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湖庄园协议”到“宾夕法尼亚计划”看美元霸权的亢龙有悔时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股市经历了超过16年的罕见牛市周期。这轮持久上涨不仅得益于经济逐步复苏及以科技股为代表的行业引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通过持续扩大国债规模与美元供应，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大量流动性，催生了一场“流动性盛宴”。这一持续的资金推升，不仅助力股市及其他资产价格不断创新高，也对美元和美债的信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然而，美元及美债的信用边界正逼近极限。全球对美元作为核心金融货币体系的依赖，更多源于惯性——构建新的国际货币替代体系成本极高，周期漫长，短期内难以撼动现有架构。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深度依赖美元清算网络，一旦被破坏，势必引发剧烈冲击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依赖惯性维持，而非对美元及美债的绝对信任。

与此同时，美国正面临多重挑战：历史高位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财政债务规模持续膨胀，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严重，以及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剧变。特别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给美国带来强烈竞争压力。2024年11月，斯蒂芬·米兰在海湖庄园发布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提出通过贸易政策、货币战略、债务重组和安全政策的多重组合策略，力图重新塑造美元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该战略由特朗普团队核心经济顾问和财政部高层共同推动，代表了美国旧秩序中鹰派力量的坚定意志。

2025年春季，特朗普政府依据该协议开启了极端强硬的单边关税战，针对中国及多国商品连续大幅加征关税，力度空前。特朗普声称“各国排队向我低头”，试图通过高压贸易策略迫使全球伙伴屈从。然而，实际国际反应复杂多变，全球贸易摩擦空前加剧，政策试验风险与不确定性显著提升，远非总统预期的简单服从。

全球供应链遭遇严重中断，生产环节混乱，供应链效率大幅下降。美国国内面临显著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消费价格普遍攀升，居民生活成本上升。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波动剧烈，美股多次大幅调整，美债收益率震荡剧烈，资本市场隐含着高度不确定性。中国则坚定而有力地采取反制措施：将对有关美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提至最高约145%，拒绝无条件重启无效谈判，明确驳回美国的延期和让步要求。

经过多轮贸易冲突后，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单靠单边“极限加税”的强硬策略，难以根本扭转美债需求下降和美元信用缩水的趋势。以“海湖庄园协议”为代表的激进贸易施压路径遭遇严重挫折，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金融市场和学界普遍认为，继续坚持单边强硬路线弊端远大于利，难以解决深层经济与金融结构性矛盾。

在内外压力骤增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表面上调整态度，宣布暂缓某些关税升级，推迟与中国等国家的谈判时间表，试图为政策调整寻找“台阶下”，缓和紧张局势。这种软化表现，实质上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极端贸易手段效果的反思和无奈。

与此同时，经历贸易战带来的经济与金融双重冲击后，美国政策圈内部开始悄然转变。华尔街金融巨头、顶级经济学家，以及财政部和监管高层在现实压力下达成了一种默契：依赖单边关税手段和外资大量购入美债的老路已难为继。维持美国债务安全和美元全球主导地位，需要更务实、多元和系统化的政策路径，而非继续走极限施压的单边主义。

基于上述转变，美国政策制定者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必须从外部贸易和金融压力的应对，转向内生性的结构性调整。具体来说，要激活国内资本储备，优化债务负担结构，并依托金融科技创新，推动美元的数字化转型，以缓解全球资本流出带来的风险。同时，发挥内部资金吸纳美债的潜力，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特别是主权财富基金和外国央行的依赖，从而增强美国债务市场的韧性和安全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宾夕法尼亚计划”（Pennsylvania Plan）应运而生。该计划旨在从根本上调整美债持有结构，减少对海外资本的依赖，转向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承担更多债务，降低外资持有长期债券带来的久期风险。与此同时，计划推动美元稳定币立法和短期国债数字化产品的开发，吸引外资以更安全、灵活的方式参与美国债市。通过监管适度放松和强制性资产配置政策，激发美国私人部门庞大的储蓄池对国债的需求，构建更加稳固且内生的国债融资体系，为美元及美国经济提供更坚实的支持。

之所以称其为“宾夕法尼亚计划”，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战略起草和推动的部分核心会议场地设在宾夕法尼亚州附近，带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宾夕法尼亚”作为美国历史和金融传统的重要象征，意在强调该计划致力于稳固和重塑国家金融根基，构筑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美国债务管理新模式。

 “宾夕法尼亚计划”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政策的重大转折，预示着从此前“海湖庄园协议”时代的激进与强硬，转向更加务实、系统化与内部防御兼顾的战略布局。尽管计划仍处于完善阶段，已获得华尔街、国会及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并逐步成为未来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的核心议题。政策设计者认识到仅凭外资已难持续支持庞大债务，必须稳固国内融资渠道，提升整体债务结构的可持续性。

 

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策略师George Saravelos于2025年6月系统化阐述并补充了“宾夕法尼亚计划”的整体框架和设计思路。该计划已被美国财政部采纳为重要战略蓝本，财政部高层、国会财政委员会核心成员、高盛等主要投行研究部门和部分美联储技术官员形成协同推动力量。财政部长贝森特（Bessent）在协调监管资源、争取国会支持及推动相关法规配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助力该方案从愿景向政策落地转化，成为调整美国债务结构与维稳美元地位的核心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宾夕法尼亚计划”作为一套宏观战略框架，目前并无单独成文的、公开的正式政府法案全文。其具体措施多通过现有立法渠道和行政命令分步落实，包括推动美元稳定币相关法规、调整银行持债监管规则及推出强制性资产配置等政策改革。其中，诸如《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和《大聪明法案》（GENIUS Act）等配套立法，已成为该战略架构下具体操作的载体。此类分散的政策推进方式既体现了该计划的综合性和灵活性，也反映出美国财政和金融监管体系多方协作逐渐形成的合力。

要进一步厘清从“海湖庄园协议”向“宾夕法尼亚计划”转型的背景与逻辑，有必要回顾一个金融货币史上的基本结构性悖论——“特里芬难题”。这一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于1960年提出，深刻揭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面临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为了维持黄金与美元的稳定兑换率，美国必须保持币值稳定；另一方面，为满足全球持续增长的美元需求，美国不得不输出大量流动性，导致长期贸易逆差与外债积累。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极高，牵涉多方利益冲突，几乎不存在绝对完美的解决方案。许多核心议题表现为悖论或两难困境，这正反映了问题的深层本质。只有深入理解这些矛盾，才能避免陷入简单化的解读。反之，声称有“一锤定音”答案的观点，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距离真相尚远。

回到历史本身，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特里芬难题”具体表现为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果美国为了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而减少贸易逆差，全球市场上的美元供给将不足，导致国际支付体系流动性不足，严重影响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正常运行。反之，如果美国继续维持贸易逆差，以满足全球对美元日益增长的需求，美元的流通量就会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持有的黄金储备。这就使得美元兑黄金的承诺难以持续，美元信用逐渐受到侵蚀。20世纪60年代，这一矛盾达到顶点，美国黄金储备从顶峰的两万多吨迅速缩水至不足八千吨，市场对美元的兌金能力产生严重怀疑，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货币体系迎来根本转型。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进入以信用货币为基础的新时代。美元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货币供应不再受限于黄金储备的物理数量，这表面上增加了美国的货币政策灵活性。然而，“特里芬难题”的本质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美元必须持续满足国际社会庞大的流动性需求，这要求美国保持一定规模的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出。同时，美国自身则面临着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这种内外矛盾使得美元及其所依赖的国债信用面临严峻考验。这种结构性冲突不仅影响美国的经济稳定，也关系到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成为深刻制约美元未来霸权的重要风险因素。

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逐渐确立了全球贸易中的主导结算货币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框架下，美国通过向全球输出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原材料与产品，而其他国家则将获得的美元资产大量回流美国，用于购买美债，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且高度闭合的循环。这种循环不仅赋予美国“铸币税”优势，也使其能够以低成本获取全球资源与商品，巩固了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领导地位。

然而，这一贸易与金融闭环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后果。随着美国利用美元主导地位持续发行国债以支撑消费和财政开支，国债规模快速膨胀，形成庞大的债务“堰塞湖”。美元霸权使美国拥有“印钞买买买”的能力，但同时也导致制造业空心化、产业工人失业和中产阶级压力加剧。换言之，美元霸权既带来了财富积累的红利，也诱发了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的诅咒。

在这场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华尔街和超级富豪资本成功攫取了美元霸权带来的红利，实现财富的显著增长，而广大中产阶级和基层产业工人则成为空心化经济的主要承压群体。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深受超级富豪集团影响，国家决策依然坚定维护美元霸权的全球地位，哪怕这意味着要承担不断积累的债务风险及社会分化的加剧。

综上所述，美元霸权可被视为一把双刃剑：它赋予美国全球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却也加剧了内部经济结构的矛盾和阶层差距。美国既是美元霸权带来红利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其诅咒的承受者。这种矛盾深刻映射并构成了当前美国经济与社会面对的核心挑战。

美元作为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备受关注，历经数十年的变迁与挑战。尽管有关美元崩溃的预言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美元依然无可替代地占据全球金融系统关键货币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美元在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出现了明显分化：一方面，美元依然牢牢掌控国际贸易和跨境金融结算，保持着极为稳固的结算货币角色；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其份额却正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且这一变化已被越来越多数据和事实所验证。

近年来，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元超发如脱缰野马，美债规模的快速膨胀触目惊心，不断疯狂测试美元和美债信用的软极限。部分国家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开始表达对美元及美债信用的怀疑，通过抛售美债来显示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这一现象被视为“特里芬难题”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的现实体现——美元霸权和美债信用正面临极限挑战，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的加剧。

首先，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正经历显著削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约72%，下降到2022年的59%左右，并在2024年进一步降至接近30年来最低的约57.4%。这一趋势反映出各国央行正积极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转而增加人民币、欧元、黄金及其他货币等多样化资产的配置。例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最大的美债海外持有国均已连续缩减美债持仓，部分国家则通过增加黄金及其他资产持有来分散风险。同时，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和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对美债作为“无风险资产”的传统认知正在遭受挑战，投资者在面对风险事件时更倾向于撤离美债，增加了美元资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走势。NIIP反映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总额减去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总额，是衡量美国对外净财富状况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美国NIIP持续下降，表明外国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资产，尤其是国债，显示出一定的信任和依赖。然而，近期这种趋势出现了反转，NIIP指标开始回升，意味着外国投资者正减少持有美债及其他美国资产，信心开始动摇。这一信号反映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投资者对于美国财政健康和美元信用的疑虑不断加剧。综观整体，NIIP的变化成为观察全球资本流动变化及美元霸权信心的关键风向标。

尽管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正面临挑战，但其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核心地位在短期内依然十分稳固。全球主要跨境支付系统，如SWIFT和CHIPS，仍将美元视为核心结算货币，美元在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使用比例远远超过其他主要货币。虽然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去美元化”举措，试图建立替代性支付系统，但由于美元清算网络的成熟技术壁垒、广泛的国际接受度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惯性，美元结算体系的地位难以被快速取代。此外，美国运用金融制裁工具强化了美元支付体系的锁定效应，使得即使某些国家对持有美元储备资产心存疑虑，仍在实际操作上高度依赖美元结算体系。这种“权威性绑定”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不可替代性。

综观全局，尽管美元的储备货币功能正被各国央行通过资产多元化策略逐步削弱，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统治地位短期内却难以撼动。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两大职能的分化，暴露出美元现有体系中显著的内在张力，也揭示了美元“全权货币”角色正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这种分化不仅是全球经济多极化、金融科技创新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的综合体现，更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演进的重要线索。可以预见，美元仍将继续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基石，但其储备货币地位的稳定性与清算货币的独占性将面临持续且深刻的变革。

鉴于美国国内产业结构与金融体系深受“特里芬难题”的长期困扰，特别是在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与结算货币地位明显分化的复杂背景下，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金融战略经历了重大转折。此前以强硬且单边主义著称的“海湖庄园协议”因关税战带来的持续挫折和曲折，逐渐让位于更加务实和现实的“宾夕法尼亚计划”。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出美元霸权由日过中天，盛转衰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美国应对全球金融格局变迁的战略调整。

“宾夕法尼亚计划”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应对美元全球地位分化带来的挑战，具有明确的双重战略目标。一方面，计划致力于稳固并挽救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遏制各国央行减持美元资产和美债的趋势。通过结构性调整，美债持有重心从外国投资者转向国内机构和个人，减少对外资依赖，确保美债市场的平稳运行，从而维护美元储备货币功能。同时，计划认识到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不可避免的下降，因此积极强化美元作为全球结算货币的优势地位。美金仍是国际贸易与跨境金融结算中的核心货币，计划通过推动美元稳定币的应用及优化支付清算体系等举措，巩固美元结算货币的统治力。

总体来看，“宾夕法尼亚计划”不仅是对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挑战的有效回应，也是保障美元在跨境金融活动中持续主导地位的战略布局。其核心思想聚焦于形成美债的“内循环”，减少对外资——特别是亚洲主权资金的结构性依赖，避免因外资大规模撤出引发的市场动荡和信用危机。同时，计划致力于激活庞大的国内资本市场与私人储蓄，提升债务的内部消化能力，保障债务融资的稳健与安全。通过这一综合性策略框架，美国试图在全球金融格局复杂多变中，实现稳固美元储备货币核心地位的同时，强化其结算货币霸权的双轨并进。

基于“宾夕法尼亚计划”这一项集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金融政策创新与技术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战略框架，美国陆续推出两项核心立法，以推动计划目标的具体实现。其一是《稳定币监管和创新法案（Stablecoin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ct，简称GENIUS Act），在网上被人戏称为《大聪明法案》，该法案首次建立了联邦层面稳定币监管体系，规范其发行与运营，旨在保障金融稳定、维护消费者权益，同时促进数字货币的创新与合规发展。其二是《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简称OBBBA），作为重要配套经济法规，主要聚焦优化美国国债市场结构，推动债务管理改革，激活国内资本市场活力，支持宾夕法尼亚计划提出的美债“内循环”战略。下面将简要解析这两项法案的重点内容和它们在落实宾夕法尼亚计划中的关键作用。

《大聪明法案》于2025年6月25日获得众议院批准，7月18日参议院通过，7月31日由总统正式签署成为法律，标志着美国首次建立了针对稳定币的联邦监管框架。这部法案要求稳定币发行必须具备联邦批准的专门牌照，且发行的稳定币必须通过美元现金、短期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1:1全额储备，确保资产安全与价值稳定。法案还规定发行机构需接受包括联邦储备、货币监理署（OC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多部门的联合监管，定期公开储备资产审计报告，禁止未注册实体发行稳定币，增设部分存款保险以提升数字资产的信任基础。此外，法案鼓励金融机构将稳定币技术纳入美元跨境支付与贸易结算体系，推动数字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竞争力。

立法的核心目标在于填补加密货币领域监管空白，防止稳定币发行机构的风险外溢和跑路事件，同时通过规范手段强化美元数字化创新，巩固美元作为全球基础货币的地位。稳定币本质上依托区块链技术，具备高速交易与全球流通优势，被视为数字美元扩展国际影响的关键桥梁。从战略视角看，稳定币法案是“宾夕法尼亚计划”顶层设计中的关键落地措施，配合该计划应对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弱化与结算货币地位坚挺的分化挑战，以数字化创新强化美元跨境结算优势，实现“双轨战略”的目标。

“特里芬难题”揭示美国必须同时满足全球美元流动性需求与控制本国经济风险的矛盾。稳定币法案通过推动数字美元大规模低成本流入国际市场，借助链上清算和1:1储备机制，既增强了美元对外支付能力，又有效缓解传统美元实体净流出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美元供应与信用风险”的两难困局。

对美国国债市场而言，法案允许稳定币的储备资产完全投向短期美国国债，有望稳定甚至提升美债需求，增强市场流动性。数字化、可编程且具全球流通性的美元稳定币，短期内强化了美元作为跨境结算主导货币的地位，助力维护美元霸权。但从长期看，随着更多央行和大型机构通过链上数字美元进行资产配置，可能降低对传统美债的依赖，影响美债作为全球资产配置“锚”的地位，进而加大美国财政调整的压力。

与此同时，稳定币法案也被视为金融科技领域的“潘多拉盒子”，技术创新虽推动去中介化并激发金融活力，但传统银行体系面临边缘化风险，监管套利现象增多。稳定币跨境大规模流转可能带来数据安全和资本管控新难题。数字美元的无国界特性使其跨境监管复杂化，若监管不足，或引发链上风险、信用危机，增加全球金融不稳定因素，甚至削弱美国的全球金融治理能力。

总体而言，《大聪明法案》不仅开启了美国数字美元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金融领导力的新时代，也引入了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该法案既有望成为美元霸权的新利器，同时也可能因金融创新带来的不可控因素而成为未来的风险源泉，其最终影响尚充满变数。

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OBBB）是一项极具争议的综合性预算调和法案，旨在通过财政、税收、安全等多方面举措推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调整。该法案在美国第119届国会经历了异常激烈的审议过程。2025年5月22日，众议院以215票对214票的微弱优势首度通过，7月1日参议院经过修订版辩论后以51票对50票通过，副总统投出关键决定票。随后，众议院于7月3日再次批准参议院版，7月4日由当时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

法案核心内容涵盖税收、国防、社会福利、医疗和边境安全等领域。国防预算大幅增加约1500亿美元，重点投入军事装备升级和无人战斗系统建设；边境安全经费亦提升700亿美元，强化执法和移民遣返机制。医疗补助计划则收紧，预计在未来十年使约1180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资格。在税收方面，法案延续并扩大2017年特朗普时期的减税政策，永久化多项税收优惠，且将州和地方税（SALT）扣除上限从1万美元提升至4万美元，显著惠及高收入群体。与此同时，法案取消了多项绿色能源补贴，转而增强对传统能源的支持。美国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些举措将导致未来十年联邦债务增加3.8万亿美元。

《大而美法案》体现了“宾夕法尼亚计划”的顶层设计理念。一方面，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加码国防和边境支出，强化内政安全，提高美元资产的整体吸引力，力图稳定甚至提振美元在国际结算和储备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放宽减税政策、取消环保补贴及提升SALT扣除，提高高净值和金融资本群体利益，激励资本回流和美债需求，缓解美元储备货币功能减弱带来的挑战。

从解决“特里芬难题”的角度看，法案通过对高收入阶层减税刺激资本流入，试图吸引全球资金投资美国债券和资本市场，维持外部对美元和美债的稳定需求，缓和全球对美元流动性需求与美国国内经济平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为美元国际地位的延续提供了资本支撑。

短期内，法案提高国债供给同时强化美元资产的竞争力，有望维持美元和美国国债的全球霸权。然而，长期来看，由于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社会福利的削减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分化，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结构风险将不断累积，成为对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潜在压力。

与《大聪明法案》不同， 《大而美法案》的国会审议极为激烈，党派分歧明显，主要争议点集中在医疗福利削减和收入再分配不公。民主党强烈反对法案的“劫贫济富”倾向，批评其大量削弱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利益倾斜于富裕阶层和金融资本，并抬高联邦赤字。参议院阶段，民主党通过马拉松式的连续16小时全文逐条宣读抗议，彰显党内对法案的激烈反对。最终，法案以微弱票数差距勉强过关，反映出现阶段美国政治的高度分裂与社会阶层矛盾的激化。

此外，法案为保险公司、养老金等大型国内金融机构配置长期美债提供便利，通过松绑银行杠杆率（SLR）、减税及监管豁免等措施，配合国会和监管机构的行动，有效增强美国本土资本市场的承载能力，为美债提供更稳固的国内需求基础，促进美债的“内循环”。

由此可见，《大而美法案》不仅是一项财政预算规划，更深刻揭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阶级利益冲突和政治经济结构。其背后反映出顶层富豪和金融利益集团利用政策维护自身利益，而中产及弱势群体则面临加重的经济负担和福利削减。尽管法案短期内保障了美元霸权和资本市场吸引力，但社会分层加剧及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预示着未来美国经济与社会面临严峻挑战。

综上所述，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由来已久，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浪潮和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大量低端制造环节外迁海外，尽管美国在芯片、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仍保持领先，但传统制造业就业大幅流失，产业链变得脆弱。制造业的空心化不仅带来了工人失业和贫富差距扩大，亦反映出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实体经济被掏空，社会分裂加剧，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受损。此外，制造业回流受制于高劳动力成本和全球供应链依赖，难以根本逆转。

与此同时，美国国债规模不断攀升，美元及美债信用面临严峻考验。受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贸易逆差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全球对美元储备货币的信心逐渐减退，部分国家央行和主权基金开始减持美国国债。尽管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仍然稳固，依赖于成熟的跨境支付体系和金融制裁机制，其储备货币角色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压力。

美国当前的经济困境体现了“特里芬难题”的现代版本：保持全球美元流动性需持续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但这侵蚀了国内经济基础和债务信用。此前以“海湖庄园协议”为代表的强硬关税和单边主义策略虽意图振兴制造业，却成效有限，暴露美国维系美元霸权的深层困境，标志着美元霸权的“亢龙有悔”的时刻。

基于此背景，“宾夕法尼亚计划”应运而生，提出更务实的战略布局，以应对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削弱与结算货币地位依然稳固的分化局面。该计划指导下，美国推出了《大聪明法案》和《大而美法案》，前者建立稳定币监管体系，推动数字美元跨境支付，后者优化财政政策及美债管理，促进资本市场内循环，力图稳固美元及美债市场，维系美元霸权。

尽管美元结算货币的优势因其历史积累和全球金融结构的路径依赖，在未来仍难以被实质取代，但美元霸权正经历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储备货币地位的下降不可逆转，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动荡日益加剧，预示着美元霸权将面临更严峻挑战和深层变革。在此大背景下，美国通过政策创新和法案调控不断努力巩固其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地位，但全球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