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答应条件放后又立即反目

蒋介石答应条件放后又立即反目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蒋介石回南京去。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在《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

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边关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的潘汉年，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中央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向张学良分析了对蒋两种不同的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二是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放他回去。

周恩来的一番话，更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在与杨虎城会谈时，杨担心轻易放蒋，一旦蒋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思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并做了许多解释。杨听后感慨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员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争论很激烈。张学良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功不可没的。

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六项承诺：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但要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随后，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本应早日实现，但蒋介石不仅不履行承诺，而且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继续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同时推动与国民党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实现。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即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结束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则的让步。这种原则的重要表现就是，

一是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区和红军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

三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

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为敦促蒋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多次谈判。

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其真实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党中央对蒋介石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从大局出发，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

在推进国共谈判、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同时，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带领全党把工作重点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

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进一步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

二是阐述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形势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三是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

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

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

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指出，在新形势下，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为此需要重新学习，既要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斗争，又要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属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少奇、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讲话。会议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统一了新形势下党的政策思想，增强了党内团结，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