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浙和台湾起飞的两架包机, 折射未来30年最冷酷的隐喻

贾筠闻鹃史东

修远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导读】2022年末防疫政策调整之际，我国东南多地政府组织企业包机出境抢订单，一时成为热闻。然而另一个方向上的包机航线，却较少为公众所注意：在美国推动下，近期台积电工程师包机直达美国亚利桑那州，被视为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标志性一步。两条不同的包机路线，传递了同一个隐喻：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已经开始，其中最根本的竞争，注定是世界各国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塑造所展开的发展权和主动权之争。

修远研究中心长期跟踪关注科技创新问题，继今年春完成研究成果《创新生态3.0：中国科技共享创新的元构想》（点击标题可读）之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当前世界科技创新割据卡位、重返“战国时代”的总体趋势，认为中国恰恰需要扮演逆行者——对外扩大开放和国际科技合作，对内告别过去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战国状态”，沿着共享创新的道路，挺进科技创新“无人区”。所谓共享创新，就是通过体制内外有序联动和区域化集群化共享，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提升。

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三种创新主体的战略性重组来实现：最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企业、人才在新历史阶段上达成战略默契，形成善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良性互动的战略性创新体制。而如何根据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的不同禀赋，做好战略规划，培育共享创新城市群，发挥其战略性创新枢纽的作用，是最大的难点。对此，除了加强区域协调，还要超越体制内外之分和虚实之争，下力气培育一批战略型创新企业，既作为战略性产业的有力支点，也作为共享创新的能动载体，鼓励其引领构建共享创新的“同心圆”。

文章还指出，当前中美科技竞争正呈现为一种“双向运动”：美国加快封锁创新链，弥补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中国立足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加速构建创新链。双方各有优势和软肋，但本质上都是资源重组优化，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尤其需要我国各界有识之士形成合力，共同思考共享创新的战略、模式、路径及落地办法，携手推动中国科技的创新突破。

本文为修远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的社会基础”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原题为《告别“战国时代”：共享创新与中国科技的战略性重组》，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告别“战国时代”：共享创新与中国科技的战略性重组

充满意外性和必然性的2022年，在战争、危机和疫情中，终于迎来尾声。此刻的尾声，似乎宣告了一段动荡时期的结束；但其背后的种种迹象都显示，一个新的、竞争更为激烈和冷酷的时代已经开始。

2022年末，两架不同方向的包机航班，吸引了全球目光：一边是由美国推动，从中国台湾出发，飞跃太平洋，直达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台积电员工包机；一边是由中国推动，从江浙两省出发，飞跃亚欧大陆，直奔欧洲“抢订单”的内地企业包机。两条不同的飞行路线，看上去没有地理空间的交集，却传递了同一个隐喻：这个新的竞争时代，注定是全球化裂解、冲突和重组的时代，其中最根本的竞争，注定是世界各国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塑造所展开的发展权和主动权之争。

有竞争必有合作——尽管如今合作的场景与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短期内甚至出现了竞争压倒合作的态势。对于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塑造而言，过去几十年内外竞争与合作的成果有目共睹，我们从最基础的制造业开始，在科技创新中一步步发展升级，实现了从追赶到比肩、从借鉴到原创、从落后到先进的历史性变化。但今天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面对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等方面的科技与产业围堵，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科技人才、信息、知识、设备的流动性阻滞，我们有必要重新审思中国科技创新的内外之变与竞合之道，从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段思考战略性的应对之策。

▍割据与共享：科技“战国时代”的双向运动

（一）世界科技创新重回“战国时代”，国际合作转向割据卡位

后疫情时代，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逐渐疏离，过去数十年来形成的全球创新链，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转入割据卡位的阶段。随着北美、欧洲、泛亚“三分天下”局面的浮现 [1]，战略自主成为一种核心关切，而与之直接相关的科技创新，也重回分庭抗礼的“战国时代”。

北美方面，美国精英已做好与中国开展长期竞争的心理准备，最在意的就是创新竞争。2020年，美国把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提升至内阁级，以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协调和推动作用；2021年，美国出台《创新和竞争法案》，决定向科技创新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2022年，美国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一方面欲以巨额补贴半导体产业，来维持本土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则拨巨款改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新的技术创新部门，重点支持半导体、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先进制造等领域，以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借助俄乌战争，美国重建全球产业联盟，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开始在美投资设厂，便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此外，美国还推出“芯片联盟”、“供应链联盟”、“关键矿产联盟”、“近岸外包”等多方面措施，重新弥补自身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足，并对中国形成合力围堵的高墙。[2]

欧洲方面，2018年以来，在美国对华技术“脱钩”且频频施压欧洲盟友排除华为设备的强刺激下，欧洲意识到自身“技术主权”的脆弱性和对外依赖性，其科技政策逐渐从“开放世界”转向“开放性战略自主”，更倾向于保护欧洲的科技自主和经济安全。“开放性”，意味着欧洲不愿变成中美科技战的战场，避免选边站队；“战略自主”，则意味着欧洲将在中美的中间地带，以参与者身份谋划自身科技创新。[3]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推出《2022年竞争法案》之后，欧洲也跟进出台《芯片法案》，在半导体领域做出了与美国相似的路线规划。

泛亚地区，日、韩、印、澳作为美国产业链重组的一环，则希望在中美竞争之间获利，以提振自身的创新力和制造业。由于美国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推动制造业回流，包括日本索尼、住友化学、韩国三星电子、SK海力士、LG新能源等在内的一众企业都被要求在美建厂，从而引发日韩“制造业空洞化”的担忧，反过来也促使两国谋求科技和产业自主。印度则更是不惜以直接打压外企的方式，来扶植本土产业和科技企业，包括微信、TikTok等数百个有中国背景的应用软件，都被其以安全为由封杀。而澳洲不仅基于关键矿产优势在中美之争中两头受益，而且还提出发展半导体、农业化学品、电信设备等7个关键制造业领域，并以中国为对手，列出限制63项“关键技术”转让的清单。

总的来看，美国以“联盟”之名行美国优先、力压中国之实，在强化其盟友圈内产业合作的同时，也激发了各国保持战略自主、提高自身科技实力，以对冲美国“虹吸”的强烈需求，从而使得国际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呈现出一种中美竞争、多国“混战”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各国政策摇摆不定，势必加剧跨国合作的脆弱性与复杂性。

（二）中国需要告别“战国状态”，以共享创新推动战略性重组

全球科技的“战国时代”，无疑对我国形成巨大的战略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科技竞争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双向运动”：美国注重弥补自身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巩固其对创新链的掌控，同时竖起科技领域的高墙，客观上加剧全球科技创新的战国化、割据化；中国立足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长期积累，积极弥补自身创新链的不足，力图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为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双向运动中，双方各有优势和软肋，但本质上都是资源重组优化，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人类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领域为主战场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美都没有充足经验，也无历史经验可循。[4]

对于中国来说，科技创新的真正问题还在内部。我们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丰富的人才资源、较强技术转化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但在科技创新生态上，却长期处于“战国状态”。第一，过去数十年里，我国本土企业往往作为组装厂商被整合在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网络中，本土企业之间缺乏互动，相互竞争也日益同质化、内卷化、低端化。很多科学家、企业家和技术专家都意识到，关键技术的单点突破并不难，但由于缺乏良好的产业生态，在很多关键领域，我们始终难以形成本土产品技术系统。一旦遭遇“卡脖子”，本土企业往往各自为战，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5] 第二，我们还缺乏相对成熟的资源整合机制，突出表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仍未真正形成，人才及劳动力错配现象突出，金融创投模式尚不发达，资本与科技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与科技创新相关的社会配套机制和管理体系仍不健全，等等。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和行业甚至重新陷入挣扎求生的状态。例如，作为经济生态重要环节的第三产业和支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都明显受挫，反过来也影响第二产业，削弱了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效应。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需要一个修复过程，不仅要恢复原有的产业能力，更要把整个创新生态培养起来。第三，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正面临新的场景：一方面，产业分工链条拉长，团队协作要求更高。一项产品往往包含数十项甚至上百项专利，需要聚合各种创新成果，而每一项应用需求，也都需要多领域协作，才能落地实施。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正进入“无人区”，相比过去的模仿赶超，如何“定义未来”，无疑是更难的事。我们如何突破原创性的科技创新？如何把握原始创新的不确定性？对于未知创新，巨额投入怎么投，巨大风险谁来分担？这些问题都需要统筹解决。

各自求生不如协作共生。迎着全球科技的“战国时代”，中国科技创新恰恰要走出“战国状态”，以共享创新打破各种藩篱、盘活现有资源、重塑创新生态。所谓的共享创新，就是通过体制内外有序联动和区域化集群化共享，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提升。[6]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围绕战略性创新体制、战略性创新枢纽、战略型创新企业这三种创新主体要素，实施战略性重组。

▍战略性创新体制：善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

以共享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重组，起点在于体制内外有序联动。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经验，善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科技创新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中国创新发展的源动力，部分来自于国家体制，部分来自于市场生态，二者相辅相成。[7]构建战略性创新体制，意味着要在科技总体战略牵引之下，形成更加紧密的政府—市场互动模式。

（一）探索以共享创新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模式

过去数年间，产业政策之争持续不断。但历史和现实表明，产业政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各国标配；市场是科技创新的温床，但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和推动，创新也难以突破。在这一点上，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对外推崇自由市场理念，长期谴责他国产业政策，但在其本国产业发展中，政府从未缺席。以美国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政府在国际创新竞争的关键时刻出手干预，恰恰是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不可缺少的一环。当年硅谷的兴起，并不仅仅是科技和商业精英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结果，事实上，来自美国政府军事采购，起到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半导体产业受到日本挑战时，美国政府就曾以贸易制裁等手段沉重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之后美国半导体工业迎来复兴。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最成功的产业政策经验是国家对尖端技术研发释放明确承诺与清晰信号，由此充分动员庞大的产业力量与科学资源，通过创造新产业部门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来占领创新高地，维持科技霸主地位。[8]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政府会如此密集地出台大量创新法案和补贴政策。

在这一点上，我国已形成相对成熟的产业政策模式，未来也必将延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参考先发国家模式来制定产业规划及措施，如今，面对科技创新的“无人区”，已经没有或少有可以参考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政策的出台尤需谨慎。从兼顾创新效率和创新风险两方面考虑，未来一个时期，有必要探索以共享创新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模式，即：一方面，通过多种产业政策塑造共享创新的基本生态。例如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改善制度环境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以促进规模经济，打造区域化集群化创新枢纽，鼓励竞争之上的创新资源共享，以提高创新效率，避免重复内卷；另一方面，更加注重产业引导的精准化和多方参与。在鼓励创新自由的前提下，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调整一些粗放式的政策措施、立项机制和资金投放方式，转向对创新研究环节和生产技术环节的更精准支持。这就需要充分动员各界力量，形成全面、客观、有效的创新评估机制，助推政策和资金的精准投放。

（二）政企合力推动创新资源配置与协同共享

受疫情影响，近年来国内创新链、产业链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大量创新资源难以有效整合。眼下政府和市场共同面临的首要事项，就是以更大力度促进创新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协同共享，为重塑创新链和产业链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一，从整体上对创新链的区域协同和分工布局进行规划，发挥规划的牵引作用。大国创新的有利条件在于因其“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与分工优势。鉴于“无人区”的原始创新需要长期巨额投入且面临不确定风险，有必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整体设计和任务拆解，进一步发挥城市群、产业群规划的作用，尤其要把若干城市群培养成科技创新的枢纽，并在各城市群之间搭建协同合作的桥梁，避免各城市群陷入本地主义乃至零和竞争的境地。[9]其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的关系。通过政策手段促进资本自我调节，并不是打压资本，而是把市场资源从无序竞争的状态中引导出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方向和投入模式，激发新的市场活力和创新意愿。其三，做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进而吸引高新科技产业园区的聚集。国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曾产生诺奖级成果，这也是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形成的原因之一。落户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现在已经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最主要的科学平台，足见其牵引力。然而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出现了建设过热的问题，亟待国家层面作出合理规划。[10]

▍战略性创新枢纽：共享创新的多赛区和一盘棋

以共享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重组，难点在于区域化集群化共享。2022年4月，中央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真正发挥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其中第29条特别提出：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建设工作。事实上，这些跨区域的城市群，也是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聚集地，如何把它们打造成战略性的创新枢纽，形成共享创新的多赛区和一盘棋，值得深入思考。限于篇幅，本文仅作抛砖引玉式的分析。

（一）多赛区：五大城市群创新的现状分析[11]

环顾世界发达创新体，城市“抱团”创新已成为全球共识。如美国的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分别对美国和日本占据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的有利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十四五”规划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被列为优化提升的第一梯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

（图源：“十四五”规划纲要）

1. 长三角城市群的特点是经济规模最大、科技创新活力突出。近年来，区域性的科技协同创新，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标志性特色。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和研发平台逐渐成型，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等城市为核心的集聚趋势不断得到强化。在上汽、阿里、吉利等龙头企业和一些科创平台的带动下，大量优质科创要素、科创企业、科创人才在长三角实现聚合，产业创新网络越织越密，创新资源效用明显。不过，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难点在于“过度竞争”与“产业同构”。虽然现有规划对长三角的各城市间产业分工和发展作了明确定位，但如何协调城市间的资源分配和创新要素共享，促进不同城市的差异化竞争和产业互补，仍有待理顺。

2. 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是科技创新能力强、经济活力旺盛、产业体系完备。良好的政企互动生态、强大的数字经济生态、丰富的产业集群生态以及多元的创新主体生态，是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创新的突出亮点。以华为、腾讯、中国电子、广汽、比亚迪等一批企业为龙头，大湾区形成了政策链带动资金链、大企业带动小企业、龙头企业联动科研力量、智造驱动带动制造升级的科技创新“同心圆”。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数字科技企业在大湾区创新生态中既是创新能力的供给方，也是创新技术和应用场景的需求方，例如华为通过华为城轨沃土数字平台，完成了智慧车站及智慧运维联合解决方案，助力传统基建的数字化转型；腾讯设立工业互联网粤港澳大湾区基地，把技术和生态开放给广大中小企业，助力产业链协同运转。这种“有来有往”的多向互动，塑造了大湾区深度嵌合、高效互动的产业创新生态。当然，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涵盖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依然面临着如何突破跨境行政壁垒、如何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如何完善营商环境以吸引国际高端资源等一系列问题。

3. 京津冀城市群的特点是创新资源最密集、科技创新成果丰富。基于大院大所的集聚资源，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要素共享，主要以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为驱动力。随着京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京津冀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持续增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协同创新平台先后落地，跨区域产业创新活跃度显著提升。这其中，北京创新生态体系的强大辐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呈现出“以北京科技能力支撑三地产业发展、三地产业发展助力北京科技突破”的产学研协同生态。同时也要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结构亟待优化，大型城市的虹吸效应尤为突出，发展不平衡较为明显。如何真正建立一个以头部带动整体、区域整体循环的共享生态，而不是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两个大型或超大型城市，仍是一个挑战。

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典型的双子星城。相较于其他三个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共享创新仍在布局过程中。近年来，借助国家战略和政策扶持，成都、重庆两市强化科创资源整合，先后建立西部科学城、川渝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两江协同创新区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八大产业联盟等区域创新协同平台，着力推动科技协同创新。目前，成渝地区的产业链分工协同程度还不高，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产业竞争力，未来如何更好地整合西南地区的资源禀赋，形成对边疆地区的创新带动效应，还需要探索。

5.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区域。历史上，这一区域曾是三线建设的主阵地，但如今，相比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城市群，这一区域在资源总量处于劣势。尽管武汉的光电子、汽车制造在区域内独占鳌头，长株潭的工程机械、轨道交通仍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南昌的大飞机零部件、机电装备等也有一定优势，但区域内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依然较少，而且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如武汉、长沙、南昌）之间还存在同质化竞争问题。未来如何加强区域内以及与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协同和资源协同，还要克服较多困难。

（二）一盘棋：五大城市群的共享创新设想

上述五个重点科创城市群，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科研基础、经济水平、社会民风等方面均有不同。按照共享创新原则，各城市群宜根据区域禀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多赛区、差异化的创新竞争；但竞争不是目的，协同互补、共享发展成果，才是最终的落脚点。因此，不同城市群之间有必要开展跨区域的产、学、研互动，在协同互补中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共享创新格局。

一方面，充分发挥各城市群作为区域创新枢纽的作用，鼓励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解决方案，这是形成一盘棋的前提。长三角擅长以服务型政府促进市场主体交互合作，以精英群体以点带面，也有丰富的、可以辐射其他各区域的金融资源；大湾区拥有丰富的先行先试经验、优势行业的贸易通道以及良性的政企互动生态，数字化方面更有坚实基础；京津冀有更丰富的体制资源，在整合资源、组织动员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社会基础，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积累最为深厚；成渝地区有独特的自然禀赋和边贸环境，在冶金、机械、电子方面有一定积累，三大产业协同发展良好；长江中游三省的重工业底子深厚，有望在产业升级中开辟新的创新空间。在这些区域内部，鼓励各类型、各背景的科创主体积极竞争，沿着不同的研发方向和应用方向，产生不同的创新方案；各区域之间，开展创新技术、创新效果、经济成果上的适度竞争，但各有侧重，避免竞争内卷化。

另一方面，增强国家级规划和地方政策的前瞻性，加强跨区域、多区域的创新协调，发挥一盘棋的共享效应。国家层面需要通盘考虑，把创新枢纽建设、区域创新协同作为重要事项纳入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制定可行管用的协同激励措施，开展区域共享创新试点，引导各城市群、各地方形成创新协同机制。地方政府需要把握全国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对接国家整体规划，寻找差异化的创新路径；同时克服地区本位主义，在整合区域内各种创新资源的同时，围绕关键领域、重大领域、急难领域的科技创新事项，积极开展跨区跨域创新合作和资源共享，相互比较和借鉴各自创新解决方案，逐渐细化和优化产业链分工、城市间分工、区域性分工，最终形成共享创新的举国生态。这意味着，创新红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完全由大城市或先富地区虹吸垄断，这种不平衡结构或许有助于地方性的进展，却不足以带动全国性的突破。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合理的分配结构，推动创新红利在更大范围上实现延伸和分享。

▍战略型创新企业：超越体制内外的共享创新载体

以共享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重组，落点在于培育一批战略型创新企业，使企业成为共享创新的能动载体。以往我们更强调培育战略性产业，鲜少论及培育战略型企业。事实上，战略性产业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一批战略型企业中去，因为战略型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竞争，既了解现实需求，也有强烈的创新意愿，更重要的是具有带动产业链整体运转的能力。从全球看，关键企业的科创能力往往可以帮助一国占据科技领先位置，Space X、硅谷大型互联网企业等，都是美国先进技术的发源地；Deep Mind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技术，使英国在全球科技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德、日、韩等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也都掌握在各大企业手中。在我国，这一趋势也逐渐显现：人工智能方面，走在前列的各大互联网企业优势明显；新能源及汽车制造行业，诸多新兴技术掌握在一批转型企业手中；芯片和电子工业领域，也涌现了一批具有战略价值的技术型企业。

（一）重新认识战略型创新企业：超越体制内外

尽管对于战略型企业的认识，目前仍存在争议，但现实的发展态势表明：今天的战略型企业已经不局限于体制内，而是扩展到了体制外。

长期以来，体制内大型企业扮演了“大国重器”的角色。作为国家队，这些企业往往体量庞大、资源雄厚、高度组织化、技术积累深，有能力承担超大型、超复杂、超尖端的科技创新项目。从航天科技领域到轨道交通基施领域，从能源领域到战略物资领域，从通信领域到军工领域，大量中央企业构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压舱石。21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许多民营科创企业，也形成了强大的创新实力，有的颇具战略价值。例如，华为在通信、芯片设计、操作系统等方面创新能力已得到市场公认；大疆在无人机和拍摄辅助设备上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以至于受到美国打压；腾讯等大型互联网企业不仅发展出全球领先的互联网技术生态，也在工业云、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了创新探索。

因此，对于战略型企业的认知，有必要超越体制认知，从国家层面统筹考虑企业发展。举例来说，数字企业、新科技企业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主体。这些企业不仅具有作为科技社会“基础设施”的战略属性，还可以成为“大国重器”技术创新的重要环节——这也是军民融合战略的题中之意。如能把这些企业打造成共享创新的重要载体，无疑有助于培育整个创新生态。

（二）重估创新企业的战略价值：冲破虚实之争

除了体制内外之争，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虚实之争也是困扰中国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但随着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旧有观念对“虚”与“实”的理解，已无法准确诠释新时期产业经济的特征与趋势。“虚实之间”，二者其实已紧密结合、相互成就，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传统制造企业与数字科创企业的深度合作。

全球数字时代，各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都需要借助数字化手段。在传统制造企业改造升级过程中，数字科创企业可以利用新技术帮助制造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精工制造；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改善传统管理，提高决策与执行效率；可以利用数据识别用户需求，更好捕捉市场机遇。事实上，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向数字科创企业购买服务方案，大大促进了数字化产品的应用，而数字科创企业已深度嵌入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管理、销售、服务的全过程。像华为、腾讯这样的数字科创企业，都通过提供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为传统制造行业注入数字能力的新基因。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关系，是传统制造企业与数字科创企业共享创新的生动体现，在此意义上，数字科创企业也超越了作为虚拟经济或消费平台的刻板印象，而成为拉动产业创新的得力助手和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数字科创企业也是能源、通信、交通、物流等涉及国民经济运转的关键领域的支撑要素，对于保就业、稳增长、防风险有着重要积极作用。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我们推动共享创新，恰恰需要冲破“虚实之争”，重新评估创新企业的战略价值。也只有摆脱简单化、标签化的虚实之见，才更有利于发挥创新企业带动产业与科技创新的作用，既助推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也与制造业形成创新共同体。

（三）战略型创新企业的方向：做大“同心圆”

战略型创新企业之所以具有战略价值，主要是基于其体量优势、核心技术优势和战略级影响力。但对于共享创新而言，这些企业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自身的规模和优势，而在于它能否作为平台发挥引领和助推作用，带动整个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发展，把自身规模和优势转化为整个创新生态的规模和优势，形成区域化乃至全国性的创新集群效应。

因此，战略型创新企业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做大共享创新的“同心圆”：一方面对外提供技术支持、搭建创新平台，另一方面通过自身需求形成技术创新动力，为社会提供创新资源，如此才可能把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体量的企业聚合起来，形成创新突破的强大合力。

从目前来看，诸如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国电子、中国商飞、中国中车、东方电气这样的大型中央企业，组织带动各自行业上下游企业及相关企业开展前沿创新；比亚迪、广汽、吉利等企业带动形成了新能源设备、材料、供应链路的区域产业生态；华为发挥了科创龙头作用，带动大量次生企业发展，也与其他领域企业形成互动关系；腾讯为IT开发者提供开源共享平台，通过云加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中国天眼”发现22颗脉冲星；科大讯飞已开放496项AI能力及场景方案，链接超过500余万合作伙伴……这些企业在促进区域科技创新乃至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共享创新的生态网络。

有必要强调的是，共享创新，归根到底还是要以人为中心。对于战略型创新企业而言，良好的企业架构和创新机制能否有效运转，核心在于人才配置和人气凝聚。人才关乎企业的长远发展，人气关乎企业的创新环境。近年来，一些大型创新企业在人才问题和人气问题上都遇到了瓶颈，不仅影响自身的科技创新，也不利于行业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对战略型创新企业来说，它们处在整个经济生态的重要位置上，其内部人才环境对于整个创新环境，都有一定的指向性影响。因此，如何善待人才、用好人才，形成以人为本的创新“小气候”，才有可能形成共享创新的“大气候”。而创新企业更要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战略使命，而非自我降格为纯粹逐利型的、游离于国家战略之外的存在，否则就无法凝聚人气，也不利于形成共享创新的良性生态。

▍小结

百年变局之际，面对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期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发展，中国的科技创新，必须作出战略性的主动谋划，而不仅仅是策略性的被动应对。在全球科技创新重返“战国时代”的大趋势下，中国恰恰需要扮演逆行者——对外扩大开放和国际科技合作，对内告别过去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战国状态”，沿着共享创新的道路，挺进原创“无人区”。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企业、人才在新历史阶段上达成战略默契，形成善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良性互动的战略性创新体制，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创新挑战。而如何建立共享创新城市群，发挥其战略性创新枢纽的作用，是最大的难点。对此，除了加强区域协调，还要超越体制内外之分和虚实之争，下力气培育一批战略型创新企业，既作为战略性产业的有力支点，也作为共享创新的能动载体，鼓励其引领构建共享创新的“同心圆”。

本文对共享创新与中国科技创新战略性重组的讨论，依然是方向性和框架性的。我们由衷希望中国政策界、产业界、科创界及相关领域的有识之士，共同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共享创新的战略、模式、路径及实现办法。这一问题之所以具有讨论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关乎未来中国科技和产业的命运，还在于它关乎世界科技创新的前途；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助于解决创新资源最优配置的根本问题，更因为它最终指向区域平衡发展和人的共同发展——这正是需要我们携手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湘穗：《世界多极化发展与中国的应对之策》，载《经济导刊》2019年第6期。

[2] 参见李巍：《友岸外包：拜登政府产业外交新思想》，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5期。

[3] 卓华、王明进：《技术地缘政治驱动的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科技政策》，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4期。

[4] 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2辑。

[5] 黄冬娅、刘万群：《被挤压的市场机会——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结构性困境与消解》，《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6] 詹时家：《创新生态3.0：中国科技共享创新的元构想》，载《文化纵横新媒体·政策观察》2022年第2期（2022年3月12日）。

[7] 林毅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林毅夫：《政府有为是市场有效的前提》，载《凤凰周刊》2017年第12期。

[8] 李寅：《重塑技术创新优势？——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回归的历史逻辑》，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9] 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载《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8期。

[10] 周忠和、陈和生、李菂、潘教峰：《中国要怎样发展大科学装置？》，载“知识分子”2022年11月28日。

[11]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享创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路径探索——2022共享创新指数研究报告》。

本文为修远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的社会基础”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原题为《告别“战国时代”：共享创新与中国科技的战略性重组》。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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