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an Hass 竞争性相互依赖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https://www.amazon.ca/Stronger-Adapting-Americas-Competitive-Interdependence/dp/0300251254 

by Ryan Hass (Author) March 9 2021

An examination of how America can strengthen its approach to China by building on its existing advantages

“This book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 United States can renew its advantages in its competition with China.”—Ambassador Susan E. Rice, former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yan Hass has provided an indispensable and timely contribution to understanding our critical path forward with China.”—Jon M. Huntsman,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and Russia

Ryan Hass charts a path forward in America's relationship and rivalry with China, a path rooted in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America already possesses. Hass argues that while competition will remain the defining trait of the relationship, both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be impacted—for good or ill—by their capacity to coordinate on common challenges that neither can solve on its own, such as pandemic diseas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Hass makes the ca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greater success in outpacing China economically and outshining it in questions of governance if it focuses more on improving its condition at home than on trying to impede Chinese initiatives. He argues that the task at hand is not to stand in China's way and, in the process, turn a rising power into an enemy but to renew America's advantages in it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何瑞恩：竞争性相互依赖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作者：何瑞恩   来源：同济战略派  

何瑞恩(Ryan Hass)，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为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兼任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的非常驻研究员。2013-2017 年，何瑞恩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主任，在此之前曾在美国驻华、驻韩和驻蒙大使馆担任外交官。在15年的外交任期内，何瑞恩曾经获得多项卓越荣誉和功勋荣誉奖。与此同时，他在2021年出版了新著《更强：竞争性相互依赖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竞争性相互依赖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今时的美中关系正处于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大转折点。美中两国都对目前的关系状态感到不满，并且试图改变双边关系以及两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广泛而持续的对华政策导向是寻求实现合作与竞争的融合——其重点是充分利用合作并管控竞争以防止冲突升级——但这一路线却让现在的许多美国人感到不满。伴随着新冠疫情所夺走的生命与经济机会所产生的愤怒，这种不满情绪也变得更为强烈。可以说，美中关系已经开始被那些夸张的言辞、激烈的对抗和强烈的不信任感所定义。在这个层面上，特朗普等人已经让许多美国人相信：现在的美中关系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还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可以说，美国国内不断升温的“中国热”具有现实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将美中就共同威胁进行协调的能力排除在考量之外，而且日益加剧的敌对情绪也在激起美国政府遏制中国崛起的紧迫感。美国对中国发起了全面的单边关税，引发了中国政府可预见的对等回应。即便在撰写本书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贸易战暂时不会走向新的升级，但是两国在解决贸易关系紧张的结构性根源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与此同时，两国都在努力收缩自己的弱点，也在努力削弱对方的比较优势。技术竞争正在稳步加剧，美国收紧了向中国公司销售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而中国则试图在制定全球标准方面取得优势。

然而，美国削弱中国的努力正在伤害自己。两年的贸易战迫使美国财政部花费了280亿美元用于农业补贴，以抵消美国农业的部分损失。相比之下，这一数字是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救助汽车行业所付出花费的两倍。不过，美国的财政成本却不仅仅是280亿美元——中国很可能已经不再是美国农民可靠的农产品出口市场。除了农业，福特和苹果等美国大公司也认为中美贸易争端对其利润产生了重大打击。自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波音公司还没有向中国出售过一架飞机。然而，这些公司只是其中的部分案例：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所覆盖的公司当中，平均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公司利润来自于中国。美国主要的半导体和芯片制造商警告说，如果它们无法再从对华销售中获得收入，就不得不开始削减自己的研发预算。一些美国高科技公司部分考虑到对冲这些风险，已经开始将自身的研发外包，以避免触发出口管制法规关于原产地要求的微量标准(这将会削弱它们未来向中国销售产品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特朗普也会抱怨说：美国国防部为了应对中国而提出的增加预算的要求，已经挤占了政府用于国内优先事项(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应当说，美国在单方面向中国施压待变的反路上拖得越久，美国就越会耗尽自己的力量源泉。事实上，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为了追随美国，而对中国采取全方位对抗的姿态。这种做法不仅在中国问题上拉开了美国与其盟友伙伴的距离，而且还导致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忽视合作层面，越来越强化对抗领域，从而削弱了共同应对紧张局势的能力。即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这种全人类的共同威胁通常会迫使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并在制定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方面共同发挥领导作用)，两国仍然无法就此达成共识。如果美中两国不能这样行事，那无疑将对其国际形象和国民利益造成持久性的伤害。简而言之，美国正在推行一种失败的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战略将使美国更加孤立于自己的朋友，并且在影响中国的选择方面更加无能为力。

本书旨在为美国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应对中国崛起指明道路。我的论点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如何应对作为近乎匹敌的竞争者的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近几十年来最直接的考验。我们需要详细探讨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所面临的政策选择，并且不要在权衡选择的过程中“做假账”。应该用何种目标与假设指导美国的政策?中国对美国以及世界的雄心是什么?中美之间以及两国和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权力分配是什么?美国的领先企业是否能够在创新领域超越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中美冲突的风险有多大?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什么?面对来自于中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美国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自身利益?

美国和中国权力互动的长期结构性变化并非一种暂时现象，而是将持续存在的新型竞争特征。美国和中国在财富、权力和声望方面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一差距在未来几年还可能会继续扩大。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竞争也还在持续加剧。

即便如此，在外交领域中并没有“牛顿定律”来决定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冲突。事实上，美国和中国都有强烈的动机来避免冲突——因为这将对两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理解美中关系的本质，我提出了竞争性相互依赖的概念。即便竞争是其主要特征，但摆脱相互依赖的代价仍然是高昂的。美中两国都无法以可接受的成本或风险将意愿强加给对方，但两国却都有各自的偏好和优先事项，这使得它们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问题包括：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等。鉴于这些互动领域以及中国的变化，应对美中关系的旧政策已经无法再为中国崛起对美国世界地位的挑战提供答案。

本书将就如下目标提供实用的建议：美国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以最好的方式更新其战略，从而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本书还试图正确衡量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规模，我敦促决策者对冷战时期的前国防部长詹姆斯·史莱辛格所描述的“十英尺综合征”保持警惕——美国据此说服自己：苏联是拥有大规模力量和压倒性智慧的高大对手。在这个层面上，夸大中国的实力会引起焦虑，焦虑会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会导致过度反应，而过度反应则会产生破坏美国自身竞争力的错误决策。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的。2000年的美国经济规模几乎是中国的十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中国的五倍多;但是，现在美国的经济规模却只能超越中国约35%而已。

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焦虑并不是崭新的现象：考虑到“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发射前后、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扩张主义、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时期的欧佩克石油问题等历史节点，美国至少正在经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第六次“衰退恐惧”周期。与过去所经历的一样，美国国内有一股强烈的声音正在警告美国自身存在的弱点以及中国夺取全球地位的雄心。然而，塞缪尔·亨廷顿1988年的观点在今天却仍然适用：“衰落论者反映的是美国的心理，而非美国的实力。”

美国不需要也不应该试图阻挠中国，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敌人。相反的，美国应当基于可观的资源和优势的信心来处理对华关系。可以说，这种信心可以使美国能够对中国采取稳定而积极的战略——这一战略应当实现能力与意愿的匹配，并且具备目标的明确性和手段的连续性。美国战略的目标应当是：引导中国的崛起更加雄心勃勃，而不是让中国变得咄咄逼人。通过专注于美国自身的进步，其目标应当是在经济创新和为本国国民提供更好的治理方面超越中国。美国的根本利益是：维护其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保护亚洲的开放通道、维护以规则和规范为基础的动态国际秩序以及预防大国冲突。同时，敦促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于美国的世界地位而言，全球领先的美国公司可以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仍然至关重要。为了持久性的发挥战略的作用，相关路径还需要为美国公司的股东和工人带来好处。

即便是考虑到美国当前的境遇、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以及中国的崛起，上述战略目标仍然可以实现。同时，这些目标的实现还将确保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保持强大的领导地位、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能够进入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在这本书中，我阐述了为什么这些目标可以指导美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应当如何最为有效地追求这些目标。我认为，美国与中国相比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这应该让美国更有信心专注于培养自身的实力来源，而非以防御的姿态试图削弱中国的进步——美国不能选择中国所走的道路，美国只能控制自己所做的选择。

在考察中国的战略目标时，我认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将中国恢复到自我认知的历史地位，即亚洲地区的第一强国和世界舞台的中心角色。我认为，尽管中国的雄心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存在紧张关系，但是中国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却并非命中注定的。为了限制中国的对外影响，美国需要加强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协调。但最重要的是，美国需要重新发现：如何通过自己的榜样力量来激励他人。

我在书中介绍了竞争性相互依赖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理解美中关系性质的框架。事实上，美中两国政府同时接受这一框架，将有助于限制竞争并减少对彼此切身利益的直接挑战——这不是出于单纯的友好，而是基于清醒的认识，即中美双方需要在激烈竞争的状态下保持共存的能力。

在考察美中技术与经济竞争的性质时，我观察到美国正在重复一种历史模式，即会对他者的国家导向模式下的技术创新能力深感不安。在这个层面上，我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中国才能让中国自己放慢脚步，也只有美国才能决定美国自己的未来。可以说，美国越早发现并解决阻碍其进步的国内缺陷，就能越快降低对中国进步的担忧，并转而专注于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中国在军事能力上的快速进步及其在周边海域的军事行动，终结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美中两国都陷入了日益加剧的安全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并且避免陷入冲突，美中双方都需要剥离和管控最有可能引发冲突的竞争领域。两国不应寻求难以捉摸的一揽子大交易，而是要致力于寻求切实可行的渐进方式来解决具体问题：例如，从冷战时期美苏降低核战争风险的历史中汲取灵感。与此同时，美国还需要加强其威慑中国“制造麻烦”的能力，进一步完善其对中国的军事态势，以及更新“整体防御”的概念。

我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应再努力重建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充当中央权力的掮客)，而是应当追求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权力均衡。假如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除了俄罗斯之外的其它大国自然会以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指导，来同美国政府协调应对中国所带来的具体挑战。美国政府应当抵制要求欧盟、印度和日本联合对抗中国的冲动，并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耐心地让这种协调机制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中逐步发展。

在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应对新的权力分配背景(美国已经不再是每个地区的超越性力量)时，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抵制将“大国竞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组织原则的诱惑。可以说，二元化的“善恶”区分可能会给美国带来资源分配不当的战略成本，并在中国问题上深化与其盟友的分歧，从而加剧美中之间的敌意——这些行动成本将掩盖预期的战略收益。相比之下，为了吸引国内外对旨在超越中国的进取型战略的支持，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充满自信的战略设计——它不仅能够对中国产生威慑，而且能够邀请中国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更大的贡献。应当说，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安全将主要取决于它自己的抉择和行动，而这恰恰就是美国必须集中注意力的地方。

将本书所有章节联系在一起的主线是：美国仍然是美中关系中更为强大的一方，只要它能够培育其比较优势的来源，那么这种优势还将会继续延续下去。美国越能保持对其国内社会和治理模式的信心，就越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如何放慢中国的脚步，而是要加强自身的发展。为了与中国更为有效的竞争，美国领导人应当专注于培养更大的国家凝聚力、恢复美国的国际威望、维护其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同盟网络——这些是中国没有也无法夺走的美国竞争力的关键。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中国构成了可怕的威胁，其雄心与美国的利益如此背道而驰，以至于美国必须在占据物质优势的当下就破坏中国的崛起。还有人会争辩说，中国通过其潜在的敌意以及对美国的根本性不公引起了美国的仇视。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行动需要美国做出愤怒的回应。另外有不少的美国人提出，应当将中国作为治愈美国分裂的外部威胁，就像冷战时期借用苏联来平息党派纷争那样。

我对其中的诸多论点深表同情。但我也同意，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了最有力的挑战。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与中国领导人密切接触，并且充分意识到两国紧张的竞争性质。同时，我也反对那些关于美国的妥协可以平息中国的雄心的论点。

即便如此，愤怒对于管理大国间关系仍然是一种无效的情绪。美国和中国等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太可能会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或者某一方的压倒性胜利。事实上，美国的成功是由以下要素来衡量的：是否能够避免危机?是否可以朝着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取向发展?应当说，那些所谓的美国可以通过施压来迫使中国投降的假设，源于对美国有限影响力的无知以及对中国动机(即避免被美国摆布的屈辱)故意的无视——在美国的明显压力面前，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会选择屈服。

相反的，美国需要对如何维护与拓展中美共同利益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在财富、声望和权力方面获得的越多，美国就越有必要与其他盟友伙伴进行协调，从而影响中国认识和追求其国家利益的方式。应当说，美国因为影响中国而吸引国际支持的能力，将取决于美国一贯表现出的坚定和自信。美国政府必须表明：它的行动基于与伙伴之间共同利益的认知，而美国将会推行一种超越执政党更迭的长期战略。反过来，要证明这种路径具有持久性，美国还需要制定相关的战略来客观反映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的重视度和容忍度——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中国根本就不是主要的焦点或担忧。尽管美国公众对中国表现出了广泛而愈发强烈的不满，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也不支持美国为了对抗中国而承受重大的损失。

总而言之，我写撰写本书的目标很简单，它不是党派性的作品——我想要破解的挑战远远大于特朗普政府本身。本书旨在解决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即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巩固其第二大强国(以及最接近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地位，美国如何才能最为有效地确保自身的国家利益。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一场关于美国如何才能最为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的良性辩论，从而清醒地思考美国应当通过哪些努力来对中国予以回应。尽管我已经提出了美国如何调整其对华战略的建议，但是看到他人改进这些建议更能让我感到开心。在这个层面上，有效应对中国崛起将是几代美国人的挑战——它不是一个能够给出简单或绝对答案的问题，但其中总有一些想法会比其他的更有效果。

应当说，即便中国的国家实力大增，但美国依然比中国更加强大。所以，现在的美国必须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手中的牌打好。

文章来源：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2021

【编译】王昱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