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疆独》《藏独》闹得欢

为什么《疆独》《藏独》闹得欢





为什么《疆独》《藏独》闹得欢？为什么今天的《疆独》《藏独》闹得欢？这应该是走资派邓小平胡跃邦们的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乱邦远不止《两少一宽》这一大错。胡乱邦的严重胡搞失误远不止《两少一宽》犯下大错这么简单：

东突势力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现在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是纯粹的自欺欺人。观察再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将牛鬼蛇神放出来之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犯下大错。看今天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胡乱搞的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藏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王震在新疆大力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保新疆几十年太平。

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就会认为政府软弱，就会大肆发展势力。等到他们坐大之后，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成了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所以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暴。

当时的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时代犯下了拍脑袋主观主义的大错，那就是“新疆六条”和“西藏六条”。大致内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养生息；3． 采取适合西藏特点的特殊灵活政策发展西藏经济；4． 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复西藏文化教育科学事业；6． 进藏 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

对比“西藏六条”，也就有了“新疆六条”。为了落到实处，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

胡乱邦以为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汉族，自然而然就要维护祖国统一。谁知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农奴主和上层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要怎样的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胡乱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赖的力量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而不是少数民族中己经被赶下台的农奴主。开明的农奴主为足可以作为团结对象，不能是力量的主体。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中放出来的农奴主。

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至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层的阻力。相当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间终埋下一个冲突的火种，极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政策并不能增加维吾尔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越来越成为另外一个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的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然后呢？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的参与，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人。

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说法，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有点过分，应该也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网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如买羊肉串被杀，罪犯却只被判2年徒刑等，无不引起极大的民愤。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坏的却是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则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同样，维吾尔族的人是否感激这种庇护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疆独分子的发言：

“那个妇女把***的羊肉翻来翻去，到最后却不买了。旁边两个警察视而不见，结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个妇女，杀了一个警察，自己也被另一个警察杀死。”

在他们看来，看了肉以后不买就是死罪，而警察则有维护维吾尔族人的义务，否则就该杀。它们丝毫不考虑自己的法律义务，而这样的思维，却恰好是胡乱邦的政策惯出来的。而这种政策对汉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引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作者：无奈）

再来看看胡耀邦干了什么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 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

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看出，当时的中央。拍拍脑袋就想当然的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一九七一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 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 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徵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作改变了。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拍脑袋，就天真的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人示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害了后来的继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再来看看维吾尔人是否感激这种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後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胡乱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把手必须是维吾尔族人，更加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东突。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白白牺牲了很多战士。（详见新疆士兵亲历记）在基层，实际上维族领导只需要有意无意的偏向维族，就可以是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

胡乱邦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军委工作后，认为比毛高明（时毛、周都已体弱高龄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乱邦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

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至1969年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处理。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主政国务工作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体弱高龄多病），邓小平明示后，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复辟资本主义后又都被平反放了出来。今天《疆独》《藏独》闹得欢，应该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yongbing1993]

一个拒绝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寒春》Joan Hinton，生于芝加哥，毕业于本宁顿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1944年，寒春受邀参与参与美国国家实验室原子武器研究及制造。1948年来到延安，与美国在华农业专家阳早结为夫妻 。1949年，经宋庆龄安排到在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1952年，世界和平会议在华召开，寒春在会议上谴责核袭击，呼吁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寒春一口拒绝提名参加《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因为她对其中一项的评选准则不以为然，即“她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解冲突及建制上的不公义“。寒春在电邮反驳:“我不会接受提名。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战争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寒春：《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

寒春：《所有解放战争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

寒春：《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寒春：《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一伙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了闸北的上海总工会会所，正当工人纠察队进行英勇反击时，蒋介石指挥的反动军队来到现场他们颠倒黑白，说是“工人内讧”，以维持治安为名，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上海工人阶级通过多次浴血奋战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一下子被解散了。当天上午，受蒋介石指挥的流氓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又占领了上海总工会会所。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激怒了上海人民，12日下午，闸北工人从反动派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宣布全市举行总罢工。

第二天，工人们高呼着“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冒雨游行，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反动军队的袭击，上百名工人和市民倒在血泊中。蒋介石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下令封闭了上海总工会等革命组织，并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继上海大屠杀之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动派，也向人民举起了屠刀。李大钊、肖楚女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无数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使党对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缺乏应有的准备，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被一伙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刽子手葬送了。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国民党左派，强烈声讨蒋介石的滔天罪行，与反革命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失去中国的开始。 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正是这次政变，蒋介石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两党开始分道扬镳。也都知道四一二政变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来说是一次沉重的灾难，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政变也正是国民党失去中国的开始。

首先要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说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一手撮合的，苏联方面出于国家利益的需求，孙中山为了北伐的目的，于是共产党以整体的形式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7年，蒋介石占领上海之后，江浙财团出面找到蒋介石，表示愿意出一笔巨额军费，希望蒋介石能够保证社会的安定，而蒋介石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加上此时的蒋介石开始频繁地跟英美等国接触，资本主义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军队里。

另一方面，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还是汪精卫，并不是掌握军事实权的蒋介石。之前，蒋介石也想参与到政治中来，一开始就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对，蒋为了自己的私心，也开始忌恨共产党人。

于是，为了夺权，蒋介石开始了屠杀。

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不仅共产党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更有几十万国民党普通党员遭到了屠戮。

根据数据统计：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为什么国民党会杀掉那么多自己的党员呢？

除去共产党人外，国民党的成分也非常复杂，各种旧军阀旧官僚稍微改换一下旗帜就可以大呼革命，国民党虽然壮大了许多，但里面的各种派系非常多，更有很多敌对的派系。于是这场清党运动里，很多派系互相斗争，乱扣帽子，彼此攻讦，都想消灭自己的旧敌，并且乘机夺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于是这场清党运动越闹越大，最终导致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而国民党更是失去了人心，不仅失去了普通民众的支持，连自己党员的忠诚度都不高。所以在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才会出现很多整个军团投降的事情。失民心者当然得不了天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由动摇走向反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集“分共”会议，汪精卫在会上作了“分共”的报告，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从而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当蒋介石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之时，投降与叛变的事件接踵而来。1927年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21日，湖南许克祥叛变。这些事变使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更加明目张胆进行反共活动。6月6日，汪精卫解除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的顾问职。同日，江西发生军阀朱培德叛变。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此时，两湖及江西的工农运动已遭严重摧残，湖北被杀害的农会会员4700余人，湖南被杀的农会会员达20000人。陈独秀却仍坚持机会主义立场，对蒋介石、汪精卫继续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7月13日，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并发表对政局的宣言，斥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要“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

只剩生命的人团结反抗时最强大！正是《寒春》看到了延安不同于纽约、上海和重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混乱，正是见识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的《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正是人人都在融入人民中不断改造了自我，正是因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从解放战.争，到土地改.革；从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大跃进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离开中国！

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自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洗礼中，逐渐明确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更是在近百年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中，树立起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为了一个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寒春和丈夫一起亲自体验了《小米加步枪》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

美国的核大棒没有吓倒毛泽东。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谈话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

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深谋远虑，从国家安全出发，既藐视原子弹是“纸老虎”，也下决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术。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结论中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研制“两弹一星”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这时，毛泽东列出了制造核武器的时间表。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首次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十年不到己成功。

[yongbing1993]

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纠错中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计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1次），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2次），李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第3次）、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第4次），罗章龙分裂主义路线 [2] （第5次）、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第6次），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第7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8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第10次）。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在1945年的延安。那时离嘉兴南湖红船启航已24年。这24年航程，惊涛骇浪片刻未歇。除了战争带来的风雨如晦，党先后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经历过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全国党员、红军锐减九成，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的“至暗时刻”。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教条主义像一团乌云如影随形，始终笼罩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头顶。

彼时，党内教条主义故态复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新四军被诬为“新式军阀”，根据地被传为“变相割据”；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之时，“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等反共舆论甚嚣尘上。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所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党必须有一个自己毫无争议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统一的思想。”李庆刚说，党中央花巨大心力对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总结，批判历次“左”倾“右”倾错误，树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是因为不如此党就难以统一，也无法承担民族解放的重担。

1944年5月，任弼时写出《决议》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经胡乔木、张闻天多次修改。随后，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实际上，毛泽东参与《决议》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从1941年3—4月为《农村调查》撰写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痛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再到两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在帮助全党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方面，毛泽东倾注了诸多心力。任弼时当时写《决议》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泽东1941年撰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和两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前后历经4年，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决议》倾注了毛泽东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观对党的历史的科学判断，可谓呕心沥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薛庆超表示。

百年回望来时路，后来人多惊叹于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这狂澜巨变，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铸而成。有很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变化，它的见证者，可能只是当年延安窑洞里一盏彻夜不熄的灯火。正是这灯火，穿过旧中国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作者：毛泽东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已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防止敌人利用，这一点也要说一下。人家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但是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yongbing1993]

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民国35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民国36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令公布。民国36年12月25日施行。实为1946年。

1946年12月25日是何年代？1946年12月25日时的中华民国现状如何？1946年12月25日中国人有多少认可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即便有少数中国人制订并了解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又有多长时间在全中国实施过？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使用过《中华民国宪法》吗？又有多少中国人认可过？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逃亡台湾成为流亡政府之后，统治过大陆一天吗？蒋介石国民党流亡政府在台湾的所作所为跟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中国人有关系吗？己经灭亡的蒋介石国民党流亡政府搞历史虚务主义，不断地炸作《中华民国宪法》来忽悠年轻人意欲何为？

中华民国己在一九四九年灭亡，还何谈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即便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是不合法的，世界组织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承认。

就是国民党的祖宗孙中山知道了也是不高兴的，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是这样的：《中华民国》的疆域，自1912年创立之初继承大清国土，以中国大陆为疆域的核心。这是孙先生遗願中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己被国民党的不孝之孙败光了，台湾流亡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孝孙子们还有脸称《中华民国》？更不要脸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孝孙子们还到处忽悠炒作《中华民国宪法》。

至少赖清德说了句真话。《台湾未参与《中华民国宪法》制宪》


转发新闻：《赖清德抛出新论：台湾未参与《中华民国宪法》制宪》

文章来源: BBC中文网 于 2025-07-04

“1946年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是没有派员参加的。”——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日一句话，引发激烈的朝野论战，也被外界解读为强化台湾主体性的政治讯号。

在野党质疑赖清德的说法背离历史事实，试图把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历史脐带”切断。

《中华民国宪法》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制定于1946年的中国大陆，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这部宪法也随之在台湾继续施行至今，历经七次修宪逐步本土化。

多名学者对BBC中文分析，台湾代表曾参与制宪是“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历史事实，但赖清德的“口误”也引发新一波关于宪法代表性的争论，让社会重新检视这部宪法与台湾当前政治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团结十讲”为何引爆朝野论战？

在大罢免倒数阶段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推出“团结十讲”阐述理念与国政方向。

但他在6月29日的第三讲以“宪政体制”为主题，提及“台湾当年未参与制宪”引发争议，在野阵营批评为“以团结之名，行挑动对立之实”。

这样的对立来自赖清德所属的民进党长期主张台湾主体性，而主要在野党国民党则强调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性。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发布新闻稿指，赖总统言论违背史实，质疑“连google的能力都没有吗”，甚至指控赖故意说谎、“假造中华民国1949年前未实质统治台湾”。

国民党政治人物赵少康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合召开记者会，出示国史馆史料与照片反驳赖清德。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则强调，其祖父连震东正是当年18名台湾制宪代表之一，批评赖清德“把自己的梦境和真实历史混淆在一起”，试图切断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历史脐带”。

多名国民党立委也加入抨击，王鸿薇指赖清德篡改历史、对《中华民国宪法》全面宣战。台北市长蒋万安亦回应，“台湾人不应忘记前辈贡献，总统更不应抹煞中华民国历史”。

面对批评声浪不断，总统府澄清，赖清德的原意是指“当年台湾派出的制宪代表并非由台湾人民普选产生”，且对宪法条文讨论并无实质决定权，真正以台湾为修宪主体，是透过后续七次修宪与民主化逐步确立的。

赖清德随后在“团结十讲”第四讲时重申，《中华民国宪法》虽是在中国大陆时期制定，但历经七次修宪，已完成以台湾为主体的民主共识。

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则表示，当年参与制宪的18名台湾人只是“被代表”，不能真正代表台湾的“实质参与”及民意。

台湾究竟有没有参与制宪？

“台湾确实有派代表参与，这点其实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台湾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对BBC中文说。

根据台湾国史馆史料，1946年中国国民党宣布举行制宪国民大会，共产党、民主同盟拒绝出席。当时台湾由省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18名代表，他们从台湾赴南京出席制宪会议。

制宪国民大会，为当时国民政府用来召集各省代表讨论并通过宪法的机构。来自台湾的18人在全中国1700多位代表中，约占1%。

胡博砚教授指出，讨论代表性多寡的意义不大，美国或德国在制定宪法时都有遇到类似问题。 他认为，关键是这部1947年的宪法当初设想的是“整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并非以台湾本土地位为基础产生，因而与今日台湾的连结“先天就是缺乏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苏彦图则以法理地位说明，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只是作为盟军代表占领台湾，在国际法上并未取得台湾主权，因此台湾参与制宪国大就成了有争论之处。

台湾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俐甫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若仅以“有代表列名”就认定台湾充分参与制宪，反而可能落入中共长期的“叙事陷阱”。

他指出，中共当年拒绝参与制宪国大，另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至今仍在全国人大与政协中设有所谓“台湾代表”，但这些代表亦从未经过台湾民意授权。

赖清德抛出这段历史有何意图？

赖清德此时在“团结十讲”中提出这段历史，外界关注是否隐含政治意图。

法律学者胡博砚认为，“团结十讲”本是执政者对内凝聚支持的政策论述，与国庆、就职演说程度有别，赖清德是否试图藉此确立台湾主体地位，目前仍有待观察。

中研院的苏彦图则认为，赖清德的说法仅是一次“口误”，并非刻意改写历史，而是未能在有限时间内交代复杂的历史背景。

他同时指出，当前台湾社会对于“台湾作为宪法主体”这个概念，已存在相当高度的政治共识，如果真要深入讨论宪政议题，更应该将焦点放在如何因应当前宪政运作的新挑战，以及探索宪政改革的各种可能性。

制宪历史：从“五五宪草”到七次修宪

赖清德的“台湾未参与制宪”一说，再次打开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宪法正当性争论。

《中华民国宪法》可追溯至1936年，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为推动宪政，公布了《宪法草案》，因于5月5日发布，后被称为“五五宪草”。

但制宪进程因中日战争与国共内战而中断，直到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依“五五宪草”为基础增修、讨论与表决，制定出《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正式施行。

这部宪法最初的适用范围涵盖整个中国大陆，1949年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宪法的适用范围逐渐缩限至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在冷战对峙与反共的时代背景下，国民党政府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维持宪政，但也让许多宪法中明订的民主程序形同虚设，长期处于戒严下，宪法如同“装饰品”。

台湾真理大学的陈俐甫教授指出，当时《中华民国宪法》与军事体制相结合，未真正落实代议制度，直到1990年代，随着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与1996年首度总统直选，台湾才逐步完成宪法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