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建了一个三十年无毒国

毛泽东创建了一个三十年无毒国





从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起，到195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止，整个禁毒运动花了不到三年时间，基本彻底禁绝毒品，一举扫清了这个百余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深耻辱和伤痛的毒瘤，还人民以清明、健康、安定、尊严的生活。这在世界禁毒世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堪称人间奇迹。

而走资派特色政府近四十多年来，毒品卷土重来，再次在中华大地泛滥。据国家禁毒委公开资料，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面对错综复杂、日益严峻的禁毒形势，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毛泽东时代是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

说起毛泽东时代的禁毒运动，不得不提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政权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烂摊子：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迫切需要打开中国市场，以销售自己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另一方面，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在欧洲各国依然大受欢迎。国际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的优势，直到1920s，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依然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的地位。

英国资产阶级为改变此种不利局面，开始在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这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惊人的暴利。但中国国内，则一片惨状。中国白银每年外流600万两以上，导致国内严重银荒，银贵钱贱，导致百姓生活困难，国库空虚，还造成了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同时，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日渐羸弱的体质被西方入侵者蔑称为“东亚病夫”，精神上则变得不思进取、好吃懒做。长此以往，那个战天斗地、勤劳生产、数千年来绵远不绝、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受命钦差，入广州查处禁，并于1839年虎门销烟。此举触犯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加之清政府羸弱无能，最终失败，以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作结。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很快，在中国贩卖和吸食鸦片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了。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这已经成为中华大地的随处可见的景象了。

清末民初，为挽救垂死的政权，清政府再一次发起禁烟运动。很快，民国成立，其许多地方都是此前走私贩烟的帮会当家，加之军阀割据，常年混战，烟毒再次泛滥。

民国期间，多次出台禁烟，但烟土本是各路军阀的利益所在，结果每次禁烟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愈加蔓延。尤其恶劣的是，“寓禁于征”的幌子下，实际上是把烟土作为扩军内战或拥兵自保的主要财政来源，游民、土豪劣绅、土匪和军阀沆瀣一气，逼迫农民种大烟，以获得高额利益，许多良田或者荒废或者成为毒田，不少农民因此饱受欺压、家破人亡。

如湘南地区，保靖县恶霸地主徐世弟、徐世发兄弟，强迫农民每户至少栽种罂粟1000棵，并征收50%以上的烟税;如有违抗不种，除吊打外，仍须交纳2两鸦片的“懒捐”。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据1945年的统计，仅阜阳一地，就植有罂粟12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9%。

而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不但阻挠中国政府推行禁烟政策(哪怕仅是表面上的)，还间接破坏国际资本对毒品的控制，妄图控制中国的毒品。在其占领区，制定了严格的鸦片统制制度，从罂粟种植、到鸦片的收购、制造和销售，都在日军严密的掌控中。日军侵略东北不到3年，凡日军所到之处，没有一处不被“毒化”“黑化”的。据1934年伪满民政部的调查，伪满境内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者，达900万人。其中15—18岁的吸食者占10%，19—24岁的吸食者占13%，25—29岁的吸食者占23%，30岁以上的占33%。总计东北3000万同胞，吸毒者竟占三分之一。

国际联盟禁烟顾问委员会代表斯图尔特·富勒曾严正谴责日本使用麻醉品毒害中国人的罪行，他指出：“冀东区内不可想象之情势，天津暨北平到处是鄙污可耻之状态，河北乡村吸鸦片恶习之蔓延以及上海之现状，均涉及以鸦片毒害别人的政策，无一非日本人所造成。”

新中国成立前夕，光云贵川的烟土地就高达1545.46万亩，云南烟土地占耕地面积33%，西康则达48%以上。全国种植罂粟的农民有1000万人以上，从事贩毒制毒以及制售吸毒工具者超过60万人，瘾君子人数达2000万人，各地烟馆林立。种、制、贩、吸，均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

泛滥的毒品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与之相伴的还有武装贩运、残害群众、损毁健康、腐蚀精神等等。千百万民众就在这毒气迷天、烽火铺地的黑地狱里，如密林中的枯草，看不见一线天光。

这就是旧中国留给新生政权的烂摊子。

雄鸡一唱天下白，毛泽东时代是如何短时间消灭毒品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了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1950年到1952年，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就扫清了肆孽中华大地一百多年的毒品。一个风清气正社会建成了，黄赌毒就此与中国人民绝缘了，中华儿女从此有了强健的体魄、改天换地的精神，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通令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的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办法。”

依此精神，各地先后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禁毒运动。

在此前毒品种植最为泛滥的西南地区，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政务院《通令》发布以后，各省、市、行署，相继成立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其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比如某地的戒烟歌谣，就在当地广为传唱：“毛主席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而这正是《通令》第一条特别强调的“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

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此法在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

此外，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贩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群众被大规模的动员起来了，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万余人参与检举揭发。

针对少数公安人员参与贩毒的情形，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徐子荣，在给毛泽东主席写的专题报告中说，必须于“三反”、“五反”运动末期，大张旗鼓地再搞一次群众性的禁毒运动。公安人员不论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和包庇掩护毒犯都是严重的犯法行为，必须一律严肃对待，绝不宽恕。毛主席批示“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

1952年，中央政府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于当年七月底批准通过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开展了新一轮的禁毒运动。

据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贩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多管齐下，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斩断了罂粟种植，掐断了流通环节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

之所以新中国能很快铲除肆孽百余年的魔品，并使其在整整30年的期间基本销声匿迹，这本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像国民政府那样，没有利益纠葛在里面，所以能说到做到，真灭真禁。

其次，广泛的进行群众教育和动员群众。将对毒品有着切肤之痛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人民群众广泛又深入的参与，使群众在运动中完成了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并使得得犯罪分子无所遁形，这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

第三，得当的策略，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缓步推行禁烟，比如只惩办罪大恶极者，其余以教育为主。同时，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共同构成那个时代伟大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面貌能够短时间内为之一新。

第四，铲除毒品产生的土壤。作为资本主义的伴生物的毒品问题，当城市完成了三反五反及之后的三大改造，农村组织起来并形成人民公社制度之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并形成了劳动创造价值，不劳动者可耻的社会风气。毒品问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自然也就近乎绝迹了。

卷土重来的毒品

2018年6月25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55.3万名，同比增长1.9%，增幅较上一年下降5个百分点。2015年的发布会，则称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实际吸毒人员超过1400万。

2017年，全国共破获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件10.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5万名，缴获毒品49.9吨。随着互联网、物流快递等新业态迅猛发展，不法分子越来越多地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全方位利用陆海空邮渠道走私贩运毒品，贩毒手段的科技化、智能化明显升级。

此外，在毒源方面，境外毒品向中国渗透势头未减。“金三角”、“金新月”和南美三大毒源地毒品对中国形成全面渗透之势。受毒品暴利的刺激，国内制毒活动仍十分严重，在强力打压下，制毒活动不断从广东、福建等重点地区向其他管控薄弱地区转移，全国已有29个省份出现制毒活动。

可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对毒品保持高压态势的国家，因此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近四十年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中华大地，此前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被逐一颠覆。

80年代起，迪厅、录像厅、KTV、酒吧、会所等在全国遍地开花，在社会变革之际，地方的不作为和权力腐败等因素，导致黄赌毒的罪恶之花在这些地方蔓延滋长。加之娱乐圈某些明星(无论演员还是歌手)的示范效应，在青少年群体内竟然产生吸毒是一种时尚，标志着新潮和反叛的错误认识。

1949年杜勒斯、艾奇逊们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于“孩子的孩子”，“民主个人主义者”。此时重新审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和价值观同时发生变化的是社会土壤的变化——农村和城市的组织系统逐渐瓦解，人民公社解体，国企破产，部分农民和城市平民陷入贫困，少数人通过巧取豪夺，获得了血腥的第一桶金，社会不平等加剧——与之相伴的是社会价值观的进一步变化，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有奶便是娘，有钱才是本事等观念再度死灰复燃并日渐兴盛。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尽管我国对制度、运毒、贩毒都有着严厉的禁令，犯罪分子们依然前赴后继、铤而走险，资本和权力不断涌入，有的地方还形成了老带新、规模化犯罪的情形，似乎哪怕九死一生，只要我是那个一就成。

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环境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毗邻我国西南边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遭受美国支持的泰国及香港的双重打击，生产和转运通道都受到影响，于是金三角贩毒集团将经营重点移向北方，即中国云南、广西、广东。1979年，金三角毒枭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之机，沿着漫长又山高林密的边境线，建立了“缅甸-云南-广州-香港”的贩毒通道。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位于我国西北境外的“新金月”毒源地因其日益增多的毒品和动荡的政权，对我国构成新的威胁(世界三大毒源地就有两个与中国为邻)。

而毒品本就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

毒品是帝国主义攫取财富、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

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世界各国对罂粟的使用主要是用于宗教和治病，并且对其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

毒品的泛滥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其罪恶的一部分。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为攫取利润和控制中国，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戕害前文已有所述及，这里不再多言。

到今天，毒品依然是帝国主义和资本财团攫取财富、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尔•斯科特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的泰国开始，美国已经习惯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贩子及与其有资金往来的银行的结盟来建立和维持右翼政府。这种模式不断出现在老挝、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国和现在的阿富汗等国家。

1980s，美国就支持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对抗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为了支付战争，塔利班命令农民种植毒品以征税。美中情局的任务是通过推动在中亚共和国内部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来破坏苏联的国家稳定，并且用毒品战争来支持他们与苏联的冷战，可以说西方的情报机构正是利用他们对毒品的控制权来影响中亚的政治派系。

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领导人禁止毒品的种植，在2000年7月塔利班当局签署法令要求农民停止种植，2001年鸦片生产降至最低。9·11后，美国占领阿富汗，摧毁塔利班，毒品生产被解禁，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阀重新获得控制权，阿富汗再一次成为了主要的毒品生产国，并且，美国军队曾公开称正在保护阿富汗的罂粟田。

在另一个毒品生产基地，银三角地带也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队干预之后，1991~1999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增加了3倍(从3800公顷增加到12300公顷)，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增加5.6倍(从130公顷增加到750公顷)。

在任何一个毒品生地，但凡是美国插手干预了，该地区的毒品生产就会大幅上升，这已经成为一个铁律。20世纪50年代，缅甸正是如此(正是因为中情局插手，从1939年40吨的毒品产量上涨到1970年的600吨)，泰国如此(从1939年7吨上涨到1968年200吨)，老挝也是如此(从1939年不到15吨上涨到1973年50吨)。

与之相关的，则是毒品资金的流动。西班牙《起义报》报道称，据联合国的统计，每年3500亿美元的毒品资金44%留在美国，33%留在欧洲，大部分留在伦敦“城”。“美国银行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洗钱数十亿，但从来没有任何银行家被逮捕”专门报道毒品问题的墨西哥记者塞西利亚·贡萨莱斯则称。

至于贩毒的结构，“结构呈金字塔状。由于这是一项资本主义的交易，它的结构是复杂的。在基层是穷人，他们面临死亡或是被关进监狱：他们是农民，生产毒品，被称作‘毒品工人’和‘骡子’，或是运输毒品的贫穷妇女。在中间的阶层有刺客和有组织犯罪的中层指挥机构。往上则是银行和贩毒头目，安全部队、政客、权力机构。”

消灭毒品，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除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广泛宣传教育、打断渠道各环节外，还应固本培元，改变毒品产生和传播的内外社会土壤——对内重立劳动价值，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对外实行革命的国际主义。

只有如毛泽东领导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消灭毒品，还人类一个清明社会。

[yongbing1993]

《人》的整体素质是强大的根本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

《我们都是飞行军，那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毛泽东逝世了，走资派邓小平们的知识精英们的洋奴才思想得到了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机会，走资派邓小平用“永不翻案“和“韬光养晦”的政治机谋终于等到了投机投靠帝国主义洋奴才子孙的机会。　　

至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发现有人能超过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发展成绩是人类历史中空前绝后的。因为那个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是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中国人中90%的人口是文盲，而中华民国旧中国国库中的绝大多数的黄金白银被蒋介石掠夺到台湾岛上去了。

一个国家的最强大发展力是人的整体素质。而当时国家的物质财富是可以在战争中被毁灭的，机器，资本，楼房建筑，工厂企业都会在战争中毁灭了的。但是，可以重新建造的。而旧中国的人的文化素质和掌握的科学技术是严重缺乏的，中国人中都是文盲。

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新的人民政府就从扫盲开始，这就是普及知识普及技术的伟大，公平永远是效率的第一要素，公平的普及教育，普及技术，思想自由是国家发展效率的第一要素。

由于旧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最喜欢垄断知识所有权，垄断思想权，用愚民方法专制统治人民，所以中国人的普及教育落后了西方国家几百年。

旧中国的精英们还喜欢垄断技术，导致中国古代的好多优秀技术失传了。中国人不是没有创造力，中国人创造了好多优秀技术，就是因为搞技术垄断，最终失传了。

其实正是垄断限制了发展，知识垄断限制了发展，知识的普及提高了发展效率。技术垄断限制了发展，技术普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思想垄断限制了人类的发展。资本垄断限制了经济发展，生产资料垄断限制了经济发展。

垄断只是为了少数人自己发财，其实限制了整体的发展。生存权的垄断限制了人的主动劳动积极性。

毛泽东时代生存资源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为了所有人生存发展，劳动人民群众做国家主人，人们产生了主动劳动积极性，人在主动积极性中才能产生创造力，凝聚起来的人民的创造力是最强大的国家发展力，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效率就是这种凝聚起来的人民的创造力，当然也是在普及文化普及技术中提高了发展效率。　　

毛泽东时代创造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文明社会，没有黄赌毒，没有腐败，犯罪率世界最低，还用伟大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尊自强精神为中国创造了几十年的和平环境。　　

走资派邓小平们愚蠢的垃圾知识精英自以为是，放弃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自己想当泡泡伟人，邓小平把自己的弱智言论如“猫论“，“摸论“等口头语当唯一标准的真理。毛泽东的民族自立自强自尊精神走资派邓小平们不要，非要投机投靠富贵的洋主子，当洋奴才。　　

中国的近代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以走资派邓小平们的知识精英的投机投靠洋奴卖国和毛泽东领导的以民为主让民做人的民族自立自尊自强的斗争。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把鬼变成了人，把奴才变成了人，把腐败的国民党官僚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把资本家变成了人，把妓女变成了人，把大烟鬼变成了人，把黑社会流氓变成了人，把土匪变成了人，把赌徒变成了人，把做奴隶的工人农民变成了人，用人民民主监督官员做人，不做腐败官僚。　　　　

但是，走资派邓小平们的知识精英们的奴才性是十分顽固的，几十年的时间是不能改造好他们的，他们从来不喜欢平等做人，就喜欢投机投靠更强者专制剥削更弱者，尤其是那种洋奴思想从来没有改变过。总是在找一切机会投机投靠最强的外国主子，欺压剥削本国人民。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们就找到了机会，他们开始剥夺人民做国家主人的权利，开始投机投靠美国，用搞低工资勾结洋人一起掠夺国人。用精英专制搞掠夺私有化，把中国人民又变成了鬼。

走资派邓小平们又害了大量官员，极多的官员腐败变成了鬼。走资派邓小平们害死了太多的官员，因为腐败自杀的，因为腐败被枪毙的，因为腐败被判刑的，都是被走资派邓小平们的用否定和抹黑毛泽东思想害的。

走资派邓小平们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害死了大量的警察，警察的死亡率比毛泽东时代高了十多倍。走资派邓小平们害死了大量的犯罪的人，害了千万的犯罪的人变成了鬼，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们否定毛泽东思想导致犯罪率比毛泽东时代高了十多倍。

走资派邓小平们害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们否定毛泽东思想，导致大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奴才，变成了鬼。走资派邓小平们害得大量的工人下岗农民流浪当农民工变成了奴隶变成了鬼。

走资派邓小平们害得成千上万的良家妇女变成了妓女，变成了鬼。走资派邓小平们害得成千上万的人变成了吸毒鬼，赌鬼，嫖妓鬼。

走资派邓小平们把大量的年轻人变成了没有灵魂没有理想的混世鬼，女大学生当妓女当二奶，男大学生当蚁族。

走资派邓小平们害得那些大学生花费大量的学费和时间，最终还是毕业就失业，大学生自杀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每年有多少大学生自杀？精神的奴才，一旦精神崩溃就会自杀。　

毛泽东时代所有生存资源公有制属于每个人，人人顶天立地的做人。

毛泽东时代人人做顶天立地的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毛泽东时代就是以人为主体的天地人统一，就是以人为尊，其他事物都是属于人这个主体的用，人是主体，一切与人有关系的事物都是用。　　

走资派邓小平时代专制精英普遍都用的专制手段就是恩威并施，一方面用垄断生存资源，垄断发展权对别人搞恩赐，用恩赐把别人变成自己的精神奴才。一边用威胁剥夺发展权，剥夺生存权来维护自己的专制地位。恩赐腐败也成了维护专制权的主要方法，还能用反腐败威胁那些被自己恩赐腐败的人服从自己。　　

走资派邓小平时代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做人还是做鬼，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是，是民做国家主人，还是精英做国家主人。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精英做国家主人，人人变成了鬼，贵族精英们为了掠夺财富争夺权力可以亲人们联合起来，但是也可以互相残杀，父母儿女互相残杀，夫妻互相残杀，兄弟姐妹互相残杀，贵族精英们还会用表演仁义礼智信忠孝掩盖他们的残暴冷血。　　

走资派邓小平时代贵族精英们垄断私有化了一切生存资源，就像人把鸟儿关进了笼子，垄断了鸟儿的生存资源，使鸟儿失去了生存自由，使属于鸟儿的大自然生存资源被人强行剥夺。一切生存资源私有化属于了极少数精英，大多数人失去了生存资源，就像被关进了鸟笼子，生存资源需要被垄断者恩赐。生存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包括文化思想，包括民主权利，包括人性的平等自由，就是用生存资源公有制建立平衡有序的社会，平衡自然有序。官僚和资本家地主们掠夺垄断了所有生存资源，人类社会失去了平衡，导致经济危机，导致混乱战争，导致犯罪，导致道德败坏。　　　

走资派邓小平时代官僚、知识分子、资本家、地主这些剥削阶级用垄断生产资料，垄断代表思想，垄断知识搞专制，用专制权搞剥削，把人人变成了鬼，事实证明没有专制权就不会有剥削，是专制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掠夺，剥削，残害，毒害，欺骗，生存资源的垄断把人变成了不同等级的精神奴才，一级一级的向垄断自己生存资源的上级势力投机投靠做奴才不，同等级的上级用恩赐生存，恩赐升官，恩赐发财把下级变成自己的精神奴才。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家庭中都是这种恩赐与报恩的奴才文化，没有责任文化。　　

一个国家的主体是每个国民，国家就是所有民，民就是国家，其他事物都是用。人人是国家主人，但是，国家需要有法律制度，需要各种官位、学位，各种社会职责依法管理、经营，所以，当一个人在任职行使那些职责的时候就是用，不属于“民”这个国家这个主体，而是为国家这个主体服务的工具。就是不能把有职权的人同时也有主人权利，因为那样就会产生专制权。国家的一切用都属于全民公有的，包括权力公有，生产资料公有，一切党派也是公有的职责工具。　　　　

国家不应该有执政党，所有党派都属于服务党，只有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永恒的执政主人。没有执政党，就没有了政治斗争。所有官职，社会性职责，企业职责，都是为人民这个国家主人服务的职责，必须接受全民监督，必须被全民选举和罢免。这就是毛泽东《文革》的真理。

[yongbing1993]

全民性的禁毒方法有效且能持久







全民性的禁毒方法有效且能持久。如果只靠警察部队是禁毒不成功的，每次抓几个杀几个而毒品的群体需求存在，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津是，有需求就有生产制毒供毒赚钱的存在，而禁毒反毒只是政府官员做表面文章，以获取选票和政治利益而己。结论是永远不会禁毒完成式的，永远在禁毒的路上作秀。

反毒! 古今中外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均能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进行着。《反毒》成功了吗? 没有! ”反毒“是一份各国政府的工作, 是做给人们看的。“反毒“不但解决了很多工作机会, 还给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不小的数字。所以反毒永远在路上。

禁毒! 自有毒品以来不断有人提倡==禁毒! 联合国有禁毒组织, 即1946年，联合国范围内有65个国家签订了禁毒协议, 1948年联合国94个国家共同签署一项特别议定书，1953年6月在联合国范围内又签署一项新的议定书。

中国古有林则徐禁毒史，今有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1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下发，成立了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单位包括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等16个单位。具体工作由公安部承担。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禁毒工作领导机构。

那么至今为至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禁毒了吗?

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媒报导: 2020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6.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2万名，缴获毒品55.5吨，集中抓捕毒枭逃犯180多名；推进“除冰肃毒”，捣毁制毒厂点160多个，国内规模性制毒活动大幅萎缩；有效打击消费端贩毒网络，破获“集群打零”案件415起，查获涉毒人员3.3万名。核查进出口许可1.4万份，严密堵截制毒物品流失出境；深化打击芬太尼类物质等新型毒品犯罪“902”专项行动，破获案件150多起，全国现有吸毒人员180万名，查处吸毒人员42.7万人次, 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减少30.6%。这些被统计的数字是否符合实际吸毒贩毒人数暂且不管, 在今后的年代里这些数据将一直存在下去, 不可能清零。

反毒! 禁毒! 有过清零的时代, 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

近代中国以来，自外国的鸦片入侵中国以来，鸦片类等毒品的泛滥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鸦片等毒品对人体的身心健康，乃至国计民生的祸害是巨大的，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是一贯重视禁毒工作。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肆行毒化政策，并以此作为摧毁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重要武器。所谓毒化政策，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利用日伪政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实施鸦片专卖，设立烟馆，征收鸦片捐税，设置制毒工厂加工毒品，向沦陷区、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贩运出售，以攫取中国财富、打击与削弱中国国力、摧残中国人体质、瓦解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政策。

陕甘宁延安边区的政府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雷厉风行地开展了一场禁毒运动，挫败了日本推行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毒化政策，基本遏制了毒品在边区的蔓延，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禁毒的模范区。

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禁毒法律、法令、条例、章程、办法等：

第一，严禁种植罂粟，力图从源头上杜绝烟毒，对稽查发现的烟苗坚决铲除，对违抗政府禁令而种植烟苗的人进行法律制裁或从经济上予以重罚。

第二，严厉禁止烟毒买卖和贩运，凡买卖或贩运鸦片者，一经查出，不仅要全部没收，而且还要处以罚金，并根据买卖或贩运鸦片的数量规定了处罚标准。

第三，禁止吸食或注射烟毒，对于已经吸食毒品的人要限期戒绝，并通过发放戒毒药物全方位劝诫，帮助和鼓励吸食者借助于积极投身农业生产等有效途径彻底戒烟。

第四，禁止帮助和包庇他人吸食、注射及买卖、贩运烟毒，禁止抗拒禁烟禁毒公务之执行，违者予以判刑或重罚。

第五，成立禁烟督察处和查缉毒品委员会，专门查处涉毒案件。

第六，奖励查获烟毒者和举报人。为了开展群众性的禁毒斗争，边区政府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坚决清除毒品危害，除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外，还制定有关法令，按查获和收缴毒品数量的一定比例，对缉毒有功或举报毒品犯罪者进行奖励，极大地提高了边区人民禁烟禁毒斗争的积极性，使毒品犯罪者无藏身之地。

第七，坚决杜绝禁烟禁毒中的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现象。

第八，军政工作人员违反相关规定要加重处罚。毒品犯罪通常同土匪、娼妓、反动会道门等社会病害的关系十分密切，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认识到，孤立地禁毒而不清除这些社会病害和丑恶现象，不仅难以彻底肃清毒品，即便一时肃清，也会很快再生。

因此边区政府把禁毒与改造社会病害结合起来，成功地创造了毒品难以滋生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正如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中国的娼妓制度有三千年，1949年刚刚建国，中国大陆终于彻底消灭了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

毛泽东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扫除北平妓院，是新中国消灭妓院制度的第一步，关闭24家妓院改造1268个妓女的运动在一夜之间完成。妓院是藏污纳垢之处，性病蔓延。一些罪犯如盗窃犯、烟毒贩子、诈骗犯等更是躲在妓院寻欢作乐，滋事生非。除了妓女，妓院里有“司账”、“跟妈”、“伙计”，都是底层劳动者，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同时指出，“这样做，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作出决定后再办。”

与此同时，成立了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单位共同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着力于封闭之后对妓女教育改造工作，对老板和领班，则视罪行轻重依法惩办或强迫改造教育。对行动组成员强调六条执行纪律非常值得研究：

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

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

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

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

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妓女是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妓女的生活出路。妓女身边的一切私人物品均归自己所有，政府分文不要。

除了封闭妓院，新中国还禁绝了危害中国100多年的毒品。从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起，到195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止，整个禁毒运动花了不到三年时间，基本彻底禁绝毒品，一举扫清了这个百余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深耻辱和伤痛的毒瘤，还人民以清明、健康、安定、尊严的生活。这在世界禁毒世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堪称人间奇迹。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贩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群众被大规模的动员起来了，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万余人参与检举揭发。广泛的进行群众教育和动员群众。将对毒品有着切肤之痛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人民群众广泛又深入的参与，使群众在运动中完成了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并使得得犯罪分子无所遁形，这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毛泽东成功禁毒是有目共睹的。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确实能够禁毒禁娼，而为什么现在中国则不能了。为什么吸毒的人数逐年增加，而且随着吸毒的人数的增加，艾滋病也逐年增加。鉴于历史上毛泽东时代确实禁毒禁娼，有必要分析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先看强大的美国政府每年也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和财力来反对毒品，但每年的吸毒人数依然上升，每年死于吸毒的人数也是逐年上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就认为，不管什么有害的东西，干脆就让它们自由交易好了，统统合法好了，它们认为在自由交易中反而能够抑制有害的东西。但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比如加拿大毒品合法化了, 因贩毒吸毒的犯罪依然存在。又如台湾就长期允许卖淫嫖娼合法化，但是并没有使色情行业萎缩，对台湾的社会健康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后来的发展仍然是要打击色情活动。

毒品卖淫嫖娼等非法贸易的存在，一方面有需求，另一方面才有供给。而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府现在的做法，缺陷都在于努力地打击供给，却不打击需求，这是吸毒和色情行业愈演愈烈的原因。中国特色政府对于贩毒的打击不可谓不狠，数量稍大一些基本上都是死刑，但是为什么贩毒分子还是要不断地冒着生命危险来干这种事情呢？原因就在于没有打击需求，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是一样，从来打击的都是贩毒分子，却从不打击吸毒人员。在社会上，只要有一种需求存在，就必然地有一种供给存在，再打击也是没有用的。如果要有有效的打击，就必须打击需求而非供给。需求消失了，供给也就消失了。

即使拿共产党的革命来讲，也是这样。当时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矛盾严重冲突，导致了社会上的一个“革命”的需求。而国民党打击“革命”的供给不可谓不狠，共产党员可是统统枪毙的。但是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死罪都阻止不了。如果国民党当年打击的不是供给，而是需求，比如进行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在国内实行民主，则共产党的革命无须镇压也成不了气候。但是这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又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一方面代表国内地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代表外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它当然不可能打击自己所代表的利益。

因此，对于吸毒的打击也是一样，就是将贩毒分子统统枪毙，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的吸毒现象仍然会越来越严重，人数仍然将逐年增加，投入的警力也将逐年增加。而中国特色社会的艾滋病患者也将逐年增加，直到象许多非洲国家的现在的状况，即三分之一的人成了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利润及人们的需求而成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国家机器都是为维护私人资本家利益的。毒品的利润如此之高资本家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府官员和国家机器会禁绝吗? 抓供给端可以扣留收缴大量财钱归国有, 而抓需求端的个人可无利可获外政府还要化钱为个人解毒瘾, 所以只反供给不抓需求端是政府的正确选择, 毒是永远禁不了的。

而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够有效打击卖淫嫖娼，是因为主要打击的是需求而非供给。将需求打掉了，供给自然就消失了。因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 国家是属于人民的, 政府官员和国家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有份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 有少数人吸毒了, 大多数人都有责任去帮助解除毒瘾, 并帮助吸毒者参与集体社会活动后使人摆脱吸毒。无人买毒吸毒后, 供给端也就消除掉。而且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 也就是在走资派篡权改革开放以前，吸毒者是要被判死刑的，而嫖娼者也是要被判死刑的。这两样都属于重大刑事犯罪。所有的死刑都是有一个公判大会的，象国民党那样搞秘密处死的事情是没有的。在公判大会上宣判后才被处死的。所有的死刑公众都是知道的。经常有通知要求人人看公判大会的。将吸毒和嫖娼定为死罪，在那个时代事实上也杀不了几个吸毒者和嫖娼者。

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刑法努力与“国际”接轨，因此也就以打击妓女为主而非嫖客为主，打击贩毒者为主而非吸毒者为主。则整个形势就开始失控了。而由此造成的性病流行，艾滋病流行。由此导致的因吸毒，因性病，因艾滋病，因由此产生的黑社会火并，因由此而在缉毒中牺牲的武警官兵，这样的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因为吸毒和嫖娼而被判死罪的人数。那么，比较两种政策具体造成的死亡人数，究竟是哪种政策更加人道主义一些呢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是真真的反毒禁毒, 而且也真真能成功地反了毒禁了毒。毛泽东成功禁毒反毒禁止卖淫嫖娼是全地球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任何反对者做不到的, 更是所有反对者想否定也痴心妄想否定不了的。毛泽东成功禁毒是有目共睹的。

[yongbing1993]

《文革》是对专制腐朽文化革命





欺骗性儒释道的中华文化是专制腐朽的奴才文化，《文革》是对专制腐朽文化革命。《文革》就是对几千年来的中华落后的专制文化的批判和彻底革命，抛弃一切东西方的落后的思想，用马列毛泽东思想的新文化来为人民服务，建立劳动人民真正能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

几千年的儒释道中华文化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中国几百年来能用“孔孟思想“或是“封建理学“，又或是“道法自然”的老子思想能给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吗？只是让中国人到庙里烧香拜佛，是为了自私自利的个人在今生来世能得到个人的荣华富贵，而不是为了摆脱轮回的痛苦，更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找到世界本源。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为个人当官发财坐江山，把权力兑现成财富，把中国搞成贫富悬殊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走资派不批斗行吗？

旧中国几千年的精英专制社会形成的奴才文化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毛泽东的《文革大革命》就是对欺骗性儒家文字文化是奴才文化的批判。　　

中国几千年的精英专制社会形成的奴才文化是不容易改变的，尤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创造了非常有欺骗性的儒家文字文化，儒家文字文化是利用了人们的自私本性，发展了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儒家的所谓公天下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其本质是自私的，所以实际是发展了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知识精英们用似是而非的好听的文字文化骗民心修身，为的是齐家，窃国，骗天下，吃民肉，喝民血。用恩赐生命的孝顺文化从小把人教育成奴才性十足，长大了还要给知识精英圣人们当奴才，就是儒家发明创造的文字文化工具。　　

真正的中华文化的精华并没有形成社会性行为文化，并没有发扬光大，只是被知识精英们用于装裱掩盖自己的表演文化了。被知识精英们发扬光大的是垃圾奴才文化。　　

奴才性十足的中国知识精英们从来不爱国，他们永远在投机投靠更强势群体当官发财，而且当官就搞浮夸风浮夸自己的政绩，为了浮夸自己的政绩，不顾人民死活对民搞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所以中国的历史中总是农民起义不断，经常的改朝换代。　　

满清强大了，知识精英们就当了满清奴才，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由满清奴才变成了洋奴才，为了保护自己的官职和财富签订不平等条约卖国，最终因为洋人的疯狂掠夺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才觉悟了一点民族自救觉悟，搞起来了民族自救革命，最终那种民族自救革命还是被洋奴才们投机投靠了各种洋主子，但是民族自救思想已经形成了，中国形成了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救思想与洋奴才的投机投靠洋奴子的斗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代表了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救思想。蒋介石领导的洋奴才知识精英投机投靠了美国，汪精卫领导的洋奴才知识精英投机投靠了小日本，他们还都用投靠是为了救国掩盖自己的奴才投靠行为，其实他们只是为自己做官发财投靠了洋主子。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总是喜欢投机投靠升官发财，他们说的所谓闭关锁国其实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投机投靠当洋奴才的事实。他们编造谎言说满清因为闭关锁国才落后挨打的。事实是满清根本就没有闭关锁国，满清的GDP世界第一，完全是因为大量出口顺差的结果，大量的丝绸、茶叶、陶瓷出口换来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进口了大量的鸦片，闭关锁国能创造世界第一的GDP吗？当代知识精英们说谎就像鸡放屁一样，非常随意。与现在一样的是满清的出口也是用工人农民的低工资搞的，所以中国大多数人还是贫穷的上不起学，挨饿得不得不造反起义。专制精英们用出口换来的黄金白银为自己先富发财享乐，大建楼堂馆所，花园别墅，大造园林。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切剥削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切剥削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如果只用政治经济学解释剥削，是解释不明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切剥削是社会性行为文化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性问题，其实根本原因是人性问题，是社会性行为文化问题，《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对社会性行为文化革命，当然也需要文字文化革命作为工具，因为文字文化从来就是社会性行为文化的工具。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把《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革命成无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这需要国家权力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思想权公有制，知识所有权公有制权，财富分配权公有制，这样的公有制民主。才能从源头消灭剥削。

毛泽东发现《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才是剥削的根源，精英专制就是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

这种精英专制是全民的投机投靠社会性行为文化，主要由两种社会性行为文化组成，第一种是知识精英的投机投靠形成了强势政治群体，形成了精英专制政治体制。第二种是普通群众的投靠救世主行为，总是希望自己能选择或者选举一个更好的精英群体救世主，这两种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形成的自私的精英，专制社会性行为文化就是剥削的根源。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切剥削还有五种工具，1，就是精英专制的政治体制，2，精英私有化垄断的生产资料，3，精英私有化垄断的思想权，4，精英私有化垄断的知识所有权，5，精英垄断的财富分配权。

马克思主义发明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是讲了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是经济循环中的再投资和再消费的经济循环问题，《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　　

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境随心转，极少数人才能做到大公无私。

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心随境转的，在精英专制制度中大多数人都会心随境转变成自私的投机投靠更强者，专制更弱者，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投机投靠形成了强势专制阶级，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主流的自私的社会性行为文化，误导整个社会形成了自私的弱肉强食社会性行为文化，导致社会道德沦丧。　　

产生剥削的规律是知识精英们的自私社会性行为形成了强势专制阶级，还有多数人的投机投靠更强势群体谋取自私利益，形成了精英专制政治体制，精英私有化垄断的生产资料，精英私有化垄断的思想权，精英私有化垄断的知识所有权，精英垄断的财富分配权，专制精英们用这些专制工具搞剥削。　　

所以只有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人民专政》才能消灭资本中的剥削，民主是彻底消灭剥削的唯一方法。这就是《文革》式的大民主，《人人斗私》，《互相监督》。《文革》就是对专制腐朽文化的革命。可惜毛泽东逝世后，《文革》被走资派邓小平抹黑否定了，因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了，虽说对中国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坏事，社会主义社会复辟资本主义了，但也教育了劳动人民。新生事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