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中原大战亦称为军阀混战

蒋介石中原大战亦称为军阀混战






《中原大战》，亦称《蒋冯阎军阀大混战》，指的是1930年4月至11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之间的战争，因主战场在中原地区，故得名为《中原大战》。

蒋介石当司令的《北伐战争》（1926-1928）是由孙中山的国民党和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的国民政府发动的统一战争，旨在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击败军阀势力，最终以1928年东北易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早在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1924年起，国共合作确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北伐战争于1926年7月9日誓师，1928年12月29日结束。主力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

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战争》（1926-1928）：北伐军迅速控制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击败吴佩孚、孙传芳。1927年，国民党内部分裂，汪精卫和蒋介石先后借清党为名，蒋介石在上海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后造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再经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结合冯玉祥、阎锡山的军事力量攻克北京。

1928年6月，北伐战争告终之际，蒋介石决心独裁国民党军队，实施国军编遣，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不满。1930年4月，《中原大战》正式爆发。中原大战共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北方的主战场在河南、支战场在山东，分别沿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线进行。反蒋主力是改编后的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方面军，以及石友三的第四方面军。南方战场在湖南，沿湘江进行，以衡阳附近为决战区，反蒋联军的主力是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

中原大战在1930年5月至6月，北方战场的反蒋联军在陇海线、平汉线向蒋介石中央军发起攻势，攻占许昌和济南，南方联军则攻占长沙。7月，是双方相持时期。反蒋联军在湖南战场失利，被迫退回广西，但在北方占据优势。8月后，蒋介石中央军发起反攻，夺回济南，联军被迫退至黄河以北。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拥护南京中央，东北军入关助蒋，夺取平津等地。反蒋联军在南北夹击下溃不成军，完全失败。

中原大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军阀大内战，战火波及南北多个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各派军阀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东北军实力大增，蒋介石实权得到巩固，正式确立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军阀大混战也给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创造了时机，使中国共产党农村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1928年底，东三省易帜，其与南京中央维持着“分治合作” 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后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国军编遣会议，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编，东北军列入第二期整编；规定每个军事集团最多保留11个师 ，李宗仁部、冯玉祥部先后举兵反抗，均告失败。同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召开，规定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实施编遣，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7-9个师 。东北军并未参与其中，张学良且与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一” 。但因“中东路事件”及与苏联交涉问题 ，奉张与南京中央有了矛盾。 张学良既未出席历次编遣会议，也未执行会议决议，财政方面依然自收自支。

军队编遣和取缔政治分会。使蒋介石操纵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正统”地位，却未真正统一国民党，国民党内四分五裂、派系林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希望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来稳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除通过“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为“最高之根本法”，《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外交决议案》外，还决定：追认编遣方案，从法律上肯定了蒋介石消灭地方实力派为合法。

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桂系及改组派势力被完全排除于三大中央之外。开除国民党二届中央中共党人的国民党籍，并对邓演达、彭泽民、路友一尹等人以开除党籍或停止职权的处分。

民国十八年年馑，冯玉祥所主政的陕西关中地区，一场大灾荒对“中原大战”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民国十八年发生在陕西关中的大饥荒，又名“民国十八年年馑”。

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

实际上民国十八年年馑从民国十七年就开始了，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

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政权。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通过徐州会议，实现了国民党两派新军阀的合作。1928年2月，蒋冯结拜“换谱兄弟”。4月，在北伐奉系张作霖的战争中，四派新军阀组成的“二期北伐”军迫使奉张军退回东北。其后蒋、桂、冯、阎四派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显突出。

“二期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中央政权，据有沪、宁、杭等富庶地区，需要借助冯玉祥的军事力量，北伐奉张，占领北方地盘，进而“统一”中国。冯玉祥控制西北，地瘠民贫，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张之机到北方争夺自己的地盘。尤其对财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为看重。

“二期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担心冯势力发展过快，利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划给阎锡山。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允许阎的第3集团军开进北京。而冯的第二集团军只允许留驻南苑，不准进入北京城。为此，冯玉祥对蒋介石极为不满，他命令所属撤兵，退回山东与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乡，不肯前往北京。

政治上冯玉祥强调“平民政治”，反对独裁。在国民党建设上反对蒋介石的主张，要求建立廉洁政府，提倡共办实业，救济灾民，反对贪污腐化，反对中央政府委员加薪，以各派的实力大小分配中央领导权，反对蒋介石包办党务与南京政府、这与蒋介石的主张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提出要编遣军队。在编遣军队的问题上，蒋、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邀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大力反对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座谈会不欢而散。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议讨论冯、阎两个裁兵方案时，多数人赞阎案，反对冯案，后通过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军编遣委员进行程序大纲》。冯、阎、李很快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设法抵制编遣会议。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为集中兵力，消灭桂系，蒋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华山拉拢冯玉祥，以行政院院长及鄂、湘两省地盘为条件，要冯继续与蒋合作，并请冯出兵助蒋讨桂。冯表面答应了蒋的要求。随即在豫鄂边界频繁调兵，希望待蒋、桂两败俱伤之时，乘机出兵占领武汉。但蒋很快打败了桂系，增加了蒋介石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

 蒋介石随后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冯玉祥，大举向山东、河南调兵，造成对冯系大兵压境之势。接收济南事件则成了蒋、冯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蒋介石以武力把孙良诚挤出山东。冯玉祥看到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御策略，命令山东、河南的守军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巩固西北。

同时，冯系在南京供职的鹿仲鳞、熊斌也同时辞职，返回了西北。冯玉祥完成了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之后，于5月中旬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5月16日，西北军将领孙良诚等人发表反蒋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北路总司令。蒋介石调兵遣将，设作战总部于徐州，在湖北和山东，随后用金钱收买了冯系将领韩复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军受到很大削弱。

在政治上蒋挟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指责冯“破坏革命”、“大逆不道”、“统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5月25日蒋致电冯，要冯下野出洋，交出兵权。冯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面对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冯玉祥于5月27日通电全国表示下野。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义上是中央，但无权威可言，当时中国之状况，与此前军阀割据之形势别无二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各方军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欧美各国自顾不暇，本应是中国振作的时机，但中国积重难返，内耗使1930年代中国的危机并不亚于欧美各国。

1930年7月底，蒋在津浦线发动总攻，8月15日重新占领济南，晋军仓惶往黄河北岸撤退，适逢河水上涨，被蒋军俘虏或入水溺毙的不计其数。阎军在津浦线首告失败，这对整个战局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0年8月21日，蒋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黄河北岸晋军取对峙监视态势，而把津浦线蒋、蔡、李及陈诚、胡宗南等部调到陇海、平汉线方面来，将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上，同时进扰陇海线西段以截断西北军退路。24日，蒋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各赏洋100万元。

1930年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彼此互争正统。

1930年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冯认为还有实力与蒋决一死战，便将平汉、陇海战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挽回颓势。但阎为保存实力，却密令陇海线晋军也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部无力支持。17日，蒋军杨虎城部攻占了洛阳附近的龙门，截断了冯军西撤退路，冯军只得转向豫北撤退。

1930年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中立。 为了笼络奉张，宁蒋方面主要透过三个管道：（1）蒋经常亲自致电张氏；（2）何成浚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3）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前往沈阳进行劝说与谈判。晋阎方面为了拉拢奉张，主要通过：（1）派遣代表赴沈向张学良劝说；（2）秘密透过崔廷献等结纳张学良，同时让与部分控制区。

1930年9月28日起，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继倒戈投蒋，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

1930年10月3日，陇海线蒋军攻入开封，进追郑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参与中原大战的诸多将领。

1930年11月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至此，蒋、冯、阎中原大战已告结束。

《中原大战》的战争结果：

1930年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随后，取消太原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部，中原大战彻底止息。“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双方死伤达30万之巨” ，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 ，“南方每月所需军费约三千万元，北方每月约需一千万元” 。“双方军费总数，达二万万元以上” 。新军阀对老百姓加捐加税，滥发纸币。

战祸所及，破坏严重。作为战场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阳等27县严重受灾，农业损失量为常年产值的160.2%；雎县等十几个县农民平均每户损失牲畜0.22头，大车0.07辆 ，河南省“因战事死亡达12余万口，受伤1.95余万口，逃亡在外者118.5余万口，被军队拉夫者达129.77余万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内。财产损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内，总计为65146.9万余元。全部损失估计10年之后方可恢复” 。以郑州为例，开战以来，“每日必来飞机，来必掷炸弹。……而每掷一次炸弹，必死伍若干人民，毁坏若干建筑”；“夫此种情况，不止郑州，凡战地都会，陇海、平汉两路附近之各县城与各村落，处处如是，白日皆然”。

工业衰败，农业破产。战争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 。仅铁路交通一项，“计资本损失22165504元；驻军提款4206155元；军运计帐29958042元；营业损失17018271元。总计亦达7300余万之巨” 。“农产品中之烟叶一项，谓豫鲁皖三省，当烟叶收割之期，正战事剧烈之日，其损失当在2千万至3千万元之间。损失之巨亦倍于战费” 。其他如航业、矿业、纺织业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断，直接间接所受之损失，则其为数当必不小” 。

《中原大战》的战争影响：

蒋介石彻底打败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力量。其后蒋扣押胡汉民，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西北军队战力强但军备差，在中原大战之后被初步瓦解。东北军军备强但战力差，幸运的是未受战事影响。晋绥军战力与军备实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战事影响。新桂系军备差而战力强，但是由于蒋桂战争，实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战之后的局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彻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系。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也受到重创，内部的商震和傅作义等将领也前后联合成一个系别。东北军因为进入关中帮助中央军，所以在战后得到了华北的地盘，紧随其后又收编了大量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派系的残余势力，一举成为全中国第二大的军事派别。新桂系撤退回广西以后，在陈济棠派粤军的帮助下自保。与此同时，派系领袖中的黄绍竑退出了新桂系。
 

在中原大战之后一些小军阀的势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建国豫军的首领樊钟秀阵亡，他领导的派系也在战后被收编了。石友三领导的西北军由张学良收编。而后因为密谋夺取华北，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左右夹击致使全军覆没。杨虎城领导的陕军因为协助蒋介石而得到了陕西地盘。张发奎领导的粤军因战斗实力大损，不得不依附于新桂系。陈济棠领导的粤军在帮助了蒋介石后并未得任何好处，导致矛盾激化。后来以胡汉民被囚为借口，和新桂系联合反对蒋介石。

《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国力之疲，已如风前之烛奢” 。东北军的入关，造成边防空虚，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关注于华北事务，予日本以可乘之机，一年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

《中原大战》，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实力，同时放弃进攻红军，成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和红区的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52]。在中原大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区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11省。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并建立了中央（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右江左江等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 ，而政治上则再次陷入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

经过《中原大战》，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从此再也没有发动反蒋战争的实力。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正统地位。

《中原大战》的性质是非正义的，争权略地是贯穿战争全过程的实质，战争双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新军阀，他们曾联合镇压了人民革命，并且在混战中也不忘以“纵共”指责对方。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派虽最终败北，但他们喊出的“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帜，制定的具有联邦精神的宪法，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打败了对手，可在政治上却很被动而不得不接受反对派的主张，召开了国民会议、颁布了约法，并提前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则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分治共管的“均权制”局面。

[yongbing1993]

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你死我活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的中央党部举行，就在开幕式后举行全体委员合影之际，摄影记者中突有一人举枪射击，只见国民党的二号人物、行政院长汪精卫当场中弹倒地。“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一时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轰动程度盖过了四届六中全会本身。当时，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中日矛盾激化，国民党内部倒汪的风潮不断，四届六中全会本是为召开确定国民党内外方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此际发生汪精卫被刺事件，自然引起中外舆论的极大关注，谁？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这是人们最想知道的答案。

蒋介石一度被怀疑为刺杀事件的指使者。理由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历史上曾经针锋相对，在不少问题上有矛盾。刺杀案发生于集体合影之时，蒋介石已到会场却没有参加照相，这种反常举动更令人心生疑窦。许多文章均写当蒋介石闻讯赶到汪精卫被刺现场时，汪的妻子陈璧君情绪十分激动，双手紧紧扭住蒋介石，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啊?”蒋介石竟无以应对。还有人质疑，刺客能混入警戒严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下手，说明背景很深。

不久之后，案件宣告侦破。实施刺杀汪精卫的是华克之领导的一群爱国人士，他们强烈不满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组织了晨光通讯社，周密部署，伺机以记者采访新闻的便利接近蒋介石，将其刺杀。在错失几次机会后，终于确定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合影时动手。不料，蒋介石竟然没有出现，实施行刺的孙凤鸣临时决定将枪口对准了汪精卫，汪成了蒋的替死鬼。案情公布时，南京方面又说，刺客系受共产党指使，或是“斧头帮”王亚樵所策动，但许多人仍将信将疑，认为南京宣布“破案”是蒋介石在使用转移公众视线的“障眼法”。直到刺汪案一周年时，华克之为纪念因此案死难的孙凤鸣等战友，特地写《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坦承刺杀是由他们所为，与共产党、王亚樵均无关，行刺的目标就是蒋介石，最后射击汪精卫，则是孙凤鸣不得已的临时选择。蒋介石才从刺汪案中彻底解脱。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你死我活。《一山不容二虎：蒋介石是如何斗倒汪精卫的》书摘如下：

刺杀事件之后不久，就查明、蒋介石也公开宣布，刺杀事件并不存在什么共产党的阴谋叛乱。那么，汪精卫到底是不是要谋害蒋介石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蒋介石为什么如此说，如此做？让下列事实回答:

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汪精卫怒不可遏，22日开过中政会之后，23日，便以患晕眩症向中常会请假治疗，不见客，接着又自行辞职，即汪精卫所说:“兄弟自动辞职离开广州”。5月11日，汪精卫离粤赴港，6月中旬到法国巴黎。

刺杀事件的事发和事后，汪精卫所愤愤不平的是蒋介石这么大的举动竟连招呼也不打。直到他旅居国外之后，与人通信提起此事还难以抑制内心的气愤，说:“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三月二十日，第二师团党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我的责任应该怎样？我这时候以为不问这事情做得错与不错，而这件事情做法不能说是不错。我只责已而不责人，我以为皆我不能尽职所致，所以引咎辞职。”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指责没有错，蒋介石制造了刺杀事件，不论从政治上说或从组织纪律上说，其过错都难以推卸，理应受到制裁。汪精卫如果有谋害蒋介石之心，正好是个好机会，何不借机除了蒋介石，而自责出走呢。

1927年4月，汪精卫回到武汉，陈公博当面质问有无要谋害蒋介石之事。汪精卫“愕然了半天”，反问:“公博，你信不信？”

刺杀事件时，蒋汪间关系的实质，在蒋介石的另一举动中暴露出来。

汪精卫辞职出国后，海内外国民党人拥汪呼声高昂，请汪复职函电如雪片般飞来。蒋介石对此甚是反感，竟愤然声言：“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应当说，这才是蒋介石的出自内心的真正实话。

蒋介石在刺杀事件后，到处演说、报告，说：“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人，本校长以总理的精神为精神，以总理的意志为意志，我可以做总理真正的一个信徒，这话只有我能说，亦只有我敢说，这是不用客气的。“

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取代了军委会主席的位置。以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为名，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领导职务，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中央党部任执行委员者，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并选举蒋介石的盟兄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会后，共产党人辞去在国民党担任的部长职务。

而蒋介石的官衔接二连三地增加，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7月4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病辞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会议选蒋介石担任。

至此，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党、政、军的领袖。

蒋介石说，如果汪精卫回来，他就走，表示一山不能同时藏两只虎。

《汪精卫死后葬在梅花山，蒋介石下令炸毁后火化不留骨灰》说明了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和蒋介石斗之间的你死我活。

蒋介石下令炸毁汪精卫的墓穴，二人之间究竟有何恩怨？

1883年，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一个落寞的大家族里。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汪精卫十分受到家里长辈的钟爱，甚至可以说是溺爱。但是好景不长，汪精卫十几岁出头时父母便相继离世，年少的汪精卫只能跟着兄长生活。虽然二人是骨肉之亲，但兄长对汪精卫的管教却十分严格。这也让汪精卫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凄凉，父母的缺席，兄长的严格，共同造就了汪精卫敏感多思的性格。

在他20岁那年，获得了公费前往日本留学的机会，也正是在日本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1905年，汪精卫成为同盟会的一员。随后他开始发布一些关于“三民主义”思想的文章，获得了孙中山的赞赏。

随后年轻气盛的汪精卫决定前往北京刺杀摄政王，在行刺之前他特地给孙中山去信一封，信中种种措辞尽表他的雄心壮志。然而最后行刺计划失败，汪精卫被捕入狱后在狱中遭遇了非人的折磨，但他仍写下了“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豪情诗句。在他的供述中，洋洋洒洒四千多字都在控诉清政府的无能腐败，还表示刺杀行动与他人无关，全是自己一人所为。

当时汪精卫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清政府一定会对他判处死刑。而他骨子里便存在反抗的特性，因此坚决不向清廷低头。但是清政府的处理方式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原来那时候清廷早已苟延残喘，希望像汪精卫这样的人才可以为自己所用。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也为了和革命党搞好关系，甚至对在监狱里的汪精卫进行“优待”。正是清廷态度的转变，也让汪精卫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他骨子里有着反抗思想，但从小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他对生活极度渴望的特性，因此在《有感》诗句中，他竟然将清廷和革命派比作“豆萁相煎”。

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几个重要领袖之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声誉很高，并且他很会左右逢源，孙中山生前又对他十分赏识，所以汪精卫顺理成章成为广东国民政府主席。

但是蒋介石却成为威胁他地位的最大存在，1926年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但事先却并未通知汪精卫，这自然令汪精卫十分恼火。

随后他命令党内人士去抓捕蒋介石，但却并没人尊崇，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遭到了极大的折损。颜面扫地的汪精卫决定主动辞职，这也给了蒋介石进一步扩张的机会。

虽然汪精卫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地位高，但是随着蒋介石军权的发展，已经逐渐脱离了汪精卫的控制。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主动下野，蒋介石正式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汪精卫认为当下的局势对自己很不利，于是想主动躲一躲。但夫人陈璧君希望他能和蒋介石斗争到底，但在之后二人的每次交锋中，汪精卫都输蒋介石一头。

但此时汪精卫依旧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党权压制蒋介石，但最终这个幻想也成了泡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党的总裁，在战时行使党的最高权力，而汪精卫则成为副总裁，屈居于蒋介石之下，这让他十分不甘心。这下可得了蒋介石的意，在工作中他常常把汪精卫晾在一边，根本没给他什么实权。

在国民党内被蒋介石排挤后，汪精卫为了能获得继续跟蒋介石较量的筹码，于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因为汪精卫曾经有过日本留学的经历，所以当时他一直抱有“中日友好”的幻想。并且他自己认为中日之间力量太过悬殊，中国没有战胜的可能。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人为了继续加重中国的国内矛盾，混淆视听，便放出消息称可以和中国谈判，双方签订条约后便可以撤兵。汪精卫正好中了计，开始私下里和日本的一些人员开展秘密会谈，十分迫切地想要和日本进行“合作”。

1938年11月，汪精卫与日本方面在上海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日本在中国建立“满洲国”，并且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一些不合理特权，随后日本承诺会在不久后撤兵。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要求汪精卫彻底和蒋介石决裂，并且建立自己的政权。其实日本人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便是想控制汪精卫建立的伪政权，从而达到吞食中国的目的。

但汪精卫还是在不久后前往河内，与日本签订了《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彻底成为大汉奸。日本却并没有像当初承诺的一样撤军，汪精卫彻底没有了退路。这件事情也使得蒋介石和汪精卫彻底决裂。当日本人向汪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汪精卫才会如此迫切地答应，其实他渴望的是那个国民党“一把手”的位置。

已经利欲熏心的汪精卫已经顾不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他太想要坐上头把交椅，因此才心甘情愿地喝下这杯“毒酒”，成为日本人的工具。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因病去世，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中国，葬在南京梅花山。

[yongbing1993]

蒋介石斗完诸军阀后又剿杀红军







1932年7月，斗完诸军阀后的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辛苦创建并为之奋斗牺牲的根据地，离开家乡亲人，开始了《长征》。

但是，大别山军民并没有停止斗争。不久，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4年11月，红25军奉命北上抗日，鄂豫皖党组织又组建了红28军，在高敬亭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主力红军转移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侵入根据地，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报复。敌汉口总司令部下令，对苏区，壮丁一律处决，房屋一律烧毁，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反动军队和地主“还乡团”打着“有民就是匪，民尽匪尽”“驻尽山头，杀尽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的口号，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

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破坏下，到1934年冬，鄂豫皖苏区仅剩下4块残缺不全的小根据地，群众不足千户，干部战士加伤员仅余千人。他们露宿深山，不但衣食无着，还长期吃不到盐，几乎全靠野菜、树根果腹，过着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

但是，久经革命烈火考验的鄂豫皖军民，没有被敌人暴行吓倒，没有被眼前困难征服，他们用红土在石头上写道：“树也砍不完，山也烧不尽，只要青山在，到处有红军”，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在霍山，一区某村庄遭到敌人集体屠杀后，群众夜间偷偷掩埋烈士遗体时，发现区主席身体还是热的，抢救苏醒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敌人没有杀死我，我还要干革命，我忘不了革命。”在黄安，一名党员在逃出监狱时，还在墙上留诗一首：“大别山里出好汉，生就骨头似铁坚，今夜逃出虎狼口，明天回来报仇冤。”

就这样，鄂豫皖军民凭着对党的赤胆忠诚和革命的必胜信念，宁死不屈，浴血坚持，使大别山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抗日，奔向了民族解放的新战场。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大别山一直是党和人民军队重要的活动区域。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重大牺牲，共有20万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册的烈士就有13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画卷上，创造出的“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武装暴动：唤起工农千百万。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既有国民革命如火如荼、不可阻遏的胜利欢欣，也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大革命陷入失败的痛苦挫折。

这一年的3月，34岁的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针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非难，响亮回答，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充分肯定农民起来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传到大别山地区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坚持斗争的党员和工农群众深受鼓舞，很快重新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1927年11月13日晚，在中共黄麻特委领导下，自卫军、义勇队和成千上万拿着土枪、刀矛和扁担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黄安城，黄麻起义爆发。次日，起义军攻占县城，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随后，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宣告成立。这是大别山地区的第一个工农政权和第一支人民武装，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和红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革命军一开始就建立党代表制度，以确保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

创业艰难百战多。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建立后，游击木兰山，开辟柴山堡，在同强敌的频繁战斗中逐渐成长，番号也变为红11军31师。至1929年5月，部队发展到近400人枪，在鄂豫边界纵横百余里的区域内形成武装割据。

1929年5月6日，农历立夏，商城南部爆发起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红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1月，六安独山、金家寨（今金寨）和霍山西镇等地爆发农民起义，随后建立了红11军33师和皖西革命根据地。

从黄麻起义到六霍起义，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党在鄂豫皖边先后建立起3块根据地和3支红军，土地革命终于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这首改编自大别山民歌、当年在鄂豫皖苏区广为传唱的红色歌曲，正是革命大好形势的生动写照。

1930年4月，郭述申、许继慎等人在黄安北部的箭厂河组织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组成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红1军前委，决定对鄂豫皖地区的3支红军进行统一改编，郭述申任特委书记，许继慎任军长。这次会议，统一了根据地领导，统一了红军指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

聚指成拳，才能更好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改编后红1军从以前只能打击反动民团武装和少量敌军正规部队，发展到能整旅整团地歼灭敌军，部队也在战斗胜利中不断壮大。至1930年10月光山整编，全军已从改编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全军1.25万人；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的欢乐声中，红4军与皖西新组建的红25军合并组建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全军兵力近3万人，成为仅次于中央红军的第二支主力红军。

1932年5月8日，在徐向前的正确指挥和红军将士英勇奋战下，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宣告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歼敌3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6万余支、机关枪250挺、炮44门、电台5部，击落敌机1架，取得了鄂豫皖红军自创建以来的空前大捷。

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两次“围剿”。面对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不待敌人进攻，主动出击，先后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歼敌6万余人，干净利落地打破了“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总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拥有6座县城，并建立起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4.5万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等也发展到20余万人。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极盛时期。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大别山人民的无私支援。人民群众除了送儿送郎当红军外，还直接帮助红军作战，所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反映的正是军民一家亲、团结打胜仗的宏大气势和动人场景。

位于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雄踞江淮之间，东瞰南京，西扼武汉，山川壮美，气势雄浑。大别山更是一片红色热土，闻名于世的将军县红安、金寨就位于其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英雄的大别山儿女胸怀理想信念，投身革命洪流，对党忠诚、顽强奋斗、不怕牺牲，不仅开辟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创建了转战10余省、歼敌30余万的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武汉，九省通衢，华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基地。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武汉利用创办书社、学校为阵地和掩护，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后，从上海返回的董必武、陈潭秋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把党的影响扩展到了荆楚大地。

戴克敏、戴继伦、王鉴、王秀松、曹学楷、蔡济璜、王宏文、刘象明、桂步蟾、萧方、汤经畲……这些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有些陌生的名字，都是来自大别山地区的热血青年，后来成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者。他们在武汉求学期间，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影响到武汉三镇。这些青年学子再也无心求学，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思想，吸收发展优秀分子入党，犹如一颗颗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了大别山区。

1925年秋，黄安籍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来到麻城宋埠，广泛接触、宣传群众，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做主宰自己命运的革命人。同年冬，中共黄安、麻城特别支部成立。此后，附近的罗田、孝感，河南的商城、潢川，安徽的六安、霍邱，也相继成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建立后，出版进步刊物，传播革命思想，建立群众团体，开展工农运动，在大别山地区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火焰。

随着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鄂、豫、皖诸省，首先是鄂东地区10余县迅速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昔日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被打倒，农村中的封建秩序被冲得七零八落，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第一次成为主人。经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在大别山人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琼崖（即海南岛）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南方较早创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琼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坚持了长达23年的武装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创造了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成功范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海南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近代以来，海南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一系列不屈的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积极向海南传播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1926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市解放西路竹林里131号秘密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这标志着海南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正式展开。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1927年9月23日，中共琼崖特委响应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暴动的号召，发动和领导了椰子寨战斗，揭开了海南人民武装总暴动的序幕。11月，琼崖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会后，陵水县工农革命军在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的驰援下攻占陵水县城，成立了海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接着，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继续南征，翌年1月攻占海南重镇三亚。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琼崖工农红军，共1400余人。至此，以乐会四区为中心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慌，1928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琼崖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特委书记王文明率红军余部转移到母瑞山地区坚持斗争。1929年春，琼崖特委抓住国民党军队撤离的有利时机，逐渐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其间，王文明病逝，冯白驹继任琼崖特委书记。此后，琼崖土地革命进入新高潮，乐会、琼东等6个县建立苏维埃政府，红军发展到2000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1932年7月，国民党军又对琼崖根据地实施了第二次“围剿”。“冯白驹带领100多人在母瑞山坚持了8个多月的斗争，保存了特委领导核心，保存了革命的火种。”1933年4月，冯白驹带领仅存的25人突围下山，回到琼文老区，与坚持琼文地下斗争的同志们会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5月，成立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司令部，逐渐恢复扩充了革命武装。

[yongbing1993]

蒋介石调动百万军队围剿共产党








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前夕及期间，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井岗山瑞金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蒋介石国民党先后投入了数十个师的兵力，仅在1934年5月前后就调集了31个师的兵力向共产党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进攻，采取分路包围的战略。

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其中首先以50万兵力进行《围剿》，企图将中国工农红军围歼在根据地内。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通过“甬道式”推进和层层封锁，在长征初期就开始围堵剿杀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重兵，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在1934年10月放弃苏区井岗山瑞金，开启了《长征》。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为了《围剿》和《追堵》中国工农红军，调动的兵力随着战线推移而不断变化。根据历史资料和官方统计，不同阶段的兵力部署如下：

蒋介石围剿开始阶段，亦称《第五次围剿》在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前，蒋介石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总兵力：调集了约 50万至100万 兵力。核心策略：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了数千座碉堡，企图步步为营彻底消灭工农红军。

蒋介石追击与拦截阶段，亦称《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几十万重兵封锁线，并开始长征之后，蒋介石改变策略，采取《追剿》与《堵截》相结合的剿杀红军的方式。

蒋介石派追剿主力：以薛岳为“追剿军”总司令，率领中央军主力约 10余万人（如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一路紧随中国工农红军。

同时蒋介石又命令收编的地方军阀配合：就是蒋介石同时调动各省地方实力派进行拦截，包括：《湘江战役》：调集湘、桂、粤等省兵力共约 30万至40万，在湘江两岸设置封锁线。

《四渡赤水》与入川：在云贵川地区，蒋介石通过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如滇军、川军、黔军），形成了总数约 40万 的包围圈。

《封锁线部署》：在长征初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每一道都部署了几十万兵力。

在《长征》后期，蒋介石的再一次围堵阶段。当中国工农红军接近陕北时，蒋介石又调动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胡宗南的中央军等，企图在西北地区完成最后的对红军围歼。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蒋介石直接和间接调动用于对付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兵力（含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累计达到了 100万人左右，其中长期保持在红军周边的“追堵”兵力常年在 40万 规模以上。

而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底牺牲了多少人？

1936年，伤痕累累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终于在陕北扎下根。

当时的工农红军队伍，人人带伤，满是疲惫，堪称最虚弱的时候，这一趟下来，损失到底多大，面对手握百万大军的蒋介石的围追剿杀之后，剩下几人？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总共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井岗山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即为《长征》。这次《长征》行动最初的目标是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跨越了从中国南方和西南腹地复杂险峻的地形。中国工农红军们翻越了包括老山界、五岭、乌蒙山等在内的18座主要山脉，其中多座海拔超过四千米。

中国工农红军们涉过了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4条主要江河，期间，经历了大小战斗六百余次。平均每向前推进约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牺牲如影随形。

这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中最惨烈的一役发生在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急于西渡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湘江上游的广西境内，遭遇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的联合围堵剿杀。激战持续了四昼夜，工农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和猛烈炮火下，背负伤员，在冰冷的江水中强行渡河。中国工农红军面对的《前方》是严密的地方军阀的强大火力封锁线，《后方》是紧追不舍的蒋介石中央军。

此役过后，中央工农红军兵力锐减过半，阵亡、被俘、失散者超过三万人，战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人小组领导层(李德，博古，周恩来）也不得不承认在战略上的失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湘江战役》的严重受挫，中国共产党中央迫切需要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湘江战役》的严重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央工农红军要改变策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通过批判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调整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指挥），会议扭转了长征初期严重挫折的局面，拯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纠正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使得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被官方评价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但毛泽东在党内最高职务（如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正式确立是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的。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遭受了自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损失。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但人数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军事上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向何处去？原打算往湘西一带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一战略意图，被蒋介石集团觉察，遂命“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布好口袋阵，企图让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在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上，共产党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鉴于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已被蒋介石集结重兵把守，中央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故毛泽东向党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向贵州进军，而博古、李德等人坚决反对，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由于意见不统一，故会议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但作出了西进占领贵州黎平的部署。鉴于争论仍在继续，进入贵州后，中央政治局在行军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围绕党和红军前途命运以及决策权、指挥权等问题不断展开讨论。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关于西进渡乌江北上、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决定攻入遵义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改变军事上由李德专断的状况，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两天后的1月3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月2日，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协助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6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条件。

在危急关头敢于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对党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作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的核心作用有目共睹。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进驻遵义第三天，毛泽东就在遵义全县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失败主要由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还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红军招致损失。毛泽东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建议和大多数人的发言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再印发。

遵义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后来忆述：尽管名义上他（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继续长征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长征路上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继续探索前进的方向和落脚点，一方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新的领导集体。

1月26日，毛泽东等人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中央红军到达赤水城，以阻止其北进，尾追的川军则进至土城以东地区。1月28日，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位于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趁势从侧背向中央红军发起进攻。在此境况下，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随后，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2月5日，毛泽东与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在这里，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起张闻天提出的有关变换党中央领导的问题。对这件事，周恩来曾这样回忆道：“洛甫（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尽管毛泽东此时在形式上没有“负总责”，但是毛泽东的胸怀、远见和领导能力，却得到党和红军的进一步认可。

2月8日，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该决议精神。当月，毛泽东作词一首，其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不久，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原则，以少数说服多数，使党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免遭全军覆没的危险。会后，毛泽东认为，作战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指挥需要集中，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就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红军长征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后进行的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都体现了新的作战思路，不再一味硬拼，而是力求在运动中调动和摆脱敌人。

1935年5月，为抢占大渡河上仅存的关键通道泸定桥，红军挑选了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

面对已被敌人抽走桥板、只剩下冰冷铁索的险境，他们冒着对岸密集的枪弹，攀爬铁索强行冲锋，最终夺下桥头堡，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但突击队员中有四人当场牺牲在激流之上。

除了与敌人的战斗，自然环境本身也是致命的敌人。

进入川西北后，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五座终年积雪的雪山。

空气稀薄，严重缺氧，衣着单薄的战士因体力耗尽和体温过低大量倒下。

紧接着是穿越松潘草地，这是一片广袤的泥泞沼泽地带。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暗藏杀机，人马稍有不慎即陷入泥潭，挣扎中迅速被吞没。

当时粮食补给几近断绝，战士们只能依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许多人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后，无声地消失在茫茫草地之中。

不同出发地的红军部队都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约八万人，经历长途转战，最终会师时减至约三万三千人。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从湘鄂川黔苏区出发一万七千余人，到达陕北时约剩一万三千三百人。

即使规模较小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出发时不足三千人，到达陕北时虽略有补充，但也经历了万里转战和残酷战斗。

综合各方数据推算，整个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总人数至少超过五万人。

他们倒在了翻越山岭的途中，倒在了渡河的瞬间，倒在了雪线的寒风里，倒在了草地的泥泞中。

当这支饱经摧残、衣衫褴褛的队伍最终踏上陕北的土地时，他们身上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有数万牺牲战友未竟的使命。

蒋介石调动了上百万军队参与围剿，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

地方军阀的消极避战甚至暗中“放水”，是首要因素，这些地方实力派深知蒋介石借“剿共”削弱异己的意图。

当红军进入不同军阀的防区时，他们往往选择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硬拼。

比如红军进入广东时，粤系军阀陈济棠就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允许红军“借道”其防区四十华里，双方互不攻击。

红军进入四川后，川军首领刘湘基于保存实力和确保核心区域（成都平原）安全的首要目标，对在非核心区域阻击红军态度消极，倾向于采取“驱离”策略，避免主力决战，力图让红军尽快离开川境

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部队，面对红军时也常采取“送客”策略，象征性抵抗后便放行，双方甚至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红军有时仅需开几枪就能顺利通过其哨卡。

蒋介石对这些地方军阀的行为并非不知情，但他面临两难困境。

一方面，他需要依靠这些地方力量参与围剿，频繁撤换或严厉惩处容易激起兵变或公开对抗，反而暴露中央权威的虚弱。

他对地方军阀的控制力有限，往往只能下达命令，难以有效更换将领或直接指挥其部队。

另一方面，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维持对各派系军阀的威慑力是有用的。

只要“剿共”任务存在，中央军就有理由驻扎各地，地方军阀也缺乏公开对抗中央的口实。

可当红军突破重重阻碍进入陕北后，蒋介石确实试图给予最后一击。

他迅速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马鸿逵的西北军，计划在陕甘边界，彻底歼灭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主力。

1935年10月，双方在吴起镇附近爆发激战。

此时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匮乏，许多战士还穿着草鞋甚至赤脚，但士气高昂，决死一战。

彭德怀指挥红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东北军本以为面对的是一支不堪一击的残兵，结果反遭重创。

战斗不到两小时，东北军即被击退，损失六百余人阵亡，七百余人被俘。

红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但成功挫败了追兵，初步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1935年11月，在陕西鄜县直罗镇，红军再次设伏。

东北军装备精良的第109师一头闯入伏击圈，几乎被全歼。

此役，109师阵亡超过一千人，包括师长牛元峰，另有五千多人被俘。

这次惨败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震动极大，张学良紧急向蒋介石求援，要求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

但蒋介石的反应出乎意料，他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甚至直接下令撤销了第109师的番号。

蒋介石这种既利用地方军剿共，又不愿付出代价弥补其损失的做法，严重激化了与东北军的矛盾，也为后来的重大事变埋下了伏笔。

当红军在陕北奋力建立根据地时，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裂痕正在悄然扩大。

陕北扎根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击退追兵后，迅速在陕北展开行动，与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由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红军开始在陕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吴起镇和直罗镇的连续失利，特别是109师被全歼后蒋介石拒绝补充兵员、反而撤销该师番号的做法，在张学良和东北军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弹。

东北军官兵背井离乡，承受着“不抵抗”丢失东北的舆论压力，如今又被驱使在西北“剿共”并遭受惨重损失，却得不到抚恤和支持。

部队内部厌战情绪蔓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促使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开始重新审视时局。

他们意识到继续进攻红军不仅师出无名、损耗自身实力，更违背了官兵和民众强烈的抗日意愿。

1936年夏，南方局势突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两广事变”，打出“抗日救国”旗号，公开挑战南京中央政府权威，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被迫将主要精力和中央军主力南调，以应对这场内部危机，南方战事的爆发，使得蒋介石暂时无法全力顾及陕北的红军，围剿行动实质上陷入停滞。

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初亲赴西安，意图督促张、杨继续积极“剿共”时，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兵谏行动，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各方调停和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持续十年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

随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获得了合法地位和相对稳定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