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取消企业合伙人税收减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zYMsQUqAs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9月4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Boss说英国》,就在昨天,工党政府的“铁娘子”——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女士放出了一个不大不小,但绝对够“劲爆”的消息. 她宣布今年的年度预算案将在11月26日隆重登场,哎,这登场不要紧,要紧的是登场前得找钱啊!大家还记得今年春天发布的财政预测,已经是一个“惨”字了得。结果没过几个月,窟窿又扩大了
现在明晃晃地摆着一个350亿英镑的巨型财政黑洞。
350亿英镑是什么概念?这笔钱差不多够再办一次伦敦奥运会还绰绰有余;也几乎相当于英国国防预算的一大半,面对如此深不见底的窟窿,里夫斯女士能怎么办?开源节流呗!节流嘛,大家懂的公共服务能砍的都快砍秃了,再砍下去,估计连白金汉宫的卫兵都要自己带午饭了。那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开源,也就是,加税!
但是,竞选的时候工党可是拍着胸脯跟全国人民保证过的:“我们绝不增加劳动人民的税收!”这承诺言犹在耳,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哎,这就要佩服政治家的语言艺术了。他们说的是不加“劳动人民”的税可没说不加“人上人”的税啊!于是乎,一把锋利、精准闪着寒光的手术刀,被悄然递到了里夫斯女士的手中。而这次手术的对象,就是那些站在英国金字塔最顶尖的群体——律师、会计师、金融家们
确切地说,是他们中的“合伙人”。
这次“手术”的方案,由一个名叫“税务分析中心”的智囊团提供,这个CenTax可不简单,它的两位主管
一位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法学教授,一位是华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可以说是学术界的“黄金组合”。他们给里夫斯女士递上了一本《武功秘籍》,核心思想就一句话:取消合伙企业的税收减免,让他们和普通打工人一样缴纳“雇主国民保险”。
各位观众老爷,听到这里可能有点懵,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在英国,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员工,你的老板除了给你发工资,还得为你向政府交一笔钱,这就是“雇主国民保险”,税率高达13.8%。这笔钱
是你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用工成本,但是,如果你是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对冲基金的“合伙人”,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一个被CenTax称为“历史偶然”的奇葩规定,合伙企业不需要为合伙人支付这笔13.8%的费用,这是什么概念?
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有一个年薪20万英镑的银行高管,他是一家公司的雇员,那么,他的雇主每年需要为他额外支付 20万英镑 13.8% ≈ 27600英镑的国民保险。再假设,有一个年收入同样是20万英镑的律师,他是某“魔术圈”律所的合伙人,那么,他的律所需要为他支付的这笔费用是多少呢?零!
一分钱都不用!看到没有?,同样是为英国经济“添砖加瓦”的高收入群体,就因为身份一个是“雇员”,一个是“合伙人”,税收待遇就出现了天壤之别,那位银行高管背后的总成本比那位律师合伙人高出了近2.8万英镑。CenTax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差异让合伙企业享有了“显著的优势”,是一种不公平的税收漏洞,所以,他们的提议很简单:创造一个新税种叫“合伙企业国民保险”,税率和雇主国民保险看齐。说白了,就是把这个漏洞给堵上,那么,这一刀下去,能“割”到多少钱呢?
CenTax给出的数字是:每年19亿英镑!19亿英镑,对于350亿的窟窿来说,好像只是杯水车薪,连个零头都不到,但各位看官,这其中的门道可深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政治秀和经济博弈,为什么说这是一场政治秀呢?因为这把刀,挥舞得实在是太有“艺术感”了。
首先,目标精准,打击面小,根据CenTax的数据,这项改革将影响大约19万人,19万,在英国6700多万人口中,连个水花都算不上,占比不到0.3%。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普通选民来说,这事儿跟他们没半毛钱关系,他们不仅不会反对,甚至可能还会拍手叫好。毕竟,“向富人开刀”的故事,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码。其次,道德制高点,无懈可击,CenTax的报告里有一组数据堪称“王炸”:所有合伙企业利润的46%,都流向了全国收入最高的0.1%的人群,这句话杀伤力有多大?它几乎是在告诉所有人:我们动手的这群人,不是普通的有钱人,而是有钱人中的“顶流”,是金字塔尖上的那一小撮人,对他们加税,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实现“税收公平”。
报告的作者,伦敦政经的安迪·萨默斯教授说得更直白:“很难想出任何原则性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些高收入者应该比收入相似的员工和其他企业主缴纳更低的税率” 这话掷地有声,让任何想反对的人都很难在“公平”这个议题上进行辩驳。再来看,地域集中完美避开工党票仓数据显示,受影响最严重的12个选区。有11个都在伦敦,这些地方,要么是传统的富人区,要么是金融精英聚集地,本来就不是工党的核心票仓。在这些地方“得罪”人,政治成本极低,甚至还能在其他地区塑造自己“为民请命”的光辉形象。我们再深入挖掘一下这些“被开刀”的群体,画像就更清晰了:
律师行业占了合伙企业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合伙人平均年收入超过30万英镑,这还只是平均数,顶级的律所合伙人年入百万英镑是家常便饭,金融行业,更是重量级,在某些金融领域,合伙人的平均年收入可以轻松达到60万英镑。会计师行业,虽然平均收入略低,但“四大”的合伙人。同样是英国社会绝对的顶层收入群体,所以你看,工党的算盘打得有多精明,他们没有违背“不给劳动人民加税”的承诺,因为从法律上讲这笔税是向“企业”征收的,而不是向“个人”。
去年10月,里夫斯就用过这招提高了雇主国民保险,然后辩称这不算给劳动者加税。同样的话术,同样的操作,简直是路径依赖了。这一刀下去既能拿到19亿英镑的“头期款”来填补窟窿,又能塑造一个“追求社会公平、打击税收漏洞”的正面形象。还能精准打击一小撮富裕但缺乏广泛民意基础的精英,简直是“一石三鸟”的阳谋。好了,夸完了工党的“精明”,我们就要聊聊这把手术刀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了。
任何经济政策,都有其两面性,这19亿英镑,拿得可能没那么轻松,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第一个问题:人才和资本会“用脚投票”吗?
CenTax在估算19亿英镑收入时,已经考虑了所谓的“行为反应”。也就是说,他们预计到一部分人会想办法避税,所以实际能收到的钱会比理论上的24亿英-镑要少。那么,这些顶尖的律师、会计师和金融家会如何“反应”呢?
1 结构重组: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传统的“无限责任合伙企业”重组为“有限公司”。这样一来,他们就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和雇员,虽然也要交雇主国民保险,但在利润分配、税务规划上会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但这会增加大量的行政和法律成本。
2 利润转移: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操作空间就更大了,他们可以通过复杂的内部定价和利润分配机制,将更多的利润转移到税率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比如,隔壁的爱尔兰,企业所得税只有12.5%,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一直巨大,英国这边加税,不就等于把生意往都柏林推吗?
3 直接“润”了:
对于那些最顶尖的对冲基金经理、金融交易员来说,他们是全球流动的
伦敦的税收环境恶化
他们为什么不去纽约、新加坡、香港或者迪拜?
这些全球金融中心
为了吸引顶级人才
可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现实:
后脱欧时代的英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持其作为全球金融和专业服务中心的地位
伦敦金融城的竞争力
不仅仅在于历史、语言和法律体系
更在于一个稳定、可预测且具有竞争力的税收环境
根据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伦敦虽然仍高居第二,仅次于纽约
但其领先第三名新加坡的优势正在逐年缩小
在商业环境、人力资本等多个分项上
来自亚洲和中东的竞争者正在奋起直追
这时候
任何一个可能被解读为“不友好”的税收政策
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又一根稻草
里夫斯女士需要思考的是
为了这19亿英镑
去冒险动摇伦敦金融城的根基
这笔买卖,真的划算吗?
第二个问题:
这是否是更大规模“财富税”的序曲?
市场是最敏感的
这次对合伙人动刀
结合工党之前已经采取的行动——比如去年预算案中对“非定居个人”税务优惠的打击
以及将遗产税扩大到农场——一个清晰的政策脉络正在浮现:
工党政府正在系统性地审查和取消那些被认为是“富人特权”的税收优惠
今天可以是合伙人
明天会不会是资本利得?
后天会不会是股息?
再往后,会不会直接开征“财富税”?
这种不确定性
对投资环境的伤害是巨大的
资本最害怕的不是高税率
而是不确定性
如果企业家和投资者预期未来的税收负担会不断加重
他们的投资决策就会趋于保守
甚至选择将资产转移出境
华威大学的阿伦·阿德瓦尼教授说:“对合伙人的税收减免也意味着其他所有人的税收增加
因此取消这项减税政策可以用来支付其他地区的减税费用
”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
但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中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这更像是一场“负和博弈”:
你对顶尖人才和资本加税
他们可能会选择离开
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蛋糕变小
所有人的税收都会受损
我们不要忘了
这些高收入群体虽然人数少
但他们所处的行业——法律、会计、金融——是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是创造大量高薪就业、贡献巨额税收、维持英国全球地位的关键
2023年
英国金融服务业为英国经济贡献了超过2700亿英镑的产值
占GDP的12%以上
并贡献了超过750亿英镑的税收
对这个行业的“金主”们动刀
无异于在走钢丝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里夫斯女士和工党政府的这个计划
到底是一剂“妙手回春”的良药
还是一杯“饮鸩止渴”的毒酒?
从短期政治策略来看
这无疑是一步高棋
它精准、高效,政治风险低
还能赚取“公平”的道德声望
堪称现代政治的典范操作
面对350亿的财政黑洞
先拿出19亿来堵一堵
至少向外界展示了“我在努力”的姿态
但从长期经济影响来看
这步棋充满了风险
它可能会削弱伦敦作为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中心的竞争力
引发资本和人才外流的担忧
并为未来的税收政策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就像拔了一根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螺丝
却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结构稳定性受到影响
在我看来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后脱欧时代英国更深层次的困境:
身份的焦虑和发展的迷茫
一方面
它渴望继续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
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和资本;
另一方面
国内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公共财政危机
又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再分配政策
这种内在的矛盾
让英国的经济政策总是在“拥抱全球化”和“安抚国内民众”之间摇摆不定
左右为难
这次对合伙人加税
就像是这种矛盾心态的一次集中爆发
它试图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
去解决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顽疾
结果很可能是
手术刀划开了一个口子
却发现里面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19亿英镑,也许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英国经济真正需要的。恐怕不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缝补,而是一场彻底的、深刻的、能够重新激发经济活力的结构性改革,但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可惜,在今天的英国政坛,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短期的政治算计和无奈的财政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