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的暴力将永远伴随利润而来

各种的暴力将永远伴随利润而来

 

 

 

《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这句话出自卡尔·马克思对资本逐利性的深刻揭示，常被引用来形容《资本》为追求利润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

原文是：“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这句话揭示了《资本的贪婪本质》，以及在巨大利润驱动下，个人和组织可能突破法律与道德的束缚。 

这段话常被认为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逐利性的论述的总结，旨在说明《资本无视法律》和《道德的本性》。

这揭示了人性与社会道德问题，它强调了资本的魔鬼面，即当利润足够高时，金钱可以驱使人做出超越底线的事情，例如不惜触犯法律、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例如当今美国川大帝。

法治与监管: 这句话也间接警示了社会需要健全的法律和强有力的监管，以约束资本的过度逐利行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在现实中，诸如毒品、假冒伪劣商品等问题，被视为资本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践踏法律和道德的例证。 

《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资本的贪婪与无序扩张的危险性，警示人们要警惕资本对社会秩序和人类福祉的潜在破坏。而《各种的暴力将永远伴随利润而来》。

资本的利润，利润的权力就是《暴力》的根源。人世间的《暴力》来自于资本的利润，利润的权力。在没有消灭《利润》之前，《暴力》将永远伴随《利润》而来。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伦敦通往汉堡的航线上，狂风肆作，呼啸的海风卷起汹涌的海浪拍击着轮船，船上的桌椅噔噔作响。马克思紧紧靠着船舷上的栏杆站着。他晕船，但是他还是和几个旅客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相谈甚欢，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当的有趣、相当的愉快。

这也难怪，毕竟，在伦敦“离群独居”、闭关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接近20年后，他终于可以满意地将它交付出版。这一刻，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痛快得无以复加”，虽然他曾预言，这部著作甚至不会给他带来写作时所吸香烟的钱。

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兰克福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叫“卡尔·马克思书店”，他不得不承认，被自己的这个预言打脸了。因为这天，《资本论》（第一卷）在这家书店宣告暂时脱销。2008年9月14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前后仅半年时间，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由此拉开序幕。《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寻找危机根源的指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资本论》（第一卷）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部著作属于“人类的记忆”。

《资本论》包含三卷，约230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类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部巨著从开始研究到完成撰写，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时间！

马克思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夜间紧张工作，一种叫做“痈”的病痛复发严重，差一点送了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坐’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说来自然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死磕于《资本论》的写作？据1834年的统计，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并且工厂中大量存在雇佣童工的情况，许多工人每天需要劳动达18小时，工人厌恶劳动、捣毁机器、遭受惩罚的状况屡见不鲜。为什么大多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生活处境还是这么的艰难？这个疑问，盘亘于中学时就立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依靠“看不见的手”，人们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启蒙运动说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现在看来，都是别人家的美好生活。现实和理论出现了强烈的悖反！

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约1个半世纪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又抗议道：“我们代表99%的人口，反对那些掌握40%财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无怪乎《资本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再度热销！

那让我们来听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诊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毛病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广大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可是每个人不都得吃饭、穿衣、养活家庭以及向往过上美好生活嘛？于是，工人就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作为少数人的资产阶级，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工人，从而进行生产。对于资本家来说，一个工人没有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工人，更何况还可以通过使用机器来替代工人；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

马克思问，工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每天辛苦“搬砖”的那么多个小时中，有多少小时是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个小时是为资本家在战斗呢？假设，维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只需要付出6个小时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须得工作10小时甚至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多出来的4小时是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于是资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设工人工作6个小时工资是24元，工作10小时工资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话，资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小时、一年工作366天！这样，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更多了！

没错，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好不容易争取来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工作强度的提高，使得工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卓别林。后来，资本家还给工人配上了电脑，好让工人回家也可以继续干活儿。造成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恩格斯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说，工人朋友们，资本家赚取了剩余价值，使得他们越来越富有、你们却越来越贫困，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只需追问一个问题：工人越来越贫困，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买呢？资本家吗？可是资本家每天也只能喝的下两杯牛奶，他们生产牛奶的初衷就不是为自己饮用而生产的，而是为了追逐利润！多出来的牛奶就只能倒掉了，这就是为什么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发生资本家将过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

为什么不把牛奶分给工人们呢？这时，资本家却对工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出来还不能成为到手的利润，要成为真金白银，还需要商品卖得出去，按照这种工人越来越贫困的趋势推算，商品总是会出现相对过剩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出售环节称为“惊险的跳跃”。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小女孩问她爹：“家里为啥这么冷啊？”她爹说“咱家没有煤了。”小女孩又问：“为啥没有煤？”她爹答道：“我失业了。”小女孩继续追问“那为什么你失业了？”她爹回答道“因为煤太多了”。

后来，资本家为了使这一跳跃不那么惊险，发明了消费信贷，资本通过在消费领域的扩张，将原本已经分配给劳动者的、由劳动者自己争取而来的剩余价值又吸收了回去，劳动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劳动果实，瞬间在高昂的物价和贷款利息面前消失殆尽。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一定都听过。“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总是有能力提高生产力，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本有它天使的一面，也有它魔鬼的一面。资本的天使，使人类社会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社会枷锁，资本的魔鬼则使他成为自己的枷锁。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就是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判决书。

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于是，一些人对《资本论》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可是，马克思是个预言家，他预言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未来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终日确定一个时间表。

实际上，资本主义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引入“看得见的手”、股权分享、实行高福利。可以说《资本论》中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的丧钟其实早已敲响，通过各种修正手段，资本主义试图自我修复，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距离《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1.0版本更加遥远。

《资本论》的出版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马克思：“在全德国人们都在读着根据你的《资本论》所作的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在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时，李大钊曾经撰文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

《资本论》从无产者的立场解释世界，振聋发聩！四年后，法国人民想要改变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场革命就要来临。

马克思说的很好“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有些污染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这些企业的存在难道“人民政府的环保部门”不知道?  难道污染企业的负责人是法盲?  难道环保部门的负责同志是法盲?他们为了利润(资本)敢践踏一切的法律。

抓获的贪污大官和将军们，有很多是博士、硕士的学历，有的还是院士，这些人大多数是“人大代表”，是中国法律的制定者或监督执行者，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比广大老百姓懂的多，可是他们敢于贪污受贿，敢于践踏一切的法律。

有的企业(集团)，为了利润，大肆发展黑恶势力，建立“自己的武装”，践踏人间法律。

有的贪官，为了收取贿赂，把造假文凭、假简历的人，用“潜规则”的方法，提拔重用到领导岗位。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很多。以上所说践踏法律的人，哪一个不懂法律，哪一个不是“知法犯法”，正是给了“资本”的自由，才使“资本”敢于践踏法律。

在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怎么能实现依法治国？国家只有控制住“资本”，消灭《利润》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yongbing1993]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国家部委有几十个，除卫生部之外，毛泽东从没有提出过可以当别的什么部的部长。他为何单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呢？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针对中医讲了这样一段话：“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关注中医、重视中医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就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看成巩固根据地的三个方法之一。这个红军医院是包括中医的，“用中西两法治疗”。这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甚至要废止中医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重视边区的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卫生工作，高度关注中医。他提出边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

针对当时疫病流行，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怎样解决？要发挥西医的作用，更要发挥中医的作用。

毛泽东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

毛泽东：“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当时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为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还通过了好几个发展中医的提案。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红红火火的局面，与重视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重视发挥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轻视甚至排挤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

1953年12月，毛泽东对卫生部的领导说：对中西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6月，毛泽东又对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说：对外来的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7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

这之后，全国加强了对中医的重视和研究。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后来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医学院。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深切地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呢？

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深刻地认识到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在毛泽东眼中，中医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可以让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笔重要遗产。

1953年12月，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

7月，毛泽东又指出：发展中国医药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据毛泽东身边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

毛泽东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也包含着饮食治疗的中医内容。“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以治病”。

中医传递着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预”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个“中”字。这个“中”不是从表面上讲的中国的“中”，而是从实质上讲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阴阳平衡的“中”。

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这就是说，中医是医人之医；是不走极端，重视阴阳平衡，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

第二是个“本”字。这个本是本来、本源、根本的“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生命以气为本，气绝身亡。《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就是本问。

毛泽东终生都重视这个本字，重视医人医病要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毛泽东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每一个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医人医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个特殊的“望、闻、问、切”。

第三是个“预”字。这个“预”就是预防，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毛泽东深知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是第二位的；预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再去治，那是见事迟。

中医对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医生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医，如：神农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黄帝又是传说中最早的中医。那本称为黄帝医经的《黄帝内经》，虽不是黄帝所作，但与黄帝的传说多少有点联系。炎帝因农业上的贡献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善于用草药为人民治病，最后因尝断肠草丢了性命。他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发明者、实践者。毛泽东曾为此称赞他。

毛泽东著名诗篇《送瘟神》，神医华佗的名字进入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毛泽东关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关注历史上的中医重视解决瘟疫问题。毛泽东称赞历史上的中医，不仅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能够发挥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是揣着为民之心的领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时，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医对人民健康、对为人民治病能发挥大作用。周恩来说：“在陕北时，西医只有百把人，其中许多都是小医生，但广大群众需要医生。

毛主席就号召中西医团结，给人民治病。”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卫生部。毛泽东认为卫生部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务很大。“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

在毛泽东眼里，中华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历史的连续性，与中医大有关系。他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

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对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医生放到农村去，要像华佗、李时珍那样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本领。

毛泽东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毛泽东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关心下，城市到农村去的医疗队多起来了，中西医结合特别注重于用针灸、中草药为农民防病治病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大地大批地成长起来了。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毛泽东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与他关注中医、重视中医，重视保护和传承中医传统文化，重视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密切相关，也与他重视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密切相关。

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

延安时期，他号召中西医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正是这次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毛泽东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将其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中国的新医学，不仅为了中国，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强调人的整体性”，“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

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毛泽东认为中医和西医可以相互促进，如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针灸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有中医的基础，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

怎样实现中西医的结合？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之间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毛泽东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

毛泽东倡导中医要进大医院，要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

毛泽东既肯定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又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可以当卫生部长”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创造中国新医学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屠呦呦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现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上救了许多患者的命，得了诺贝尔奖，是一个证明。

[yongbing1993]

文革新文化赤脚医生中西医结合







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大搞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和医治，在全中国取得的公共卫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种传染病如霍乱很快在新中国绝迹，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制，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被消灭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灭绝，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都下设“防疫站“，专门负责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医治工作。

接生员的队伍的数量至1965年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证。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但新中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泽东多次对卫生部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以异常尖锐的方式给卫生部以当头棒喝，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讲话，将中国的卫生事业提升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对农村人民公社从此开始普及基本医疗服务。

毛泽东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医相结合、发展中医药以后，卫生部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医生了。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医生还培养不出来。于是卫生部还采用另一种形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只对高级干部进行保健是搞特殊化，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8月10日，毛泽东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门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医院。

1965 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 2800 名医生下农村巡诊。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统计显示，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i]换句话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又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在《文革》中的新文化就是“六·二六”讲话最大的硕果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这个公社于 1965 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 4 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后来文革时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在学习医学知识的过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师让晚上 9 点熄灯，她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 12 点。王桂珍拿自己做实验，拿自己练针，熟练了以后再去给别人针灸，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这样的。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实际上相当于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了声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 100 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报道了王桂珍、黄钰祥等人事迹，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大为改观。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

专业医护人员不够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突出的问题，尤其广大农村，原有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导向的培养体系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对医护卫生服务的需求。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要想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出路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不仅要依靠农民自己动手，积极主动地消灭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赖以生存的环境，要保护水源、改良水质和加强对粪便的管理，还要为农村培养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医生，这些都是后来赤脚医生的职责。赤脚医生不脱产、不离乡、活跃在农村和工厂，为广大人民群众治疗常见的小伤小病。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赤脚医生等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那时候，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世界卫生组织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称之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该模式既满足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发展需要，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以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推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可悲可叹的是，2000年中国三农危机爆发，医疗重新成为工农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yongbing1993]

麻木不仁目光短浅自私自利顽疾







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垃圾与糟粕。(四)

九，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改造生活方式、讲究文明卫生任重道远

生活作风缺文明、陋习多。不注意讲究卫生，饮食习惯不先进科学。浪费性的名目多，移风易俗收效甚微，又很困难又不节俭。不守正常的规矩。随意散漫，公共场所不顾及他人，大声喧哗、满口脏话、乱丢废物……。我行我素，不自省识非，全社会存在。

不先进的生活作风，必然的结果是既无好的道德修养，又无强健的体魄，还无正常的生育养育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代际伦理“优质”传承。家庭成员的熏染是多方面的，无可替代的。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多年，还是追随其父蒋介石一生。忧患民族的未来，鲁迅先生曾满怀深情的教导《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并写《照相》等文章阐述道理、批判陋习，倡导“破旧立新”，仍有广泛的现实性意义。

体育比赛现场，很难听到运动员在健康正常的状态下进行，多是带病参加，以此衬托、彰显竞赛夺标的艰难。千挑万选的运动员尚且无正常的健康水平，何况其他人呢?竞赛场上跟打仗一样，谁管对方人员是有病还是正常，巴不得对手不堪一击，轻松取胜。改造生活方式，争取有一个健康的体格;改造旧意识形态破除陈旧观念，哪一方面都是“任重道远”。美国那么看重达赖，也不把旧西藏的社会模式照搬到美国，千方百计骚扰、阻挠农奴革命，力图保持那里的现状。

十，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劣根性仍是大众化缺点。

鲁迅先生是中国旧文化最深刻有力批判的巨人，砥柱中流、擎天圪立，高音新声呐喊，愤然弃医从文，救治人的灵魂。曾有感而发，认为看客死亡与否无所谓，学医救治麻木不仁的“看客”没有积极意义。先生的思想观点既具有广泛的现实性，又具鲜明的一针见血的针对性。如治病的良药良方，因疾病未消失而仍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受到旧文化辩护士吠毁不止。

在“论雷峰塔的倒塌”中，鲁迅揭批，因为迷信自私，认为塔砖可以避邪，群起拆砖拿回，使一道美丽的“风景”倒掉。城市美化环境摆置鲜花盆景，稍不严守便“不翼而飞”;车翻哄抢财物等。饥寒生盗贼，无饥寒之忧还“蕴藏”如此深广的盗贼性力量，“民族质量”何等之低，大量的“劣等零件”绝难组装成高质量的“成套生产线”。类似的事经常见诸报端。

2006年8月12日在咸阳举行的“百万环保购物袋绿色消费世纪行”首发仪式上，近万个购物袋被现场三百多个像疯了一样的市民，蜂拥上前，瞬间一抢而光。哄抢过的一些人还在现场清点“战利品”，一对老年夫妇每人提了两大包，喜形于色。

遇见歹徒无见义勇为之举;有难欲寻短见，看客围观嬉戏。品位低，道德缺。或为一时之利，或为一时之喜好，或为一官半职，什么失德悖理的事都敢干，什么话都能说，得势极度作威作福，趾高气气扬，失势则奴颜婢膝，俯首下气。只要“火不马上烧身”，再大的事都会认为与已无关而漠不关心，漠然置之、不思不悟。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淹没了无数具有希望的举措，而且还在继续。难奋黄钺征腐恶，横扫垃圾砸锁链。

麻木不仁、目光短浅、自私自利是“病毒”文化和习惯“传染扩散”而生的“顽疾”，弱化着民族自为奋发精神，瓦解着主观能动性的正常发挥，窒息扼杀着本来具有的意志力和创造力。这些“大众化”的缺点，丧失了无数次可以得的美好和光明。延续至今，造成最大的损失是：原本具有无限光明前景的社会主义步履维艰，难以存续，葬送了曾经辛苦建立的社会主义，重新蹚入无限翻复的私有制社会。经过努力取得的一些平等性质的进步丧失干净。不是将一切改革成合乎社会主义，而是将社会主义改革成合乎私有制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中国实现美好社会的指南。思想文化和道德觉悟不断提升，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首要条件，扫除一切祸害人民的思想文化垃圾，仍是现代绕不过去的使命。

十一，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金钱名利、职位权力仍是很多国家干部追求的首要目标，公有制时代提倡的理想信念等基本消失。

从奴隶社会至今，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相关的思想体系和习惯，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职权和利益。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有其不同的特权(法权)名利。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残酷残暴，活人陪葬、祭祀，敲骨吸髓的剥削压迫。西藏的农奴制延续到1956年，一部《强巴》电影是农奴制社会的缩影，西藏博物馆有“吃人”和“剥人皮”的铁证。

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直观表现为权力和利益的差别，不加以限制就会扩大。其特点和难点是享有法权带来特权的领导阶层要自己限制自己，过社会主义革命关绝非易事。毛主席针对不可避免性和危害性，相继采取了渐进限制的方针政策。缩小城乡、工农和职务等级分配的差别，逐步减弱传统观念的影响，是顺应人民群众盼望社会平等民主前景的实际步骤。毛主席指明：“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可避免性”是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资产阶级法权不能短期内消亡，不得不“建设了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同历史上任何革命一样，失去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人反对抵制，社会主义时期执政的各级领导人也莫能幸免。要保护官员们的利益，本能的反对不断革命，维护打倒旧官吏后自己得到的职位和权利，不但在各级领导中有市场，而且还会在合适的时机下天然结盟，向扩大特权转化，这是社会矛盾对立斗争中的一种“统一”表现。“中特社”就走了这一条倒退的“统一”路线，扩大等级特权，得益者拼死拥护，追求名利、职位、特权成为相当一个多数掌权人的首选目标。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组织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大办国营企业;“人天生是自私的”，“给自己干就不用说”，大力发展非公经济。革命者和倒退者均以“实事求是”的标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走资派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就是从这里走进资本主义死胡同的，也是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武断成“实事求是”的原因。不是共产党员非要放弃应有的理想信仰，是破公立私的政治、经济、思想路线的结果。

差别这么严重，使各级领导干部特权化、贵族化，脱离人民，难道不应限制?提高领导干部的待遇，调动积极性，难道脱离了现阶段的思想实际吗?扩大也有了理由。一条错误路线把多少意志薄弱者带进良知失缺、腐败贪污的死路。

以上只是中国旧文化的垃圾与糟粕中的一部分。

毛主席强调要“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该反对的”(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不“洗心革面”难进步。

三、剔除旧文化垃圾与糟粕的尝试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阶级性。电灯电话电器等类产品，任何阶级也不排斥，即便宗教团体，也不排斥这类无神性的产品。社会科学却无这么好的“人缘”，因阶级利益必然形成的阶级立场，再先进的社会制度，丧失特权利益的集团也要拼死反对，不像买卖商品什么先进选用什么。西藏废除喝人血、剥人皮的农奴制，搞社会主义好不好?奴隶主拼死反对，西方发达国家支持达赖复辟农奴制。

智人时期至今十多万年，人类社会还未进入较为完全的理智理性社会。美英法那么富裕，家常便饭似的侵略、欺侮、掠夺，“阎王从不嫌鬼瘦”，应该反对不?

根底非常坚固的旧文化垃圾和糟粕，破旧立新，过去和现在都有过批判剔除的尝试。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对旧文化的反叛和抛弃。毛主席是破除旧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导师和统帅，做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伟绩。在旧中国的黑暗社会中奋力“博杀”的鲁迅先生是一面旗帜，许多声讨、批判的檄文穿透时空。

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决裂;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批判旧文化观念，反对孔孟之道等;缩小社会差别，削弱等级观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教育改革，倡导组织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推行知识分子劳动化;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爱国主义，批判卖国主义;宣扬新思想、新观念，清除旧思想、旧观念;在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领域，摒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传工农兵，搞样板戏是个创造。批注出版《红楼梦》、《水浒传》等是推陈出新的尝试;宣传唯物论，评判唯心史观;发动“文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念替代一切与社会主义持续健康前进不相适应的旧观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进行了“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后来都自由泛滥了，社会主义一切被改革成名存实亡。“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而此后“为反抗黑暗”，“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它，社会才会进步，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胜利也是必然的。

全世界搞了几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压迫的国家，少数人又要返回私有制的“天堂”，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把人类仅存的一点希望彻底熄灭，追求人民的光明如此之难，反过来又消蚀了追求的积极性，把不合理的社会存在无限的延续延伸，证明了终生追求新社会目标的马恩列斯毛是何等伟大，走资派们是何等荒谬!

推进使一切剥削阶级和思想意识既不能存在，更不能再生扩大的社会条件，是符合多数人永久理性生存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人民的生存危机，也就保证了任何人的永久生计。

马克思提出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革命导师对“宣布不断革命”、“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打了着重号，要消灭四个“一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中的存在，是“不断革命”的重要标志，把改造人的世界观，破私立公、破旧立新落实在政治经济政策中，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全民均衡共享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