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改变世界的日子》一文中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改变世界的日子》

作者：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尼克松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年1972年访华的。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公众会支持自己在下一个任期继续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过，“中国之旅”绝非易事。1969年美国飞船即已登月，美国总统访华则在1972年。分隔中美两国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间的大气层和星际空间还难跨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松此行被西方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开，或被冰山所困，访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作为第一个访问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定会面对美国国内反共及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另外，尼克松于1953年结识的“老朋友”蒋介石，也在暗地里怒责他“朝毛”(即朝拜毛泽东的意思)、“向毛叩头”了。台湾在美势力对美国政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作为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尼克松时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党。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与其夫人并排手挽手顶着寒风，稳步踏上专机舷梯。然后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就在这时，外公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向中国投降的意思，代表那些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做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摘自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改变世界的日子》)

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仅经过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集体经济制度以及其全国人民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和几百万个集体企业，没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话，中国走资派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没有对象的。让走资派邓小平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时代搞改革开放行吗？当然这样问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开放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阀割据又是战乱的时代。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成为军阀中的一个而己。

 新中国把国门打开，前提是外面没有强盗，或者说是外面的列强已经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存在，这就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已经秘密访华了。在1972年前后，大批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阵营的国家和中国建交，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战争的胜利。

从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国和美国直接或者间接交手，而且美国都失败了。尤其是第二个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失败得更惨。美国当时急于从越南抽身。他承认了中国的胜利，所以尼克松到中国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和毛泽东会谈。当时美国媒体评论说，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所以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工业体系，一个是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础，比如假设越南战争中国失败了的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会收得更紧，中国就根本没有改革开放的机会，因为在门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环伺，这个门是不能打开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正面评价改革开放的话，也不能忘记毛泽东时代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

[yongbing1993]

新中国的毛泽东搞了哪些特殊化






毛主席曾对肖劲光说过这样一句话：“劲光呀，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迟早要搞垮自己的。”

其实，毛主席不仅自己“搞”特殊，而且还让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搞”特殊，“搞”得无以复加，“搞”得无与伦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这样说，毛主席“搞”的特殊，简直“搞”到了极致！

那么，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专车的特殊。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在毛主席的坚持下，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儿子上劳动大学的特殊。5岁便离开、24岁才与毛主席相聚的岸英，从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劳动大学。8个月后，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个英雄结、两条又粗又黑的胳膊闪着黝黑的光彩、脸也晒得黑不溜秋的、手上还磨起厚厚的老茧、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青年农民模样的儿子时，欣慰地说：“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劳动大学毕业了！”

三是他“搞”了开后门送儿子上抗美援朝战场的特殊。1950年，美国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侵朝战争，中朝边境上空，布满了战争阴云，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任命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毛主席身边许多人包括彭总考虑到主席为革命已失去了好几位亲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对。毛主席为了满足岸英入朝作战的心愿，破例为其要彭总开后门，在家宴上举杯替儿子求情，感动了彭总，终于使其成为志愿军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荣牺牲。当毛主席获悉噩耗，痛惜之余，发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四是“搞”了绝不允许儿子违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岁的刘思齐和二十六岁的毛岸英来到毛主席办公室，陈述了结婚的想法。当得知刘思齐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时，毛主席说：“噢，还不满十八周岁，你们着什么急啊！到了满十八周岁后再结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方可结婚，再等一等，好吗？”思齐同意了，但岸英还想不通，他对爸爸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好工作和学习，就不操这个心了。”毛主席有点生气：“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就同意你们结婚呢？”岸英说：“是的。”毛主席很严厉地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遵守婚姻法，还能叫谁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刚刚公布，就违犯它，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为难”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给其安排工作。接信后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毛主席同时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六是“搞”了我的亲戚“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针对亲属中有的来京看望他回乡后，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地方政府领导，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对我的亲戚应“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七是“搞”了“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由于此前曾多次去过武汉三镇，这次特意提出要去汉阳，但武汉的同志考虑到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对毛主席的汉阳之行。毛主席没讲别的话，只反问一句：“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反问的含义很显然：党的主席和党的其他干部只是责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降幅达到33.64%。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

九是“搞”了73个补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从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一件打着73个补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对此，毛主席是这样看待的：“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没关系，穿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特殊。50年代后期，李敏、李讷考上大学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她们过着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生活，吃住在学校，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起，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讷参加学校的活动，天黑才离校回家。警卫员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瞒着毛主席用车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质问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独自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有一天，一名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几天后，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严肃批评了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主席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十二是“搞”了“礼品一定要送仓库”的特殊。1964年，瑞士总统送了两块金表给毛主席。当工作人员向他征询是否留下时，毛主席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民主人士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主席，茶场同志听后，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回京后将茶叶送给了毛主席，并说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委托别人把这罐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表示了感谢。

十三是“搞”了替身边工作人员退赔土特产的特殊。毛主席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 1959年9月，当他了解到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地方赠送土特产的事实后，大发雷霆。立即开展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对一些工作人员的职位进行了调整，使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锻炼和改造，并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一共退赔了3万多元。

十四“搞”了为革命失去11位亲人的特殊。众所周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主席的一家，先后牺牲了6位亲人，如47岁的弟弟毛泽民、28岁的妻子杨开慧、28岁的儿子毛岸英、29岁的小弟毛泽覃、24岁的堂妹毛泽健、19岁的侄儿毛楚雄。不仅如此，还有5位亲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过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生下来便分离的第一个女儿、失踪的第五个儿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个儿子、无法寻找的第七个女儿。

象毛主席这样“搞”特殊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陈述……

亲爱的朋友，当您看完上述内容，您是否还以为毛主席真的没“搞”特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仅“搞”特殊，而且还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时机和场合，毛主席都不会放过，都会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难以理喻。

不过，需要我们辩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于国家，还是有利于私家；是有利于民众，还是有利于个人。

由上述可见，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于正能量的传递，有利于全民意志的统一，有利于党的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像毛主席这样“搞”特殊，改革还会有寒气吗？开放还会有秽气吗？官场还会有戾气吗？精英还会有媚气吗？社会还会有瘴气吗？百姓还会有怨气吗？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单从习政权开始抓了多少大老虎小苍蝇？

2012年12月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李春城是十八大后首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反腐领域“打虎”的序幕也就此拉开。

紧接着的2013年，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蒋洁敏、李东生等一批部委和地方高官落马，案件查办“零容忍”态势明显。一些所谓“禁区”和“惯例”的打 破，则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反腐败的认识。2014年7月29日，官方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

2015年7月24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周本顺是十八大以来首个在任上落马的省委书记。

2015年10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委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 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人民日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一次性确认开除1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党籍，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2015年11月，中央纪委网站在不到24小时之内先后通报上海市委原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及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被查的消息。随着这两位京沪官员的落马。

2016年9月，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纪委发布了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 息。随后，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珉、吕锡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范长秘、牛志忠严重 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王珉、吕锡文、范长秘、牛志忠开除党籍的处分。

一组来自中央纪委的数字显示，十八大以来查处高级干部的数量逐年增加：2013年，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31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人；2014的数字分别是68人和30人；2015年的数字则是90人和42人。

据中央纪委案管室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1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6万件，处分33.7万人。此外，同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61.5万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1.8%。三年多来已先后有100多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