen 临床试验中 SOD1-ALS 患者发生的严重神经系统不良事件 (AE)。
方法
本文描述了 Tofersen 临床试验中报告的脊髓炎、神经根炎、无菌性脑膜炎和视乳头水肿等严重神经系统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的定义符合国际协调会议 (ICHC) 指南,临床试验中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由研究者根据症状、临床检查结果和诊断检查进行诊断。
结果
10 名受试者(约占接受 100 mg 托芬森治疗的试验受试者的 7%)共出现 12 起严重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包括 4 起脊髓炎、2 起神经根炎、2 起无菌性脑膜炎以及 4 起颅内高压 (ICH) 和/或视乳头水肿。除一例事件外,其余所有事件均自行缓解、通过中断/调整给药或联合治疗缓解。一例事件持续存在,但截至 2022 年 12 月有所好转。虽然有 3 例事件导致托芬森治疗终止,但其他所有受试者均能继续接受治疗。无危及生命或致命事件。
讨论
一些反义寡核苷酸 (ASO) 已被描述具有促炎特性。已有报道显示,使用努西那生 (nusinersen) 可导致无菌性脑膜炎;然而,ASO 治疗尚未报道脊髓炎、神经根炎、颅内压增高和视乳头水肿。在评估托弗森治疗SOD1-ALS的总体获益/风险时,应考虑这些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开放标签扩展和扩大使用计划的安全性数据将继续描述这些事件,并进一步阐明托弗森在SOD1-ALS治疗中的安全性。
1 引言
超氧化物歧化酶1 (SOD1) 基因突变会导致约2%的ALS患者患上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SOD1突变通过突变SOD1蛋白的毒性功能获得导致运动神经元死亡[1-4]。
托弗森是一种鞘内注射的反义寡核苷酸 (ASO),旨在特异性介导RNase H依赖的SOD1信使RNA降解,从而减少SOD1蛋白的合成[5-7]。 Tofersen 已在一项由三部分组成的 1/2/3 期研究(单次递增剂量 [SAD]、多次递增剂量 [MAD] 和 3 期研究 [VALOR])及其开放标签扩展研究 (OLE) 中进行了评估,目前正在进行的 3 期 ATLAS 研究中对其进行评估。
在已完成的 MAD 研究中、已完成的 3 期 VALOR 研究中和 OLE 研究中,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147 名参与者至少接受了 1 剂 100 mg 的 tofersen,总暴露时间为 312.56 参与者年;100 mg 剂量组出现的大多数不良事件 (AE) 为轻度至中度,与 ALS 疾病进展、腰椎穿刺 (LP) 相关,或为普通人群中常见的事件 [8, 9]。一些受试者曾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包括脊髓炎、神经根炎、无菌性脑膜炎以及颅内高压 (ICH) 和/或视乳头水肿。我们在此报告 MAD、VALOR 和 OLE 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严重神经系统不良事件,这些不良事件均发生在接受 100 毫克 tofersen 治疗的受试者中。
2 方法
这些试验的方案和统计分析计划此前已发表 [8, 9]。SAD 研究是一项随机(3:1)、双盲、安慰剂对照的托弗森研究,纳入 20 名 ALS 患者,评估了 10、20、40 和 60 mg 的托弗森剂量。MAD 研究是一项随机(3:1)、双盲、安慰剂对照的托弗森研究,纳入 50 名 SOD1-ALS 患者,评估了每两周一次的负荷剂量,随后每月两次的维持剂量,分别为 20、40、60 和 100 mg 的托弗森 [8]。SAD 和 MAD 研究评估了托弗森的安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 (PK)。 VALOR 是一项 3 期随机(2:1)、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纳入了 108 名 SOD1-ALS 患者,旨在评估托弗森的疗效、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 [9]。VALOR 患者随机分配,在第一个月内每两周注射一次托弗森,每次 3 次,随后每月服用 100 毫克托弗森或安慰剂维持剂量,共 5 个月 [9]。OLE 纳入了符合条件的 SOD1-ALS 患者(139 名入组),他们已完成 SAD、MAD 或 VALOR 研究。OLE 中的一些患者最初接受了较低剂量的托弗森(20、40 或 60 毫克),以从 SAD 或 MAD 队列过渡;在评估了 MAD 的安全性数据后,OLE 剂量水平增加到 100 毫克。
本研究报告了自首次给药至截至2022年7月15日中期数据截取日的最后一次研究访视期间发生的不良事件 (AE),以及自签署知情同意书至截至同一数据截取日的最后一次研究访视期间发生的严重不良事件 (SAE)。如适用,截至2022年12月的事件的额外随访信息已报告在病例叙述中。根据国际协调会E2A,SAE定义为任何不良医疗事件,在任何剂量下均导致死亡、危及生命、需要住院治疗或延长现有住院时间、导致持续性或严重的残疾/丧失工作能力、导致先天性异常,或研究者认为具有医学重要性的事件[10]。严重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包括符合严重标准的脊髓炎、神经根炎、无菌性脑膜炎或脑出血/视乳头水肿等任何不良事件。
研究人员根据症状、临床检查结果和诊断检查(包括磁共振成像 (MRI) 和脑脊液 (CSF) 分析)诊断出严重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每次给药前均进行脑脊液取样。常规脑脊液实验室研究,包括脑脊液白细胞计数 (WBC) 和脑脊液蛋白,在当地实验室进行分析,其中正常上限由每个当地实验室定义,脑脊液白细胞计数为 0 至 10 个细胞/μL,脑脊液蛋白为 30 至 60 mg/dL。高脑脊液蛋白定义为超过进行分析的当地实验室参考范围的正常上限的值。结果部分报告的升高转变包括从正常基线脑脊液蛋白(在参考范围内)到高、低基线脑脊液蛋白(低于正常下限)到高以及未知基线脑脊液蛋白到高。根据方案,如果事件“合理可能”是由研究药物引起的,则研究者将事件评估为与托弗森相关,潜在支持因素包括与研究药物的时间关系、基于托弗森作用机制的生物学合理性、再次激发阳性、停药或减量后症状改善,或缺乏其他解释。严重不良事件 (SAE) 的消退由研究者决定。
2.1 标准方案批准、注册和患者同意
托弗森临床试验[8, 9]按照国际协调会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和《赫尔辛基宣言》中概述的伦理原则进行。方案经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者或其法定代表人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书。
提供的描述包含来自百健临床试验数据库和全球药物警戒数据的信息。脑脊液值是在诊断性LPs期间作为报告事件的一部分获取的,或在临床访视期间给药前获取的。本文列出的脑脊液值由当地实验室分析。
3 结果
共计147名参与者至少接受过1剂100 mg tofersen(图1),其中145名(98.6%)报告至少出现1次不良事件。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与ALS自然病程相符的事件、普通人群中常见的疾病或与LP相关的事件[8, 9]。
详情见图片后的标题。
图1
在图表查看器中打开
PowerPoint
接受以下治疗的临床试验参与者
2 Fāngfǎ
fersen 100 mg。N = 147,包括所有接受至少 1 剂 tofersen 100 mg 的 SOD1-ALS 参与者。20 名参与者参加了 SAD,50 名参与者参加了 MAD(包括 2 名在 32 和 42 周的洗脱期后曾参加过 SAD 的参与者)[8],108 名参与者参加了 VALOR(tofersen 100 mg 治疗组 72 名,安慰剂组 36 名)[9]。在参加 SAD 和/或 MAD 研究的 68 名参与者中,43 名参与者在 MAD 和/或 OLE 研究中接受了至少 1 剂 tofersen 100 mg。在 VALOR 研究中接受安慰剂的 36 名参与者中,32 名参与者随后参加了 OLE 并接受了至少 1 剂 tofersen 100 mg。 MAD,多次递增剂量;OLE,开放标签扩展;SAD,单次递增剂量。
Tofersen 给药常与脑脊液细胞增多和脑脊液蛋白升高相关;在 147 名接受 100 mg Tofersen 治疗的受试者中,79.6% 的受试者至少有 1 次脑脊液白细胞计数 > 10 个/μL,89.7% 的受试者脑脊液蛋白升高。根据研究者报告,这些脑脊液异常中的大多数并未被报告为不良事件;24.5% 的受试者报告了 MedDRA 首选术语脑脊液蛋白升高的不良事件,16.3% 的受试者报告了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升高的不良事件,8.8% 的受试者报告了脑脊液细胞增多的不良事件。所有报告的不良事件均未导致研究药物停用或退出研究(图 2 和图 3)。
详情见图后标题。
图 2
在图表查看器中打开
PowerPoint
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VALOR 和 OLE 研究中按访视分组的脑脊液蛋白 (A) 和白细胞 (B) 水平。阴影框代表第 25 至第 75 百分位数,晶须代表最远的数据点。异常值用 + 或 ° 表示,具体取决于参与者分别属于托弗森早期启动组还是托弗森延迟启动组。每个子图下方显示了在指定访视时有数据的参与者数量。黄色虚线表示 VALOR 的结束和 OLE 的开始。延迟启动托弗森 100 毫克的参与者(蓝色)在 VALOR 中接受安慰剂,然后在 OLE 中接受托弗森 100 毫克;早期启动托弗森 100 毫克的参与者(红色)在 VALOR 和 OLE 中均接受了托弗森 100 毫克。本图未包含因数据输入错误而被识别的异常值。CSF,脑脊液;DS,延迟开始;ES,提前开始;OLE,开放标签扩展;tof,托弗森;W,周;WBC,白细胞。
详情见图片后的标题。
图 3
在图表查看器中打开
PowerPoint
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VALOR 和 OLE 研究中每位参与者的 CSF 蛋白峰值 (A) 和 CSF WBC 峰值 (B)。这些图中显示了每位参与者的 CSF WBC 和蛋白质峰值,无论是在试管 1 还是试管 2 中。参与者 2、7 和 8 在事件发生时的 CSF WBC 和/或 CSF 蛋白值(表 1)高于临床试验数据库中的峰值;这些值是在临床试验之外获得的诊断值,并且间隔比通常在预定的临床试验访视中测量的间隔更短。被识别为数据输入错误的数据点被排除,并使用同一参与者的下一个最高峰值绘制此图。CSF,脑脊液;OLE,开放标签扩展;WBC,白细胞。
截至2022年7月15日,在147名接受托福森100毫克治疗的参与者中,有10名(6.8%)在托福森试验中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接受安慰剂治疗的参与者未出现类似事件。表1简要描述了这些事件。更详细的参与者描述可在附录中找到(支持信息,包括图e-1、e-2、e-3和e-4)。总结:
表1. 参与者叙述摘要。参与者 严重神经系统不良事件 临床特征 托弗森与事件的相关性(研究者确定) 事件发生前托弗森的研究剂量数 a 基线脑脊液白细胞 (细胞/μL) b 基线脑脊液蛋白 (mg/dL) b 事件期间脑脊液白细胞 (细胞/μL) c 事件期间脑脊液蛋白 (mg/dL) c 事件期间脑脊液开放压 (cm H2O) 托弗森采取的措施
1 脊髓炎(报告为神经结节病) 快速进展的无力;麻木;疼痛;失去行走能力 无关 5 11 38 44(77% 淋巴细胞;23% 单核细胞)上升至 88(5 天后) 93 上升至 150(5 天后) 未测量/未报告 持续约 6 个月后停药
2 脊髓炎 双腿无力加重;截瘫;感觉减退 <T10 皮节;括约肌功能障碍 相关 5 2 31 21(90% 单核细胞) 79 未测量/未报告 已停止
3 脊髓炎 无症状(因脑脊液细胞增多住院;影像学检查结果提示脊髓炎) 相关 7 1 44 23(2 周后上升至 94) 58(2 周后上升至 149) 未测量/未报告 继续
4 双侧视乳头水肿/颅内高压 头痛、视力模糊/下降 相关 14 天 3 21 46 77 3
8 继续
脊髓炎 无症状 相关 15 天 38 119 停用两剂,然后恢复
5 神经根炎 背部/大腿疼痛;足部麻木;失去平衡 相关 24 天 2 70 16 200 未测量/未报告 继续
6 神经根炎 腰背/腿部疼痛;僵硬;步态改变 相关 1 0 114 9 131 未测量/未报告 继续
7 无菌性脑膜炎 严重头痛;颈部疼痛;僵硬;发烧 相关 7 0 67.5 144(淋巴细胞为主) 185 未测量/未报告 停药
8 无菌性脑膜炎 头痛;颈部僵硬;视力障碍;恶心;意识模糊 相关 5 2 32 317 95 未测量/未报告 继续
视乳头水肿 头痛;耳部/头皮刺痛;视力障碍;耳鸣; “脑雾” 相关 7 131(97% 淋巴细胞)197 18/20(21,2 个月后)停药两次,然后恢复用药
9 颅内高压/视乳头水肿 头痛;发烧;畏光 相关 18 14 46 43(100% 淋巴细胞)145 25.5 事件被认为已解决后停药两次,然后每隔一个月恢复用药(随后停药)
10 颅内高压/视乳头水肿 复发性双颞/双枕头痛 相关 9 2 62 23 82 28 未完待续
注:基线脑脊液值来自临床试验数据库;事件期间的脑脊液值来自全球药物警戒数据。
缩写:CSF,脑脊液;LP,腰椎穿刺;OLE,开放标签扩展; SAE,严重不良事件;WBC,白细胞。
a 除参与者 5 外,所有研究剂量的 tofersen 均为 100 mg;参与者还额外接受了 40 和 60 mg 的剂量,然后按照叙述中所述将剂量增加到 100 mg。安慰剂剂量不包含在表格的总剂量中。
b 基线脑脊液值是发生 SAE(VALOR 或 OLE)的研究中使用 tofersen 之前的基线值,数据来自临床试验数据库。
c 事件期间的脑脊液值来自全球药物警戒数据,数据来自临床试验中预定的 LP 或临床试验预定 LP 之外的诊断性 LP。
d 参与者 4 接受了 3 次负荷剂量,随后由于 COVID-19 疫情而间隔 3 个月,之后每月接受维持剂量。
四名参与者(2.7%)经历了脊髓炎严重不良事件(SAE),其中三例经研究者评估与托弗森(tofersen)相关。在接受托弗森治疗之前,参与者的基线脑脊液白细胞计数(CSF WBC)范围为1至11个细胞/μL,基线脑脊液蛋白浓度范围为21至44 mg/dL。随后,参与者在脊髓炎发作前接受了5至15次托弗森治疗,在此期间,CSF WBC范围为21至44个细胞/μL,CSF蛋白浓度范围为58至150 mg/dL。不同参与者的治疗方法各异,包括静脉注射甲基泼尼松龙联合口服类固醇逐渐减量、血浆置换、霉酚酸酯和TNFα单克隆抗体治疗。托弗森的疗效各不相同,参与者可以选择不间断地继续使用托弗森、暂停使用直至病情缓解,或者立即或在一段时间的免疫调节治疗后停用托弗森。
两名参与者(1.4%)出现了神经根炎的严重不良事件(SAE),研究者评估这两项事件均与托弗森(tofersen)相关。在接受托弗森治疗之前,参与者的基线脑脊液白细胞计数(CSF WBC)范围为0至2个细胞/μL,基线脑脊液蛋白水平为70至114 mg/dL。随后,参与者在出现神经根炎之前接受了1至24次托弗森治疗,在此期间,脑脊液白细胞计数范围为9至16个细胞/μL,脑脊液蛋白水平范围为131至200 mg/dL。治疗包括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或其他镇痛药进行支持治疗。两名参与者均继续服用托弗森,未间断。
两名参与者(1.4%)出现了无菌性脑膜炎的严重不良事件(SAE),研究者评估这两项事件均与托弗森相关。在接受托弗森治疗之前,受试者的基线脑脊液白细胞计数(CSF WBC)范围为0至2个细胞/μL,基线脑脊液蛋白水平为32至67.5 mg/dL。随后,受试者在出现无菌性脑膜炎之前接受了5至7次托弗森治疗,在此期间,受试者的脑脊液白细胞计数范围为144至317个细胞/μL,脑脊液蛋白水平为95至185 mg/dL。治疗方案多种多样,包括经验性抗生素和抗病毒治疗、甲泼尼龙和镇痛药。托弗森的疗效也各不相同,包括持续用药和停药。
4名受试者(2.7%)出现了视乳头水肿和/或脑出血(ICH)的严重不良事件,经研究者评估,均与托弗森相关。在接受托法森治疗之前,参与者的基线脑脊液白细胞计数范围为 2 至 14 个细胞/μL,脑脊液蛋白范围为 21 至 62 mg/dL。随后,参与者在出现视乳头水肿和/或脑出血 (ICH) 之前接受了 7 至 18 次托法森治疗,在此期间,脑脊液白细胞计数范围为 23 至 131 个细胞/μL,脑脊液蛋白范围为 77 至 197 mg/dL。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包括乙酰唑胺、甲基泼尼松龙和镇痛药。托法森的作用机制多种多样,包括持续不间断治疗、中断治疗
在恢复治疗前,以及在中断一段时间后停药。
4 讨论
Tofersen 临床试验中已报告严重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并已发表在文献中 [9]。本文提供了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报告的这 12 例病例的临床表现、临床病程和治疗的更多详细信息,以便进一步告知医疗保健提供者和患者。
Tofersen 临床试验中有 4 名参与者(参与者 1-4)具有与脊髓炎一致的临床或放射学特征;2 名参与者(参与者 3、4)无症状,仅在影像学检查评估其他发现后才被发现。1 名参与者(参与者 1)先前患有系统性结节病,但在研究入组时,除葡萄膜炎外,该病处于静止状态。尽管该受试者病史复杂,且脊髓炎的发生可能存在其他解释,但鉴于托弗森临床试验中报告的其他脊髓炎病例,为了完整起见,仍将此病例纳入。这4名受试者中,有3名接受了水通道蛋白4抗体检测,该抗体可见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障碍;另有2名接受了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 (MOG) 抗体检测,该抗体可见于MOG-免疫球蛋白G相关脑脊髓炎;但两种抗体均未检测到[11]。受试者5和6据称患有神经根炎。脊髓炎和神经根炎可能是托弗森引起的神经炎症反应的临床表现。
4 名参与者(参与者 4、8、9、10)出现颅内压 (ICP) 升高和视乳头水肿,其中 2 名(参与者 4、8)先前出现过与无菌性脑膜炎相符的特征。脑膜炎可导致颅内压 (ICP) 升高,可能是通过脑脊液流出障碍和/或脑脊液黏度增加实现的 [12]。1 名参与者(参与者 4)在几个月内相继出现无菌性脑膜炎、视乳头水肿和脊髓炎,这引发了一个问题:颅内压升高是否是神经炎症反应的另一种表现,这种反应可以统一并部分解释本文所述所有 10 名参与者的诊断。
托弗森可能通过非炎症机制(例如脑脊液流出阻塞)与颅内压升高相关。重要的是,与其他鞘内ASO的描述不同[13],所有参与者均未出现脑积水的影像学证据,并且参与者的头痛、视觉症状和视乳头水肿均有所改善——无论是自发改善,还是通过乙酰唑胺和/或类固醇治疗得到改善。值得注意的是,4例涉及颅内高压/视乳头水肿的事件中有2例发生在有肥胖病史的参与者中,而肥胖是颅内压升高的已知危险因素[12]。这些参与者未发现静脉窦血栓形成。
在所有经历严重神经系统事件的参与者中均观察到脑脊液细胞增多和脑脊液蛋白升高(表1);然而,并非所有报告这些严重不良事件的参与者在临床事件发生时都达到了脑脊液白细胞/蛋白的峰值(图2和图3),并且在接受托弗森治疗但未经历严重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参与者中,脑脊液白细胞和/或蛋白的类似升高也很常见。因此,这些脑脊液实验室检查结果并不能预测神经系统严重不良事件 (SAE) 的发生。此外,对 SOD1 突变变异体的回顾并未证明这些严重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易感性。
鞘内抗氧化酶 (ASO) 治疗是一种相对较新的针对神经遗传疾病的策略。一些抗氧化酶 (ASO) 被描述为具有促炎特性,这归因于其硫代磷酸酯骨架,该骨架可通过 H 因子结合激活补体 [14, 15],从而增加补体裂解产物 Bb 和 C3a 的产生 [14]。然而,对抗氧化酶 (ASO) 反应中补体激活的描述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最为明显,而这些动物可能比人类更容易受到影响 [14, 16]。全身给药的抗氧化酶 (ASO) 可在动物淋巴结中积聚,这可能表明它们具有诱发炎症的潜力 [14, 15]。 ASO物质也可在巨噬细胞内积聚,ASO可导致细胞活化、补体途径与Toll样受体之间的串扰以及细胞因子的产生,这些都可能引发促炎反应[14, 15]。
关于鞘内ASO治疗临床安全性的已发表文献有限。我们进行了文献检索,以确定其他获批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鞘内ASO治疗的安全性,结果发现了几篇描述nusinersen在临床试验和上市后安全性的论文。目前似乎尚未报道nusinersen引起脊髓炎、神经根炎、颅内压升高和视乳头水肿等事件。nusinersen曾报道过无菌性脑膜炎,并且
已被欧洲药品管理局列为不良反应[17-19]。nusinersen 引起无菌性脑膜炎的机制尚不清楚,但可能是由于 nusinersen 介导的免疫超敏反应,和/或药物给药途径对脑膜的直接刺激[18]。
虽然在 SOD1-ALS 患者中观察到免疫失调[20-23],但很少有文献表明这些神经炎症事件与疾病本身之间存在联系。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报告称,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增加 ALS 的风险[24],并且已有 3 例已发表的 ALS 和血清阳性 NMO-SD 同时发生的病例报告,每例报告都描述了两种疾病的发病间隔数年[25-27]。
由于这些事件仅在接受托弗森治疗的受试者中报告,而未在接受安慰剂治疗的受试者中报告,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由托弗森引起的。
鉴于脊髓炎、神经根炎、无菌性脑膜炎以及颅内压增高/视乳头水肿等严重神经系统事件的风险,处方医生在考虑使用托弗森治疗患者时,应考虑整体获益/风险状况。托弗森自2021年7月起通过扩展获取计划 (EAP) 在全球范围内上市。OLE 研究和 EAP [28, 29] 收集的安全性数据将有助于持续表征这些神经系统事件,并进一步阐明托弗森在 SOD1-ALS 疾病谱中的安全性。
5 结论
一些接受 100 mg 托弗森治疗的受试者报告了严重的神经系统事件。尽管一些事件导致停用托弗森,但大多数受试者能够继续服用托弗森,并且大多数事件可自行缓解、通过中断/停止给药或按照一般标准治疗得到缓解。一些患有脊髓炎和神经根炎的受试者接受了口服或静脉注射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治疗,病情有所好转。然而,目前尚无足够数据来确定这些干预措施是否有助于改变这些事件的进程。持续收集临床试验和上市后安全性数据将有助于为托弗森相关脊髓炎和神经根炎的潜在治疗提供信息。未来的安全性数据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表征托弗森的长期安全性。治疗SOD1-ALS患者的医生应注意这些严重的神经系统事件,并应权衡这些风险与托弗森治疗的益处。
Serious Neurologic Adverse Events in Tofersen Clinical Trials f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mus.28372?
Alexandra Lovett, Sowmya Chary, Suma Babu, Gaëlle Bruneteau, Jonathan D. Glass, Merete Karlsborg, Shafeeq Ladha … See all authors
27 February 2025
Funding: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Biogen and authors include Biogen employees. Biogen provided funding for medical writing suppo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aper; Yien Liu, PhD (Excel Scientific Solutions, Fairfield, CT) provided medical writing support, and Cara Farrell (Excel Scientific Solutions, Fairfield, CT) copyedited and styled the manuscript per journal requirements.
Alexandra Lovett, Toby A. Ferguson, Thos Cochrane, and Laura Fanning at the tim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ABSTRACT
Introduction/Aims
Tofersen is approved for the treatment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due to superoxide dismutase 1 mutations (SOD1-ALS). Here we report serious neurologic adverse events (AEs) that occurred in the tofersen clinical trials in people with SOD1-ALS.
Methods
Serious neurologic AEs of myelitis, radiculitis, aseptic meningitis, and papilledema reported in the tofersen clinical trials are described. Serious AEs were defined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Harmonization guidelines, and neurologic AEs in clinical trials were diagnosed by investigators based on symptoms, clinical examination findings, and diagnostic workup.
Results
Ten participants (approximately 7% of tofersen 100-mg–treated trial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a total of 12 serious neurologic AEs—4 of myelitis, 2 of radiculitis, 2 of aseptic meningitis, and 4 of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ICH) and/or papilledema. All events but one resolved either spontaneously, with dosing interruption/modification, or with concomitant therapies. One event was ongoing but improved as of December 2022. While 3 events led to tofersen treatment discontinuation, all other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remain on treatment. No event was life-threatening or fatal.
Discussion
Some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ASO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having pro-inflammatory properties. Aseptic meningitis has been reported with nusinersen; however, myelitis, radiculitis, increas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and papilledema have not been reported with ASO treatment. These neurologic A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assessing the overall benefit/risk of tofersen treatment for SOD1-ALS. Safety data from the open-label extension and expanded access program will continue to characterize these events and further inform the safety profile of tofersen in SOD1-ALS.
1 Introduction
Mutations in the superoxide dismutase 1 (SOD1) gene cause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in approximately 2% of people living with ALS. SOD1 mutations cause motor neuron death through toxic gain of function of the mutant SOD1 protein [1-4].
Tofersen is an intrathecally administered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 (ASO) designed to specifically mediate RNase H-dependent SOD1 messenger RNA degradation to reduce synthesis of SOD1 protein [5-7]. Tofersen has been evaluated in a 3-part Phase 1/2/3 study (single ascending dose [SAD], multiple ascending dose [MAD], and Phase 3 [VALOR]) and its open-label extension (OLE), and is being evaluated in the ongoing Phase 3 ATLAS study.
In the completed MAD, completed phase 3 VALOR, and OLE studies, 147 participants have received at least 1 dose of tofersen 100 mg for a total of 312.56 participant-years of exposure as of July 15, 2022; most adverse events (AEs) at the 100 mg dose were of mild-to-moderate severity and were related to ALS disease progression, lumbar puncture (LP), or were events commonly see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8, 9]. Some participants have had serious neurologic AEs including myelitis, radiculitis, aseptic meningitis, and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ICH) and/or papilledema. We report here the serious neurologic AE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MAD, VALOR, and OLE clinical trials, all of which occurred in participants receiving 100 mg of tofersen.
2 Methods
The protocol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plans for these trials have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8, 9]. The SAD study was a randomized (3:1),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of tofersen in 20 participants with ALS and assessed 10, 20, 40, and 60 mg of tofersen. The MAD study was a randomized (3:1),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of tofersen in 50 participants with SOD1-ALS and assessed 3 biweekly loading doses followed by 2 monthly maintenance doses of 20, 40, 60, and 100 mg of tofersen [8]. The SAD and MAD studies evaluated the safety, tolerability, and pharmacokinetics (PK) of tofersen. VALOR was a Phase 3, randomized (2:1), multicenter,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in 108 participants with SOD1-ALS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safety, tolerability, PK,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tofersen [9]. VALOR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3 loading doses administered once every 2 weeks over the first month followed by 5 monthly maintenance doses of tofersen (100 mg) or placebo for a total of 6 months [9]. The OLE includes eligible participants (139 enrolled) with SOD1-ALS who completed the SAD, MAD, or VALOR studies. Some participants in the OLE originally received lower doses of tofersen (20, 40, or 60 mg) if transitioning from the SAD or MAD cohorts; OLE dose level was increased to 100 mg after evaluation of safety data from the MAD.
AEs experienced between the time of the first dose of study treatment and the last study visit as of a July 15, 2022, interim data cut, and serious AEs (SAEs) experienced between the signing of the informed consent form and the final study visit as of the same data cut date were reported. Additional reported follow-up information for the events up through December 2022, where applicable, are included in the case narrativ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 E2A, an SAE was defined as any untoward medical occurrence that at any dose results in death, is life-threatening, requires inpatient hospitalization or prolongs existing hospitalization, results in persistent or significant disability/incapacity, results in a congenital anomaly, or is a medically important event in the opinion of the Investigator [10]. Serious neurologic AEs included any AE of myelitis, radiculitis, aseptic meningitis, or ICH/papilledema that met serious criteria.
Serious neurologic AEs were diagnosed by investigators based on symptoms, clinical examination findings, and diagnostic workup, includ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analysis. CSF sampling was done pre-dosing at each dosing visit. Routine CSF laboratory studies, including CSF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and CSF protein, were analyzed at local laboratories where 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 was defined by each local laboratory and ranged from 0 to 10 cells/μL for CSF WBC and 30 to 60 mg/dL for CSF protein. High CSF protein was defined as the value exceeding 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 for the local laboratory reference ranges where th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he shift to high reported in the results section includes shift from normal baseline CSF protein (within the reference range) to high, low baseline CSF protein (below the lower limit of normal) to high, and unknown baseline CSF protein to high. Per protocol, events were assessed by the investigator as related to tofersen if there was a “reasonable possibility” that the event was caused by the study drug, with potential supporting factors including a temporal relationship to the study drug, biological plausibility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tofersen, a positive rechallenge, improvement following discontinuation or reduction in the dose, or lack of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SAE resolu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investigator.
2.1 Standard Protocol Approvals, Registrations, and Patient Consents
The tofersen clinical trials [8, 9]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 and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utlined in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The protocols were approved by relevant ethics committees.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provided by the participants or their legal representatives.
Presented descriptions include information from the Biogen clinical trial database and global pharmacovigilance data. CSF values were obtained during diagnostic LPs as part of the event reported or were obtained pre-dose during the clinical visit. CSF values listed herein were analyzed at local laboratories.
3 Results
A total of 147 participants were exposed to at least 1 dose of tofersen 100 mg (Figure 1), 145 (98.6%) of whom reported at least 1 AE. The most commonly reported AEs were events consistent wit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LS, common condition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r events related to the LP [8, 9].

Clinical trial participants who received tofersen 100 mg. N = 147 inclusive of all participants with SOD1-ALS who received at least 1 dose of tofersen 100 mg. 20 participants enrolled in the SAD, 50 participants enrolled in the MAD (including 2 participants who were previously enrolled in the SAD following washout periods of 32 and 42 weeks) [8], and 108 participants enrolled in VALOR (72 in the tofersen 100 mg treatment group and 36 in the placebo group) [9]. Of the 68 participants enrolled in the SAD and/or MAD studies, 43 participants received at least 1 dose of tofersen 100 mg in the MAD and/or OLE studies. Of the 36 participants who received placebo in the VALOR study, 32 participants subsequently enrolled in the OLE and received at least 1 dose of tofersen 100 mg. MAD, multiple ascending dose; OLE, open-label extension; SAD, single ascending dose. Tofersen administration was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pleocytosis and elevated CSF protein; of the 147 participants exposed to tofersen 100 mg, 79.6% had at least 1 CSF WBC value > 10 cells/μL and 89.7% had a shift to high in CSF protein. The majority of these CSF abnormalities were not reported as AEs per the Investigator; 24.5% of participants reported an AE of MedDRA preferred term CSF protein increased, 16.3% reported an AE of CSF WBC count increased, and 8.8% reported an AE of pleocytosis. None of the reported AEs led to study drug discontinuation or withdrawal from the studies (Figures 2 and 3).

CSF protein (A) and WBC (B) levels across the VALOR and OLE studies by visit as of July 15, 2022. Shaded boxes represent the 25th to 75th percentile, whiskers represent furthest data point. Outliers are denoted by a + or °,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participant was in the early-start tofersen group vs. delayed-start tofersen group, respectively.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ith data at the specified visit is indicated below each sub-figure. Yellow dashed line indicates the end of VALOR and the start of the OLE. Delayed-start tofersen 100-mg participants (blue) received placebo in VALOR followed by tofersen 100 mg in the OLE; early-start tofersen 100-mg participants (red) received tofersen 100 mg in VALOR and the OLE. Outliers identified as data entry errors are not included in this figure. CSF, cerebrospinal fluid; DS, delayed-start; ES, early-start; OLE, open-label extension; tof, tofersen; W, week; WBC, white blood cell.

Peak CSF protein (A) and peak CSF WBC (B) Levels for each individual participant across the VALOR and OLE studies as of July 15, 2022. The peak value for each CSF WBC and protein, whether in tube 1 or tube 2, is indicated in these plots for each individual participant. Participants 2, 7, and 8 had higher CSF WBC and/or CSF protein values at the time of the event (Table 1) than their peak values in the clinical trial database; these values were diagnostic values obtained outside of the clinical trial, and at shorter intervals than typically measured at the scheduled clinical trial visits. Data points that were identified as data entry errors were excluded, and the next highest peak value for the same participant was utilized for this plot. CSF, cerebrospinal fluid; OLE, open-label extension; WBC, white blood cell. Ten (6.8%) of these 147 tofersen 100-mg–treated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serious neurologic AEs in the tofersen trials as of July 15, 2022. No similar events were experienced by participants receiving placebo. The events are described briefly in Table 1. More detailed participant descrip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supplement (Supporting Information, including Figures e-1, e-2, e-3, and e-4). In summary:
TABLE 1. Summary of Participant Narratives. Participant | Serious neurologic adverse event | Clinical features | Relatedness of tofersen to event (investigator-determined) | Number of study doses of tofersen prior to event a | Baseline CSF WBC (cells/μL) b | Baseline CSF protein (mg/dL) b | CSF WBC during event (cells/μL) c | CSF protein during event (mg/dL) c | CSF opening pressure during event (cm H2O) | Action taken with tofersen |
1 | Myelitis (reported as neurosarcoidosis) | Rapidly progressive weakness; numbness; pain; loss of ambulation | Unrelated | 5 | 11 | 38 | 44 (77% lymphocytes; 23% monocytes) rising to 88 (after 5 days) | 93 rising to 150 (after 5 days) | Not measured/not reported | Continued for ~6 months then discontinuation |
2 | Myelitis | Worsening bilateral leg weakness; paraplegia; hypoesthesia <T10 dermatome; sphincter dysfunction | Related | 5 | 2 | 31 | 21 (90% mononuclear cells) | 79 | Not measured/not reported | Discontinued |
3 | Myelitis | Asymptomatic (hospitalized for CSF pleocytosis; imaging findings suggested myelitis) | Related | 7 | 1 | 44 | 23 (rising to 94 after 2 weeks) | 58 (rising to 149 after 2 weeks) | Not measured/not reported | Continued |
4 | Bilateral papilledema/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 Headaches, blurred/deteriorating vision | Related | 14 d | 3 | 21 | 46 | 77 | 38 | Continued |
Myelitis | Asymptomatic | Related | 15 d | 38 | 119 | Two doses held, then resumed |
5 | Radiculitis | Back/thigh pain; foot numbness; loss of balance | Related | 24 a | 2 | 70 | 16 | 200 | Not measured/not reported | Continued |
6 | Radiculitis | Low back/leg pain; stiffness; gait changes | Related | 1 | 0 | 114 | 9 | 131 | Not measured/not reported | Continued |
7 | Aseptic meningitis | Severe headache; neck pain; stiffness; fever | Related | 7 | 0 | 67.5 | 144 (lymphocyte dominant) | 185 | Not measured/not reported | Discontinued |
8 | Aseptic meningitis | Headache; neck stiffness; visual disturbances; nausea; confusion | Related | 5 | 2 | 32 | 317 | 95 | Not measured/not reported | Continued |
Papilledema | Headache; ear/scalp tingling; visual disturbances; tinnitus; “brain fog” | Related | 7 | 131 (97% lymphocytes) | 197 | 18/20 (21, 2 months later) | Two doses held, then resumed |
9 |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papilledema | Headache; fever; photophobia | Related | 18 | 14 | 46 | 43 (100% lymphocytes) | 145 | 25.5 | Two doses held after event was considered resolved, then resumed every other month (subsequent discontinuation) |
10 |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papilledema | Recurrent bitemporal/bioccipital headaches | Related | 9 | 2 | 62 | 23 | 82 | 28 | Continued |
- Note: Baseline CSF values are obtained from the clinical trial database; CSF values during the event are obtained from the global pharmacovigilance data.
- Abbreviations: CSF, cerebrospinal fluid; LP, lumbar puncture; OLE, open-label extension; SAE, serious adverse event; WBC, white blood cell.
- a All study doses of tofersen were 100 mg with the exception of participant 5; participant additionally received doses at 40 and 60 mg before dosing was escalated to 100 mg as outlined in the narrative. Doses of placebo are excluded from the total doses in the table.
- b Baseline CSF values are the pre-tofersen baseline for the study in which the SAE occurred (VALOR or OLE) and are obtained from the clinical trial database.
- c CSF values during the event are obtained from the global pharmacovigilance data and were either from scheduled LPs in the clinical trial or from diagnostic LPs outside of the scheduled clinical trial LPs.
- d Participant 4 received 3 loading doses followed by a 3-month dosing gap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followed by monthly maintenance doses.
Four participants (2.7%) experienced SAEs of myelitis, with 3 assessed as related to tofersen by the Investigator. Prior to tofersen treatment the participants had baseline CSF WBC ranging from 1 to 11 cells/μL and baseline CSF protein ranging from 21 to 44 mg/dL. The participants then had a range of 5–15 doses of tofersen prior to the onset of myelitis, during which CSF WBC ranged from 21 to 44 cells/μL, and CSF protein from 58 to 150 mg/dL. Treatment varied among participants, and included intravenous methylprednisolone with oral steroid taper, plasma exchange, 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TNFα monoclonal antibody therapy. Action with tofersen varied, with participants continuing tofersen without interruption, interrupting until resolution, or discontinuation of tofersen either immediately or after a period of immunomodulatory treatment.
Two participants (1.4%) experienced SAEs of radiculitis, both related to tofersen as assessed by the Investigator. Prior to tofersen treatment, the participants had a baseline range of CSF WBC from 0 to 2 cells/μL, and a baseline CSF protein of 70 to 114 mg/dL. The participants then had a range of 1 to 24 doses of tofersen prior to the onset of radiculitis, during which the CSF WBC ranged from 9 to 16 cells/μL and the CSF protein ranged from 131 to 200 mg/dL. Treatment included supportive care with either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or other analgesics. Both continued tofersen without interruption.
Two participants (1.4%) experienced SAEs of aseptic meningitis, both related to tofersen as assessed by the Investigator. Prior to tofersen treatment, the participants had a baseline range of CSF WBC from 0 to 2 cells/μL, and a baseline CSF protein of 32 to 67.5 mg/dL. The participants then received a range of 5 to 7 doses of tofersen prior to the onset of aseptic meningitis, during which the CSF WBC ranged from 144 to 317 cells/μL, and CSF protein from 95 to 185 mg/dL. Treatment varied and included empiric antibiotics and anti-viral therapy, methylprednisolone, and analgesics. Action with tofersen varied, including continuing without interrup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Four participants (2.7%) experienced SAEs of papilledema and/or ICH, all related to tofersen as assessed by the Investigator. Prior to tofersen treatment, the participants had baseline CSF WBC ranging from 2 to 14 cells/μL, and CSF protein ranging from 21 to 62 mg/dL. The participants then had a range of 7 to 18 doses of tofersen prior to the onset of papilledema and/or ICH during which the CSF WBC ranged from 23 to 131 cells/μL, and the CSF protein from 77 to 197 mg/dL. Treatment varied, and included acetazolamide, methylprednisolone, and analgesics. Action with tofersen varied, and included continuing without interruption, interruption prior to resuming therapy, and discontinuation after a period of interruption.
4 Discussion
Serious neurologic A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tofersen clinical trials and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literature [9]. In this paper, additional details regarding the presentation, clinical course, and management of these 12 cases reported as of July 15, 2022, are provided to further inform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patients.
Four participants in tofersen clinical trials had clinical or radiographic features consistent with myelitis (participants 1–4); 2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3, 4) were asymptomatic and only discovered following imaging to evaluate other findings. One participant (participant 1) had preexisting systemic sarcoidosis, though it was quiescent at study enrollment apart from uveitis. Although this participant had a complex medical history and potential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elit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other cases of myelitis reported in the tofersen clinical trials, this case is included for the sake of completeness. Three of these 4 participants were tested for aquaporin-4 antibodies, which can be observed in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 and 2 were tested for anti-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MOG) antibodies, which can be observed in MOG-immunoglobulin G-associated-associated encephalomyelitis; neither antibody was detected [11]. Participants 5 and 6 were reported to have radiculitis. Myelitis and radiculitis likely represent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a neuro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tofersen.
Four participants had events featuring increas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 with papilledema (participants 4, 8, 9, 10), 2 of whom (participants 4, 8) had preceding features consistent with aseptic meningitis. Meningitis can lead to elevated ICP, possibly through impairment of CSF outflow and/or increased CSF viscosity [12]. In 1 participant (participant 4), the events of aseptic meningitis, papilledema, and myelitis occurred within a few months of each other, which prompt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ncreased ICP was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a neuroinflammatory response that could unify and partially explain the diagnoses of all 10 participants described herei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ofersen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ICP via a noninflammatory mechanism such as CSF outflow obstruction. Importantly, there was no imaging evidence of hydrocephalus in any participants, as distinguished from what has been described with other intrathecal ASOs [13], and the participants' headaches, visual symptoms, and papilledema all demonstrated improvement—either spontaneously, or with treatment including acetazolamide and/or steroids. Of note, 2 of the 4 events involving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papilledema were in participants with a medical history of obesity, a known risk factor for elevated ICP [12]. Venous sinus thrombosis was not identified in these participants.
CSF pleocytosis and elevated CSF protein were observed in all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serious neurologic events (Table 1); however, not all participants who reported these SAEs had their peak CSF WBC/protein values at the time of their clinical event (Figures 2 and 3), and similar elevations in CSF WBC and/or protein were common in tofersen-treated participants who did not experience serious neurologic AEs. These CSF laboratory findings are therefore not predi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neurologic SAE. Additionally, review of SOD1 mutation variants did not demonstrate a predisposition to these serious neurologic AEs.
Intrathecal ASO therapy is a relatively novel strategy to target neurogenetic diseases. Some ASOs have been described to have pro-inflammatory properties attributed to their phosphorothioate backbone, which can activate complement through Factor H binding [14, 15], leading to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complement split products Bb and C3a [14]. However, complement activation in response to ASOs has been best characterized in non-human primates, which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han humans [14, 16]. Systemically administered ASOs can accumulate in lymph nodes in animals, which may suggest their potential to induce inflammation [14, 15]. ASO material can also accumulate within macrophages, and ASOs can lead to cellular activation, crosstalk between complement pathways and toll-like receptors,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which can all contribute to a pro-inflammatory response [14, 15].
Published literature on the clinical safety of intrathecal ASO therapy is limited. A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safety profile of other intrathecal ASO treatments approved for neurologic diseases, which resulted in several papers describing the safety of nusinersen in clinical trials and in the post-marketing setting. Events of myelitis, radiculitis, increased ICP, and papilledema do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described with nusinersen. Aseptic meningitis has been reported with nusinersen, and is listed as an adverse reaction by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17-19]. The mechanism of aseptic meningitis with nusinersen is unclear but may be due to a nusinersen-mediated immunologic hypersensitivity, and/or direct irritation of the meninges by route of drug administration [18].
While immune dysregulation has been observed in SOD1-ALS [20-23], there is very little literature suggesting a link between these neuroinflammatory events seen and the disease itself. One epidemiologic study reported that certain autoimmune diseases conferred an increased risk of ALS [24], and there have been 3 published case reports of co-occurring ALS and seropositive NMO-SD, each describing several years between the onset of the 2 disorders [25-27].
As these events were reported only in tofersen-treated participants and not in placebo-treated participants, they are likely caused by tofers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ks of serious neurologic events of myelitis, radiculitis, aseptic meningitis, and increased ICP/papilledema, prescribers should consider the overall benefit/risk profile when considering treatment of their patients with tofersen. Tofersen has been available globally via an expanded access program (EAP) since July 2021. Safety data collected in the OLE study and EAP [28, 29] will allow continue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se neurologic events and further inform the safety profile of tofersen across the SOD1-ALS disease spectrum.
5 Conclusion
Some participants treated with tofersen 100 mg have reported serious neurologic events. Although some events prompted discontinuation of tofersen, most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remain on tofersen, and most events resolved spontaneously, with dosing interruption/cessation, or with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care. Some participants with myelitis and radiculitis were treated with oral or intravenous corticosteroids or other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s and improved. However, there are inadequate data to determine if these interventions may help modify the course of these events. Continued collection of safety data in clinical trials and in the post-marketing setting will inform potential treatment of tofersen-associated myelitis and radiculitis. Future safety data will also aid in further characterizing the tofersen safety profile over time. Physicians treating people with SOD1-ALS should be aware of these serious neurologic events and should weigh these risks against the benefits of tofersen treatment.
Author Contributions
Alexandra Lovett: conceptualization, methodology, validation,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investigation. Sowmya Chary: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conceptualization, methodology, validation, investigation. Suma Babu: validation,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formal analysis, investigation. Gaëlle Bruneteau: formal analysis, validation,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investigation. Jonathan D. Glass: validation,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investigation. Merete Karlsborg: formal analysis, validation,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investigation. Shafeeq Ladha: formal analysis, validation,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investigation. Keith Mayl: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formal analysis, validation, investigation. Christopher McDermott: formal analysis, validation,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investigation. Robert C. Bucelli: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investigation. Adriano Chiò: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investigation. Toby A. Ferguson: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Thos Cochrane: conceptualization, methodology,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investigation. Stephanie Fradette: conceptualization, methodology,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investigation. Karen Smirnakis: formal analysis, methodology, conceptualization,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supervision, investigation. Jennifer Inra: formal analysis, investigation,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Sohail Malek: investigation,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Laura Fanning: methodology, conceptualization, formal analysis, writing – review and editing,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investigation.
Acknowledgments
The authors had full editorial control of the manuscript and provided their final approval of all content. The authors acknowledge Irene Tien, MD, Manjit McNeill, MSc, Siva Vobhilineni, Xin Jin, Hui-Chun Hsu, Annapurna Dudala, Dipti Govindaraju, and Han Zhu for their support in review, quality check, and biostatistical figures; the clinical trial participants; and all of the staff at the clinical trial site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ir 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