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社会主义政治家当过省长

加拿大社会主义政治家当过省长





加拿大社会主义政治家汤米.道格拉斯 , 以其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获得选民支持，当选第七任萨省省长, 从1944年到1971年在任十七年，其间他主张的《全民公费医疗法案》获得省议会通过，随后其它省份相继效仿，以致每一位加国居民都可以享有这一重要社会保障。在今天的加拿大，任何人不会遭受有病没钱治的苦难，这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争取来的。

60年代冷战高峰时期的加拿大第14任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李斯特.皮尔逊 (Lester B. Pearson)， 倡导《全民医保》和《养老金计划》等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对《共产党国家采取友善外交路线》，尤其对《加拿大国内的共产党活动极度宽容》，《废止皇家骑警对共产党人的监视行动》，以致被当时的美国政府视为“共产主义同情者”，甚至是东方间谍，成为美国反共政客的攻击目标。

加拿大的《全面公费医疗保险计划》也是由萨斯喀彻温省发起的，该计划为加拿大人到私人医生那里看病提供了公费医疗保险。1968年，联邦政府制定了医疗保健法。根 据该项法律，联邦政府同样以一半对一半的大致比例，分担各省的医院外医疗服务费用。截止1972年，所有各省和地区均已将私人医生门诊费用包括在公费医疗 计划之内。至此，加拿大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面公费医疗保险的目标。

白求恩是加拿大《全民免费医保》的早期拥护者，他于1935年访问并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优点，回国后大力推动全民医疗体系。白求恩于1935年10月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春天，他发起成立了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促进会，自任会长，汇集起一批医生、护士以及社会工作者。在他的领导下，会员们定期开会审查其他国家的卫生体系，以提出一项旨在解决魁北克和加拿大医疗体系内实际问题的改革建议。经过大约六个月的研究和讨论，该协会制定了改善现有医疗体系的四点建议，内容包括市政府给贫困民众提供廉价药品、推行强制性医疗保险和自愿性医疗保险、为失业者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等，并在1936年夏天进行的魁省大选中提交给政府、反对党和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然而这个建议遭遇到公众的漠视和来自医疗部门的敌意，让白求恩感到很失望。

是白求恩率先提出应该在加拿大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医术无法帮助穷人的现实。今天，加拿大的医疗保障系统在世界范围都令人羡慕。尽管白求恩并没有参与现行这一制度的建立过程，但他最早提出的构想，却扎实地成为这一系统的基础所在。现在 加拿大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是在加拿大的所有福利项目中，最让加拿大人自豪的就是它的《全民免费医疗》体制。这个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赞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医疗制度”，是在加拿大政府财政资助下，由私人提供具体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疗保障体系。

加拿大第一份省级全民医疗保健立法动议是由加拿大共产党省议员詹姆斯·利特里克（James Litterick）在曼尼托巴省议会提出，虽然该动议被否决，但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加拿大全国实行公立医疗保健的第一份立法是由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加拿大共产党1943-1959年合法身份)国会议员弗雷德·罗斯在国会提出，但同样被自由党否决。

老特鲁多执掌加拿大政权长达15年之久，是加拿大历史上在任时间第三长的总理。其执政期间对魁北克问题果断出手，压制了魁北克激进派的独立势头，文化多元及双语政策维护了加拿大的稳定。

在六十年代初，在魁北克自由党的领导下魁北克就爆发了“平静革命”，当地居民要求从经济到社会进行一场全面改革，掌握魁北克政权的天主教保守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失去了对省内教育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魁北克民族运动随之抬头。

特鲁多作为一名法裔政治家，他深知魁北克的数百万法裔始终对加拿大中央政府有所抗拒，担心自己被英裔同化，所以竭力保留法国文化，甚至不惜武力取得魁北克独立。如何解决魁北克的独立风险，便成为老特鲁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1970年10月，以独立为目标的魁北克解放阵线绑架了一名英国贸易官员和魁北克省劳工部长。他们要求释放支持魁北克独立的政治犯、出版解放阵线的宣言书。

当记者提问该如何应对恐怖分子威胁时，老特鲁多简洁且坚定地表示“看我的”。虽然劳工部长遇害，但加拿大政府成功解救了英国贸易官员。

在此期间老特鲁多引用《战时措施法》，军队开入魁北克，迅速稳定了当地的局面。虽然反对派指责老特鲁多此举“违背自由的原则”，但正是老特鲁多坚决果断的行动让魁北克迅速走出了乱局，魁北克人的独立热潮也逐渐降温，从支持武力独立转换到通过政治途径解决。

为了消除加拿大国内的族群对抗，老特鲁多推行多元主义政策，他将英语和法语同时列为加拿大官方语言，虽然反对者认为该政策造成了不必要的行政资源浪费，比如在英语区的政府机构强加法语官员，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双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英裔和法裔之间的裂痕，借此加拿大也成为全球文化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老特鲁多于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时的中美之间尚未建交，加拿大作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员，敢于打破意识形态藩篱，不得不说是“逆天之举”。

老特鲁多在1973年访问中国，受到了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其对华的友善态度也让他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呼。

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老特鲁多的行为无疑是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他在白宫会议中谩骂老特鲁多，认为他冥顽不灵。老特鲁多听说此事后表示“有比他好的人拿更难听的话骂过我”。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1968年至1979年任加拿大总理
。1960、1973、1979年曾三次访问中国。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就是有关的采访内容。

老特鲁多1919年他出生在蒙特利尔一个律师及富商家庭，他爸爸是法裔，妈妈是法国和苏格兰混血。蒙特利尔大学法学学士、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并曾入读巴黎政治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老特鲁多年轻时是个思想激进的活跃的知识分子。他同情工人，支持社会公平，反对保守势力。他甚至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去莫斯科考察过。1950年，31岁的特鲁多在蒙特利尔办了一本杂志《自由城市》，这本杂志成为魁北克反对天主教和英裔商人保守势力的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42岁时，老特鲁多做了蒙特利尔大学的副教授，思想转为自由主义。1965年，已经46岁的特鲁多加入了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并于当年成功当选国会议员，被皮尔逊总理任命为内阁司法部长。老特鲁多总理是起草加拿大宪法，并加入《自由与权利宪章》，让老英女皇于1982年签署，从此加拿大获得修宪权，标志加拿大真正从英国独立。

老特鲁多总理多次维护《自由与权利宪章》，让人权宪章在加拿大深入民心，成为加拿大今日成功的基石。它在保护原住民、妇女、同性恋和少数族裔免受社会歧视中起了很大作用，也为加拿大多元文化国策奠定了基础。

老特鲁多总理在1970年魁北克十月危机中，果断采取行动，逮捕了以暴力手段实现魁北克独立的恐怖分子集团，粉碎了极端的魁北克独立势力。在1980年魁北克独立公投中，施加影响，维护了加拿大国家统一。特鲁多是魁北克独立的坚决反对者，所以他在魁北克民众中并没有那么受欢迎。

老特鲁多总理在加拿大推广全民医保，这个政策让我们加拿大今天所有阶层的民众受惠。因为有全民医保，加拿大底层民众，和其他阶层加拿大人一样，拥有基本的平等和尊严。

老特鲁多总理引进最低工资，让加拿大底层劳工民众，有基本的收入保障。

老特鲁多总理缩减军队规模，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试图增加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关系，让加拿大不过于依赖美国，在美国面前保持独立性。

老特鲁多总理走访北约、华约国家，游说他们削减核武器，获得1983-1984年的爱因斯坦和平奖章。

老特鲁多访华演讲中有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他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

老特鲁多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创造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是对19世纪发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他评论说：“你们的国家（中国）所进行的社会试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纪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已经越来越不看军事实力，甚至也不看经济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对于一个政府的真正考验，在于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价值、工作的成就和事业的实现。在最终书写20世纪历史的时候，能够被荣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设计并实现了这样一种制度的领导人，这种社会制度保证了每个人的希望，力图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个社会公正的分配社会资源，并允许它的公民有参加活动和作出贡献的机会。“

老特鲁多指出：“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发起人们的兴奋之情，是因为你们在组织中国人民应对挑战时表现的卓越才能，贵国政府在贵国人民中唤醒一种合作、献身、改善集体和个人生活以及自觉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政府能做到这一点。”

老特鲁多说：“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你们国家所进行的社会试验是成功的。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再看看1976年主席去世后特鲁多发来的唁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学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他的历史作用是，调动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并带领他们摆脱贫穷、奴役、分裂和战争。新的中华民族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赞赏这种在毛主席指引下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平等和集体主义创新精神。“

特鲁多在加拿大掌权16年。期间，他和他所在的执政的自由党，对加拿大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的很多政策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如引进最低工资、推动全民医保，加大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的福利，建立国有石油公司等等。

晚年的特鲁多，每每提及毛主席时，依旧充满敬仰：“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学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他的历史作用是，调动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并带领他们摆脱贫穷、奴役、分裂和战争。新的中华民族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赞赏这种在毛主席指引下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平等和集体主义创新精神。”特鲁多的这些话，不是应景式的逢迎，更不是外交辞令。他是一吐真言。

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访问中国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中的改造时期。看看那时期中国的变化。

[yongbing1993]

天真汉兴冲冲地闯进了红色中国




《天真汉》自始至终都是这种诙谐的语气。两个好朋友互相嘲弄，也调侃过于严肃的中国人。他们自比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汉，兴冲冲地闯进了红色中国。其实当时的中国已经发生过整风、反右和大跃进，大饥荒已经开始。但远道而来的客人自然不知道这些。他们在一位侯先生的陪同下各处参观，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当地对外友协设宴接风。他们很快就熟悉了“大跃进”、“总路线”等词汇，特鲁多还学会了在讲话时模仿主人，让翻译不知所措。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让两位作者用了许多次惊叹号，但是作为自由散漫惯了的“资产阶级”游客，他们也经常抱怨侯先生把他们管得太紧、日程安排太满了。大清早就把他们拉去纺织厂听车间主任讲新旧社会两重天，可是外面的天气多好呀！特鲁多好几次开小差。国庆节那一次，他刚跟伟大领袖握了手，一转身就混进人群，独自玩了个够，凌晨才回来。特鲁多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城市的清洁有序很赞赏。

1960年9月16日，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的邀请，特鲁多和Jacques Hébert俩乘飞机从英国伦敦飞往俄国莫斯科，17日从莫斯科飞往鄂木斯克，18日从鄂木斯克途经伊尔库茨克飞到北京。他们在机场受到中国人民外国文化协会的欢迎。欢迎晚宴上，文协征求了他们感兴趣参观的地方。他俩是搞工运的，特鲁多又是哈佛政治学硕士，而且很关心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于是他们提出了许多方面，包括要看纺织厂，看儿童医院，看监狱等等。他们还想看国庆庆典。

19日，他俩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紫禁城和雍和宫。晚上看了一个百货商店，还看了一场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20日他们走访了北京监狱。特鲁多发现，中国监狱的原则，并非惩罚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俩去看了几个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们又访问中苏友谊人民公社，路上特鲁多问到少数民族问题，陪同的中国同志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带他们访问了民族学院。特鲁多问到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在民族学院他参观了穆斯林的祈祷室。特鲁多不停顿地提出种种问题，他发现北京和渥太华对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华用住宿学校来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则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22日晚上10点半，特鲁多他们俩人又上了列车软卧，离开北京去东北。23日下午5点到达长春。

24日上午，他俩参观了长春铁路车辆制造厂，在那里特鲁多了解了国有企业经营方式和加拿大私营企业的不同。下午，他们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特鲁多了解了新中国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他俩还看了电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俩参观了毛毯厂。特鲁多要求去看长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鲁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农村参加秋收劳动了。下午他们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感受到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工厂主人翁精神。他俩还看了工人宿舍，工人食堂，工人医务室。但也看到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晚上他俩睡在去沈阳的软卧列车上。

26日上午，他俩参观了第一机械制造厂，了解到那原来是日本的工厂，国民党撤退时拆掉了，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又重新建造起来了。特鲁多想看看山里的和尚庙，而对外文化协会则一心向他们显示新中国新建设的成就。下午，他们看了医学院和医院，知道中国的大学生还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每年还要下乡劳动两个月。他发现医学院除了教西医以外，还教中医。

27日他俩先参观鞍山钢铁厂，他看到一个弱小女孩操作一个巨大的吊车，特鲁多担心的问，为什么不找一个男工做这活？答复：她是最优秀的。特鲁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别自豪和骄傲，和西方反华宣传的奴隶劳工完全是两回事。参观了鞍钢，特鲁多看到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他坚信中国的崛起。

28日，他们回到北京，参观了民族文化宫。晚上看了杂技。29日上午，他们参观了劳教所。下午，他们参观了棉纺厂，发现中国工会和加拿大工会完全是两码事，青年工人的集体宿舍也让特鲁多很好奇，问那些青年女工为什么不回家住，她们说集体生活快乐。和工人交谈中，特鲁多发现中国人热爱劳动喜欢做工人，想当劳模，这和西方观念大相径庭，给特鲁多很大的震惊。这让他想起来参观监狱的时候，犯人关禁闭不能参加劳动是一种惩罚。但特鲁多能理解，因为解放前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劳动和生活恢复了中国人民的人的尊严。

30日，特鲁多俩拜访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那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了。特鲁多请教了路易·艾黎很多关于中国的疑惑。晚上，特鲁多俩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鲁多俩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游行，晚上，参加了招待外国记者的鸡尾酒会。记者招待会后，又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国庆烟花，观看烟花时周恩来在人群中与不同的人交谈握手，两次和特鲁多握手但没有提及加拿大总理或魁北克省长。然后他们有回到人民大会堂，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泽东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鲁多悄悄离队，独自到天安门广场与群众狂欢国庆。

2日上午，他们听了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的讲演，听他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工业的整体状况。下午，他们参观了国家历史博物馆。3日上午，他们与其他在京外国人一起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讲话，介绍新中国的变化。4日一早他们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车。5日上午到达上海，住进和平饭店。饭店门口还和11年前一样，只是没有了《华人与狗不得进内》的牌子。他们登上楼顶俯瞰上海，陪同为他们指点哪块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块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块是万国租界。上海还是11年前特鲁多来过的上海，楼和街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路上没有了衣衫褴褛的难民，没有了搬运的苦力。晚上他们去了文化宫，就是旧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练歌舞，还看了一场彩色电影《聂耳》。6日上午他们去了中苏友好大厦看工业展览馆和手工艺馆。下午他们走访了药水弄，见证这个解放前的棚户区的变化。晚上11点，陪同他俩的中国同志睡觉了，而他们俩偷偷留出旅店，来的外滩，已经找不到夜间的私人酒吧了，只见在外滩有许多中国人双双男女恋人搂腰搭背倚栏江边。

7日上午，他们参观了纺织厂。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鲁多展现上海最先进的工厂，但特鲁多不想看机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儿园，学校，医院，食堂。特鲁多还询问了女工的产假。56天带薪产假，显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鲁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艺体育生活，进修学习机会等。特鲁多看食堂，发现有个小厨房专门为回族工人准备清真饭菜。特鲁多还与业余大学的教师交谈。下午他们去了一个上海效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位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26岁的公社书记，领导一个2万3千人的人民公社。特鲁多很快就发现了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他认为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场电影。不过，那时候的中国农村的生活习惯，每家每户都在9点就熄灯睡觉了。特鲁多俩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在夜上海的效区小城镇上。

8日上午，他们乘渡轮渡过黄浦江，来到上海的浦东地区，参观中国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刘经理，每月有500元工资，另外每年给他们家2千万资产的5%的利息，刘经理作为家族一员每年得到其中的7万5千元。刘经理能讲流利的英语，能不用翻译与特鲁多交谈。

9日是礼拜日，他们参加了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晨6点的弥撒。教堂7点、8点、11点和下午5点还有另外四场弥撒。参加晨6点弥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里依然显得空空荡荡。教徒大多数是老年妇女，几乎没有青年。弥撒完毕后特鲁多会晤了神父。神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还是找了一个翻译，神父不想在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交谈。他们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在中国，这也是特鲁多的哈佛论文研究的内容。下午，他们去了少年宫，去看中国的未来。

10日，他俩先分开，Hébert去参观师范学院，特鲁多和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会谈。接着他们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个寺庙。然后他们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杨永直与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冯契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晚上，他们乘火车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们上了游艇荡西湖，去了灵隐寺。下午看了两场电影。晚上还是电影。12日上午，他们去了黄龙洞和中山公园等名胜景点。下午参观丝绣厂。晚上9点乘上去广州的火车。13日一天在火车上探讨计划经济的价格、工资和供求等问题。

14日他们住进了爱群大厦9楼临江一面，他们可以看到江边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码头搬运工干着重体力活。白天他们参观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讲习所旧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园。陪同的人也习惯了他俩离队浏览市容的习惯。广州夜市要比北方热闹多了，晚上十点半街边还有擦皮鞋和卖水果的小摊，但没有乞丐和妓女。街上还有过往的掏粪车。他们一直走到沙面。沙面已经不同过去了，已经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看了人力建筑公路，人力修筑大坝建水库，特鲁多已经看过很多西方媒体荒谬地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劳动集中营”，但特鲁多也知道中国农民是不会希望回到旧社会的。特鲁多坐在水库大坝上的凉亭里，吃着西瓜，向人民公社的社长问了许多农民的问题。下午回到广州到了一个著名酒家，吃了一顿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满座，有各界头面人物。

16日，又是礼拜日，特鲁多要求去天主堂参加弥撒。陪同的人没有也无法拒绝。17日，他们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18日下午到达北京。19日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还去了百货商店购物。20日去了长城和十三陵。目睹长城之雄伟，遐想古时候多少人力来建造如此伟大的工程，特鲁多忽然顿悟出中国超强的组织能力。仅建国十年，已经让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鲁多坚信中国工业化将势不可挡。晚上吃过告别晚宴。21日一早他们就到机场赶8点的飞机，结果伊尔库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没有停。22日一早他们再次赶到机场，8点伊尔库茨克雪停了，但有雾。一直等到11点飞机才起飞。

特鲁多在他《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对于我们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更多地了解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虽然这句话是1960年写的，但这句话至今没有过时，今天西方社会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国。

特鲁多1960年作为加拿大的一个公民即私人性质的访华，不能说就完全了解了中国。在中国访问了5周多，也不能说就完全消除了偏见。但他的这个经历使得他对中国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知道得更多，偏见要比其它西方政客要更少。

1960年是中国建国最困难的时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蒋介石反共大陆蛮厉害的时期。中国处于非常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既希望进行外交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又要严防外国不友好甚至敌特势力的渗透。特鲁多访华全程有陪同，既是热情也是戒备。安排的访问人和地也是安排过的，不可能是中国的全部真实。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战争中是支持蒋介石的，大部分教会人员都随蒋介石到台湾了，所以特鲁多弥撒后与神父交谈也令陪同特别警惕。

目前西方重启对华冷战，再次设立新的铁幕，以西方媒体舆论强化对中国的偏见。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能像老特鲁多那样有了解中国的意愿，以降低世界大战的风险。

加拿大和中国建交后，总理特鲁多在1973年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时，特鲁多告诉毛泽东，这其实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十三年前的中国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鲁多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很衰弱的毛泽东一下子睁开原来半闭的眼睛盯住他，似乎对他发生了新的兴趣。

那时中国在国际上相当孤立，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外国友人”访华是和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1960年，有一百多位魁北克省各界人士接到邀请，但是只有不到二十人敢于回信，而且其中一多半是为了谢绝。在寥寥几个决定接受邀请的人中，有特鲁多和他的朋友埃贝尔。两人在中国游历一个多月，回来后合写了一本日记体游记《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于次年出版。

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互相知之甚少，妖魔化对方都不遗余力。以至于特鲁多和埃贝尔接受中国邀请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勇敢了，还有些人担心他们有去无回，提醒他们动身前写好遗嘱。事实上，最害怕出差错的其实是对外友协。“为了让我们在回家时毫发无损，中国人十二万分小心。他们似乎担心，万一我们中有人淹死在大运河里，或是笨手笨脚地从长城上摔下来，就会有某家西方报刊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把 ‘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性命当回事的国家，然后在和这个国家建交的危险性上大做文章。”

[yongbing1993]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毛泽东于1974年2月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冷战时期的国际力量分为三部分：美国和苏联为第一世界（超级大国）；中间的欧、日、加等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该理论主张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旨在团结广大力量反对苏美霸权。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世界（超级大国）： 美国、苏联。毛泽东认为这两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不安动乱的根源。

第二世界（中间力量）： 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受超级大国控制，另一方面又有独立自主的一面，具有反霸的可能性。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亚洲（除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被压迫力量，是中国坚定团结的盟友。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确立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定位，倡导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帮助中国打破了当时的国际孤立处境。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根据二战后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对全球政治力量进行的一种战略分类。该理论旨在为中国的对外关系确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核心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毛泽东将当时的国家分为以下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指代进行霸权主义斗争的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该理论认为它们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

第二世界：指代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威胁，另一方面也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剥削和控制。

第三世界：指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未开发国家。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剥削，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主要背景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下，各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与美苏霸权主义的矛盾日益凸显。

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不断变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将中国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引入到对外关系领域。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该战略旨在建立一个最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加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通过这种划分，中国得以调整外交政策，逐步走向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与发展外交道路。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当时被视为一项切合国际格局的战略理论。它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国际格局认知框架，有助于增强它们的自信心，使之成为一支独立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力量。该理论标志着中国外交从革命外交向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转型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贡献。

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中，实力遭到削弱，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而苏联则乘机加紧扩充军备，并依仗其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对外扩张。在双方激烈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调整对外政策，在亚洲实行收缩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以集中力量确保欧洲重点。

为推动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不断发展，毛泽东主席于1973年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希望美国跟欧洲和日本加强合作，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 “一条线” 战略。

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明了两个超级大国是当时造成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从而激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也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大不满。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和控制的斗争。中国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侧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有效地牵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势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矛盾日益加剧。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中国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同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而这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控制、压迫，反帝、反殖民、反霸权斗争风起云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这点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初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点是：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这“三个世界”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些发达国家，既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又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在取得独立以后，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在与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展开斗争时，还特别注意联合威胁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对更加危险的苏联霸权主义。

1974年4月10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这届特别联大议题就是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1973年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一些石油输出国为了抗击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干涉控制，宣布实行石油禁运，造成石油价格上涨，每桶石油由3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使西方国家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就这一新情况，中国在联大发言中指出，联合国成立29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赞同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目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张和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出已经50多年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始终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始终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战略运筹，分析全球风云的演变机理，把握各种矛盾的内在关系，将统一战线理论成功运用于国际舞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新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这是毛泽东看待国际问题的观点和方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深刻调整，冷战格局呈现新的战略态势。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从以往美国对苏联占有明显优势转向苏攻美守；中国成为国际舞台独树一帜的战略力量，中美关系开启正常化进程；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也在发展；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增长，美苏难以再像战后初期那样掌控世界。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对国际格局有了新的战略论断。

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设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初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认识论，将国际战略格局“一分为三”，揭示了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内在关联，为新中国外交提供了新的战略思维和更为广阔的战略视野。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些发达国家，既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又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取得独立以后，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不再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的阶级属性，而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确定。因此，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又执行霸权主义政策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被划在第一世界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又是方法论，将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充分运用于国际舞台，为新中国外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

[yongbing1993]

加拿大人是中国人民老朋友历史






老特鲁多于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时的中美之间尚未建交，加拿大作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员，敢于打破意识形态藩篱，不得不说是“逆天之举”。

老特鲁多在1973年访问中国，受到了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其对华的友善态度也让他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呼。

老特鲁多在加拿大掌权15年多。期间，他和他所在的执政的自由党，对加拿大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的很多政策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如引进最低工资、推动全民医保，加大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的福利，建立国有石油公司等等。

老特鲁多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创造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是对19世纪发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他评论说：“你们的国家（中国）所进行的社会试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纪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已经越来越不看军事实力，甚至也不看经济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对于一个政府的真正考验，在于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价值、工作的成就和事业的实现。在最终书写20世纪历史的时候，能够被荣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设计并实现了这样一种制度的领导人，这种社会制度保证了每个人的希望，力图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个社会公正的分配社会资源，并允许它的公民有参加活动和作出贡献的机会。“

加拿大的全民公费医疗是怎么来的？是加拿大社会主义政治家汤米.道格拉斯 , 以其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获得选民支持，当选第七任萨省省长, 从1944年到1971年在任十七年，其间他主张的《全民公费医疗法案》获得省议会通过，随后其它省份相继效仿，以致每一位加国居民都可以享有这一重要社会保障。在今天的加拿大，任何人不会遭受有病没钱治的苦难，这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争取来的。

白求恩是加拿大《全民免费医保》的早期拥护者，他于1935年访问并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优点，回国后大力推动全民医疗体系。白求恩于1935年10月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是白求恩率先提出应该在加拿大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医术无法帮助穷人的现实。今天，加拿大的医疗保障系统在世界范围都令人羡慕。尽管白求恩并没有参与现行这一制度的建立过程，但他最早提出的构想，却扎实地成为这一系统的基础所在。现在 加拿大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是在加拿大的所有福利项目中，最让加拿大人自豪的就是它的《全民免费医疗》体制。这个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赞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医疗制度”，是在加拿大政府财政资助下，由私人提供具体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疗保障体系。

加拿大第一份省级全民医疗保健立法动议是由加拿大共产党省议员詹姆斯·利特里克（James Litterick）在曼尼托巴省议会提出，虽然该动议被否决，但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加拿大全国实行公立医疗保健的第一份立法是由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加拿大共产党1943-1959年合法身份)国会议员弗雷德·罗斯在国会提出，但同样被自由党否决。

老特鲁多执掌加拿大政权长达15年多之久，是加拿大历史上在任时间第三长的总理。其执政期间对魁北克问题果断出手，压制了魁北克激进派的独立势头，文化多元及双语政策维护了加拿大的稳定。

老特鲁多于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时的中美之间尚未建交，加拿大作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员，敢于打破意识形态藩篱，不得不说是“逆天之举”。

老特鲁多在1973年访问中国，受到了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其对华的友善态度也让他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呼。

老特鲁多总理多次维护《自由与权利宪章》，让人权宪章在加拿大深入民心，成为加拿大今日成功的基石。它在保护原住民、妇女、同性恋和少数族裔免受社会歧视中起了很大作用，也为加拿大多元文化国策奠定了基础。

老特鲁多总理在加拿大推广全民医保，这个政策让我们加拿大今天所有阶层的民众受惠。因为有全民医保，加拿大底层民众，和其他阶层加拿大人一样，拥有基本的平等和尊严。

老特鲁多总理引进最低工资，让加拿大底层劳工民众，有基本的收入保障。

老特鲁多总理缩减军队规模，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试图增加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关系，让加拿大不过于依赖美国，在美国面前保持独立性。

老特鲁多总理走访北约、华约国家，游说他们削减核武器，获得1983-1984年的爱因斯坦和平奖章。

老特鲁多访华演讲中有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他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

老特鲁多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创造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是对19世纪发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他评论说：“你们的国家（中国）所进行的社会试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纪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已经越来越不看军事实力，甚至也不看经济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对于一个政府的真正考验，在于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价值、工作的成就和事业的实现。在最终书写20世纪历史的时候，能够被荣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设计并实现了这样一种制度的领导人，这种社会制度保证了每个人的希望，力图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个社会公正的分配社会资源，并允许它的公民有参加活动和作出贡献的机会。“

老特鲁多指出：“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发起人们的兴奋之情，是因为你们在组织中国人民应对挑战时表现的卓越才能，贵国政府在贵国人民中唤醒一种合作、献身、改善集体和个人生活以及自觉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政府能做到这一点。”

老特鲁多说：“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你们国家所进行的社会试验是成功的。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再看看1976年主席去世后特鲁多发来的唁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学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他的历史作用是，调动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并带领他们摆脱贫穷、奴役、分裂和战争。新的中华民族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赞赏这种在毛主席指引下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平等和集体主义创新精神。“

晚年的特鲁多，每每提及毛主席时，依旧充满敬仰：“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学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他的历史作用是，调动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并带领他们摆脱贫穷、奴役、分裂和战争。新的中华民族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赞赏这种在毛主席指引下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平等和集体主义创新精神。”特鲁多的这些话，不是应景式的逢迎，更不是外交辞令。他是一吐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