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是感谢毛主席废除农奴制
实际上，毛主席对西藏问题解决的相关指示和指导意见，都是正确的。他认为必须坚持依靠群众，也尊重当地风俗、对班禅甚至对达赖都尽可能的先展现了充分的诚意，充分的留有了余地。但是有些当地贵族势力是不愿意接受解放农奴的要求的。而且，退居二线之后的毛主席的指导方针也是正确的。1956年—1966年是他退居二线的特殊时期，主要抓基本方向和国际问题，而大小事务的决定和执行专门由一线的干部负责。
一提到1959年、一线二线，就不由说一个和西藏问题无关的题外话，来澄清一个真相——1958到1959，毛主席也是基本实事求是、冷静理智的。
1956年以来，在当时分为一线二线的集体之中，一个人就能排板决定一切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58—59连续召开五次会议，毛主席提出纠“左”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由于多数一线干部对“左”的坚持，他难以迅速纠正一线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甚至极其无奈的说出：“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退居二线的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是否可以有效贯彻，就是集体的责任，特别是一线干部的责任。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意见怎样理解、是否接受、如何执行，是一线干部的责任，也是集体的决定。
有一位西藏的朋友，他是长辈，是值得尊敬的老同志。他虽然说的汉语不好，但是立场坚定，明确告诉说，他所认识了解的他身边的的藏族同胞，百分之八十都是感谢毛主席废除农奴制的，都是热爱毛泽东的！他的话让人感动，他的话回击了以偏概全、污蔑解放农奴丰功伟绩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这位藏族老同志的话证明，觉醒的群众还是有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56年以后他退居二线时期，毛泽东主要抓基本方向和国际问题，而主要负责中央事务和具体执行是当时的一线干部。也正采访的藏族同志所言，藏族同胞很多是爱戴毛泽东的。
解放农奴之后，很多藏族农奴群众是得到了解放，感觉到红色事业的伟大，这是足以反击那些以偏概全、污蔑解放农奴丰功伟绩的言论的。重读毛主席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著作，认清事实，说明真相，纪念毛主席！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1）紧紧把握特殊地区的特殊性——实事求是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
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
（2）群众路线（联系群众，争取多数、注意斗争策略）和独立自主，两个基本方法
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
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
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注意团结多数、注意斗争策略）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做好最坏准备）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这些行动都以独立自主为前提）
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注意物质基础、注意贸易工作，有利于独立自主扎根当地）
（3）关于掌握政治主动权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逐渐形成有利的群众基础，展现充分诚意）
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敌人按耐不住，正好有利于我们引蛇出洞）
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以退为进，掌握政治主动权，名正言顺的解决问题）
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
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时间拖得越久，反动势力越按耐不住，越可以诱敌深入，顺理成章的消灭敌人）
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它各条。（阶级分析法——农奴主贵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
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逐渐的发展群众基础，逐渐的掌握政治主动权）
你们对此意见如何，望考虑电告。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节选）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1）展现政治诚意
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十年后，其中年纪轻的、被欺骗的，就会要回来的。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政治主动）
（2）群众路线、斗争策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实事求是）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以退为进，引蛇出洞，成功掌握政治主动权）
（3）西藏力量的发展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的党组织、经济力量、武装力量）
（4）对西藏各阶级的具体区分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5）不断在西藏扩大革命影响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扩大政治军事经济影响，走好群众路线）
为什么《疆独》《藏独》闹得欢？为什么今天的《疆独》《藏独》闹得欢？这应该是走资派邓小平胡跃邦们的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乱邦远不止《两少一宽》这一大错。胡乱邦的严重胡搞失误远不止《两少一宽》犯下大错这么简单：
东突势力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现在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是纯粹的自欺欺人。观察再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将牛鬼蛇神放出来之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犯下大错。看今天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胡乱搞的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藏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王震在新疆大力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保新疆几十年太平。
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就会认为政府软弱，就会大肆发展势力。等到他们坐大之后，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成了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所以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暴。
当时的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时代犯下了拍脑袋主观主义的大错，那就是“新疆六条”和“西藏六条”。大致内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养生息；3． 采取适合西藏特点的特殊灵活政策发展西藏经济；4． 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复西藏文化教育科学事业；6． 进藏 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
对比“西藏六条”，也就有了“新疆六条”。为了落到实处，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
胡乱邦以为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汉族，自然而然就要维护祖国统一。谁知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农奴主和上层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要怎样的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胡乱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赖的力量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而不是少数民族中己经被赶下台的农奴主。开明的农奴主为足可以作为团结对象，不能是力量的主体。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中放出来的农奴主。
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至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层的阻力。相当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间终埋下一个冲突的火种，极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政策并不能增加维吾尔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越来越成为另外一个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的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然后呢？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的参与，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人。
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说法，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有点过分，应该也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网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如买羊肉串被杀，罪犯却只被判2年徒刑等，无不引起极大的民愤。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坏的却是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则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同样，维吾尔族的人是否感激这种庇护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疆独分子的发言：
“那个妇女把***的羊肉翻来翻去，到最后却不买了。旁边两个警察视而不见，结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个妇女，杀了一个警察，自己也被另一个警察杀死。”
在他们看来，看了肉以后不买就是死罪，而警察则有维护维吾尔族人的义务，否则就该杀。它们丝毫不考虑自己的法律义务，而这样的思维，却恰好是胡乱邦的政策惯出来的。而这种政策对汉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引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作者：无奈）
再来看看胡耀邦干了什么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 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
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看出，当时的中央。拍拍脑袋就想当然的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一九七一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 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 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徵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作改变了。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拍脑袋，就天真的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人示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害了后来的继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再来看看维吾尔人是否感激这种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後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胡乱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把手必须是维吾尔族人，更加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东突。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白白牺牲了很多战士。（详见新疆士兵亲历记）在基层，实际上维族领导只需要有意无意的偏向维族，就可以是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
胡乱邦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军委工作后，认为比毛高明（时毛、周都已体弱高龄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乱邦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
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至1969年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处理。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主政国务工作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体弱高龄多病），邓小平明示后，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复辟资本主义后又都被平反放了出来。今天《疆独》《藏独》闹得欢，应该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