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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国家竞争: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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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教授团队历时十年成果，揭示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探寻发展中国家的突围之路，继八次危机、去依附、解构现代化后重磅力作。） Kindle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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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析了主要核心国家如美国近年的战略性调整，及其对新兴国家的影响。温铁军团队选取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曾经有过“去依附”努力，现在处于产业资本阶段、且越发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和土耳其；第二组是农村地区的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组织化程度低，产业经济难以形成规模竞争力的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第三组是始终受制于“单一化”殖民地经济，未能完成工业化，过分依赖原材料输出，不得不面临国际经济下行周期严重冲击的后殖民化国家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通过分析当前七国各自的困难，可以粗略地反映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作者简介：
温铁军1951年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温铁军教授从教之前，曾有过多年工农兵生活经历和农村试验区调研经验，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考察、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被媒体称为“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等。研究成果曾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认识与实践的对话》、《解读苏南》等多本专著。
内容简介：
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的参与者不是个体，而是国家。不同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客观地分处三类地位，从而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结构，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制度剥削，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利益不均等地向核心国家输送，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 。
本书深入探讨了新兴七国的经验教训，将既往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归纳，表述为从核心向边缘的“双重成本转嫁”过程。最后作者提出，任何发展中国家要挣脱对核心国的依附性、走出被动接受成本转嫁的发展陷阱，都必须加强多边关系及区域合作的共生协调；与此同时，力争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构建权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共同努力建设有利发展中国家的包容、平等、互利发展的国际制度。
2011年温铁军与刘健芝发起成立新兴七国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历时近10年的全球走访研究才有了2月1日才发型的本书，真可谓是呕心之作。现在能有多少学者能用近10年的时间去在全世界范围实地调研，做这样不能快速出结论，赚取热点关注的研究呢？
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的参与者不是个体，而是国家。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化竞争中，分处不同地位的三类国家盈亏不同：
第一类是占据金融资本阶段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其之所以能够赢家“通吃”，乃在于占有收益却不支付成本；
第二类属于核心国的制度体系、能够以战略伙伴名义“搭便车”的半核心国，在与核心国的战略利益基本一致的时候，其得以分享核心国的收益；想·想·
第三类是以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为主的边缘国家，由于承载了转移过来的制度成本，其经常处于被“洗劫”状态，但不自知。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纳入这种全球化进程中，因盲从核心国“软实力”而导致内乱，有些成为所谓的“失败国家”。
绪论
一、 成本转嫁论
2001年美国爆发“双重危机”，以“IT泡沫崩溃”为代表的新经济危机和以“911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加强了这个核心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双重流出。遂使有条件容纳FDI的国家出现经济一度勃兴的局面。而之后用不了多久又再度陷入衰落，落入发展陷阱。
究其原因，其经验过程基本符合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给定的规律。
即中心地区通过不平等的分工关系垄断有力的贸易通道，攫取最大的利润；边缘地区则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初级产品；而半边缘地带介于二者之间，既受中心地区控制，同时又可部分地控制边缘地带。
核心国家的所谓“比较优势”的实质内涵，就是核心国家顺畅地实现在全球体系中向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转嫁。
注释：本图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董筱丹副教授制作
右侧是占据金融资本高端的核心国家，凭借虚拟资本扩张获取制度收益；
左侧是占有资源主权的国家，得以借助资源价格短期抬升而获得“搭便车”收益。但很多资源国家的资源是由跨国公司掌控，并不能获取资源市场溢价收益；
底部是制造业实体经济国家承载了最大化的制度成本。而不得不依靠社会创新提升劳动力租、靠掌握资源主权获取环境租，把控国家货币主权获取货币租。
而这三个能力必须依靠积极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
遗憾的是，核心国家会通过其软实力影响底部国家的学术研究者和媒体从业者，让其不自知的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自身国家的制度落后，比不上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
遂有“裴多菲悖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的当代验证。也就有了种种以自由之名推动的配合核心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展开的各种“颜色”、“花卉”革命运动。
（一） 全球危机与核心国家的双重成本转嫁
当核心国家发生危机后，必然启动多伦量化宽松政策（QE），大量制造过剩流动性。一方面推高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成功”地在贫困国家制造了通货膨胀诱发的“颜色革命”，同步向实体经济国家转嫁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不断向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低利率和低通胀。
实体经济国家之所以很容被攻击是因为实体经济有重资产、重人力、重资源的特征。
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弹性，当面对价格、资金成本、流动性等金融属性大幅波动时，会造成较大的冲击。
这也是我国为了在疫情后先提出内循环，再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原因。就是要打造自成体系不易受外部“金融攻击”的经济循环生态。抵抗疫情后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家大放水对我国进行成本转嫁。
核心国家的软实力之所以能够影响边缘国家，是因为边缘国家的利益阶层能够借助核心国家软实力夺取自身利益。成为核心国家的利益代言人。
而维持边缘国家/区域可控动荡是需要成本的，虽然维护成本远低于其向边缘国家转嫁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但也成为在野党的抨击理由。成为核心国家内部斗争的导火索。
（二）、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分析
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共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阶段
1、 第一阶段：16世纪末期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欧洲社会及经济取得较大进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连工人阶级都因分享了殖民地收益而淡化了阶级意识。
2、 第二阶段：20世纪“一战”及“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与产业跨国转移。
资本主义核心国随着制造业利润率下降，持续转移其低端制造业。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国际货币金融及贸易制度优势，低成本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并把劳资冲突早晨的社会不安，以及环境破坏等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3、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阶段，核心先发国加速金融化。
巨量利润的回流客观地促使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加速金融深化。只要确保其在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制度中的寻租地位。就可以确保长期通过成本输出掠夺发展中国家。并最终形成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
在这个金融资本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新世纪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可能成为唯一的例外。核心原因一是有核力量让外部不能动粗，二是主权货币的绝对控制权（不能自由兑换）。
二、新兴国家当前面临的全球大势分析
美欧核心国经济结构日趋高度金融化，连带半边缘乃至新兴国家“被金融化”，人类资本主义历史由此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这期间的虚拟化金融扩张造成金融资本全球过剩危机，进而引发币缘战略冲突。这与产业资本阶段的资本增密造成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过剩危机进而引发地缘战略冲突，虽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金融资本阶段所导致的全球经济风险增加、经济涨落周期缩短、金融危机频繁加剧、社会及地域贫富悬殊分化等内生性制度成本和代价，却比产业资本阶段要沉重得多。
以金融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更轻更快效率更高，正向如此，负向亦是如此。
必须要认清的一点就是美国债务不断攀升而必须增发货币、购买债券，因此，金融资本总有急速扩张的内在冲动。当然，这也是由金融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所决定的。无论是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暂时性的战略收缩，都只会为下一阶段的金融扩张铺路。
这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内生特性，一旦金融化就根本停不下来。
而美国接下来的数十年利益的关键，就是怎样对主要新兴经济体进行“美元化”。
2011年以前，全球地缘战略演变格局明显趋向三分之势：中日韩通过货币同盟整合亚洲；而欧洲则和俄罗斯联结；21世纪的地缘格局一旦朝此方向发展，美国就只能依托“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亚三足鼎立。
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晰：防止全球地缘格局形成三分天下之稳态。为此必须压制打击中国，削弱欧洲。
这是温老2011年作出的分析判断。
时隔十年，如今疫情之下，中日韩弄出了RECP结了对子，中欧签订了协议，俄罗斯在积极抢占特朗普时代撤出中东后留下的空间。
天下三分还有距离。但借着疫情和懂王的助力，我们一举拿下香港、RECP和中欧三块蛋糕。不仅在地缘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还建立了区域货币同盟。也许这是日韩吸取前车之鉴，认清美元输出危机成本的本质，对抗疫情后美元巨量放水收割的不得以“抱团”选择。
纵观美国的金融资本路径和策略就是基于其绝对军事和经济领先优势。依靠美元的全球币权优势做金融输出。
美国的跨国公司一方面通过超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美元去海外投资，掠夺实体经济国家资产。同时推高基础商品价格造成输入性通胀，进一步拉大实体经济国企业与跨国企业的资金价格差。另一方面，美联储直接购入美国各类负债，导致获得巨量资金的大型企业反身杀入股市，以最快速高效的方式赚取利润。
这一切都是金融的本性。以最为高效的方式去赚取最多的价值，不计形式不计后果，循环往复直至毁灭。
我们长期被西方国家批判的“中央集权”、“操纵汇率”、“无人权”的限制资本流动等不够先进的非市场经济行为。正是美国在去国家化，敲开中国币权大门的把戏。
只要资本能够自由跨境流动，不管该国是采用哪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要资产自由流动，任何货币都无法跟拥有全球币权的美元进行对抗。拥有无限制流动性的美元将会吞噬一切。
过去经常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征，其实质仍然是国际制度权不对称“依附性陷阱”。
新兴七国在缺乏强有力内需支撑的情况下，以依附美国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都是非常脆弱的。一旦美元撤离必将全面衰退。尤其是资源输出型国，依靠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品根本没有市场话语权。完全依靠外部消费和制造业市场，巴西、澳大利亚都是如此。最后就是无限制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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