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有其責任
自由是基本人權之一。您應該聽過「有權就有責」吧？因此自由的權利應與自由的責任應取得平衡較為合理，但您聽過「自由的責任」嗎？您一定也常聽到「人權」，但是您聽過「人責」嗎？
在「人權遠小於人責」的專制國家，適當的「擴大人權」並「減少人責」是合理的方向（因為「人權應該與人責平衡」）。但在「人權遠大於人責」的現代民主社會，還強調「人權」而不注重「人責」，則是錯誤而不合理的方向（過猶不及）。現在西方國家的新冠疫情仍居高不下，難道不是與「人權遠大於人責」有關？
西方的現代社會中只強調以「外在的法律」來制衡「失當的人權」（而非以「內在的人責」來制衡）。法律一旦管不到或者管得不恰當就會引起困難及暴亂，例如西方社會的新冠疫情擴散、美國警察的暴行與種族歧視、或1977年紐約大停電時的趁火打劫等。
我八年多前小腦開刀後就不再開車，經常以公共交通及走路來代替。但走路時常被迫要走到不安全的馬路上，因為供人行走的騎樓常被住家或商家占用。此現象與酒駕、節日後公園到處是廢棄物、海洋滿是塑膠垃圾等等類似，都是「人權遠大於人責」的冰山一角。
基於「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筆者贊成「中國大陸漸進式的放寬自由」，千萬不要學台灣：「一下就大幅放寬自由的權利，以致人民忽略了自由的責任」（已放出去的自由要收回來，談何容易）。這大概也是國父孫中山先生要講「軍政、訓政、憲政」循序漸進的原因。
二、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是一種權利，新聞自由也是，在上述的原則下，也都應有責任才合理。以下是筆者目前的一些看法：
言論自由屬於個人的權利，但有其責任，不應肆無忌憚。例如，不應干擾他人、不應違法等。
- 應儘量客觀的報導事實。
- 不應有雙重標準（雙重標準易誤導或左右民眾）。
- 「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意見」應儘量區分清楚（讓閱讀者容易分辨）。
- 民調或民調的報導應儘量客觀，以取得閱讀者的信賴。
- 若對法律有意見，應儘量明白的陳述其利弊，讓立法者可清楚得悉。
三、民主是良好的制度嗎？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也是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早於1947年在「最糟糕的政府形式」中就講過：「許多形式的政府都已被嘗試，並將在這個充滿禍患的世界中繼續被嘗試。沒有人假裝民主是完美的或明智的。確實，有人說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不時被嘗試的其他形式外。」
筆者認為，人類如果從1947年到現在都還沒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還在認為「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話，那是沒看到各國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無法真正解決人類所引發之長程而重大的共同問題，例如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生態惡化等（現在的人類已不能再將地球視為無限大，予取予求了）。
從其他動植物的角度來看，人類現在的行為不就是地球上最大的害蟲嗎？如果人類仍不能改變制度與行為，那麼提早在地球上滅絕就是非常合理的結局，一點都不冤枉！
現代以民主制度選出來的許多領導者除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想要當選（以取得權利並極其自私而短視）之外，哪能以豐富的經驗、宏觀的角度來做長遠而正確的決定？這也是視頻「民主為何行不通？沒有民智，談何民主？!」所想表達的（別忘了德國的希特勒與美國的川普都是經過民主程序產生的）。
此外，現在媒體或網路上的假消息非常多，大幅減少了民眾取得正確訊息的機會，因此民眾選出較佳領導人的機會遠不如邱吉爾當時！
前英國首相Tony Blair（湯尼·布萊爾）於2014年12月4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否已死？（Is Democracy Dead?），也憂心的顯示了現代民主制度的種種缺失，他的意見包括：
- 真正的民主，光有投票權是不夠的。
- 一些初出茅廬的民主國家，至少在短期內，不如一些獨裁國家有能力滿足大眾的需要。
- 對民主政治有一種普遍的不適感和幻滅感。
- 民眾感受到缺乏改革的影響。
- 既得利益的強大集團可能阻礙改革。
-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民主，則現在是改進民主的時候了（但他未談到改進民主的對策）！
從目前的諸多現象及這次新冠疫情的情況看來，民主制度並沒有改善的跡象，而在民主國家中日益普遍的現象是：「國內兩大黨間有嚴重的內耗、有種族或宗教歧視、從兩個爛蘋果中挑一個比較不爛的」，而民主也有漸漸演變成民粹（populism）的趨勢。
台灣的另一個大問題是：「在國家接班人上鑄下大錯」。特別是在李登輝接替蔣經國擔任領導人的時候。李登輝急著要實行「全民選舉式的民主」真的是正確的方向嗎？所謂的「李登輝是民主先生」究竟是褒是貶？希望歷史能給後代一個答案。
四、未來的展望
英國著名的史學家湯恩比（1889-1975）曾說過：今天的人類社會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代，而且還是人類咎由自取的結果（他在1970年代初期說的）。湯恩比也曾說過：「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
當時的大陸在諸多方面仍十分落後，以湯恩比的經歷及當時的背景來判斷：他看重中國的應該是：「悠久而具有包容性的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民族解決困難的創造力」。
為了全人類及後代子孫著想，筆者很希望中共能找出比民主更好的制度（較新加坡更好），並讓「修正的禪讓政治」及「中華文化」能漸漸在大陸發揚光大（重視做人的道理，並以眾人內在的文化為主，外在的法律為輔）。
期望這種「修正的禪讓政治」能有遠見及格局，能以「互利共贏」的方式兼顧各國與地球的需要，除了能在國內落實「選賢與能」外，也能實現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筆者所期望之「修正的禪讓政治」，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重大原則（集體領導），由中共的國家主席代表國家發言，並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授權的重大原則下由國家主席做成決定。
胡錦濤已於2012年11月將中央政治局國家主席之位讓給習近平。據筆者觀察，胡錦濤雖然裸退但與習近平保持良好關係，此點可從習近平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開幕式上的報告長達三個半小時，胡錦濤對他指指手錶可看出。
然而，本來預定接棒習近平國家主席之位的孫政才有嚴重的貪腐問題。以此觀之，習近平的延續任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國家接班人的正派與否將影響高官的作為及全國的風氣，故極為重要）。
未來觀察的重點應該在：「習近平的接班人是否像前兩任一樣英明」？如果答案是正面的，那筆者覺得中共在「修正的禪讓政治」上已具雛型，人類也較有希望走出目前已深陷的泥沼。（相關報導：軍售案有進展 總統府：美國持續以行動履行「6項保證」承諾｜更多文章）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核工學士及柏克萊加州大學材料碩士及博士，現已退休，曾任中國鋼鐵公司主管及全國工總之環境與安全衛委員會副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