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满洲国和井岗山的不同

蒋介石对满洲国和井岗山的不同






在混乱的中华民国时代，除了全国各地有军阀割据之外，还有两个不被承认的小国家存在。一个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满洲国》，另一个是被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的《井岗山》地区，当时称《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 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该政权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彻底的民族自决。

作为自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来说，是区别对待的。对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满洲国》采取不抵抗政策，任凭日军占领。而对《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争。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对《满洲国》，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还将调走驻守在东北的张氏父子的军队去西北剿共。

而日本1879年吞并琉球，1895年吞并中国台湾，1905年通过日俄战争夺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1910年彻底吞并朝鲜，一战又攫取了南洋群岛。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扩张到了60万平方千米。而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又占领了富饶的中国东北，直接控制面积多达200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日军疯狂掠夺占领区的资源，服务于侵略战争，美其名曰“以战养战”。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耕地、钢铁、煤炭、金银、铜矿、高岭土、稀土、木材（森林）、粮食甚至人口。

我们先说耕地资源。1936年，日本颁布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准备要分四期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这些移民被称为开拓团。

他们获得的土地，其实就是侵占中国农民的土地。而中国的农民，被迫迁至集团部落，美其名曰撤村并屯，又叫“人圈”。中国的老百姓如同牲畜一样，被强制生活在“圈”中。

从1934到1939年，全东北总计建成13451个“集团部落”。这种集团部落，其实就是集中营。迁往部落内的农民多数没有住房，有的露宿柴草堆旁，有的搭草为棚，有的就地挖个“地窨子”。

由于部落内不是住房简陋狭小、四处透风，就是无处容身、风吹雨淋，因此染病死亡者甚多。这里的人们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又无医无药。

这里条件很差，但徭役很重。这里的农民，不仅要承担部落内各项设施的建设，参加各种劳役，还要承担地租、粮食、人头税、保甲费等税负。

再说森林资源。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经营中国东北南部，从鸭绿江流域开始，大肆砍伐中国东北的森林资源，并逐步推向长白山地区。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更是有组织、有计划、机械化地掠夺东北的森林资源，为此还修了1700公里的森林铁路，被称为拔大毛式儿的砍伐。

日本用这些木材供暖、架桥、修铁路、造线杆、造枪托、造火柴、烧木炭、造纸、造船（日本缺钢，能用木头的地方一定用木头）等等。

就这样，日本至少毁掉了东北五分之一的森林资源。辽河流域、鸭绿江流域、松花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基本被砍秃了。

日本的疯狂掠夺，使东北的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森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重要作用。由于森林被大面积砍伐，水土就失去了保护。

举个栗子，我国的辽宁省，19世纪总共5次特大洪水，而从1907年到1971年64年间就发生了17次，给人民的生活生产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没有了森林，土地存不住水，所以又导致了旱灾的频发。1932年到1949年，东北地区发生旱灾8 次，而且每次旱灾都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广。

没有了森林，动物失去了家园，珍稀动植物濒临灭绝了。自然界的食物链发生中断，老鼠失去了天敌，开始泛滥成灾，所以1949年前东北鼠疫持续爆发。

我们都知道山西是黄土高原，生态极为脆弱，但山西的森林资源却遭到了日军毁灭性地砍伐。据山西省林业部门估算，日本侵略期间，山西木材损失8.4亿立方米。

到日本投降时，山西森林已所剩无几，仅在偏远深山区域残留30余万公顷的残林，全省森林覆盖率低至2.4%，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日本还疯狂掠夺中国的煤炭等矿产资源。如果研究抗战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1945年已投产的中国煤矿附近，都有万人坑。

这跟日本一项叫作“以人换煤”的掠夺计划有关，比如山西大同煤矿万人坑，辽宁阜新煤矿万人坑，安徽淮南煤矿万人坑，吉林辽源煤矿万人坑，黑龙江鸡西以及鹤岗东山万人坑，河北井陉煤矿万人坑……

其中山西煤峪口的一个万人坑，就发现了六万具尸骨。这些尸骨有的头颅被击穿，有的四肢被砍掉，有的脊骨被扭折，有的被铁丝捆绑着，有的仿佛挣扎着向洞口爬去，有的张大嘴好像在呼救。

也就是说，当一名劳工失去或者部分失去劳动力的时候，他们会被活活地扔进万人坑。他们多久会失去或部分失去劳动力呢？一般来说，一个健壮的青年也只能扛三四个月。

日本在河北井陉煤矿的八年间，掠夺了800多万吨煤炭，而万人坑中共被丢弃了4.6万具尸骨。这意味着日本平均用一条中国命换170多吨中国煤。

假如一个劳工一天挖两吨煤，这意味着他们从下井那一天开始，平均寿命也只剩下了80多天，也就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里劳动强度极大，每天在监工鞭打下12～16个小时，吃的住的比牲口还差。日本侵略者完全不把中国人当人，甚至地位还不如牲口。

养过牲口的人都知道，主人可心疼牲口了，每天好草好料地喂着，生怕牲口伤了病了，甚至连一鞭子都不舍得抽，因为牲口是财产，是劳动力。

但在日本人眼里，中国人不如牲口，因为中国人伤了病了死了都没关系，会有源源不断的中国人补充进来，活着被赶入万人坑，可能还省得抬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大同万人坑中的劳工还有童工，他们这么小就在鞭子抽打下无休止地劳作，直到被虐打致死，人间地狱莫过于此。

煤矿周围都有万人坑，而万人坑却非煤矿独有。只要是被日本人占领的矿山、林场以及大型工程设施或军事要塞，其附近必然有万人坑。

1939年日本实施“大查哈阳”计划，强抓中国15万劳工修筑黄松沟蓄水工程，造成数万中国劳工死亡，而现在的太平湖水库就是当年的那个万人坑。

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仅在东北和华北，为了修筑工事和掠夺资源，就强征了3700万中国人充当劳工，而这些人中有上千万人被迫奴役和迫害致死。

对日本侵略者而言，把中国人累死已经算是“人道”的了，更惨绝人寰的是拿中国人的活体当“马路大”，什么活体解剖，活体注射病原体，活体人畜实验，冻伤烧伤枪伤实验……

说起这些，人们往往想起罪恶滔天的731部队，其实类似这样的部队还有很多，比如广州的100细菌部队，8604部队，1875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9420部队，第14防疫给水部……

比如这个1875部队，总部设在山东济南。 这支部队除了搞细菌战，还经常抓大人小孩以及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做活体解剖、活体感染病菌病毒等实验。

仅1943年日军在冀鲁豫边区制造的霍乱疫情，就导致了四十多万人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惨案，给根据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占领中国只是为了占领中国的土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可没打算统治中国人，他们是要把中国人分批给彻底灭绝掉，就像美国灭掉印第安人一样，而且手段极为残忍。

中国人民面对的敌人是全世界最凶残、最泯灭人性的。所以中国人民的抗战最为艰苦卓绝，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也是最大的。

中国人民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的中流砥柱，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有自己的中流砥柱，那就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始，毛泽东就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把这个思路应用到了抗日战争——到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

有人问，为什么不到敌前？道理很简单——国民党严格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没沦陷之前算是国统区。在国统区，国民党防共产党比防日本人还上心。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划分了五大战区，陕北红军被改编成了八路军（后又改称第18集团军），作战范围被限制在晋察绥地区。

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外围，国民党内外修了五道封锁线，部署了50万重兵，进行了重重包围。国民党要是拿出这个态度对付日本人，抗日也不会这么艰苦。

陕甘宁边区原本就是贫瘠之地，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只有200万。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围攻下，边区面积减少至9万多平方千米，人口少了50万。

国民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严令国内各界人士将棉花、布匹、药品以及电讯器材等一系列物资输送边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一方面向敌后发展，一方面发起大生产运动。

新四军也有类似的遭遇。有抬杠运动员提问，说新四军为什么不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这是因为1938年1月，新四军改编谈判才完成，此前国民党不给南方游击红军合法地位。

南京沦陷后，蒋介石慌了才做出了些许让步，以极为苛刻的条件允许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归第三战区，作战范围限于（南）京沪杭，连打游击的根据地都要让出来。

可当新四军还没完成集结，原来的第三战区已经基本完全沦陷。就这，蒋介石内心还有自己的小九九，敦促新四军各部离开建设多年的根据地，向东挺进。

蒋介石甚至不让新四军在江南活动，也不允许在地方上招兵扩编。蒋介石曾经当面警告叶挺：如果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是要剿的，你们绝不能在江南。

可这时原本第三战区的作战范围，已经几乎全部沦陷。自古以来，沦陷区作战都是极为艰难、极为危险的，随时可能陷入重围，随时可能弹尽粮绝。

但毛泽东毕竟是一位辩证大师，最善于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后作战大有作为。为什么呢？沦陷区虽然有日寇，但没有国民党；沦陷区虽然没有后方，但有群众。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逆行，与沦陷区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然后与日寇打成一片，硬生生在沦陷区中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连片成区又把敌人分割包围在一个个据点之中。

人民军队有多猛？1938年4月新四军才完成集结，两个月后陈毅已经把司令部设在了南京城外，三个月后，叶飞率队攻入了上海，还炸了日本控制下的虹桥机场。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党和人民军队放弃了深耕十年的老根据地，深入虎穴团结沦陷区到沦陷区作战，极大地牵制了日军保护了群众，最终硬生生拖垮了日本。

没有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敌后部署，中国抗战形势不容乐观。虽然不少国军将士在国难当头之际慷慨赴死，但架不住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无法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根本无法应对凶残的敌人。

蒋介石虽然不断送非嫡系去填线，但效果很差，国军总是一溃千里，大片国土沦丧的同时，还导致了国军将士的巨大伤亡。国民党有多菜？1945年竟然还有豫湘桂大溃败，继续大面积丢城失地。

虽然看似还有三分之二的国土没有沦陷，但沦陷区基本都在胡焕庸线以东。胡焕庸线以东，集中了中国96%的人口。这些大好河山和人口如果被日本用于以战养战，战争前景不妙。

而共产党的敌后抗战，不仅狠狠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还限制了日军从中国获取战争资源的能力，日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扫荡、用于修路，用于构筑封锁线。

他们每次出门都提心吊胆，就算是换德国的坦克卡车也不灵。他们担心万一卡车坦克路上被炸了怎么办。

上一张沦陷图看似触目惊心，国土沦陷了37%，但放大一看沦陷区中还套着一块块红色的根据地。共产党又把人民群众从沦陷区中解救出来的。就算没有解救出来的，伪军汉奸也得收敛着点。

在领导抗战的同时，党也在根据地领导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民主改革、经济发展、妇女解放、文化教育，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让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浴火重生。

很可惜当时代表中国的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不仅在抗战中大跌眼镜，在抗战后表现也极为窝囊，放弃了琉球的宗祖国地位，放弃了日本驻军，也放弃了蒙古主权。

难怪有人说，中国明明是战胜国，却没有一点战胜国的样子。这一点在1945年9月3日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被国民党一级上将何应钦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受降仪式，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样一张图，中国代表昂首挺胸，接受了日本代表躬身低头递上来的投降书，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

然而这张图却是假的，是一幅美化过的艺术作品。真正的历史照片是这样的，何应钦这货根本没有表现出战胜国应有的气势，只看图一时还弄不清究竟谁向谁投降。

国民政府的表现配不上中国人民的伟大，以至于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被严重低估。

[yongbing1993]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这个题目说的是《结果》，是蒋介石五次剿杀《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井岗山地区低层老百姓送红军的《结果》，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时，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未能阻止日本的占领后成立的《满洲国》中老百姓四处流浪的《结果》。

产生这两个《结果》之前，要知道的是：都与中华民国政府有关，具体地说都与蒋介石国民党民国政府有关。具体有什么关系？请先看一个在博文《满洲国是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成果》后拍砖者的一个评论：

《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孙大炮后来心有不甘，又成了苏俄的代理人。所谓的“北伐”，不过是勾结苏俄，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

国民党（蒋介石）后来的抗日只是被形势所逼。你看看当年孙大炮的临时政府，从政治到军事，都被日本顾问把持，不说孙大炮身边的保镖宫崎滔天就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没有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天外飞仙美利坚，没有北伐崛起的毛熊，中国被灭（日本重演清兵入关）是板上钉钉的事！》

先说《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是真的吗？

《当年的国势》中的《当年》是指：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时。

《国势》应该是指：1927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蒋介石国民党。1931年在其中。

《谁也没辙！》吗？

一，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有170万左右。

《满洲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为伪政权。?193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己有几百万国军。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

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来说，是区别对待的。对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满洲国》采取不抵抗政策，任凭日军占领。

而对《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争。从1930年到1933年间派出了100多万的国军。具体如下：

1，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2，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3，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4，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5，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对《满洲国》，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还将调走驻守在东北的张学良氏父子的军队去西北剿共。

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建立，张作霖成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这之后他又不断地发展经营自身势力，成功地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全盘控制，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在他的带领下，1917年奉军吞并了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1918年又增设了一个师和五个旅，到1920年，奉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余万人。要知道，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般军阀的兵力普遍在一万到十万不等，二十万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东北军的强大，最直观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经达到二十余万左右了。等到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外的东北军就有214 140人，而这还只是正规军，非正规军也有七万多人；关内还有十三个旅，共计约十余万人左右。这样加起来，当时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而这三十余万士兵也并非乌合之众，他们不止有陆海空的编制，还拥有数量可观的精锐的武器，可谓是当时国内最具现代化的军队了。这还要得益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经营。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一直都是长于农业的，其军事工业可谓是比较薄弱的。而当张作霖成为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后，作为一个从战争中摸爬打滚过来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所以，他开始着手建设东北地区的军事生产基地，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等近代军事产业。

这些军事企业的涉猎范围非常广，不仅生产枪炮等常规武器，还生产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其生产能力也十分可观，东三省兵工厂从最初的日产子弹一万发左右，变成了到1929年能稳定日产子弹三十万发，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能日产子弹四十万发。

数量庞大的同时，质量上也不是粗制滥造。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日本人都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 第一的兵工厂”。相比于当时国内的各个军事集团，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可谓是最精良的，光是军用飞机就有两百多架，还有各色坦克、枪支，军事实力远远高过其余地区。

不仅如此，除了注重军事武器的装备外，张氏父子还加强了物资、粮草等的装备。作为一个有明显农业优势的地区，奉天粮秣厂保证了东北军的粮食供应。同时，鉴于高纬度地区气温低的特点，张氏父子还设立了奉天被服厂，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而除了粮食、服装以外，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物资充足的军队，如何能不成为一个实力强劲的军队呢？更何况，其领导人也不是什么酒囊饭袋，它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张学良父子的军队主要是指他们领导的奉系军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北空军和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他们拥有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沈阳兵工厂，但最终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军缴获。

张氏父子在沈阳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生产步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炮等多种武器，甚至还生产卡车和自动步枪，为东北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

东北空军的建立与发展：张氏父子从1920年开始创建了奉系军队的航空力量，并设立了航空学校培养人才，还派遣学员赴法国、日本留学，在飞机生产和仿制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由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锦州等地的260多架飞机及未启封的装备全部被日本侵略军缴获，东北的空军人员流散了。部分东北空军的人员在事变后加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战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十七万余日军、五万余伪军，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民组织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抗日军。 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最后留在东北的只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队的《一》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军队的总司令没派一兵一辛外，还抽走了一直守卫在那里的张氏父子的东北军。

《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的确无话可讲。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了。结果是：

《松花江上》是张寒晖1936年创作的抗战歌曲。该曲表达了中国东北沦陷后大批军民被迫流亡关内，思念家乡渴望收复失地的悲愤感情，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该曲中充满血泪倾诉，对侵略者带来的深重灾难满怀激愤，由对东北家乡的怀念到痛苦哀伤的倾吐，再到痛心疾呼，感情层层深入，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

彼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五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歌曲以凄婉深沉的旋律，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故土眷恋，又以“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的悲泣，道尽山河破碎的痛楚与民众的流离之苦。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抗战初期民族的深重灾难，也成为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推动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

1936年秋，在西安任教的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关东军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这时，他接触了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孙志远，听他讲述东北军将士思念丢掉的国土之情，讲述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并得到一本东北军出版的《东望》杂志，杂志封面写到：“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我们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我们何时能救我们的父老兄弟于水火之中？”这些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灵感，他很快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他的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

歌曲歌词：《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 流浪 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 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十送红军》歌词：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后，打掉了“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70华里路上”的五道税卡，在圩上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共产党对待工商业者的政策，把草林圩改造为红色圩场。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草林圩场为井冈山军民提供了棉花、药材、食盐等物资和现金，为根据地做好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草林圩上逢圩，到圩2万人，为从来所未有。”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描绘草林红圩的盛况。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首饱含激情的《西江月·井冈山》，正是毛泽东在遂川写就的。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遂川有着深厚的红色历史积淀，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突破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雏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是毛泽东在遂川提出的。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遇袭击。战后战士们疲惫饥渴，途经一块红薯地，大家一拥而上，挖出红薯就吃。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战士们。10月24日早晨，在遂川县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二年1月，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拓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调整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考虑到当时红军战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这些纪律被写在战士们的包袱布上，编进歌里，便于随时学习。

行走在遂川县红色街区，一栋清代庙宇式建筑最引人注目。高高红墙、片片青瓦，见证着“遂川建政”的伟大实践——这里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这里亲手创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领导遂川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创建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各项事业。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指导时任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制定了《临时政纲》。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比较完整的人民政权建设纲领，为红色政权建设提供了蓝本，对后来中央苏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抗战文化从这里可寻，红色政权建设从这里奠基。

三湾改编是红军建军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并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党组织和军事指挥员。仅是这一在今天看似很一般甚至很正常的举措，就具有了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告诉世人，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利益。

中国既往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声言过，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践行过。红军的职责就是推翻一切反动阶级统治，为天下穷苦老百姓打天下。

因此，它的奋斗目标和性质完全有别于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的一切旧军队。官兵一致，彼此平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进步，成了这支军队里里外外的一致作风。

后来，毛泽东又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作风纪律要求，彻底摒除了残留在红军队伍里的一切不良作风，逐步使这支军队成为有着明确革命目标和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型人民军队。

红军队伍里的任何一个官兵，没有谁是被人胁迫走进来的，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加入其中的。它的人员成分大都是工农子弟，都来自普通老百姓之家，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为老百姓谋取利益和幸福。

因此，老百姓形象地称他们为人民子弟兵。既然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就要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拼上性命为老百姓打天下。他们深受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与衷心拥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进行战略大撤退时，根据地民众与红军依依惜别。这里没有盛大的送别场面，只有妻子与丈夫，母亲与儿子，互相诉说惜别之情的个体场面。此时此情，都会情不自禁地于潸然泪下。父母妻儿是自己的家庭元素，革命事业是自己的理想追求。为了革命需要，服从革命指令，是每一个红军战士应有的素质和天职。老区民众是红军赖以生存的汪洋大海，红军是这海里快活跳跃的鱼儿。

这片养育自己的大海暂时要与之离别了，前面有更广阔的未知的海。需要鱼儿们尽快奔赴那里，和那一片海交融在一起。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了海的存在，再大再欢快的鱼儿也终将走向死亡。红军队伍里上至领导下至士兵，都深知这一点，也时刻践行着这一点。因此，无论红军走到哪里，哪里的大海都毫不犹豫地接纳他们，哺育他们，使他们养大身体，强壮体格，攒足力量，然后去搏击风浪。

苏区十万红军和苏区民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红军战士是苏区人民的子弟，人民是红军战士的衣食父母。没有人民的支持，红军队伍将寸步难行，没有红军的浴血奋战，苏区人民就会继续受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民与红军血浓于水，人民与红军心心相印。如果不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上的错误，红色星火就会从苏区蔓延开来，迅速席卷全国。当年的赤卫队，后来的民兵，都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坚强后盾和兵力预备队。这些组织直接来自人民，又服务人民，他们和正规部队一起，全力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前进过程中，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马上盛开红色之花。红军充分发挥了自己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把革命的道理传播给群众，把胜利的果实分配给群众，把革命的信念传递给群众。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种子与土地温湿适宜，鱼儿和水自然交融。于是，红军就能依靠自己的信念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战胜一切围堵之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投身革命即为家，几乎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坚定的选择。把革命队伍当家是大家共同的认识。钟石发父子五人临行前到老伴坟上的豪迈诀别，四个儿子集体为母亲伏地磕头，就表明了红军在他们心里就是自己的家的意识，就是他们理想信念的归宿。他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就像高福星在参加红军长征最后一次战役前，说的那句豪迈话语，撼人心魄振聋发聩：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把好延安的门。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都是人民的子弟，为了摆脱反动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告别父母和家乡，走进实现理想的红色铁流中。他们弃小家为大家，尽大忠失小孝。一个个由极为普通的平民百姓，跃升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是人民之海里养育出来的猛鲨巨鲸，他们是人民之土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人民把自己的儿女无私送给了红军队伍，使得这支队伍历尽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依然昂首挺立，百折不挠，最终铺就了通向共和国大厦的弯曲路面，把胜利的旗帜插向美好的理想之巅。

长征中的红军，物资是匮乏的，减员是严重的。每时每刻，都会有战士受伤或者牺牲。它不仅需要及时补充匮乏的战略物资，更需要补充日益短缺的兵员不足。其实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贫苦民众参加它的队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剩下的几千红军战士，并不都是长征出发时的那些人，有不少就是在中途参加红军的沿路民众。众所周知，突破天险腊子口时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云贵川”，就是中途参加红军的代表。短时间认识红军、了解红军，自觉参加了红军，就是红军队伍的巨大魅力所在。魅力自何而来?来自它的严密纪律和明确宗旨，来自它的所作所为都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更来自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红军每到一处，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它的前景是绝对不容乐观的。正是它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自己的宗旨，才使它能够每到一处，时间虽短，都能够如鱼得水。史料记载，当初红军打下遵义后，苏区银行行长毛泽民，能够在短短十天之中，顺利完成苏区钞票在当地的流通使用，并在撤退前公平完成币物兑换，这实在是一般金融学家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红军就是那样奇迹般地完成了。由此可见，红军公平为民作风之影响力是多么巨大!这样的军队，人民不由衷热爱与拥护，难以想象!

[yongbing1993]

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十四年抗战》，实际上那时候的蒋介石国民党拥有的百万国军并没有派去东北积极参加抗战。还要把张氏父子的东北军几十万人从东北调往西北去剿杀共产党。而留在东北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当地的东北民间的抗日武装，它并不是全民抗战。所以《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因为1931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命令带领一部分南昌起义失败后逃亡的残兵败将才刚上井冈山，带领井岗山附近的工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组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的《井岗山》周围一大片地区的劳动人民，当时又成立了《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吋间从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为被蒋介石国民党派百万国军分五次进行剿条驱起后被迫去《长征》。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 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该政权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彻底的民族自决。

而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重点是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围剿，反对国民党围剿、蒋介石在忙于剿杀中国人在国内一心一意在打内战。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对蒋介石的国军共五次反围剿以后，被蒋介石国民党打败了。中国共产党就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就是逃亡。也可称为战略转移打不过就跑，君子复仇十年不晚。最后中国共产党胜利了，战略转移也成立了。如果中国共产党胜利最后没有胜利就称逃亡了。

在1931年-1934年，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国共之间的剿杀和反剿余的内战过程，根本没有形成抗战。首先作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蒋介石国民党就根本没有过抗日的部署，一心只想消灭共产党。即便在外敌入侵时也没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和王明其中包括苏联给钱和武器，希望都寄托在蒋介石，相信他会抗日的。但最终是：让全世界所有人失望了，蒋介石就是不积极参加抗日。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领导抗战，实际上是打内战的阶段。

到了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一年艰苦的长征，到1935年10月，长征胜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么，这个时候，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整整六年中，蒋介石的国军根本就没有积极参与东北的抗日。蒋介石根本就没有积极参与东北的抗日，也就根本谈不上蒋介石来领导抗战了。

由于蒋介石不想来领导抗战，发生了张学良楊虎诚将军捉蒋，逼迫蒋介石参与抗战的事件。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

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

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的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3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甚紧，便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1936年“双十二”，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即12日早晨，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

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兵进剿的严重态势，毛泽东仍从抗日的全局出发，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国共两党曾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就是因为蒋介石的反目，昔日的伙伴才成为仇敌。从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双十二”，不到十年的时间，蒋介石对共产党诋毁、通缉、追捕、杀戳，对红军一次一次的“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斩关夺隘，才来到陕北，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又亲自督战，非要在“最后五分钟”彻底剿灭共产党。

那些淌过龙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在得悉致他们于腥风血雨中疲于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笼中鸟，怎能不高兴，可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审蒋”乃至“杀蒋”，在人们的情感上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毛泽东还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

[yongbing1993]

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均田地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理念赞同。

孙中山会厚着脸面全世界去乞讨求援助。而得到的援助很少。苏联斯大林的共产党给他援助，而西方国家不给他援助。那时候孙中山为了打倒袁世凯，孙中山跟日本人签了比廿一条还廿一条的条约。袁世凯跟日本人签廿一条，孙中山也是跟日本人说，他可以提供更好的条件。幸好孙中山没能成事，如果他成事就是卖国贼了。

在感情上，他也是利用身边的女人，元配, 卢慕贞, 日本籍妻子, 大月薰, 日本情人, 浅田春, 妾, 陈粹芬, 末任妻, 宋庆龄等女人对他来说算是什么呢？是真正的爱情，还是事业的工具？他可是几次抛弃自己家的人丫。有人指责他是孙大炮。

有人说他是开皮包公司的天才，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敢以大总统的身份跟人打欠条，承诺成功后连本还息。这个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丰厚的条件，人家凭着什么要给钱帮你？皮包公司与真实的公司并不一样。有着理想，不代表懂得经营。连蒋介石都为了打共产党而要投靠美国，在1946年跟美国签了卖国商约─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结果美国人在中国无法无天，引起民情愤怨。

人无完人，孙中山作为当时的医生完全可以享受人生，却为中国低层老百姓代言并以此奋斗终生，如今走资派时代的砖家叫兽中有吗？

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精神可贵，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理念赞同。而国民党推孙中山为国父是为国民党创始人。

孙中山懂得武装的重要，所以在苏共帮助下建立军校。在推翻清皇帝上懂得統战，但为此让大总统位是犯了大错。所以进行北伐战争。在接班人上也不如意。汪精卫背叛了。蒋介石也背叛了。何奈？理念不同，孙中山为扶助工农及耕者有其田。而蒋介石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就如走资派邓小平们背叛了毛泽东一样，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走资派是为地主资本家阶级服务的。毛泽东时代己经不存在地主资本家了，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制造出地主资本家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如今的特色中国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吗？所以走资派特色党和蒋介石国民党都是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而孙中山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就为《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值得称中华民族的英雄。而《反共华人》就因这一点而反对孙中山。

再回到中华民国初期，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即时称帝，将孙中山排除在外，孙中山只能退回广洲。后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后下台，引起军阀混战。此时有军阀请孙中山去北京共事。孙中山抱病入京。

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当直奉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冯玉祥再次于北京发动了政变，华北平原的局势顿时风云变色，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

就在1925年一月一日抵京后，孙中山腹部绞痛，呕吐大作，紧急送入协和医院治疗，初步诊断结果为恶性肿瘤。一月二十日以后，孙病势加剧，已不能进饮食，医生眼看不是办法，只好动手术摘除肿瘤。将孙中山的腹璧切开后，眼前的情况让所有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只见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已经无法进行手术。

医生从肝上取出小块组织做活检标本后，就将伤口缝合了。术后，医师随即对孙中山的肝组织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得出的结论是：肝癌末期。

协和医院为了抢救孙中山，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性镭锭照射治疗，对孙中山进行治疗，可惜不论如何，孙中山的病情还是持续成长，肋骨下方的肿瘤也随着时间持续扩大，此时孙中山已经下不了床了。

孙中山终其一生视西医为正(他就是从香港的西医大学毕业的)，始终讨厌中药，认为这东西简直跟偏方一样，不仅祸害百姓，还延误就医时间，不过讽刺的是，医生后来有试着用中药药材来做医治，初期还颇见成效。没想到孙中山得知自己服用的是中药后，竟然拒绝再服用！凡事不宜痴，如果见得成效，大可以改变观点，不必坚持己见呀....

一九二五年二月，孙中山病情加剧，吐出大量鲜血，染红了整片床单。眼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孙速请汪精卫通电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北上赴京，商讨后事。

宋子文等人在北上探望时以为孙中山会提出立一个遗嘱，并且指定将来的接班人，可是北上前后，孙中山都没有立遗嘱的消息，于是汪精卫召集中央人物商定，先在探望孙中山前起草一个遗嘱，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汪精卫是众多北上官员当中文笔最佳的，被推举为撰写者。写好后便穿着一套黑西装前往医院。

《国父遗嘱》的首次发布：汪精卫走到了病房的门口前，尽量小声地稍稍开门，推至半处，看见了孙中山，此时他在病榻上闭着眼睛歇息，相比起昨日的探访，今日的孙中山脸型又显得更加凹陷不堪，体型也因癌细胞的扩散而显得更为臃肿。孙中山心中的接班人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

192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揭露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1923年2月20日，孙赴香港大学发表演说，港大学生会主席何世俭致欢迎词云：“用任何言语介绍孙中山先生皆无必要，因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国的同义字。孙中山先生的经历如用书本记载下来，无疑的将是最吸引人的事迹；如果爱好自由是伟大的考验，那么孙中山先生将与伟大共存。因此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位中国的伟人，一个真正的君子，和一个胸怀广阔的爱国者。”

1924年2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孙反对剥夺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被他们完全叫错了，它的实质就是通常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又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伦敦举行孙中山追悼会，致词说道：“我们信仰孙先生，敬爱孙先生，并不是因为孙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别惊人的形式，无非因孙先生有卓越的识见、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可以使我们信仰与敬爱。”称赞孙为共和而革命，不再是帝王将相的重复。认为孙意志坚韧，抱定主义，奋斗不懈；待人宽容，即使从前反对他的人，一旦肯赞成他的主义，他就引为同志。并在会上比喻：“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有法保存，也无法候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提醒大家应以其精神为标的，以实现其主义为最佳纪念。

1934年9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军人应确立革命的人生观》讲话，念及孙时说：“历史上凡是能够维持或发扬整个民族的人，他个人生命，也就格外放出光彩，照耀千秋永垂不朽。例如我们总理，是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的。他自民国十三年去世到现在，已经十年，试问那一个人会忘记了他？到现在全国四万万同胞，还有那个人不尊信他的三民主义？这不就是他永久的生命的存在吗？而且在他死后的生命，反比生前生命更为伟大更光荣！当其在世时，不仅一般反对派敌人对他攻击毁谤，不遗馀力，就是全国民众，也有很多人不了解他。……现在他虽已去世十年，只是躯体不见了，而他的生命，却寄托在我们一般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和一般的国民身上，一天比一天更能发扬光大！不但无人再敢轻蔑他，并且无不尊敬他信仰他，他的生命不但没有死亡，而他的生命的光辉，且永远照耀著整个民族生命的洪流，滚滚不停的日增其伟大。”

李大钊说：“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说：“孙先生是创造民国的元勋，这是三岁小孩和万恶军阀都是承认的。”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称：“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称：“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要点）：“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纪念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应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1926年3月10日，鲁迅在《国民新报》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批评社会上“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其中声称：“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有谁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1927年3月，鲁迅发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再一次强调：“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胡适称：“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