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宪法》

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民国35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民国36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令公布。民国36年12月25日施行。实为1946年。

1946年12月25日是何年代？1946年12月25日时的中华民国现状如何？1946年12月25日中国人有多少认可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即便有少数中国人制订并了解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又有多长时间在全中国实施过？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使用过《中华民国宪法》吗？又有多少中国人认可过？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逃亡台湾成为流亡政府之后，统治过大陆一天吗？蒋介石国民党流亡政府在台湾的所作所为跟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中国人有关系吗？己经灭亡的蒋介石国民党流亡政府搞历史虚务主义，不断地炸作《中华民国宪法》来忽悠年轻人意欲何为？

中华民国己在一九四九年灭亡，还何谈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即便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是不合法的，世界组织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承认。

就是国民党的祖宗孙中山知道了也是不高兴的，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是这样的：《中华民国》的疆域，自1912年创立之初继承大清国土，以中国大陆为疆域的核心。这是孙先生遗願中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己被国民党的不孝之孙败光了，台湾流亡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孝孙子们还有脸称《中华民国》？更不要脸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孝孙子们还到处忽悠炒作《中华民国宪法》。

至少赖清德说了句真话。《台湾未参与《中华民国宪法》制宪》


转发新闻：《赖清德抛出新论：台湾未参与《中华民国宪法》制宪》

文章来源: BBC中文网 于 2025-07-04

“1946年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是没有派员参加的。”——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日一句话，引发激烈的朝野论战，也被外界解读为强化台湾主体性的政治讯号。

在野党质疑赖清德的说法背离历史事实，试图把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历史脐带”切断。

《中华民国宪法》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制定于1946年的中国大陆，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这部宪法也随之在台湾继续施行至今，历经七次修宪逐步本土化。

多名学者对BBC中文分析，台湾代表曾参与制宪是“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历史事实，但赖清德的“口误”也引发新一波关于宪法代表性的争论，让社会重新检视这部宪法与台湾当前政治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团结十讲”为何引爆朝野论战？

在大罢免倒数阶段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推出“团结十讲”阐述理念与国政方向。

但他在6月29日的第三讲以“宪政体制”为主题，提及“台湾当年未参与制宪”引发争议，在野阵营批评为“以团结之名，行挑动对立之实”。

这样的对立来自赖清德所属的民进党长期主张台湾主体性，而主要在野党国民党则强调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性。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发布新闻稿指，赖总统言论违背史实，质疑“连google的能力都没有吗”，甚至指控赖故意说谎、“假造中华民国1949年前未实质统治台湾”。

国民党政治人物赵少康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合召开记者会，出示国史馆史料与照片反驳赖清德。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则强调，其祖父连震东正是当年18名台湾制宪代表之一，批评赖清德“把自己的梦境和真实历史混淆在一起”，试图切断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历史脐带”。

多名国民党立委也加入抨击，王鸿薇指赖清德篡改历史、对《中华民国宪法》全面宣战。台北市长蒋万安亦回应，“台湾人不应忘记前辈贡献，总统更不应抹煞中华民国历史”。

面对批评声浪不断，总统府澄清，赖清德的原意是指“当年台湾派出的制宪代表并非由台湾人民普选产生”，且对宪法条文讨论并无实质决定权，真正以台湾为修宪主体，是透过后续七次修宪与民主化逐步确立的。

赖清德随后在“团结十讲”第四讲时重申，《中华民国宪法》虽是在中国大陆时期制定，但历经七次修宪，已完成以台湾为主体的民主共识。

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则表示，当年参与制宪的18名台湾人只是“被代表”，不能真正代表台湾的“实质参与”及民意。

台湾究竟有没有参与制宪？

“台湾确实有派代表参与，这点其实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台湾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对BBC中文说。

根据台湾国史馆史料，1946年中国国民党宣布举行制宪国民大会，共产党、民主同盟拒绝出席。当时台湾由省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18名代表，他们从台湾赴南京出席制宪会议。

制宪国民大会，为当时国民政府用来召集各省代表讨论并通过宪法的机构。来自台湾的18人在全中国1700多位代表中，约占1%。

胡博砚教授指出，讨论代表性多寡的意义不大，美国或德国在制定宪法时都有遇到类似问题。 他认为，关键是这部1947年的宪法当初设想的是“整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并非以台湾本土地位为基础产生，因而与今日台湾的连结“先天就是缺乏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苏彦图则以法理地位说明，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只是作为盟军代表占领台湾，在国际法上并未取得台湾主权，因此台湾参与制宪国大就成了有争论之处。

台湾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俐甫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若仅以“有代表列名”就认定台湾充分参与制宪，反而可能落入中共长期的“叙事陷阱”。

他指出，中共当年拒绝参与制宪国大，另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至今仍在全国人大与政协中设有所谓“台湾代表”，但这些代表亦从未经过台湾民意授权。

赖清德抛出这段历史有何意图？

赖清德此时在“团结十讲”中提出这段历史，外界关注是否隐含政治意图。

法律学者胡博砚认为，“团结十讲”本是执政者对内凝聚支持的政策论述，与国庆、就职演说程度有别，赖清德是否试图藉此确立台湾主体地位，目前仍有待观察。

中研院的苏彦图则认为，赖清德的说法仅是一次“口误”，并非刻意改写历史，而是未能在有限时间内交代复杂的历史背景。

他同时指出，当前台湾社会对于“台湾作为宪法主体”这个概念，已存在相当高度的政治共识，如果真要深入讨论宪政议题，更应该将焦点放在如何因应当前宪政运作的新挑战，以及探索宪政改革的各种可能性。

制宪历史：从“五五宪草”到七次修宪

赖清德的“台湾未参与制宪”一说，再次打开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宪法正当性争论。

《中华民国宪法》可追溯至1936年，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为推动宪政，公布了《宪法草案》，因于5月5日发布，后被称为“五五宪草”。

但制宪进程因中日战争与国共内战而中断，直到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依“五五宪草”为基础增修、讨论与表决，制定出《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正式施行。

这部宪法最初的适用范围涵盖整个中国大陆，1949年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宪法的适用范围逐渐缩限至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在冷战对峙与反共的时代背景下，国民党政府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维持宪政，但也让许多宪法中明订的民主程序形同虚设，长期处于戒严下，宪法如同“装饰品”。

台湾真理大学的陈俐甫教授指出，当时《中华民国宪法》与军事体制相结合，未真正落实代议制度，直到1990年代，随着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与1996年首度总统直选，台湾才逐步完成宪法本土化。

[yongbing1993]

民国时代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作者：毛泽东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你跑到农村中间去，无论你走至甚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见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农，

　　半自耕农，

　　半益农，

　　贫农，

　　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

　　游民。

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

中国大地主的来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贵族后裔及现在的官僚军阀，一个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

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此种剥削极其普遍而惨酷；

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这种剥削之惨，有的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债累息，数年即完全破产者；

第三种重捐，乃用一种压力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以充团防局经费。此团防局（或名民团）乃地主阶级的武装，为镇压农民暴动维持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必要的设备；

第四种为对于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但中国尚少资本主义的农业，大地主多不亲自经营土地，故此项剥削小地主较多，大地主较少；

第五种为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本年包缴预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

合这五种剥削加于农民的惨酷，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大地主阶级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计算，在农民中大概约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内），在全国三万万二千万农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约占三十二万人。

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都市商人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在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此种人颇受军阀及大地主的压迫，故颇有反抗性，然又怕“共产”，故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国内高等知识分子如大学专门学校教员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谓国家主义乃自他们口中倡导出来。盖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一个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

但因现代的中国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国家主义国家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

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纳共产党分子。这一班人乃中国中产阶级的右派，他们颇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中产阶级中有一个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如在农民协会运动气焰高涨时，小地主中间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帮助农民协会们忙。但其性质极易妥协，其血统到底与小地主右派及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上和环境上都有特别情况的人。

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

第一种自耕农是有余钱剩米的。即每年劳动所得，除自给外，还有剩余，因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于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的小地主颇接近，故对于乡村小地主们中那些什么“老”什么“会”什么“胡子”的“谨防过激党”“谨防共产”的宣传颇相信，自然这些谨防的话又是从大地主中那些什么“大人”什么“老爷”的咀里出来的。这班余钱剩米派，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对于现代的革命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以前，取了怀疑的态度。但这部分人在自耕农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全数百分之十。中国的自耕农人数，有人说超过佃农、雇农的总数。但把半自耕农除外，一定只占农民的少数，大概自一万万至一万万二千万。自耕农中的富裕部分约占其中百分之十，计一千二百万人。

第二种自耕农是恰足自给，每年收支怕是相抵，不多也不少。这种自耕农比较第一种自耕农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即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人数甚多，大概占自耕农的一半，约六千万。

第三种自耕农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自耕农好些是原先本来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只能保守，渐渐变得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较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自耕农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以上说三种自耕农村于现代中国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亦可参加革命。即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

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分开来说半自耕农大概为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各占六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是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增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是只收获一半或者不是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

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等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免强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日耕农而不及贫农。

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产。肥料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以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雇农乃农业的无产阶级，有长工，月工，零工三种。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乡村手工业工人地位比雇农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因家庭负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与失业的恐慌，亦与雇农差不甚远。

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压迫及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这五种人名目不同，社会看待他们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扣”，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名下相同，谋然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做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食，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二千万以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为一种革命力量。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益农、贫农、居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使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且不可迫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中国农民》第一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yongbing1993]

一个拒绝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寒春》Joan Hinton，生于芝加哥，毕业于本宁顿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1944年，寒春受邀参与参与美国国家实验室原子武器研究及制造。1948年来到延安，与美国在华农业专家阳早结为夫妻 。1949年，经宋庆龄安排到在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1952年，世界和平会议在华召开，寒春在会议上谴责核袭击，呼吁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寒春一口拒绝提名参加《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因为她对其中一项的评选准则不以为然，即“她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解冲突及建制上的不公义“。寒春在电邮反驳:“我不会接受提名。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战争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寒春：《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

寒春：《所有解放战争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

寒春：《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寒春：《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一伙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了闸北的上海总工会会所，正当工人纠察队进行英勇反击时，蒋介石指挥的反动军队来到现场他们颠倒黑白，说是“工人内讧”，以维持治安为名，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上海工人阶级通过多次浴血奋战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一下子被解散了。当天上午，受蒋介石指挥的流氓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又占领了上海总工会会所。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激怒了上海人民，12日下午，闸北工人从反动派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宣布全市举行总罢工。

第二天，工人们高呼着“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冒雨游行，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反动军队的袭击，上百名工人和市民倒在血泊中。蒋介石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下令封闭了上海总工会等革命组织，并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继上海大屠杀之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动派，也向人民举起了屠刀。李大钊、肖楚女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无数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使党对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缺乏应有的准备，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被一伙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刽子手葬送了。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国民党左派，强烈声讨蒋介石的滔天罪行，与反革命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失去中国的开始。 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正是这次政变，蒋介石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两党开始分道扬镳。也都知道四一二政变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来说是一次沉重的灾难，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政变也正是国民党失去中国的开始。

首先要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说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一手撮合的，苏联方面出于国家利益的需求，孙中山为了北伐的目的，于是共产党以整体的形式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7年，蒋介石占领上海之后，江浙财团出面找到蒋介石，表示愿意出一笔巨额军费，希望蒋介石能够保证社会的安定，而蒋介石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加上此时的蒋介石开始频繁地跟英美等国接触，资本主义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军队里。

另一方面，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还是汪精卫，并不是掌握军事实权的蒋介石。之前，蒋介石也想参与到政治中来，一开始就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对，蒋为了自己的私心，也开始忌恨共产党人。

于是，为了夺权，蒋介石开始了屠杀。

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不仅共产党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更有几十万国民党普通党员遭到了屠戮。

根据数据统计：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为什么国民党会杀掉那么多自己的党员呢？

除去共产党人外，国民党的成分也非常复杂，各种旧军阀旧官僚稍微改换一下旗帜就可以大呼革命，国民党虽然壮大了许多，但里面的各种派系非常多，更有很多敌对的派系。于是这场清党运动里，很多派系互相斗争，乱扣帽子，彼此攻讦，都想消灭自己的旧敌，并且乘机夺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于是这场清党运动越闹越大，最终导致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而国民党更是失去了人心，不仅失去了普通民众的支持，连自己党员的忠诚度都不高。所以在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才会出现很多整个军团投降的事情。失民心者当然得不了天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由动摇走向反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集“分共”会议，汪精卫在会上作了“分共”的报告，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从而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当蒋介石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之时，投降与叛变的事件接踵而来。1927年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21日，湖南许克祥叛变。这些事变使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更加明目张胆进行反共活动。6月6日，汪精卫解除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的顾问职。同日，江西发生军阀朱培德叛变。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此时，两湖及江西的工农运动已遭严重摧残，湖北被杀害的农会会员4700余人，湖南被杀的农会会员达20000人。陈独秀却仍坚持机会主义立场，对蒋介石、汪精卫继续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7月13日，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并发表对政局的宣言，斥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要“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

只剩生命的人团结反抗时最强大！正是《寒春》看到了延安不同于纽约、上海和重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混乱，正是见识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的《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正是人人都在融入人民中不断改造了自我，正是因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从解放战.争，到土地改.革；从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大跃进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离开中国！

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自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洗礼中，逐渐明确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更是在近百年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中，树立起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为了一个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寒春和丈夫一起亲自体验了《小米加步枪》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

美国的核大棒没有吓倒毛泽东。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谈话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

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深谋远虑，从国家安全出发，既藐视原子弹是“纸老虎”，也下决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术。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结论中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研制“两弹一星”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这时，毛泽东列出了制造核武器的时间表。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首次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十年不到己成功。

[yongbing1993]

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纠错中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计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1次），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2次），李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第3次）、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第4次），罗章龙分裂主义路线 [2] （第5次）、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第6次），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第7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8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第10次）。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在1945年的延安。那时离嘉兴南湖红船启航已24年。这24年航程，惊涛骇浪片刻未歇。除了战争带来的风雨如晦，党先后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经历过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全国党员、红军锐减九成，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的“至暗时刻”。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教条主义像一团乌云如影随形，始终笼罩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头顶。

彼时，党内教条主义故态复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新四军被诬为“新式军阀”，根据地被传为“变相割据”；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之时，“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等反共舆论甚嚣尘上。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所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党必须有一个自己毫无争议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统一的思想。”李庆刚说，党中央花巨大心力对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总结，批判历次“左”倾“右”倾错误，树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是因为不如此党就难以统一，也无法承担民族解放的重担。

1944年5月，任弼时写出《决议》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经胡乔木、张闻天多次修改。随后，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实际上，毛泽东参与《决议》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从1941年3—4月为《农村调查》撰写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痛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再到两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在帮助全党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方面，毛泽东倾注了诸多心力。任弼时当时写《决议》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泽东1941年撰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和两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前后历经4年，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决议》倾注了毛泽东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观对党的历史的科学判断，可谓呕心沥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薛庆超表示。

百年回望来时路，后来人多惊叹于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这狂澜巨变，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铸而成。有很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变化，它的见证者，可能只是当年延安窑洞里一盏彻夜不熄的灯火。正是这灯火，穿过旧中国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作者：毛泽东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已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防止敌人利用，这一点也要说一下。人家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但是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