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子女求学路

十年追踪外来工子女求学路，他有了这样的发现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5月26日 转载)

    2004年，全国第一所民工子弟希望学校在沪开学。（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5418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2008年到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凌旻华对上海60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行了跟踪研究，记录他们求学时经历的制度歧视、地区发展和社会文化差异等困境。    
    他们在上海长大，大多就读打工子弟学校，从未获得在上海中高考的资格，要么留下读职校，要么独自回乡上学，只有极个别人能最终考上大学。然而不管经历过什么，他们去了又回，仿佛这个自己没有户籍的城市，才是家的所在。    

    轨道交通10号线的终点新江湾城是上海新兴的住宅区，也是著名的生态园区。但在12年前，别墅和小区尚未建成，这里砖瓦遍地，搭起许多棚屋，住下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当中近半家庭带着孩子在上海谋生。    
    孩子们在附近的蓝鹰打工子弟小学上学。学校建在拆迁后的废墟上，没有围墙，唯一的教学楼和周围的残砖断瓦融为一体。每周六，这里会传来孩子们的合唱，这是他们仅有的课外兴趣班——公益机构久牵组建的36人合唱团，创始人张轶超将它取名“放牛班”，这个想法源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这群孩子也是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凌旻华的研究对象。凌旻华的童年在浦东乡村度过，外地人开起了一家家麻辣烫、沙县小吃、黄焖鸡、猪脚饭，1990年代浦东开发的城市化大潮袭来，越来越多外来务工者迁入，居住在城市边缘。    
    2008年，凌旻华着手准备博士论文，目光关切地投向这些家庭，好奇他们的孩子如何在上海求学。她来到久牵为学生补习英语，寻找研究对象，其中就包括“放牛班”的成员。他们在上海长大，大多就读打工子弟学校，从未获得在上海中高考的资格。如果不愿留下读职校，就得回乡上学，成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的研究中“处境糟糕的‘回流儿童’”。    
    2008年到2017年，凌旻华对60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下称“随迁子女”）进行了跟踪研究，记录他们求学时经历的制度歧视、地区发展和社会文化差异等困境。   
    十年人事变迁，凌旻华如今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仍保留着不时与采访对象远程聊天的习惯。采访对象们多数去了又回，尽管升学制度将他们排除在外，但这个他们没有户籍的城市，仿佛才是家的所在。    
    据上海社科院数据，从2001年到2008年，上海打工子弟小学数量从591所降至62所，蓝鹰小学是消失者之一。2008年，上海针对这一群体启动了纳民小学计划。十年后，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纳民小学数量已大幅减少，在青浦区，最后的15所纳民小学也将在2018年6月过后关闭，余下学生进入公办学校。    
    从这个层面上看，上海对随迁子女更友好了，然而中高考政策始终未放开。   
    1 一群初中生讨论着沉重的话题    
    多年后，侯湘婷在上海大学路的一间奶茶店里做调茶师，对于当初的决定，她有些后悔。
    走的那一天，侯湘婷没有告诉老师和同学，16岁的她害怕任何一句挽留，都会动摇自己回老家的决定。    
    侯湘婷是“放牛班”的高声部，平时最活跃的她连续几次补课都没有来，凌旻华有些担心。几个星期后得知她回了老家，凌旻华并不意外，“在久牵，不断有人离开”。    
    侯湘婷的父亲在上海以收废品为生，她小学三年级来到父母身边，住进简易棚屋。2009年，初三这年，她不得不独自回老家，对上高中、考大学的渴望，战胜了对一个人生活的恐惧。    
    老家在安徽亳州，教材比上海要难，侯湘婷重读了初二。第一次考试，她排在全年级八十多名，心想，一间千余人的中学，这样的成绩还不赖，但没料到，在这里“50名以外就是差生”。    
    在埋头苦读的小镇学生中，侯湘婷显得太有主见，她与老师频频冲突，成了“爱惹事的坏学生”。    
    听出英语老师的发音不标准，她坦率地指出而遭到喝止。一间宿舍18个人和一名辅导员，深夜里辅导员掀被子检查有没有人玩手机，侯湘婷常常在这种恐惧中入眠。   
    和同学的关系也不融洽，她敏感、易怒，竖起全身的刺来保护自己。    
    同样在这年夏天，“放牛班”的领唱王成也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留在上海读中专，而不愿回老家安徽六安。    
    对他家的家访，凌旻华是花了半年时间才完成的。位于上海宝山的整片厂房改造区域如此相似，如果不是王成骑着单车来带路，凌旻华很难找到这间十平方米大的棚屋。屋里没有粉刷，摆下一张铁制上下铺后，就没剩下多少空间。    
    王成的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在家照顾刚出生的弟弟。凌旻华到访时，王成的母亲刚吃完午饭，是在屋外煤炉上煮的面条。凌旻华问起一些有关中考的问题，对方没有积极回应，而王成接过母亲的碗，在一旁的水池默默洗了起来。家访似乎打扰了一家人的生活，凌旻华只好匆匆告辞。    
    在凌旻华的采访档案里，王成好学，成绩不错，但随迁子女在上海中考的政策始终未开放，眼看初二就要结束，父母也不知如何是好。他常常跑到久牵和朋友们商量出路，一旁的凌旻华，听着一群初中生讨论着有些沉重的话题。    
    “当时普遍认为，如果在上海考不进年级前十，回老家也没多大希望。”凌旻华回忆当年孩子们的讨论。    
    留在上海正常升学太奢侈了，考虑到弟弟需要照顾，读中专也能减轻家庭负担，王成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读中专。2008年起，上海鼓励外来工子女入读中职学校，首次试点部分中职学校部分专业向他们开放，并减免学费、设立奖学金。    
    在很长时间里，上海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都比较友好。2008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公办教学，除开放中职教育，上海市教委也启动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下称“三年计划”），父母提供农民身份、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就业证明，子女就能入读公办学校，同时关闭中心城区所有打工子弟学校，郊区部分关停，其余的以政府委托办学的形式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体系，这就是纳民小学的由来。    
    侯湘婷和王成没能直接受益于这一政策。不过，2006年蓝鹰拆迁后，合唱团的组建者张轶超找到了附近的公办初中，承诺这些孩子的成绩能跟上，并且每年缴纳800元借读费，让他们得以继续念书。    
    政策的相对放开没有让凌旻华放松。她关注的是，公办学校虽然逐步接收随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但中考招考资格没有变，回乡的时间只是从小学毕业推迟到中考前，而考虑到教学资源分配，学校往往会重新分班，甚至对成绩差的随迁子女单独编班。青春期的孩子往往会对这种安排很敏感。    
    在毫州，倔强的侯湘婷考出了优异的中考成绩，少女的尖锐也随时间柔和下来，她已经想不起曾经的敏感从何而来。“或许是在上海呆久了，觉得哪里都好，一下子回了老家，觉得老家哪里都不好。”但她还是放弃了高中，原因是在老家坚持高考“太难了”。她的学业，是在合肥一所“3+2”模式的大专完成的。    
    凌旻华的60名采访对象里，约三分之一人选择了回乡，其中只有8人坚持到高考，大部分人留在上海接受中职教育。    
    2 网吧里练琴的女孩    
    侯湘婷偶尔会想起合唱团，那时唱歌打闹，没有学习压力，也没有少年人难以承受的选择。中专枯燥的课上，王成也会想到同一个画面，这个叫“放牛班”的合唱团，是36个随迁子女童年的亮色。    
    陈欣怡比侯湘婷小两岁，是合唱团里的名人，她的音乐天赋让同学们至今印象深刻，也是侯湘婷口中在老家坚持到高考的“厉害”角色。    
    “那是央视天气预报的伴奏。”在合肥市火车站旁的麦当劳，陈欣怡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听到的音乐，有些兴奋。在久牵，陈欣怡接触到专业的指导，对音乐的热爱一发不可收。除了合唱，她还学习了小提琴和钢琴。    
    发生在随迁子女身上的故事大抵相似。尽管陈欣怡展露了兴趣与天赋，父母仍然希望孩子能正常考大学改变命运。    
    那时张轶超已经发现，回乡的孩子大多没能坚持到高考，或者高考成绩不理想，但他没能说服陈欣怡的父母。2012年，16岁女孩回到江苏沛县读初三，老家的课本、教学难度、教学方式和新的同学，对内向的她来说都不易适应。    
    陈欣怡没有参加凌旻华的补习班，2014年暑假，陈欣怡回久牵看望朋友，凌旻华才注意到这个异常安静的女孩。在单独访问里，她也不像大多数孩子一样爱抱怨，问一句，答一句，并不主动倾诉。    
    合唱团的小伙伴李莉2014年订婚了，在当年的央视纪录片《高考》里，李莉紧紧抱着陈欣怡，问她，“明年我的婚礼你会来吗？”陈欣怡小声说，“来不了啊。”    
    李莉说：“那你讲讲话嘛，跟我聊聊。”
    
    陈欣怡沉默低着头，离开上海两年，她找不回和朋友们交流的融洽氛围。    
    回乡的头两年，陈欣怡还继续学习音乐，她带着张轶超送的小提琴去网吧和上海的老师视频上课，在网吧练琴的女孩一度成为县城里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学业压力越来越大，练琴变得非常奢侈，进入高三后，就剩下永远做不完的理科试卷。    
    从春到秋，出租屋附近的麦田由绿转黄，午休时间，陈欣怡总在麦田旁发呆。  
    2015年，她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张轶超透露，他12年来接触过的学生当中，仅有一人考上一本。
    第二次高考前三个月，因为担心再落榜，陈欣怡的父亲主动问她，是否愿意准备艺术高考，考音乐。陈欣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只剩下三个月时间，而大多数艺考老师已经不收学生了，她还是挨家去问，下定了决心。    
    同年，大专毕业的侯湘婷回到了上海。她的志愿是当老师，想告诉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拿着大专会计专业文凭，她在上海找不到教师工作。    
    如今，侯湘婷一有时间就去久牵做志愿者，教简单的手工或表演，“虽然职业上很难真的当老师，但也算是朝着它努力了吧”。
    她期待上课，一到教学楼就雀跃起来，上课时间没到，就在教室的过道里跑来跑去，寻找同样在久牵教书的儿时玩伴，仿佛还是小时候在“放牛班”唱歌的样子。    
    回到久牵的还有王成。他也喜欢教育工作，然而自考大专多年未果，在一间生产包装材料的工厂工作。迷茫之际，张轶超邀请他来帮助处理财务。这里离旧时的蓝鹰小学只有几公里路，办公室墙上还贴着当年“放牛班”的照片，王成笑称，“生活的半径好像没有超过附近5公里。”    
    王成是凌旻华接触最久的学生之一，更多时候，她视他为弟弟。看着王成总在原地打转，凌旻华有点着急，催促他离开久牵这个“舒适区”。而他苦笑，有哪个教育机构会要中专学历的人呢？    
    十年过去，研究对象们都长大了，凌旻华和当中的许多人都从师生变成朋友。她在课题中总结道，与父母的打工经历截然不同，随迁子女面临的是文凭社会的竞争，但由于难以顺利追求更高的学历，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处于必然的劣势。    
    “如果能给随迁子女更平等的教育机会，他们其实可能比很多本地孩子有更大的多样性和发展空间，从生态学角度看，多样性会产生活力。”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凌旻华有些激动地说。   
    陈欣怡是“放牛班”里多样性的代表。
    苦训三个月后，她考上了合肥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她仍然不爱说话，但眼神里已经没有央视纪录片里时常流露的茫然。她有一个愿望——犹豫许久，她忽然腼腆地说，“想要飞起来。”    
    “是指实现理想吗？”    
    “不，就是飞起来啊，你不想要飞吗？”    
    3 故乡是个伪命题    
    《高考》里订婚的女孩李莉，几乎是陈欣怡性格的反面，她大方健谈，善于表达自己，不久前还刚剃了光头，戴着一顶假发。回忆起在老家的那一年，她笑着说，那时一听到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就开始哭，也记不得妈妈说了什么。    
    李莉的父母在上海的商场里做保洁，上初一时，她就被送回老家河南周口。在故乡，李莉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浑身起红疹，吃不惯顿顿馒头夹菜，患上慢性胃炎，甚至听不懂家乡话，上课也跟不上。她很快放弃了。    
    回到上海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像去时一样，李莉一个人拖着大行李箱坐了八小时大巴。时隔一年，她记不起家的位置，在大街上徘徊了一下午，也不敢向路人借个电话，害怕自己的河南小镇口音会被人瞧不起。直到警察在路边看到一个浑身淋湿的13岁女孩，骑着三轮车来的林父还被罚了50块钱。    
    10来平方米大的房间里，没有区隔开客厅与房间，进门就是一张自制的上下铺，父母和弟弟睡在下铺，妹妹睡在上铺。一家五口的晚餐比往常要拥挤，母亲做了李莉最爱吃的土豆丝和豆角，这是最快乐的一天，她一口气吃掉了5个馒头。
    李莉再也没离开上海，她读了中专，工作，恋爱，结婚，离婚，都在这个城市。    
    这是随迁子女共同的困惑，在故乡，他们不会说家乡话，举止与众不同，在上海，他们却又处于种种制度的边缘。    
    凌旻华能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隔阂。    
    十年来，凌旻华也注意到，家长和孩子总有期待，希望自己的孩子中考时，政策就松动了，而孩子们又每每失望地走上回乡之路。期待并非没有原因，上海针对随迁子女的政策有过多次变化，时松时紧，但现在看来，回乡求学和在上海读职校这两个选择，都比十年前更难。    
    2013年底，上海出台新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条件与居住证挂钩，明确要求“合法稳定居住”与“合法稳定就业”。自2014年起，在上海进行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须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父母一方满3年的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及灵活就业登记证明。    
    对住在便宜私房内的外来工而言，合法稳定、能提供房产证明的住所这一条就难以达到，而从事废品买卖等行业的人，更难出示稳定就业的证明。这项政策至今有效，但居住证的办理条件从2018年开始有所放宽，改为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
    “三年计划”减少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取而代之的是设备更好的公办或民办小学，但这也意味着随迁子女需要达到更高的入学标准。
    王成的弟弟正在上五年级，他正在发愁如何让弟弟在上海上初中。    
    职业教育也在2014年提高了门槛，除了需要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相关条件，还需要提供连续3年在上海就读初中的证明，并且只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    
    凌旻华感到不解，在她的调研和寻访中，大多数职校老师都表示，随迁子女往往是学校里最优秀和上进的那批学生。而中职读完可以再考个大专，既保持向上渠道的畅通，又能培养更多紧缺型技术型人才，是给随迁子女的折中方案。    
    十年后，凌旻华不再只是个研究者，目睹过60名学生如何挣扎于改变命运之后，她成了久牵的理事，希望能更多地帮助随迁子女。    
    李莉则成了另一家关注随迁子女教育的公益机构分社负责人，而她的妹妹是个幸运儿，在张轶超的帮助下，她通过提供全球大学预科课程的UWC（世界联合学院）去了国外，之后考上加拿大的一间大学。    
    结束采访这天又是周六，李莉带着孩子们在进行合唱训练，唱的是踏春，歌名叫《春姑娘，你在哪里》。李莉想起十二年前的“放牛班”，歌声也是这样无忧无虑，没有意识到人生的第一条岔路口已经来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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