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走资派捧孔腐儒共产党信马列毛
二十多年来，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走资派邓小平给造反派红卫兵定的“阶级报复罪”说明什么?! 走资派邓小平们口头上说"阶级斗争熄灭论", 走资派邓小平可下起手来够狠的。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的改革开放后, 将所有的造反派一部分红卫兵都被赶走、被审查、被坐牢、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的改革开放后, 四十年来宣传的就是奴性、就是不准造反、不准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奴隶们团结起来作斗争"。
而如今经四十年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教育下, 铁链女不反抗、妇女老人被打不反抗、
任由走资派们摆弄。这就是不提"阶级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说过很多次了,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
哪里有剥削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斗争。
因为阶级矛盾中主动发起压迫者是权贵阶级。
走资派邓小平之所以敢于负隅顽抗，
走资派邓小平的负隅顽抗就如在当初 " 反右 " 运动中的极左思潮。 " 用一种正面的倾向去掩盖另一个反面倾向 " 历来是走资派邓小平惯用的伎俩，当着革命的形势在不断发展，
谁害怕阶级斗争? 是工人? 是农民? 是无职无权的老百姓? 恐怕都不是。是当官的! 是资本家! 是权贵及权贵的帮凶们!
只有权贵及权贵的帮凶们压迫剝削欺榨百姓, 被压迫剝削欺榨的百姓要反抗造反。
没有阶级斗争了就没有反抗造反了, 可只准他们放火镇压不准百姓点灯的。
走资派都是不想提阶级斗争的, 因为他们是主宰中国主宰世界主宰人类的, 是不准有人抗争造反的。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在中国就是走资派上台。
走资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背弃阶级斗争》的。
毛主席说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１８８２年指出：“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
恩格斯１８91年指出：“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
恩格斯１８94年指出：“的确，你们让机会主义牵着走得太远了。
修正主义这一词汇的出现是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的事，
修正主义一词，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篡改、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与党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斗爭,
毛泽东逝世后，饯行"摸石头"的人们，摸"了这么多年,
修正主义者他们在不缺钱和让工人叫资本家爸爸的舆论中和谐，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爭，进入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二十多年来，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走资派邓小平给造反派红卫兵定的“阶级报复罪”说明什么?! 走资派邓小平们口头上说"阶级斗争熄灭论", 走资派邓小平可下起手来够狠的。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的改革开放后, 将所有的造反派一部分红卫兵都被赶走、被审查、被坐牢、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的改革开放后, 四十年来宣传的就是奴性、就是不准造反、不准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奴隶们团结起来作斗争"。
而如今经四十年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教育下, 铁链女不反抗、妇女老人被打不反抗、
任由走资派们摆弄。这就是不提"阶级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说过很多次了,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
哪里有剥削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斗争。
因为阶级矛盾中主动发起压迫者是权贵阶级。
走资派邓小平之所以敢于负隅顽抗，
走资派邓小平的负隅顽抗就如在当初 " 反右 " 运动中的极左思潮。 " 用一种正面的倾向去掩盖另一个反面倾向 " 历来是走资派邓小平惯用的伎俩，当着革命的形势在不断发展，
谁害怕阶级斗争? 是工人? 是农民? 是无职无权的老百姓? 恐怕都不是。是当官的! 是资本家! 是权贵及权贵的帮凶们!
只有权贵及权贵的帮凶们压迫剝削欺榨百姓, 被压迫剝削欺榨的百姓要反抗造反。
没有阶级斗争了就没有反抗造反了, 可只准他们放火镇压不准百姓点灯的。
走资派都是不想提阶级斗争的, 因为他们是主宰中国主宰世界主宰人类的, 是不准有人抗争造反的。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在中国就是走资派上台。
走资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背弃阶级斗争》的。
毛主席说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１８８２年指出：“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
恩格斯１８91年指出：“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
恩格斯１８94年指出：“的确，你们让机会主义牵着走得太远了。
修正主义这一词汇的出现是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的事，
修正主义一词，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篡改、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与党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斗爭,
毛泽东逝世后，饯行"摸石头"的人们，摸"了这么多年,
修正主义者他们在不缺钱和让工人叫资本家爸爸的舆论中和谐，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爭，进入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改变世界的日子》一文中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改变世界的日子》
作者：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尼克松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年1972年访华的。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公众会支持自己在下一个任期继续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过，“中国之旅”绝非易事。1969年美国飞船即已登月，美国总统访华则在1972年。分隔中美两国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间的大气层和星际空间还难跨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松此行被西方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开，或被冰山所困，访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作为第一个访问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定会面对美国国内反共及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另外，尼克松于1953年结识的“老朋友”蒋介石，也在暗地里怒责他“朝毛”(即朝拜毛泽东的意思)、“向毛叩头”了。台湾在美势力对美国政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作为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尼克松时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党。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与其夫人并排手挽手顶着寒风，稳步踏上专机舷梯。然后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就在这时，外公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向中国投降的意思，代表那些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做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摘自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改变世界的日子》)
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仅经过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集体经济制度以及其全国人民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和几百万个集体企业，没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话，中国走资派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没有对象的。让走资派邓小平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时代搞改革开放行吗？当然这样问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开放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阀割据又是战乱的时代。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成为军阀中的一个而己。
新中国把国门打开，前提是外面没有强盗，或者说是外面的列强已经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存在，这就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已经秘密访华了。在1972年前后，大批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阵营的国家和中国建交，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战争的胜利。
从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国和美国直接或者间接交手，而且美国都失败了。尤其是第二个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失败得更惨。美国当时急于从越南抽身。他承认了中国的胜利，所以尼克松到中国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和毛泽东会谈。当时美国媒体评论说，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尼克松是举着白旗来到中南海的》。
所以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工业体系，一个是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础，比如假设越南战争中国失败了的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会收得更紧，中国就根本没有改革开放的机会，因为在门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环伺，这个门是不能打开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正面评价改革开放的话，也不能忘记毛泽东时代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
看毛泽东在今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在百度输入“毛泽东”三个字，出现的条目是几千万。但“毛泽东”这三个字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是并不高的。
每年的9月9日在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人也非常非常多，鲜花也堆积得跟小山一样。有人见到毛主席遗容之后失声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论怎样评价这些事情，它们是有新闻价值的，但在许多主流媒体上的确保持了沉默。
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为了迎接新千年到来，组织了一个24人的小组。这个小组咨询了几十名专家意见，在几百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中，选出100个伟人中的伟人和影响力最大的100个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是从1001年到2000年。后来他们编成了一本画册，叫《人类1000年》。在这本画册里，没有罗斯福，也没有华盛顿，没有丘吉尔、戴高乐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出现了两次：作为历史人物，他出现了一次;作为历史事件，他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又出现了一次。这本书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和刚才百度的搜索结果作一个对比，也就是说，放在一个也许更客观、更多元的一个环境里，毛泽东显示的影响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说，如果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他的影响力也是更大的。
要谈历史，我们首先要画出一个历史的坐标，否则，历史就是混沌一片的。历史一般的分期，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在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明出现了崩溃式的局面。这样，就引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史，几代中国人都在追求这个问题的解决，但一直没有成功。而毛泽东呢，正是在解决这个近代史被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现的一个历史性人物。
中国的近代史又有“近代”与“现代”的区分。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点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49年结束。但总之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是区分开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理解这个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区分? 中国从1840年到今天走了两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这条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则是“现代”。不管是从辛亥、从五四开始算起，都是这样一个区别，下降的过程与上升的过程,一个是中国崩溃的过程，一个是新中国建立的过程。而毛泽东，正是站在这个“近代”与“现代”转折点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从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有三个历史贡献：第一个是赢得了中国的独立。在毛泽东以前，中国已经被列强瓜分斗刨，面目全非了。过去的藩国和领土一块块丢失，比如过去的琉球、朝鲜、越南、缅甸。领土比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亚和台湾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丧失掉了。以至于在1898年戊戌维新之前，当时的谭嗣同已经在“筹办亡后之事”，就是认真考虑和筹划中国被灭亡之后的事情，包括在中国被瓜分之后，他所在的湖南省应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在当时的精英看来，亡国已经是非常急迫、非常现实的一件事了。
那么，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真正实现了独立，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近代所讲的“驱逐鞑虏”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完成严格说还不是1949年，应该说是1953年，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问题才真正的解决。因为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时候，通过和列强即“联合国军”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风，才让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中国。
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鲜，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淮军与新建不久的日本陆军相遇，淮军从朝鲜的牙山溃退到平壤，再从平壤溃退到鸭绿江，一溃千里。而过了50多年之后，还是一样的中国农家子弟，经过毛泽东思想的训练和武装，就把当时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新中国的国力同“联合国军”中为首的美国相比非常悬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国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在195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8分之一，美国是2800亿美元，中国是100亿美元。在当时最能反映工业水平的钢产量方面，双方悬殊更大，美国是8780万吨，中国是60万吨。
所以，当时身经百战的领袖群体在讨论是否要出征朝鲜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这样一个军事天才，都是不主张出兵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他考虑了3天时间，不管有多么困难最后还是决定出兵。毛泽东的战争意志和战略判断被后来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
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强大得多，苏联已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现代化的海陆空军，而且已经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刚开始斯大林答应苏联只出空军，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斯大林怕出空军也会和美国发生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怕美国进攻苏联，所以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决定。
斯大林和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讲，让他转告毛泽东苏联不出兵了，并且说，让金日成同志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吧。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坚持出兵。回忆录讲，当时斯大林感动得流泪了，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所以说，在真正的历史关头，在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就被比较出来了。斯大林也是个钢铁般的巨人，“斯大林”这个词在俄文里就是“钢”的意思。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仍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抗美援朝战争这3年，中国打得非常艰苦，牺牲了10多万人，而美国的战争意志始终没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军队的战争意志基本上被打垮了，经常出现整师整军被围歼，出现一溃千里的局面，这就表明战争意志被打垮了。
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里，他讲了中美两军武器装备的对比。他说，美国一个军3个师，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数量是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也是3个师，火炮数量只有36门，也就是说连美国的一个零头都不足。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经常是美国的一个团被包围，但是最后还是突围出去了，而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多全歼的美国军队就是一个营，因为美国火力太强了。由于志愿军与美军装备的悬殊，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但1953年还是取得了胜利。
所以从1953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真正入侵中国。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树立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所谓“打得一拳开，百拳不再来”，如果第一次挑战你不敢勇敢面对的话，就会像1840年以后那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不断会有人来打到中国头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生存之战，说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必须把抗美援朝战争的功绩考虑进去。
抗美援朝战争又引出了毛泽东的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的完整的工业化建设。抗美援朝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现代工业。所以当初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参战，理由就是中国没有空军，没有现代工业。他说如果中国参战的话，特别是如果前进到平壤一带的话，那么中国军队将面临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鉴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新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1952年，新中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摸的工业化建设。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看，中国至少有三个千年工程，第一个是秦始皇修筑长城，它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北方边界，也就是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的一个分界线，因为秦始皇的长城在北方的线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叠。再往北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建立农耕文明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千年工程，后来历朝历代又不断翻修，这个工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
第二个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沟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后中国经济的繁荣，影响也超过了一千年时间。我们看《水浒》或者《金瓶梅》里面描写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华，都是沿运河的城市。只是到了近代，海运开始盛行以后，运河及其沿岸才开始衰落。
还有一个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中国现代工业体系。这也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奠定了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这个工程在1952年启动以后，扭曲了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不是从轻工业而是从重工业开始，因为重工业是装备其他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部门的。
当时中国建立工业体系的第一目标是建设现代国防，也就是为了避免中国自1840年以来面对的被动挨打局面。我们知道，常规的工业化过程，比如英国，是从纺织业这种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机器制造业这样的重工业。而中国刚好颠倒过来，所以当时出现了国富民穷的问题。当国家的工业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艰苦。这就是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被拿去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了，以至于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国实现了用导弹发射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4月中国卫星上天。也就是说，以“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当时世界的尖端技术成果，“两弹一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话，我们中国今天的命运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规模甚至还不如比利时。比利时我们知道面积只有30000平方公里，比台湾省还小，人口只有几百万，还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泽东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却进入了世界工业六大强国的行列。1952年，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工业只占30%，农业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前，这个比例颠倒了过来，工业占72%，农业只占28%。当时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第二大贡献。
毛泽东还有一大贡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要说社会主义首先要讲一下资本主义的困境。因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以“经济人”为基础，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形成恶性竞争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不但导致社会环境的恶化，也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并且在个人心理上形成了极度的焦虑、压力和紧张。
建国初，新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选择恶性竞争，那么它造成的惨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么有限的资源会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也是1949年之前中国的一个状况。
1949年之前，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启动，迟迟不能启动，或者启动了多次都进展及其缓慢，并且不得不中途停下来?除了战争的干扰，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限的财力和物力被一小部分高消费阶层占有并无谓地消耗掉，有限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工业建设中;而1949年的中国革命就是消灭了这个高消费阶层，把他们原来占有的这点资源拿过来，投资中国的新工业建设，奠定了中国新工业建设的基础。
今天我们中国又有了一个高消费阶层的，如果这个高消费阶层提前50年出现，中国是不可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之所以今天能够容纳这个高消费阶层，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中国的财力和物力能够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背负这样一个高消费阶层。
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上述资本主义困境的一种超越和克服。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尝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造，也就是说对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进行改造，这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尝试。这些尝试都是下放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试图超越当时以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为标志的苏联模式。但是这个尝试我们都知道遇到了很大的挫折，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
记念毛泽东逝世几十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几十周年。在谈论毛泽东的时候肯定回避不了文革。文化大革命也的确试图解决在那个年代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即变修走资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呢?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的“主义”是连接在“社会”后面的。也就是说，是由全民占有生产资料，由全民来享有生产成果。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这样，国家社会主义是由一个官僚集团掌握和控制生产资料，由官僚集团掌握国家权力，来实现生产成果的支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要解决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把国家社会主义变成全民社会主义，变成人民社会主义，这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就是说仅仅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相配套。
在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当时一个民主人士叫黄炎培随团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作了交流。他问毛泽东，说他也是几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团上升然后衰落和覆灭,“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刚开始大家聚精会神，众志成城，以后便惰性发作，无法扭转。他说这是一个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怎样避免这样一个循环?毛泽东当时很有信心地回答黄炎培说，我们靠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想法，他在建国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实施这个想法，把群众号召起来监督和批判这个国家的执政集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和党内的几个秀才一起系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很多批注和谈话。教科书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有针对性地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还发表了一段谈话，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一个“红色”的官僚集团会渐渐褪色，会变成“白”，渐渐还可能变成“黑”。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决“改变颜色”的问题。旧中国的劳动者曾经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解放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当时文革的一个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了市场对人的支配之后，要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解决国家和政府对人的支配问题。要实现最彻底的解放。
当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对发达国家，比如说对日本、对美国、对西欧。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电影叫《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那里面有一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了文革的影响。罗马的公安局长每天收到报告说，今天在大街上毛泽东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林彪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这是当时罗马的情况。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当时中国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识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头脑能思考的人当中。你们现在在网上搜索，可以看到这样的照片：当时日本大学生YX，高举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牌。文革以后，很多人从个人崇拜，从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巨大威望。这放在世界范围内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美日欧国家，是完全不存在这样洗脑的条件的。如果说有洗脑的话，那么恰好是反向的洗脑。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泽东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也很难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初探》
作者：钱学森
钱学森是著名航天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历史突然改变了轨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以非凡的胆略与智慧，领导中华民族绝处重生，仅仅用了二十八年时间，就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所有强大的敌人，一雪百年耻辱，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族之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中国人民从列强的宰割与蹂躏中奋然站立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之上，发下宏愿：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将毛泽东的伟大理想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然而在我们攀登顶峰的道路上，将会充满艰难与曲折。中国要想后来居上，超过世界领先水平，引领21世纪世界新潮，不仅必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新一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首先造就象毛泽东那样具有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胆量和雄才大略的第一流的领袖群体。毛泽东作为生长于中国大地的世界第一流的伟大领袖，为我们研究他的成长历程，探求造就伟大领袖和统帅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他13岁前学过四书五经,朝夕诵记中潜移默化了他的心灵。“影响毛泽东性格，塑造毛泽东人生境界的，还有丰富的古典文学名著。象《精忠传》、《隋唐嘉话》、《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书中古侠们打富济贫的行为，梁山好汉们的造反精神，孙悟空的叛逆性格等”。
在13岁时由于认定继续背诵哪些陈腐无用的经书不合自己的心愿, 他便决定在家自学了。这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只是被强烈的求知欲驱动着学习他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后来他读到一本郑观应写的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书《盛世危言》, 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强烈震撼。
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毛泽东17岁离家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求学前夕，写了一首《赠父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反映出当时的毛泽东是一位很有志气的青年。在东山学校，他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从这本书里，他认识了令他非常钦佩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肯等人物。他在东山的求学只有短短的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新军。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毛泽东回忆说，“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
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了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此后毛泽东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是毛泽东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
单从以上引述的有关毛泽东就学的的经历来看,可谓乏善可陈。读了六年私塾, 一无留洋背景, 二无名牌学历。17岁读高小, 后来是一联串的技校,而且个个半途而废。25岁才师专毕业。这样一份简历在一般人看来, 别说锦绣前程, 就是混碗饭吃, 也是实属不易。毛泽东的求学经历, 为何如此坎坷?
因为他内心深处孜孜以求的是超凡脱俗的“内圣外王”之道, 天下没有一所学校有能力传授!
而这一切只有靠他自己去独立探索。就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非凡的个性，和由此产生的超人的智慧。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领袖，关键的原因是他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了伟大领袖的心理素质。一种高屋建瓴的领袖心态。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性格形成对其以后一生的成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与其当时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如果不是出生在湖南,他的心理发育历程也许会大不相同, 中国的历史也可能随之而大不相同。湖南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在近代出了个曾国藩。正如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描写的那样,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 十几万湘勇带着从金陵劫掠的大批财富, 回到湖南“起屋买田, 送子读书, 经商跑大码头, 出门会阔朋友, 开湖南一代新风,遂使历来号称天荒之地的三湘四水, 从此眼界大开, 风气大变, 人才辈出, 灿若群星, 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名气, 最有影响的一个省份。” 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蔚然成风。
莫志斌，陈特水在《跟毛泽东学读书》中披露，青年毛泽东是极为推崇“圣贤”的。他“衡量圣贤的标准，显然是受了曾国藩家书的影响。”曾国藩为教育曾氏子孙，选择了“古今圣哲”周文王，孔孟，司马迁，诸葛亮等33位中国历史上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完整地记录并深入研究了这３３位曾国藩选出的“圣哲”，其中多位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多次出现。毛泽东特别崇拜曾国藩从修身养性的“内圣”入手，中道致力于经帮治国，治军，“平天下”，从而引向“外王”之道。在青年毛泽东眼里，曾国藩是位既懂“内圣”之道，又获“外王”之绩的“圣贤”人物。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加上西学东进的时代感召，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毛泽东逐渐明确了学习的目标，那就是师从古今中外的众多最伟大的人物，修炼“内圣外王”之道，兴邦治国平天下，改天换地救中国！
伟大的志向造就了毛泽东非凡的品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了完成“天降大任”，毛泽东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吃大苦，耐大劳的品格。他和友人一起徒步考察湖南，“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沿途乞讨，体察民情。为了培养自己的坚强意志，每遇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他常赤身露体，呼号狂奔着在峥嵘险峻的岳麓山上奋勇登攀。抒发着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寒冬腊月，冰水浇身。风急浪高，劈波斩浪。风吹浪打，闲庭信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青年时代的壮志豪情，在他令人回味无穷壮美诗篇《沁园春.长沙》中得以尽情的展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浸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胸怀远大抱负，有意识地自我训练的结果。
在品格修养中,毛泽东还非常看重成大事者忍辱负重, 愈挫愈奋, 百折不挠的意志磨练。正是这样的心理素质使他在日后极端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受到错误路线打击排挤的逆境中，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领导中国革命,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正是这样的心理素质使他所造就的人民军队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 它要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正是这种气概,铸成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它让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们无不心惊胆寒。毛泽东曾反复研读司马迁在受腐刑之后写给朋友的《报任安书》,并仔细地琢磨司马迁在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境界:“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经常用《报任安书》中的话来教育全党要经得起挫折, 要不为逆境所折服, 要奋发有为。毛泽东日后考察干部,也特别看中能否经得起挫折这一条。
司马迁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司马迁注意读“无字之书”。他２０岁以后，游历各地的名山大川，考察史迹，广收史料，对历史的感性认识，为他后来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司马迁的“实学”精神令青年毛泽东深受感动，他表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在司马迁的“实学”精神影响下，毛泽东一生注重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１９２７年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其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后来在延安又写了《实践论》。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其获得真知灼见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伟大的志向在造就其非凡品格的同时，也使他拥有了做为领袖所必备的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张昆弟1917年9月日记曾记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胸怀大志的青年毛泽东喜欢“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毛泽东自述：“我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这些核心成员后来组成一个团体，对中国的大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一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我和我的朋友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这些人包括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萧三、陈昌、周世钊、罗学瓒、彭道良等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他们组成的团体就是著名的“新民学会”。
“《礼记》里的‘大学’篇中有‘道在新民’；《书经》里的‘汤诰’篇中，有‘人作新民’。我们取其‘新民’，意在除旧布新。新的人，新的势力，开一代新风!”不久以后，毛泽东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便高举着共产主义这面大旗，凝聚党心，军心，民心，让千百万仁人志士，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分身碎骨，心甘情愿！天安门上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全球华人，无不动容！建国之初，毛泽东“超英赶美”一番宏愿，海外赤子，竞相归国。没有汽车洋房，没有金钱美女，只有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新中国建设蓝图！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蒸蒸日上，一日千里。今天让我们反思一下，如果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时，不用解放全人类的的伟大目标为感召，而是用为实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奋斗，谁会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头都没了，还想啥？毛泽东如果没有“超英赶美”的宏图大志，而是“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海外精英们还会有毅然回国的激情吗？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其志向的伟大，感召力的伟大，凝聚力的伟大！
伟大的志向不仅造就了毛泽东非凡的品格，也造就了毛泽东超人的智慧。毛泽东安邦治国，改天换地的奋斗目标，注定了他只能师从天下最有智慧的那位老师---五千年的历史。1910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第一次读到了吴乘权等编修的《纲鉴易知录》。这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私塾的学习为他打下了古文的基础。后来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里读到了《御批通鉴辑览》。这部书是由臣下将乾隆帝朱笔御批的《资治通鉴》的８００条汇编而成。此书的卷首还有乾隆写的序言。学安邦治国何人最有资格当导师？当然是建功立业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正是那时的毛泽东在冥冥之中苦苦寻找的指路明灯。就是为了读这本史书，他退学了。按照乾隆的指点，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了浩瀚的历史海洋。从此以后，毛泽东读史成瘾。史书成了他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资治通鉴》是他最为欣赏的著作之一。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百度百科）。毛泽东评价《资治通鉴》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我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非浅。”
《二十四史》也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一部史书。该书是由清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部史局的结果，它以统一的纪传体裁，完整、系统地记录了明亡以前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历史。是中国唯一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官修史总集。全书共有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册，约有四千万字，可谓包罗万象。毛泽东并非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去考证式地读史。而是带着问题读，根据需要读。目的是学习安邦治国平天下之道。
当毛泽东将上下五千年的天下兴亡，人世沧桑，尽收眼底，烂熟于胸，融汇贯通之后，终于找到了上帝为历史当裁判，为帝王写评语的感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跃然纸上：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将古往今来无数英雄豪杰的雄才大略，经验教训融入自己的灵魂深处之后，他本人也就成为东方智慧的化身！达到了料事如神，用兵如神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通过正确的“修炼”确实达到了“神”一般的境界！
这里我们并不想鼓吹神秘主义。而是要探索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从而让毛泽东式的领袖人物能在中华大地上层出不穷！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实例来分析历史是如何启发毛泽东的灵感的。
毛泽东的许多政策和方略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比如《汉书》中《赵充国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时边塞有事，京师发兵，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往往兴师动众至边疆，敌已遁逃。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督兵西陲，多次上书，提出“屯田戍边”,寓兵于农的主张，而且身体躬行就地解决军粮, 这样可避免长途运输的困难, 节省国库开支, 以逸待劳,长期戍边。这个主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曹操和曾国藩也搞屯田,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为抗战时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解放后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黑龙江军垦农场等重大举措,提供了历史借鉴。（将来有朝一日，中国大举开发非洲或月球什么的，这条仍然可以借鉴。此乃后话。）
毛泽东善用兵,其中很多也是从赵充国那里学来的。赵充国主张, “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毛泽东将之表达为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赵充国讲,“战无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克，不苟劳众。”毛泽东总结为“不打无把握之仗。”赵充国提出“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
毛泽东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
赵充国平定西羌少数民族暴乱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保护牧农草地的政策受到牧民的拥戴。这为毛泽东长征路过彝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示范。赵充国的“严惩首要，胁从不问，善待来使，保护牧民”的民族政策，最终使罕开族不战而降。而与其合谋的先零族的入侵，也因势单力孤而被击破。后来孔明对孟获的七擒七纵，更是将对少数民族的攻心战术发挥到极致。这对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和俘虏政策的制定有重大启示。
范忠程在《博揽群书的毛泽东》中，记述毛泽东在《赵充国传》讲到兵法的地方逐一圈划。三个大圆圈的竟达19处之多。从圈点浓密，标记繁多，批语精当来看，毛泽东对赵充国印象极为深刻。
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记》与《史记·项羽本记》，对刘，项二人楚汉相争前后的历史作了认真的思考。毛泽东认为项羽的缺点在于优柔寡断，沽名钓誉，不善纳谏。肯定刘邦了解人民心理，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决策对头，用人得当。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民主人士李鼎铭的“精兵简政”的建议时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只要你说的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后来又建立了人民政协制度，就是由刘邦这样的历史经验而来。
在楚汉相争最关键之际，两军相持于荥阳。楚军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不顾谋臣范增的反对，放弃了接近灭汉的胜利，“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鸿沟而东为楚。”
和约签定后，项羽松懈，引兵东去，而刘邦得以喘息，最后打败了项羽。这段历史毛泽东自然是牢记于心，决不会重蹈项羽覆辙。1949年4月，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之际，重演刘邦故伎，向共产党提出划江分治的主张。毛泽东不顾斯大林的压力，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著名诗篇中，阐述了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战争年代，许多高超的智慧和谋略都是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上所举的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智慧，本质上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经验和教训的结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原因。
中国的历史虽然为战争和谋略提供了大量借鉴，但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战略方面，却是一片空白。只有苏联一种模式。毛泽东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几乎从头摸索。而不是在大量历史经验的指引下，胸有成竹。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才华横溢，而经济建设中则屡屡失误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这位伟人的历史局限之所在。
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我们不仅面临着超级军事强国，也面临着它的超级经济和科技实力。小小寰球，两只猛虎，早晚会有一决高下的时候。中华民族要想后来居上，必须要技高一筹，未来的竞争既是实力的竞争，更是智慧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领袖之间的较量。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楚汉相争，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刘邦，项羽领导水平之高下。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弱者可能打败强者，关键在于统帅。
“导师伟业垂千古，长征接力有来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未来中国的领袖们，应当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超越毛泽东。批量造就新一代的毛泽东。关键要抓住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有远大的抱负，中华民族决不会甘为人后。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动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创造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号召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凝聚力。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奋图强，科学谋略，才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顶尖水平！要继承和发扬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的毛泽东精神。二是要大量研究谋略，不仅是中国的谋略，更要加强研究西方的谋略，特别是经济谋略。未来的主战场更有可能是在经济领域展开。什么是领袖，领袖就是谋万世者，领袖们的谋略从哪里来，毛泽东的伟大成就表明，其过人的智慧主要来自于对中华五千年谋略史的正确总结。靠的是对历史上的大量实例分析来积累经验。这和诸葛孔明初出茅庐便能够大展宏图是一个道理。中国未来的领袖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精通千百年以来的西方经济谋略史。最后创造出结合双方优势的中西合璧的新的谋略体系。从而占领未来竞争中的智慧制高点。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