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alice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母亲生于民国元年，在八岁那年被外婆送到我婆婆家里当童养媳。外婆十八岁时生了母亲，隔年又生了舅舅，外婆二十一岁外公就过世了。一个人拉扯着两小孩实在没法，一狠心把母亲送到我婆婆家当了童养媳。婆婆家在樟树码头上开餐馆，八岁的母亲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在河边帮餐馆洗菜和清洗鸡鸭。小时候我看到母亲的手和膝盖上都伤痕累累就问：“妈，你的手和膝盖怎么这样？”母亲告诉我那是冬天跪在河边洗菜的冻伤。
我爸在18岁那年和母亲结婚，他比母亲大一岁，真正的青梅竹马。父亲读了小学私塾，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父亲赚了钱全给母亲，要用零花钱又问母亲要。我公公婆婆在世时家境富裕,父亲和母亲结婚没几年公公婆婆都过世。大伯比父亲大十几岁由他当家，大伯吃喝玩乐没几年就把家里的十几栋房子败光。父亲和母亲早就分开自己过。
母亲在十八岁生下大姐，自生下大姐后，肚子就没闲过，几乎是每年一个。母亲一共生了二十个孩子，加上一胎是五个月流产，一共怀了二十一胎。二十个孩子中有十四个男孩，六个女孩。只有最后一个男孩存活，是我哥。女孩有四个活下来，我是我妈四十一岁生下的第二十胎。我家老大、老二、老三是姐姐，老四是哥。我有一个妹妹，比我小一岁。我五岁那年妹妹生病，母亲抱着妹妹到县医院去看病。妹妹路上对母亲说：“妈妈，我病好了你买糖给我吃。”母亲说：“好啊，你快好起来！”到了医院医生说妹妹发烧抽搐给妹妹打新针，一针打下去妹妹就不行，医院也不知道抢救。妹妹就这样活鲜的到医院冰冷的回家。母亲抱着妹妹一路大哭着回家，我不知道妹妹怎回事跟在后面只会哭着说：“妈妈别哭，妈妈别哭！”那是1957年的下半年。人让医院给治死了，什么说法都没有，就这样抱回家。后来才知道那是青霉素过敏。
母亲说这辈子哭干了眼泪。生下的孩子都是养到几岁生病就死了。母亲生前面的两个孩子是接生婆接的，后面生小孩为省钱都是自己坐着生，自己给自己接生。只有一次难产孩子足先出来叫了接生婆。接生婆只会拉着婴儿的足，一边扭一边叫要孩子还是要大人。婴儿扭出来了命也没了，母亲伤心的说：“她要不扭把孩子理顺，孩子不会死。”那时的我从来都没仔细问过母亲自己怎么能给自己接生。
母亲生这么多孩子从来没坐过月子，都是生完孩子就干活。父亲在外面赚钱养家，父亲做过很多事，都没赚多少钱只够勉强维生。母亲每天煮饭都从量好的米里陶出一把，攒够一天的米那天就不去买米。二姐说她小时候总是站在米店门口等开门去借米，晚上父亲回家再去还钱。
父亲在解放前三年和人合伙开棉花行赚了钱，为了大姐能过上好日子帮她找了个大户人家,还没要彩礼。父母要面子帮大姐置办了一条街的嫁妆，风风光光把大女儿嫁出去。那是父母一辈子最风光最得意的事。正因为这三年文革中父母吃够了苦。
解放后在我记事的日子里，母亲因没有小孩的牵挂，开始做点小生意。我读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暑假就帮母亲看西瓜摊子。没西瓜卖就卖甘蔗、西瓜子，还摆过图书摊。每年春节前一个月就卖门神春联。这一个月卖的门神画，全是父亲自己刻出来的。到了六月份父母亲就开始准备，把红纸一百张扎紧，裁剪好，画上画，写好字垫着牛油板，父亲就开始刻。父亲解放后在工商合作店做会记，都是业余时间做这些。他虽然只读了小学，写字画画都好，县图书馆要举办活动都叫他去画去写。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年春节前一个月家里的春联不够卖。到了晚上父亲每晚要写一百多幅春联我和哥轮流跟父亲牵红纸，每晚写到半夜。
这一个月卖春联不但要补助我们家里一年的费用还要补贴外婆舅舅家。小时候总是听母亲说自己吃了变屎，别人吃了夸嘴。母亲一辈子都是逆来顺受，从不跟人吵架。有什么好吃的都要跟左邻右舍分享。父亲开棉花行时，有一个十来岁的留浪儿，满头满身都是虱子。母亲看得心痛，帮他洗干净，把他留在身边跟着父亲做生意。解放后他闹革命走了，从此没音信。善良的母亲还经常念叨着不知他怎样了。
在四清运动中，工作组给每家每户评成份。工作组的人说父亲在解放前三年开棉花行当了经理，给我们家评个资方代理人。我那时读四年级工作组的人都喜欢我。我跟他们说这个成份不好听，他们就说换个小业主。父母听了说可以，随便什么。我告诉他们我们家没有房屋土地，只是做小生意只能评小商，可惜没人听我的。父母觉得无所谓没坚持还是评了小业主。这个该死的小业主害惨了我们。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天到晚就听到咚咚锵咚咚锵，这咚咚锵的声音停在那家那家就倒霉。那时我小学毕业就是因为家庭成份是小业主不准升中学，呆在家里哭了好几个月。小小年纪的我不愿坐在家里，就出去做工帮人推板车。一天收工回家，看到家里封门了，母亲对我说，他们（红卫兵）要来抄家把门封了，今晚我们只能住门口了。第二天抄家的来了，把我们家里好一点的衣服、箱子等等全给拿走了。还有父母准备过年做春节对联的红纸也抄走了，足足拖走了两板车。哥哥刚结婚所有的东西都抄走了。还没过半个月抄家的又来了，是有人说没抄到我们家的金银。这次红卫兵又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有金银。有人就说我们家不可能没有，要把母亲捆绑起来戴上高帽子去游街。母亲没有吓着，对红卫兵说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把家里的大洋和银制品交出来了，我们小户人家那里有什么金子。原来父母亲在运动开始时就响应号召主动把家里的十几块大洋和所有的银颈圈全交出去了。红卫兵不听还是要把母亲拖去游街示众。这时父亲单位的一个红卫兵头头对我说，你去劝劝你妈把它交出来，你妈小脚在这鹅卵石的街上赤脚游街会要命。母亲的脚很小，就是以前人民常说的三寸金莲，四个脚趾全断了在脚板下。就在前两天我们隔壁一个地主老太婆也是小脚被拖去游街示众，脚后跟开裂血喷了出来，一路流着血用竹板抬回家。想到这些我哭着对母亲说：“妈，你有就交出来吧！我们不要那东西，没用。你不要去受那个苦，我们 不要。”在我的劝说下母亲终于开口说我的金子放在我妈那里。父亲单位上的红卫兵就派了两人让我带路到外婆家去取金子。
外婆家是贫农在农村，离县城有八里路。我带着他们来到外婆家，外婆听了就把她房间挂在墙上的一个布包拿给红卫兵，拿了东西我们就回去。走到半路红卫兵把布包想打开，只是这布包太难开了，用针线缝了一层又一层。我在旁边偷偷的数一共縫了十二层。最后看到包里有一个金腰戒指，一个插头上的金钗，一个小小的方戒指等。
那晚母亲抱着我哭了，我这辈子就看到这一次母亲哭。母亲说解放前有钱人家都五个指头带着金戒指，我滴血样积攒这点金子想留给你们，现在都没了。那晚我陪着母亲哭！因为这次事情我到现在都不碰金子。
1968年父母带着我下放回到乡下老家，那时父亲胃病严重，母亲小脚都不能到生产队干活。母亲一天到晚在别人给我们的自留地里忙活，还和爸爸一起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了五、六种蔬菜。自己吃不了就送人，拿去集市上卖些钱买盐和酱油。在下放的那些年父母没有一点收入，我赚的工分不够交口粮钱。我都记不清那苦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但是母亲从没叫过一声苦。
1975年二姐找人帮忙把父亲落实政策回到省城合作商店，母亲才算过上了安定的日子。母亲一直身体健康，我们都认为她会像外婆一样长寿到97岁没问题。没想到外婆在97岁那年因脚摔断不愿意拖累晚辈绝食而去世，舅舅在外婆走后当年也过了。自舅舅过后母亲就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我问她，妈你说什么呀？她马上就不说了，说没说什么。就这样有一天早上我先生发现母亲说话含糊，他马上告诉我你妈不对赶快送医院。我们把她送到医院一检查血压很高是中风了。因为就诊及时没留下任何遗憾。
可是母亲还是一个人自言自语，有一次她有点糊涂，把我哥叫到身边，告诉我哥去把舅舅做的两栋房子封了。她说舅舅把她藏在外婆那里的银元卖了做了两栋房子给三个儿子娶媳妇。她刚说完又清醒了马上又说没这事，我在说胡话。（舅舅在70年代后期做了两栋房子，家里人都很奇怪舅舅在农村穷得不得了，怎么一下子做两栋房子）母亲在这种焦虑和不安的情绪下，加上走路上被自行车撞到摔断腿，在1991年下半年走了。
母亲的去世让我一直心里难受，现在想起来都不安。我恨我自己没有发现母亲的痛苦，没有给她及时心里疏导。那时我们生活都好起来，母亲根本不用为这事憋在心里难受，而且把命也搭上了。
我那坚强、吃苦耐劳的母亲就这样那么早就离开了我们！
你写的故事都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