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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是2014年 The Belknap Press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 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托马斯·皮凯蒂,1971 年 5 月 7 日出生, 是法国经济学家，现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巴黎经济学院副院长[1] 和伦敦经济学院国际不平等研究所百年经济学教授。
皮凯蒂的工作重点是公共经济学，特别是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他是畅销书《21 世纪资本论》（2013 年）[2] 的作者，该书强调了他过去 250 年来关于财富集中和分配的研究主题。该书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将导致未来财富不平等加剧。皮凯蒂建议改善教育体系，并认为知识的传播、技能的传播、生产力理念的传播是降低不平等的主要机制。[3] 2019 年，他的书《资本与意识形态》出版，重点关注历史上各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4] 他于 2022 年出版的《平等简史》是一本关于财富再分配的短篇书籍，其目标读者是公民，而不是经济学家。
《21世纪资本论》（法语：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是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提著书，它讨论了自18世纪以来欧美的财富和收入不均的问题。该书最先于2013年出版法文版，随后在2014年4月出版了英译版[1]。其主要观点认为如果资本的收益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财富就会集中。皮克提提出，长期来看，这将导致财富集中和经济不稳定。皮克提建议，设立一个全球累进财产税系统可以促进平等，避免大多数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本书的法文版销量超过50,000册，而英译版已经售出大约80,000册印刷版和超过13,000册的电子版；哈佛大学出版社预计将会再售出200,000册[2]。这本书于2014年5月18日荣登《纽约时报》精装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认为贫富不均不是意外，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并且只能通过国家干预来扭转。[3]因此这本书认为除非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否则真正的民主秩序将受到威胁。[3]
皮克提的论点基于资本的收益率（r）与经济增长率（g）的关系公式，“r”包括利润、股息、利息、租金和其他来自于资本的收入，而g以收入或产出来测量。他提出，当增长率低时，那么财富倾向于通过“r”而不是劳动来积累，并且会更多向最富的10%或1%的人群集中，加剧贫富不均。因此，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原理可以用不等式r > g来概括。
书中提出目前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在1930年到1975年有所扭转，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及债务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摧毁了大部分财富，特别是精英的财富。[4]这些事件促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收入再分配，并且快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继承财产的重要性下降了。[4]
这本书提出世界趋势逐渐回归到“世袭资本主义”，此时经济很大程度上由继承财产所主导，并且继承财产的力量在增加，形成寡头。[5]皮克提用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简·奥斯丁和亨利·詹姆斯等小说中的例子来展现通过资本累积而逐渐固化阶级的社会。
皮克提认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不会因为技术快速进步而回到20世纪的水平，而会是会维持较低的增速。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未来寄托在“技术的瞬息万变”。[4]
皮克提建议征收每年不超过2%的全球性财产税，并结合最高到80%的累进所得税，以缩小贫富差距。[4]
《21世纪资本论》是21世纪《资本论》吗？
——托马斯·皮凯蒂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宋珊珊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第一次用大数据来测算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对托马斯·皮凯蒂和《21世纪资本论》也给予高度评价，“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题目中，我们能直观感受到其主题。而该书题目让人好奇，此书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是否具有某种渊源？在本文中，笔者带着这样的疑问，将从思想背景、方法论等诸多方面，重点讨论皮凯蒂相关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性。
第一，思想背景上，两人都聚焦共同的社会现实——分配问题。社会分配不平等问题在皮凯蒂的数据中得到了证实。皮凯蒂所处的21世纪，人们在经历了二战后相对平等的分配之后，似乎看到了社会全面平等之实现的可能性。但皮凯蒂的分析却告诉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平等的趋势愈演愈烈。所以，分配不平等的现实是激发两者思想产生的共同基础。
第二，他们都关注“资本积累”理论。马克思在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和稀缺性原则的基础上，摒弃李嘉图所指向的土地资产，将资本转向工业时代的不动产，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的动态分析，并推断出资本积累数额没有上限的结论，也就是所谓的“无限积累原则”。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对李嘉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两者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的矛盾展开分析，并具有一致性。同样，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非常赞成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并指出“无限积累原则”实质上更加符合当今时代，这也映射出马克思主义的前瞻性。
第三，在分配领域，他们都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分配框架。如前所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分配与生产进行了严格区分，这导致他们在重视生产的同时，忽视了分配本身的历史性特征。皮凯蒂重视历史数据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不再重视狭隘意义上的生产，而是对分配问题进行重点考察。皮凯蒂认为收入与财富分配冲突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分配生产所得。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土地所有者与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之间或者商业、手工业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这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是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大，原因在于生产方式的转变。随着机器大生产和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的加深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劳资矛盾主要在于土地或不动产资本一方。但是，随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出现与壮大，由于资本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到21世纪，劳资冲突愈发严重。这主要是因为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比如高级管理者具有制定薪酬的权力，故导致高级管理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薪酬存在巨大差异，由此造成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资本主义分配不平等的过程同马克思的推演逻辑是一致的。
第四，在方法论层面，两者具有契合之处。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主流经济学家，皮凯蒂十分反对在经济研究中过度使用数理化分析，而是更加注重对经济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动态分析。众多周知，自从瓦尔拉等人试图以数理模型的方式研究经济问题以来，数理分析与均衡分析逐渐契合。这在经济学方法之上造成了这样一种方法论范式：必须给出经济发展的模型，特别是数理模型；这个模型最终的目的就是解释经济问题的本质，经济发展最终趋向于均衡，均衡的状态可以以数学公式表示。这种经济学方法上的范式运用在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之后变得愈加普遍，但皮凯蒂本人对此并不认同：虽然他精于数学并且以数学为最开始的专业，但通过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任教与研究，他发现，经济学方法上的这种范式已经变得让他困惑，他十分强调经济学要作为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作为计量经济学或者数理经济学。这无疑是想回到经济学最初的传统中，即作为政治与政策的一部分而存在，而不是脱离现实，仅仅通过数据并建立模型，以此来进行与现实经济问题看似有关而实际处于另一个世界中的研究。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当中极少使用数学公式。显然，他的这种方法论态度同马克思的方法论是一致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数学分析还未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方法，他本人虽然重视数学，但是，在其所有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当中，我们看到的公式并不比皮凯蒂给我们的公式难太多。从整体上看，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基于更为复杂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这一点上，皮凯蒂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两者的这种方法论具有历史性特征。
这里历史性特征是指，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和皮凯蒂都具有历史视野，进行经济问题的动态分析与过程性分析。这种方法首先表现为对经济问题的历史进行梳理，其次表现为历史的现实性，然后表现为对经济均衡的怀疑，最后表现为对形式主义、静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批判。对经济问题进行历史梳理十分重要，因为经济问题本身具有历史性，每一个问题都有其自身变化或者发展的过程，甚至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皮凯蒂就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研究横跨几百年，对每一个阶段的研究都是连续性的。马克思的研究视野则更广泛，他研究的对象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为我们展现了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历史性本身也意味着现实性，也就是面向现实问题。无论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问题，还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这都是现实问题。只有将现实问题诉诸历史之中，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如果说历史的现实性可以体现经济问题的个性，那么均衡化追求则凸显了普遍性。马克思与皮凯蒂对经济问题的动态分析并不是拒斥普遍化，但是却怀疑这种方法会将经济问题的个性丢失，离开了具体性的普遍性则是没有意义的，最终将导致完全的静态主义，企图通过静态公式来囊括整个历史现实。而事实却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经济学本身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经济行为、过程等，静态主义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概括所有必要因素，反而会舍弃诸多重要因素。马克思与皮凯蒂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一方面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般特征——即使马克思将自己的经济理论表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并不妨碍他汲取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当中的有益因素；另一方面，这也表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十分重要。
第五，在最基本的价值诉求上，皮凯蒂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皮凯蒂本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价值诉求上却继承了马克思。在此，并非着重论述马克思的各类道德概念，而是旨在：正如皮凯蒂所论证的那样，首先，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收益率远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资本收入远高于劳动收入；而皮凯蒂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变得类似，即使《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并非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严重，但显然，马克思与21世纪分别处于不平等U型曲线的两端。这种类似的时代背景催生出的价值诉求无疑是相似的——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也是迫切和发自内心的。这样，马克思与皮凯蒂之间在价值诉求层面具有一致性。而考虑到皮凯蒂整个思想的特点及其对于马克思的诸多认同，我们可以说，皮凯蒂在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对于公平、正义社会价值的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皮凯蒂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但不能简单的认为《21世纪资本论》就是21世纪《资本论》。尤其在分配问题上，皮凯蒂在其研究中汲取了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资源，而马克思的思想相比于皮凯蒂的理论，把握住了社会发展与社会制度的演变，其深刻之处是全面性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性与道德形而上学上的逻辑统摄能力，集聚哲学与经济学双重视阈。
《21世纪资本论》
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 中信出版社
世人皆知《资本论》是卡尔·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经典巨著，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并撼动了资本主义世界。
而现在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以一本《21世纪资本论》再次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此著作一经上市就引发了销售热潮，《21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凯蒂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十六章，中文译本62万多字，内容涉及20多个国家两个多世纪，通读下来要花不少时间。但是并不需要技术知识和专业背景，没有什么吓人的模型和公式。作者将本书定位为第一本有关收入和资产的历史著作。关于收入和资产分配很久以来就让很多人感兴趣，这是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的中心问题。目前的问题是：收入和资产的分配在长期增长的经济下的演变过程是什么？相对来说，对这个问题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非常有限，这正是皮凯蒂所做的工作。他试图从历史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可以说是这本书最大的新意。
皮凯蒂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皮凯蒂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
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大致就是靠收入吃饭)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
第一部分 收入和资本
本部分包含两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收入和产出；以及第二章增长：幻觉与现实。
作者阐述了基本概念，国民收入。资本指的是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作者在本书中使用的资本与财富概念相同。
国民财富=私人财富+公共财富。衡量某个国家资本存量最自然有效的方法是用这些存量除以每年的收入存量，从而得到资本/收入比，用表示。在如今的发达国家，资本/收入比一般在5~6之间波动，而资本存量几乎完全由私人资本构成。
作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第一定律α=γ×β。该定律阐释了资本存量与资本收入流量之间的关系。γ是资本收益率，举例来说，若果国民财富等于6年的国民收入（β=600％），资本的年收益率为5%，那么资本所创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是30%。
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来自知识的扩散，开放国境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而不是来自和分工有关的静态收益。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
本书在第二章中提及累积增长定律。累积增长定律本质上等同于累积收益定律。累积收益定律的含义是几个百分点的年收益率经过数十年的叠加，会自动引起原始资本数额的巨幅增长。其前提条件是收益不断地用于再投资，或者资本所有者只把一小部分收益用于消费。本书的核心观点是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
第二部分 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
第二部分包含了四个章节，分别是第三章资本的变迁；第四章，从旧欧洲到新大陆；第五章，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第六章21世纪资本-劳动划分。
作者在第三章分析了英法两国资本结构的变迁。在18世纪初，农地占国民资本的近2/3，而到今天农地价值已不足国民收入的10%。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今天则以住宅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英国到20世纪初，英国人在海外的资本每年能产生约5%的股息、利息和租金回报，使该国的国民收入比国内产值高出约10个百分点，如此大的福利可以养活相当数量的人群。法国也大致同样若此。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使得英法的海外资产最终烟消云散，而且两次世家大战带来的财政和政治冲击对资本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战争本身。除了物质上毁灭外，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外国的投资组合大幅减少，以及储蓄率降至极低水平，另一方面是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与强化监管的政治背景下，资产价格走低。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低资本/收益比同时反映着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根本差异。美国的财富总量仅相当于3年的国民收入，而欧洲国家则超过7年的国民收入，非常直观地显示出地主和累积财富的影响力在新大陆较为孱弱。通过几年的努力，新来的移民就可以缩小同更为富裕的先来者的差距，至少，缩小财富差距的速度可能比欧洲快得多。
作者在第四章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定律β=s/g。从长期来看，资本/收入比与储蓄率s及增长率g之间存在着上述的公式关系。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的公式反映了一个浅显但重要的事实：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换言之，在增长接近停滞的社会里，过去积累的财富将不可避免地获得超出与其实际重要性相匹配的地位。发达国家在1970-2010年私人财富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定律β=s/g的作用；增长率放缓，加上高储蓄率的延续。
作者在本部分的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什么自然力量会必然降低历史进程中资本和资本所有权所带来的收入的重要性。“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间，人们开始认为也许由于技术和纯粹的经济力量，人力资本对传统资本的胜利是自然而然，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实际上，政治力量才是根本原因。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和精英管理的进步，主要原因非常简单：像市场一样，技术既没有极限也没有道德，技术的进步当然提高了对人的技能和能力的要求，但是也提高了对公共建筑、民宅、写字楼、各种设备等资本的要求。所以，这些非人力资本的总价值几乎与劳动收入一样迅速增加。总之，基于生产率增长和知识扩散的现代增长，有可能避免马克思预言的世纪末日，并使资本积累保持相对的平等，但他没有改变资本的深层结构，也没有真正降低资本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 不平等的结构
作者使用了7章论述收入不平等的结构，分别是第七章，不平等与集中度，初步关联；第八章，两个世界；第九章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第十章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第十一章劳动收入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第十二章21世纪的全球贫富差距。
第七章主要是让读者了解不平等的数量级，包括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的不平等。第八章分析了这些不平等的历史动态变化。第九章和第十章将分析扩大到了所有拥有历史数据的国家，分别看看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第十一章研究了长时间以来继承财富重要性的变化。第十二章对21世纪前几十年财富的全球分配进行了展望。
收入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从技术上讲，这个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重，资本所有者根本没有必要工作，那么这个相关性经常很低，甚至为负数。作者给出了下列数据，请读者心目中对两种不平等先有一个数据概念。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最底层50%拿到约35%。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最上层人群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阶层人群约占30%。
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也请注意，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非资本收入不平等，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到3/4。具体地讲，在20世纪70、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平等社会里，收入层级的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约25%(当时的德国、法国是30%，现如今则高于35%)。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50%(最上层1%占有约20%)。旧制度及美好时代之时的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当今的美国也是这种情况。
在衡量收入不平等时作者观察到的第一个规律就是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加严重，资本所有权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国国民收入的30%～35%，与法国今天的水平大致相当。保罗·克鲁格曼恋旧地称之为“我们所爱的美国”。然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本世纪头十年的45%～50%。这让人很自然就会想到，这样的快速膨胀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在19世纪的法国，年度继承额大约是国民收入的20%～25%，在19世纪末时该比例有小幅抬升，这反映出几乎所有的存量资本都来源于遗产继承。因此在19世纪的小说中遗产继承总是热门话题，
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然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从19世纪到20世纪，土地资本变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然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如果人类平均死亡和遗产继承时间都向后延伸，这是否意味着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减弱？答案是：未必。这是因为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换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尽管从长远看不可避免，但该效应也会因年长者相对财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继承财富量依然不会有多大变化或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剧下滑。总之，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
作者论断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
总而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以r>g（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公式表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完全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这种想法属于危险幻想。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各国对资本的竞争加剧，现在有理由认为，未来几十年r将远远高于g。如果再考虑初始财富越大回报就越高的效应，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这种分化现象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那么显然，前1%和1%的超级富豪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与普罗大众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
第四部分21世纪的资本监管
作者在此部分由四个章节组成。分别是第十三章21世纪的社会国家；第十四章反思累进所得税；第十五章全球资本税；第十六章公共债务问题。第十三章探讨了适合现状的社会国家是怎样的。第十四章在过去经验和近期趋势的基础上，对累进所得税进行了再思考。第十五章描述了适合21世纪情况的累进税制是怎样的，并将这个理想化的工具和在政治进程中产生的其他管理方式进行了对比，包括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管制、美国的移民政策改革，以及许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复兴。第十六章主要解决公共债务问题和当自然资本开始退化时公共资本最优积累的相关问题。
现代财富再分配并不涉及将收入从富人转移至穷人处，至少不是那么直接。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入来实现社会的公平，至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领域。
20世纪累进税的历史进程表明，趋于寡头政治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也没有理由对美国的前进方向感到乐观。引发累进税制的是战争，而不是普选的结果。当经济和金融精英必须维护自身利益时其虚伪程度让人触目惊心---这也包括经济学家，他们在美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中占据令人嫉妒的地位，一些经济学家怀有保护一己私利的不良倾向，却难以置信地宣称他们在捍卫公共利益。美国两党的政治家们看起来比其欧洲同行更富裕，与普通美国民众也格格不入，这可能解释了为何他们倾向于混淆其自身利益和大众利益。如果没有猛烈的冲击，目前这种平衡很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先驱们的平等思想逐渐被淡忘，新大陆濒于变成21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欧洲。
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这样的税制还有另外的好处：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
资本税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而是管理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其目标是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其次，是对是对金融和银行体系施加有效管理以避免危机。
作者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是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资本主义机制内涵着不平等，而且这个不平等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本书史料丰富，结论也非常具有说服力，虽然篇幅长了一些，但是细细读过，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图书情报中心 张力军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