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搞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习近平搞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____“近平政治学”批判。(一)

 作者：项观奇

 本篇是《“克强经济学”批判》的姊妹篇，那里主要是批判经济路线，这里主要是批判政治路线。二者都是研究、分析、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我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抓住路线不放松。路线是纲，其余都是目。

这样的批判是有必要的。根据就是一年多来体现执政者政治路线的政治实践，就是其言和行。

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一，我们先简要探讨一点关于修正主义的理论问题。

从修正主义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看，有一条根本的黑线始终贯穿着修正主义，这就是，都是否定阶级斗争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时，曾经特别强调，我们四十多年来，始终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尤其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杠杆。甚至气愤地表示，我们绝不能和试图取消阶级斗争的人一道走。

马恩去世后，伯恩施坦搞修正主义，根本的理论就是取消阶级斗争，说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考茨基以折衷主义的面目，一方面承认阶级斗争，但是，在关键的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要不要夺取政权，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又否定阶级斗争，否定应该把阶级斗争贯彻到底、坚持到底，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折衷主义的、也就是修正主义的面目，被列宁揭露和批判的体无完肤，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只承认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始终牢牢把握阶级斗争，灵活驾驭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条件下，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条件下的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是又一个深刻的思想。实际就是后来毛主席继承并发展了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如毛主席所说，“犯了错误”，没有弄懂列宁的思想，没有继承，更谈不上发展。苏联的变修，与斯大林理论上的失误分不开。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赫鲁晓夫理论的根本错误还是在于否定阶级斗争。所谓“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就是全面放弃阶级观点，放弃阶级、阶级分析方法，国际、国内都不再讲阶级斗争。

毛主席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中，发展了马列主义。中苏两党论战，是理论斗争。邓小平参加了这场斗争。但是，文章不是他写的，思想不是他出的。他只是一名参加者、光荣的参加者。可是后来1989年他在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时，以“空话”二字全盘否定了这场严肃的重要的阶级斗争。毫不足怪，邓小平自己就是修正主义者。

邓小平在中国搞了修正主义。毛主席在世时，仁至义尽，让他重新出来工作。可是，他利令智昏，先是拒绝了毛主席请他主持为文革作总结的要求，后是搞翻案，搞“三项指示为纲”，否定“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还是“白猫黑猫，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毛主席批评得很清楚，邓小平搞修正主义的主要问题就是否定阶级斗争为纲。

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重新上台，不仅“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且，疯狂反攻倒算，首先是算毛主席的账，重点就是推翻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炮制出那个颠倒历史是非的《决议》。由此发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代替了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这条路线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就是“三项指示为纲”的翻版，三项并列，折中主义，抹煞阶级斗争是纲。

值得认真研究的是，邓小平并不是绝对不提阶级斗争，而是两方面都提，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搞“一方面、另一方面”，结果实际上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在邓小平路线领导下，搞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军队进京，武力镇压，都是打着反对资产阶级“动乱”的旗号。邓小平“南巡讲话”，乃至最后的和他兄弟的谈话，都一再讲了阶级斗争，都反复说“两手都要硬”。但是，邓小平到死也弄不懂，这是搞折衷主义，这样把事情并列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全面，也没有完全否定阶级斗争，但是，历史的辩证法不是这样。没有了纲，没有了帅，没有了政治，实际是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最终的实践结果，只能是取消阶级斗争，只能是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这里有个世界观、认识论的问题。如同列宁说的，历史有时喜欢和人开玩笑，你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修正主义者常常是这样。

这里的历史教训是，革命党、执政党的路线的核心是要看以什么为纲。再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就必然搞修正主义，而坚持马列毛主义，首要的就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这不是极左，这是历史，这是科学，这是真理，被实践检验了的真理。

列宁和毛主席都强调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必须领先。这是领导经济工作的正确路线，是生命线。说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是就此而言的。在这里，政治起着决定作用。这是马列毛主义的常识。列宁曾就这个问题，严肃批评过托洛茨基，毛主席曾就这个问题，严肃批评过邓小平。文革中这样内容的“大批判”文章多得很，但是被一风吹，修正主义者从来也没有接受过。

习近平搞“两个不能否定”，企图在“前后两个三十年”上搞折中，实际是在毛主席路线和邓小平路线之间搞折中。但是，这是行不通的。毛主席讲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二者是完全的根本的对立的。你要肯定前者，就必然要否定后者；你要肯定后者，就必然否定前者。不可能二者同时都不否定。一年多的执政实践告诉我们，实际执行的还是邓路线，还是否定阶级斗争为纲，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否定毛主席的路线。这里没有折中调和的余地。用肯定后三十年的观点看前三十年，你就必然得出否定前三十年的结论，《决议》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样板。反过来说，道理同样。

我们不以欺骗的恶意去推测执政者，但是，即便是善意的，在实际上只能起欺骗的作用，可以说，是自欺欺人。革命导师总是强调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是真理，是付出鲜血换来的真理。最新的一年多的政治路线的实践告诉我们，口头上说“两个不能否定”，但实际上坚持的是中国特色修正主义路线，不讲阶级、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为纲，不讲政治，不讲政治挂帅，各项政策是以修正主义、实际就是资本主义路线为指导出笼的，我们不能不给予严肃地批评。看起来中国社会的问题多多，内政外交，到处都存在问题，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纲”的问题，还是一个是不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

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师。要相信毛主席看法的正确性。毛主席批评邓小平，主要就是抓了个是不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英明的。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修正主义，具有指导意义。可是，搞修正主义的人，根本不理解、不相信毛主席伟大，眼里看到的，全是毛主席的“错误”，反倒总是以为自己高明，以为修正主义那一套才是真理。这是一种认识上的愚蠢，又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我在《批评克强经济学》一文中，已经说明了“克强经济学”路线，离开了阶级、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去处理经济问题，是一种修正主义的错误，是必然会滑向资本主义的。这里，不再重复。下面主要结合一年多来的两件政治大事，谈政治问题、政治路线问题。

[yongbing1993]

毛泽东赋予《愚公移山》以新说







毛泽东赋予“愚公移山”以新说，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毛泽东继承中华文化中的精华结合到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建没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力量源泉来自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铿锵有力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能否请您谈谈毛泽东的人民史观。

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在土地革命阶段，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针对党内外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一部可以彪炳史册的调研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人民群众的力量高度重视并予以讴歌。

毛泽东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就是因为国民党主张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战略上仅仅依靠国民党正规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进行对日作战，不发动人民群众，战术上依托城市、阵地进行单纯的防御作战。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断取得辉煌战果，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路线，即战略上充分发动人民群众配合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进行对日作战，大打人民战争，战术上，以运动战为主，将运动战、阵地战紧密结合，同时通过游击战等多种战法与日军周旋，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进而歼灭日军。

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两种抗战效果截然不同。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泽东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的思想，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了十分生动的新表达。

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作了闭幕词。为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强调：“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紧接着他就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出处是《列子·汤问》：“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九十多岁的愚公说服全家要把挡路大山搬走，谈何容易，于是遭到“河曲智叟”的嘲笑和劝止，但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观点：“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坚定不移，带领家人每天挖山不止，终于感动了天帝，天帝派了两个神仙帮助愚公把山背走了。

毛泽东讲完愚公移山的故事，马上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从这个例子能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驾轻就熟、融会贯通、恰当巧妙。从太行、王屋两座自然大山，联想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政治大山；从愚公率领家人立志坚决移走自然之山，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决心推翻欺压中国人民的政治之山；从愚公感动天帝背走自然之山，到中国共产党感动人民一定能推翻政治之山。类比何等贴切，析理何等透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用得恰到好处，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

毛泽东赋予“三样法宝”以新引申，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方略。

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个提法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党的制胜方略。中国共产党知道，“三大法宝”这个提法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毛泽东是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改造和创新的。

抗日战争时期，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如何才能战胜训练有素、装备优良、嚣张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呢？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性、血债累累，是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中国人民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革命的战争打败侵略战争，必须具有强大的武装斗争能力。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如此凶残的强大敌人，面对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负有领导职责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否则无法完成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因此，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成为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的总结和提出，也是毛泽东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创造。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刚刚进入极为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所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临行前，华北联大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又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故来教育、引导和鼓舞华北联合大学学员，他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原本“杏黄旗”，是指《封神演义》中能够指挥、聚集各路神仙作战的帅旗。“四不象”，是指《封神演义》中元始天尊座下的神兽，后来赠送给姜子牙讨伐商纣王时的坐骑。这个坐骑很有战斗力，既能抵御各方怪兽，又能暗中保护姜子牙。“打神鞭”，是《封神演义》中的神器，此鞭有21节，每一节有四道符印，共84道符印。后来元始天尊将打神鞭赐予姜子牙用以管理封神，凡是被封神的都受“打神鞭”制约，都怕挨“打神鞭”打。

毛泽东非常形象地借用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样法宝”来引申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个引申十分贴切、富有深意：“统一战线”的职责任务和功能，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有了统一战线政策，就像手中举起“杏黄旗”一样，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动员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既要面对凶残的日寇，又要反对国民党投降派、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必须具备战胜各种妖魔鬼怪的力量，就像“四不象”一样；尤其是抗日战争初期党组织的成员很复杂，为了加强团结、提升战斗力，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对党员形成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就像“打神鞭”对各路封神一样。可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妙用是何等精当。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三大法宝”就是中国革命的制胜方略。

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的自力更生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的“愚公移山”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制胜方略的提出，都融入了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深悟和妙用，毛泽东无愧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典范。

[yongbing1993]

习近平的反腐败为什么越反越腐







正是在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己经背叛了《党章》所规定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宗旨和原则。不管姓社姓资，不搞阶级斗争，推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猫论”，提倡、扶植自私自利、以私为本、私字当头、私字无限膨胀的个人发家致富。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实际就是、也必然是发展自私自利丛林法则的资本主义社会。走资派特色政府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搞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就是彻头彻尾地整体地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搞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套。

这样的社会存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决定着人的存在的。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党在腐败，党员、干部在腐败，整个社会在腐败，简直是不腐败都不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个的老虎、苍蝇，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绝对不是个别人的现象，而是整体的现象，阶级的现象，社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人民群众的许多说法，诸如“不腐败就做不了官”，“反腐必败，越反越腐”，都是有道理的，合乎实际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的《反腐败》只会越反越腐。这样的《反腐败》是选择性的，只反不听话的，不反听话的，只为维稳习近平自己的皇帝梦的走资派特权。

《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____“近平政治学”批判。(二)

作者：项观奇

习近平政府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二，先说腐败、反腐败问题。

腐败的严重性、危害性是公认的，反腐败的必要性，也是公认的。虽然，也有个别人从腐败的必然性为腐败辩护，甚至称颂腐败者的积极历史作用，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人的观点，人们基本是不接受这样的观点的。对腐败一般公认的看法还是否定的。那些精彩的狠话、硬话，就是证明。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对腐败认识的深刻程度和提出的实践的解决办法，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老说法，这里面还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存在着路线斗争。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试作一点剖析。

首先，对腐败产生的根源的认识存在根本分歧。

人们现在通常主要是把经济上发生的贪污受贿称为腐败，至于政治上、工作上、思想上的严重问题、以及生活上的严重堕落，早已被人们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反腐实际也是这样操作的。反贪局的设立即是明证。就是从这个约定俗成看问题，已经揪出和正在揪出的老虎、苍蝇人数之多、贪污受贿数额之大，不仅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怕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那么人们要问，这样严重的腐败是怎样发生的，或者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腐败？

说“老虎、苍蝇一起打”，决心好像很大，自然也不错。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总要有个说明吧，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个象样的解释。不是绝对没有，就事论事的浮皮蹭痒的解释也是有的，但那恰恰是对腐败产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的有意掩盖。这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折衷主义。只有表面现象，只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现象罗列，没有事物的内部的本质联系，没有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的分析。这是修正主义者在腐败问题上思维陷阱。

马列毛主义不是这样看问题。马列毛主义对当今中国之所以已发生严重腐败有其科学的深刻的解释。

第一、正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共产党背叛了《党章》所规定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宗旨和原则。不管姓社姓资，不搞阶级斗争，推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猫论”，提倡、扶植自私自利、以私为本、私字当头、私字无限膨胀的个人发家致富。总纲实际就是、也必然是发展资本主义。三十多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搞了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彻头彻尾地整体地在搞资本主义的一套。

这样的社会存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决定着人的存在的。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党在腐败，党员、干部在腐败，整个社会在腐败，简直是不腐败都不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个的老虎、苍蝇，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绝对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整体的现象，阶级的现象，社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人民群众的许多说法，诸如“不腐败就做不了官”，“反腐必败，越反越腐”，都是有道理的，合乎实际的。

第二、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又为腐败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一般说来，哪里有专制，哪里就必然有腐败。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修正主义专制制度下，这一特点得到了彻底的发挥。既然不讲“姓社姓资”，不讲“斗私批修”，一切向钱看，都在谋私利，那谁手里有权，谁就会以权换钱，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就是这样来的。而且，在法西斯专制制度下，权力黑箱操作，既无监督，更无制衡，无法无天，这就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有权不用白不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官僚们真正信奉的普世价值观，哪管什么“公平、正义“。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如果对这样的制度还要抱着“制度自信”，哪可绝对是欺人之谈。

第三、从经济关系上看，中国现在已经蜕变为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官僚垄断。官僚在专制体制下，对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垄断权力，表现为一只有形的手。这只有形的手，是一只笼罩一切的巨手，是一只无处不在的魔手，从宏观的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到微观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实体的具体运作，没有不插“手”的，没有不掌控的。正是靠了这个权力，既要分内分割剩于价值，又要分外贪污受贿。这个权力，就是金钱，就是腐败。这是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一只无形的手，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利润和金钱的手，必然地要和另一只有形的手，修正主义垄断特权之手，紧紧配合，双手齐下，以榨干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自己手中的巨额财富。法西斯修正主义加资本主义，必然等于最大腐败。

第四、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世界里，统帅一切的纲领就是私字，就是资本，就是金钱。“一切向钱看”，不是玩笑，是现实。买官，就是腐败，就是为了腐败。买官之路，就是腐败之路。腐败，既是腐败者的命根子，又是向上爬的通行证。私字人生观，资本人生观，必然和腐败人生观同步。既然复辟资本主义，也就必然复辟腐败。一个如此猖狂掠夺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腐败是不可想象的，腐败不过是资本剥削的补充方式。这不是一个“老虎苍蝇”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没有腐败的剥削制度。

可以看出，腐败不是个别人的偶然的罪孽，而是一定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必然表现，是一定社会制度的制度本质的必然表现。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不可能消灭的。腐败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伴随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而出现的。腐败是阶级的腐败，是制度的腐败，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腐败。透过个人的腐败，我们在更深刻的层次上看到的是，这是由阶级的本性决定的，由制度的本质决定的。

修正主义执政者，恰恰是把腐败仅仅看成是个别人的罪孽，而回掩盖腐败的本质，以及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上的对立，不是偶然的，这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在腐败问题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必须揭露修正主义对腐败认识的浅薄和荒谬。

正因为修正主义执政者对腐败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的认识不正确，所以，进行反腐败的作法也不正确。

首先，这明明是阶级的问题，尤其是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但是，现在实际进行的反腐败，却把这场斗争搞成是针对个别腐败堕落分子、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清查法办。“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这个错误做法的形象说法。老虎也罢，苍蝇也罢，都是个别的，不是阶级的，打的是个别，不是进行阶级斗争。问题都出到政治局了，还是个别的，涉案人数已经如此巨大了，还是个别的，贪污受贿的数额都上亿了，还是个别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是个别坏人的问题，都和必然性无关。这个认识的理论的错误，正是问题的要害。这是修正主义统治者背叛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理论在反腐问题上的必然反映。他们是不会从阶级、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的，更不会举起阶级斗争这个纲，他们的认识的理论的失足就在这里。

其次，由于他们对斗争的性质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反腐的作法上也是错误的。

第一、他们是只反个别贪官，不搞阶级斗争。已经揪到政治常委了，已经在人人都看得见的事实上，如《五一六通知》所说，存在着“一小撮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还是不承认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不把这场斗争作为阶级斗争去处理。这样做下去，是不可能达到反腐败的目的的。

第二、他们采取神秘主义的秘密作法，不发动群众，不敢公开地揭露黑暗面，斗争不可能深入下去，尤其涉及高层人物，会变成根据政治需要作选择的权力斗争。

第三、他们不会把反腐斗争和整党、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起来，反腐的意义，仅仅停留在揪出个别坏人上，而不是落实在党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上。

第四、他们也不会把反腐斗争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反腐的成果通过制度的改善落实下来。

这种反腐和封建社会里的提倡清官、反对贪官没有区别。现在的中央巡视员和手拿上方宝剑的巡疆大吏没有区别，充其量不过是扮演“清天大老爷”的角色。

这不奇怪。修正主义执政者反腐的目的和历来剥削阶级反腐的目的是一致的。执政者关于必须反腐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腐败可以导致亡党亡国”。这里说的“国”，就是政权。这样的反腐目的和历来的剥削阶级统治者的反腐目的，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为了避免“亡国”____失去政权。

事实也正是这样。修正主义执政者的反腐，无非就是为了巩固修正主义党的政权，这就是避免“亡党亡国”的全部意义所在。

这种反腐败，有什么历史进步作用吗？没有。只有维护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历史反动作用。

这种反腐败，和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运动，毫无共同之处。

这不难理解。有历史可以比较。只要看看毛主席是怎样领导“三反五反”、“社教”等运动的，毛主席对这些运动的目的和作法是怎样论述的，在反腐败问题上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是一清二楚的。

搞修正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最大的腐败，也是“共产党”腐败的根源。只要坚持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坚持腐败。指望修正主义党能真正反腐败，那是幻想；指望修正主义党能反得了腐败，那是扯淡。

[yongbing1993]

文革新文化：合作医疗赤脚医生








而走资派特色中国政府的贪官忙着造政绩村医面临资金缺。《村医》，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推广到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当时被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们爱称的《赤脚医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历来被称之被人看不起的乡下农民。而农村人民公社被走资派邓小平们强行解散之后，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公社卫生院，大队里的红医站以及千千万万个公社里的《赤脚医生》们没有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支持，都成私人诊所了。人民公社改村后，谓之《村医》。

走资派《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

乡卫生院资金困境（五）

由于接治艾滋病人，不少乡卫生院的收入锐减。但他们仍需承担艾滋病人免费救治人员的工资以及村卫生室的运行费用。

与村医疗所相对，处于五级体系中的第四级———乡卫生院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乡卫生院除直接给病人看病外，均派员到村卫生室给艾滋病人实施免费救治。

周口地区沈丘县白集乡尹庄卫生室，设有工作人员编制13人，除有本村3名村医，县医院和白集乡中心卫生院分别派有四五名工作人员到该卫生室工作。但事实上，除县医院的鲁来丰医生每天按时到卫生室工作之外，其余派驻医生很少到尹庄卫生室上班。

“乡卫生院的人来了，肯定是上面来检查了。”当地的村民们都这样议论着。乡卫生院的不积极缘自资金难题。

由于担负艾滋病防治工作，其他就诊人员大量减少是个显见的事实。以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为例，该卫生院坐落在上蔡县城边，以治疗肝硬化等病症远近闻名，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设立艾滋病门诊以来，收入大幅减少，1999年和2000年毛利收入维持在60万元左右，2001年部分医务人员进驻村卫生室，病人减少，毛利仅30万元，2002年下降到20万，2003年又削减一半，降到11万元，而今年每月收入仅有两三千元。该院院长李治平说，除了跟全国整个乡级卫生医疗机构的整体下滑有关，更主要的是因为受到艾滋病门诊的影响。

不仅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地区，担负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乡级医疗机构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沈丘县白集乡卫生院的做法是，拟将艾滋门诊单独分出去，在医院的西侧建立一个独立的分部，专门对艾滋病人实施免费治疗，但这同样面临着初期投资的问题，因为上级部门的资金不到位，该院只好垫资5万余元先行建起主体构架。

对于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而言，实行普通病人和艾滋病人的分离已难实现，该院20余名医生，超过2/3的医生已专门投入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该院院长李治平说，很少有其他病人到此看病。

收入减少，为艾滋病人免费救治人员的工资以及村卫生室的运行费用，却仍是乡卫生院必须承担的。

“我们半年没发工资了，只好等着上面的政策。”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院长李治平说，自从今年6月省里对艾滋病人实现100余种药品的免费治疗，该院的业务便没有了丝毫利润，也就是说，从6月份开始，该院再也无钱发放工资。

在我国卫生体系中，乡级卫生院均属于自筹资金的事业性单位，自负盈亏，在国家没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使其投入到具有公益性质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显然是个矛盾。

沈丘县白集乡卫生院院长李学广也表示，目前该院已经垫资20余万。“这不是长久的办法。”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说，他的想法是，把给艾滋病人免费发放的药品加价15%进行核算，由财政支付该部分加价算作县、乡两级参与艾滋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工资。

“我打了报告，但没有全部批下来。”余发斌说，同乡卫生院一样，在河南省的五级艾滋病防治体系中，县一级医院也均派有不同医生驻村对艾滋病人展开免费救治，目前对县一级的医院加价方案已经获批，但是乡卫生系统的并未获批，“我们只能先欠着医生的钱。”

另外一组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典型的“要饭财政”，今年该县对艾滋病防治经费的预算为200万（用于宣传、工资等支出），其中还不算对贫困家庭的补助和因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救助，但事实上，仅村医工资一项开支就达到了300多万。目前，村医的工资只发到了8月份。

乡卫生院条件堪忧

由于条件差，乡卫生院难以接收重症病人住院治疗。不少县也并未建立重症病人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的转院制度。

资金困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乡卫生院对艾滋病人的救治水平和服务质量。

11月25日，上蔡邵店乡卫生院艾滋病人病房观察室，高李村40岁的患者张换躺在床垫子上输液，不停地打着哆嗦，因为屋里实在太冷了。

邵店乡卫生院针对艾滋病人设置的病房共有4间，每间应安放床位4个，但实际上每屋只放了两三张单床，床上除了一张沾满泥巴的垫子，再没有任何的被褥枕头。地上则散着烟头等垃圾。与此相对，该卫生院普通病人病房被褥均齐全。

按照河南省针对艾滋病人的救助程序，重症艾滋病人须转院到乡卫生院救治，但因为其条件差，难以接收病人住院治疗。不少乡级卫生院成了专门发放输液药品的“药房”。

沈丘县白集乡反映出来的问题则更为严重，病人从该院领取的输液用药，该院不配备针管等器具，病人还需要向院方购买。而病人将药品拿回家，很多人自己扎针输液。

在沈丘县，另一个问题可能与此相关，目前该县并未建立由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的转院制度，很多病人从乡里把药领走，即使病情再重，也没能享受到县医院免费治疗的待遇。

“到哪里都一样。”对此，被派往尹庄村卫生室工作的沈丘县医院大夫鲁来丰和白集乡卫生院院长李学广观点相同，“乡里救治不了的病人到了县医院同样救治不好，因此没有设立往县里的转院制度。”

村医技术面临考验

基层医务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还很低，他们不知道各种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认为把药发完就没事了。而另一方面，乡村医生也抱怨对其进行的培训带有误导性。对于基层防艾工作，另一个问题是乡村医生的技术问题。

11月26日，河南省沈丘县尹庄，新建起的一体化卫生室坐落在村东头，两名医生在药房值班，两间病房锁着门，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村民们说，只有到检查的时候，才会把门打开。

该卫生室医生李树东说，目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发放口服药和注射用药，“发放”是众多乡村医生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治疗则成为一句空话。

分析原因，河南省有关防疫专家认为，主要在于基层医务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还很低，他们不知道各种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认为把药发完就没事了。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农民艾滋病患者在服药后出现反应便停止用药，影响到治疗效果。

而村医的误治情况也现实存在。北京佑安医院长期关注艾滋病救治的大夫张可介绍，在河南很多地区，在医生的错误指导下，致使许多CD4+细胞在400或500以上的艾滋病患者也在服用药物（实际上只有CD4+细胞在200左右的患者服药比较适宜），而许多CD4+细胞较低的患者确由于轻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疗，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

一个事实是，像沈丘县的小李庄，作为河南省重点村，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今年病人的死亡率仍然高达10%左右，从年初到现在，已有11名艾滋病人死去，其中包括两例病人因严重抗病毒药物毒副作用死亡，并引起了当地病人情绪波动。

现在，河南当地已经有意识的经常给乡村医生开展免费培训。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医生已基本培训了两轮。

但郭屯村老医生吴仲仁对上蔡县邀请的一些专家的讲解并不满意。他说，一些郑州来的专家连艾滋病人都没有见过，有的也只见过一两例，只照本宣科，带有很大的误导性。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事情毕竟在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作为患者，生活仍将继续，作为基层医生，工作也仍将继续。

11月25日，河南上蔡下起了雪。芦岗乡到文楼的乡间公路上，一辆三轮车跑在雪地里，芦岗乡卫生院院长李治平带着几名医生租车去文楼了。

李治平已经记不得这是多少次自己掏车费了，作为最著名的艾滋村，文楼有病人240多人。由于患者抵抗力极低，天气突变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容易发病的时候。此前一天，上蔡县郭屯村，村里的腰鼓队进行了排练。30多名队员中基本都是艾滋病人，扭秧歌的时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这个腰鼓队是在帮扶干部、村委及村医吴仲仁的共同努力下组建起来的，尽管有着种种的烦心事，但看着病人扭秧歌时的微笑，同样是吴仲仁最快乐的时候。　“除了延长他们的生命，还要让他们快乐地活着。”吴仲仁说道。

河南省艾滋病五级防治体系

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包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负责指导全省危重、重症机会性感染、有伴发其他疾病或合并症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

市级定点医院：共21所，分别为18个省辖市的传染病医院或有传染科的综合医院和3所中医院，负责辖区内HIV/AIDS的抗病毒治疗、抗机会性感染及中医药参与艾滋病治疗工作等。

县级定点医院： 每县一所，派医务人员进驻村医疗所，并接受乡卫生院转院重度患者。

乡级医疗机构： 视情况进行选择。非重点村患者在乡卫生院救治，同时接收村医疗所较重病人救治。

村医疗所：全省38个艾滋病防治重点村每村一个，部分非重点村也开始建设村医疗所，是五级防治体系中的重点。负责本村艾滋病人的救治，如果病人病情严重，则转院至乡卫生院救治。

(记者刘炳路河南驻马店、周口、郑州报道)

叫兽们永睡不锈村医们继续防艾。《由于天气冷，诊所四处漏风没法呆人，艾滋病感染者在李忠祥诊所扎上针后，李忠祥通常将他们送回家输液。》

《诊所四处漏风没法呆人》！

《诊所》二《四处漏风》十《没法呆人》。这道题有“解“了吗？

《村医》，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推广到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当时被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们爱称的《赤脚医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历来被称之被人看不起的乡下农民。而农村人民公社被走资派邓小平们强行解散之后，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公社卫生院，大队里的红医站以及千千万万个公社里的《赤脚医生》们没有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支持，都成私人诊所了。人民公社改村后，谓之《村医》。

走资派《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

走资派《血浆经济》下的艾滋病病人和病人的家庭亲人们还要继续生活。

防艾看病生活还在继续（六）

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组图)

2004年11月25日，河南沈丘小李庄村，村医李忠祥冒雪将患者送回家。由于天气冷，诊所四处漏风没法呆人，艾滋病感染者在李忠祥诊所扎上针后，李忠祥通常将他们送回家输液。

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组图)

2004年11月23日，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县郭屯村，6岁的吴素敏是郭屯村最严重的艾滋病感染者，她于11月初离校，原因是上课时没精神，总是睡觉。目前她和同样感染了艾滋病的父亲相依为命，其母亲3年前因感染艾滋病去世。

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组图)

2004年11月23日，在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县郭屯村，墙上的标语是防治艾滋病的目的，也是村民的愿望。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村里的艾滋病感染严重者仍然面临死亡的威胁。

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组图)

2004年11月25日，河南省沈丘县小李庄村，现年53岁的艾滋病感染者李现臣病情较重，因屋里实在太冷，他躺在床上不停地打着哆嗦。村医李忠祥每天都要去看看他的病情。

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组图)

2004年11月24日，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县郭屯村，村里26个感染艾滋病的女患者在排练腰鼓。10月底，在省市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医吴仲仁的组织下，该村成立了腰鼓队，这给患者和村里人带来了不少乐趣。

吴素敏，今年6岁，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艾滋病患者。今年5月，她被查出患有艾滋病。

她是因为母婴传播感染上的艾滋病。她的母亲于2001年8月死亡，父亲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已是晚期。

村医吴仲仁上门督促她服用抗艾药物。然而，药物在吴素敏身上产生了严重的毒副作用，只能停药。

“就连药物对人也不公平。为什么它对有些人的副作用就这么大？”吴仲仁感到很无奈。眼下，吴素敏已经放弃了治疗。

像吴素敏这样的患者毕竟是少数。目前，郭屯村150余艾滋病患者，随着村卫生所的建立和免费药物发放到位，大部分人病情得到了控制。然而，现实并非这么简单。与救治相关的，是艾滋病人的生活问题。

去年腊月23“小年”这一日，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推开家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十几名艾滋病人挤在他家门口，向他要救济。

“贫困，是摆在艾滋病人面前一道难越的槛儿。”余发斌说。

与救治体系相配合的帮扶制度因此被提上日程。

今年2月，河南省派出76名干部下到艾滋病重点村，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帮助当地的群众发展经济和进行村庄的基本公共设施建设。

目前，各村帮扶干部按照河南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基本建成“六个一工程”，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建设党员活动室（实建大队部）等。

除此之外，各村的艾滋病人还希望获得经济上的改善。

邵店乡卜庄村的艾滋病患者葛彦州、沈丘县小李庄的李克贤、上蔡县郭屯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希望能够在帮扶干部的协调下，帮助他们贷款搞一些养殖、饲料加工等项目。

“这的确比较困难。”

驻马店市委组织部帮扶办科长梁留平说，很多村民希望能贷到款发展经济，但是银行因为考虑到贷款的收回难度，一般不愿将贷款贷给艾滋病人。然而，防艾看病生活总还要继续，哪怕可能随时终止。在上蔡县郭屯村，艾滋病人已经组织起了锣鼓队，一度沉寂的村庄终于又响起了锣鼓声。

(记者刘炳路吴学军河南报道 记者陈杰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