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掉了革命造反迎来了和平演变

扔掉了革命造反迎来了和平演变

走资派邓小平们大力吹响“阶级斗争媳灭论“和否定“文革造反的革命理想“之后，从胡跃邦开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引进了西方的绝对的自由主义。从而扔掉了革命造反的理念，也就是迎来了被和平演变的开始。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所有宣传机构抹黑否定文革之后，在民间特别是民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失落的过程。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民间社会成长。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传来，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有影响的，但是随着那个时代的旧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重，这种思潮退出了知识界，取而代之的是马列主义。

但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潮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和潜伏，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在知识界，包括知识青年当中开始恢复和成长。在当时的城市和农村，有知青聚居点和家庭文艺沙龙，青年知识分子传阅书籍，交流思想，包括马列经典、现代西方和苏联的文艺和政治书籍，大多是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因为是内部出版物，政治类书籍的封面为灰色，文艺类书籍的封面为黄色。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家庭文艺沙龙进入黄金季节。当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比如说有人在探讨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在知识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

文革本来是批判走资派以揭示了中国新的未来，即中国共产党应继续革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但是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为自己翻案而否定文革的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文革《继续革命》的理想失落了。所以，当时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新的道路即走资派邓小平的有关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设计。而90年代在主流知识界被追捧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也说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也反映在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当中。

1975年1月中国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是由走资派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走资派邓小平排除了文革中的革命理想，坚持假借“四个现代化”来推行唯生产力的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是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已经提出的，在第四届人大重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跨过了文革这9年，意味着文革《继续革命》的革命理念被“四个现代化”的理念置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四个现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这个目标。从此，中国的革命话语就开始转换成了私有化话语，就是走资派特色党政府今天的这套话语。

 在1975年以后，走资派邓小平又被赶下台，私有化的理想又不断被转换。但又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几年后，1987年特色政府十三大的时候，“四个现代化”被转换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但1987年走资派特色党的十三大把这个理想置换成了“小康”理想。

“小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标准，钞票的标准。这个小康标准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里被表述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也就是说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大家知道有广大的贫困阶层远远在平均数以下，所以说是“基本”，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些标准的变化，人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变迁。

人们所面对的这四十多年来的中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所谓“当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当时所说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时期。而今天所说的“当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这个当代直接承续的是文革的失败，文革失败直接导致了“革命造反”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造反”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常说的“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革命造反”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但还远远没有停止的迹象。

对《革命造反》的妖魔化还远远没有结束，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那里面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造反》被妖魔化以后，又对《革命造反》反复一万次的妖魔化的一种体现。

还有就是各种教科书，如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上世纪80年代，对《革命造反》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革命造反》的批判就渗透到了各层次的所有主流媒体，渗透到了各级各类各种各样的电视中和教科书，这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反省的。

今天中国大陆人民面临的现实，第一大特点就是对《革命造反》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造反》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对于工人农民一切底层人民，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来讲，淡忘，摒弃《革命造反》将意味着什么？

再一个特点就是迎来了《和平演变》。

改开之初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上世纪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和平演变》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造反》的理想，一种是《和平演变》的理想。刚才说了中国人的《革命造反》的理想已经被走资派们解体了，《和平演变》不久也进来了。《和平演变》理想的进来首先是八九事件，八九事件在中国的现实面前虽然被碰得头破血流而被走资派邓小平开抢镇压，但《和平演变》也是走资派邓小平做的。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和平演变》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让少数人先富。八九事件和走资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和平演变》理想是有帮助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和平演变》理想的成败问题，就是《和平演变》理想的如何进行的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是中美的桥梁。其实，中国人中很多人对这两个理想都失落了。不知信仰什么？

所以当中国人对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所有每个中国人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废墟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包括各种商品广告宣传都是这样的混沌。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群。

 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实际上在当时已经感受到了文革《继续革命》理想的破灭，对文革对革命造反对领袖英雄等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所以当时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会了调侃、嘲讽、混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当时在小学不少同学就是这样的，而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绝对没有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这种理想，甚至小学生的日记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那样一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就出现了，而有些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正好遭遇到文革之后，遭遇了文革理想动摇，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当他们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主角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态度和风格登上了舞台。从小说到贺岁片，到小剧场话剧，到网络论坛，一直到手机短信，这种自私自利的态度和风格比比皆是。这是中国人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精神的现实的空虚。

同时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也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与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今天特色中国的现实，也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人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的失败，人民群众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我们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压迫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19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到那两个理想破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知道“20年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这个目标，似乎是一个未来的视野，但实际上分析一下就会看到，实际上算得都是经济帐。一本非常权威的关于学习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辅导教材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要达到43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口是14亿，那么人均GDP是要达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个指标，剩下的是国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币，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要到40%以下，以及电脑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个指标基本都是经济指标。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人好像对未来只有经济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这就是中国人的困境。

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泽东的逝世，以及毛泽东所代表的价值系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被感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大常委会在毛泽东逝世时发表讣告说，毛泽东的逝世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讣告是说“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其他人党政军领导人逝世都是说“重大损失”。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逝世的一个估价。

在世界上，当时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了169封唁电，105个国家的首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到当地的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了半旗。当时国家的数量没有今天这么多，今天因为南斯拉夫、前苏联解体等等，包括东帝汶独立，增加了很多国家。

另外，人们都知道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以至于首脑会晤多年没有实现。中日之间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互相的好感越来越少。但是，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日本，从日本的首相、藏相、参众两院议长，到各大在野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还有普通群众一万多人，都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吊唁。东京举行了规模庞大的追悼大会。当时中国是在9月18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与此同时，除东京的追悼大会以外，日本的神户、横滨、千叶、札幌、大阪、爱知、长崎、福冈等大城市，都同时举行了追悼大会。许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处挂起了毛泽东的遗像，并走上街头散发悼念毛泽东的传单。当时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后来也做过日本首相，他说：对毛主席，“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当时的藏相大平正方，后来也做过首相，他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中国隋唐时期，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巅峰，当时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国度。日本后来的“大化革新”，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都是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中国是日本的中心，而这种中日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毛泽东时期短暂地恢复了。而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国力对比和隋唐时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中国是在1949年以后才建设不到30年时间。但是当时毛泽东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从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们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当时世界各国政要对毛泽东都有很多的评价，非常多，念不过来。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纳的总统，他说：“他(指毛主席)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半个世纪来，我们越来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么反过来讲呢，在他逝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会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正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70年代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向右转的思潮。比如在发达国家，美国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他们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相应的改革。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阵营到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类似一个变化，这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个动向。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中国1978年底开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现了伊斯兰革命，扣押美国人质。从此，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承担了原来主要由中国承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但是，应该指出，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情况看，恐怖主义游击战的性价比太低。牺牲了那么多游击战士和无辜平民的生命，却仅仅消灭了2800多个敌人。过去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是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人民军队越打越强，越打装备越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敌人同归于尽。说到底，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缺少了像毛泽东那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仍然属于失去了毛泽东之后的一种现实困境。

[yongbing1993]

走资派为啥总要和国民党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怎么能说：走资派为啥总要和国民党一家亲？

请看事实真相：

这《两岸》是指大陆和台湾。

在大陆一直是有走资派特色党即特色政府在执政，一切是有走资派资本家有钱人说了算，而是有走资派资本家代表了大陆上的所有人。

但在台湾就不同了，现如今是台湾民进党在执政了，而且近代台湾大多数时间是有台湾民进党在执政，而在台湾民进党在执政时就从来不认可《两岸一家亲》的。而只有在台湾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的几年里，台湾国民党马英九才认可《两岸一家亲》的。而如今台湾国民党自身都难保，根本代表不了台湾所有人，或者说根本代表不了台湾大多数人。那么这《两岸一家亲》，就是大陆走资派和台湾国民党的一家亲了。那么走资派为啥总要和国民党一家亲？

所以要问：走资派为啥总要和国民党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是走资派习近平提出的对台工作方针，最早出现于2013年。强调中国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血缘相连，如同一个家庭，是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一部份，走资派习近平用以解决台湾问题，以此推进中国统一。于2014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政治决议，于2021年写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在2015年习马会的闭门会谈中，曾经列入《两岸一家亲》。

走资派习近平在接见台湾国民党代表萧万长时，提出“两岸一家人”。同年，走资派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再度提出“两岸一家人“。在同年10月，走资派习近平再度接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将“两岸一家人”改为《两岸一家亲》，此后成为走资派习政府对台工作的主要宣传理念。

走资派习政府以《两岸一家亲》为对台政策的核心。当台湾有民进党执政时却发表声明，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互不隶属为历史事实，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台湾民意。

2014年2月18日，走资派习近平会见前往北京访问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时首次面向台湾人民发表了《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内容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走资派习近平个人认为能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主张，单方面阐释“两岸一家亲”的道理，从而呼吁两岸人民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圆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正式提出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2015年，走资派习近平在新加坡会晤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进行两岸领导人会面。习近平曾提出四个主张（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中、两岸一家亲、反对台独），经过双方协商，未放入正式声明中。在会前致辞中，走资派习近平提出，两岸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2019年1月2日，走资派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再次传达“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亲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心结”等两岸一家亲相关理念。

“走资派”是中国大陆推行资本主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内官员或党员。“走资派”之所以在宣传中被描绘成与国民党“一家亲”，主要原因在于：

大陆或台湾国民党不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或台湾都是为代表性的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反动阶层，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对立的。因此，当“走资派”被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时，意味着走资派们被指控为“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并暗指其政治倾向与国民党相似或有勾结的。?

从历史上看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中反对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工农利益形成尖锐对立。

看意识形态相似性：“走资派”是要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在宣传上，就很容易将走资派们与国民党这种具有资本主义的政党进行类比。

在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中，“走资派”与“国民党”联系起来，可以进一步看清其共同的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形象。

“走资派”与国民党都是“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是为了背叛社会主义的，和历史上的国民党联系起来，就看清台湾国民党以及大陆走资派是《两岸一家亲》，是《骨肉天亲》、是《血脉相连》，是《亲望亲好》，是《亲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心结》。?是在《共同做着中国梦》的。

大陆走资派和台湾国民党都说《两岸一家亲》，其核心宗旨都是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都是走回头路，都是在向旧的資本主义旧制度倒退。都是反共产党，反毛泽东的。大陆的和台湾的信仰共产党的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是懂得这《两岸一家亲》的意思的。台湾的民进党和他们的支持者们还不想同大陆走资派和台湾国民党《两岸一家亲》。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中国梦》还要继续。

[yongbing1993]

为中国人立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





真正为中国人立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美国人战火烧到中国边境鸭绿江时，应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首相请求，当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带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中国和朝鲜边境鸭绿江，进行了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落后武器击败当时世界强大的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合军队，让当时世界人重新审视中国，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中国是东方雄狮，是一条巨龙，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今天的和平，幸福的生活，真的要感谢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雄壮的歌声与今天的人们已渐行渐远，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始距今已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新政协会上曾庄严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胜利，终于把这种“站起来”的口号变成了现实。

20世纪的历史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儿女免除了亡国的恐惧，却未能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工人农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外国驻军，没有各国的“租界。没有妓女流浪汉吸毒者，没有黑社会，没有地主资本家。有免费医疗教育住房，人人有工作等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没有剥削和压迫。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使中华民族真正骄傲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被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所尊重。回顾中华崛起的历史进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立威之战。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旧中国进行的战争都是越打越穷，经济越发凋敝。《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初，由于当时在中国的大陆国内建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廉洁的人民政府，在《人民战争》的全民皆兵基础上就有了最强的动员能力。虽然战争消耗了62亿元人民币的直接战争费，却因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创造了年15%的增长率，战费只占同期国民产值的3.6%和国家财政支出的12%，国内仍能有比战费更多的财力保障了经济恢复，真正做到了“打仗建设两不误”，这又创造了历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当时5亿多中国人民被充分动员起来，在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场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雄壮剧目。在轮番作战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先后有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跨过鸭绿江。60万民工也随军进入朝鲜，参加了那场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抗美援朝战争。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国内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例如驻在东北边境的空军部队只有飞行员能飞到朝鲜上空作战，地勤人员却过不了江，他们也希望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光荣称号。后来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凡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空军的部队都算中国人民志愿军，于是他们被称为“抗美援朝不过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国内许多解放军部队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勤支援，国内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则投身于捐献、拥军、增产等活动，可以说国内那一代人都是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参加者。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美军发现战斗力很强的中国入朝部队源源不断投入战斗，曾惊呼“共产党中国拥有几乎无限的人力”。旧中国人口虽多，征兵却极为困难，除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外，抓壮丁也造成“抓者一人、逃者十人、怨者百人”的社会状况。

新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却能得到各阶层人民拥护，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参军动员。1950年12月，中央军委发出招收青年报考军事学校的决定，参加报名者有58万人，从而为全军增加了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干部来源。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报名要求参军的数量达2000多万人（占适龄男性青年一半），而被选中入伍者不足十分之一，人称“比挑女婿还严”。那时社会上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这种在敲锣打鼓和万众欢呼中踊跃上前线的情景，与旧中国在战争中抓兵抓丁的悲惨场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自此迈入了世界型现代化战争，在与世界最强手的较量和苏联援助下使自身现代化建设也有了飞速发展。出兵朝鲜之初，全军部队的武器大多数还属战争中缴获的“万国牌”，且自身又没有零配件及弹药保障能力。在战争中，中国入朝部队全面更换了苏制武器，并在实战中迅速加以掌握。3年时间内，中国用苏制武器和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在近代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标准化、序列化，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彭德怀对这一装备进步曾总结说，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通过这场战争，新中国打出了一个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轰出了一个强大的炮兵，并开始全面建设装甲兵，其他技术兵种也有很大发展，从此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公认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

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使自身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改善，受到友人乃至对手的前所未有的敬重。当时刚战败的日本人普遍对把自己打得满地找牙的美国人崇拜不已，突然看到过去轻视的中国人竟能打败美国，受到极大的心理震动，其社会上“支那人”的蔑称自此基本消失，而代之以“中国人”的正式称呼。

过去对华以“老子党”自居的苏联，从此才开始以敬重的态度对待中国，按毛泽东的讲法是“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国内就此从苏联获得了著名的“156项”重大建设工程的援助（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从而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军工业的重要基础。

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能用百亿元人民币就建立起配套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又在世界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如果新中国不进行抗美援朝这一战，取得这样的经济回报也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欠下的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至1959年已全部还清，其数额只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5%（1960年至1965年间归还的是对苏其他欠债23亿元），而且主要是以矿物而非农产品还债，对国家经济生活并无太大影响。今天的人们全面、客观地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还会感到毛泽东在出兵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是真理。而且这种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后人。

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时的新中国，还是一片满目疮痍的战乱后的贫困土地，按毛泽东的话说，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还停留在古代。中国是人口数量占世界第一的文明古国，工业产值却只居于世界第26位，尚不及比利时等小国。此时美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超强于世界，工业产值占全球40%，中美军队的装备更是有着巨大的“代差”。当年的中国军民能在战场上一再打败有着世界上最优良装备的美军及其仆从军，最后迫使敌方以妥协方式结束战争，除了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联盟战略和充分挖掘战争潜力外，志愿军官兵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是压倒敌人的主要保障。

其实军队的战斗力，主要由“人和武器”两大因素构成。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装备落后，却有英勇顽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在极恶劣环境中过“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生活而坚持战斗。美军及其盟友则是“铁多气少”，装备虽居绝对优势，其官兵却厌战怕死，在陆地交锋中屡败于中朝军队，靠陆海空三军合成的强大火力才勉强守住战线。战争的基本定律是强胜弱败。新中国在物质技术条件远弱于敌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优势和人力数量优势，有效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抵消了敌军的技术优势，最终在战场上形成了均势。

除了前线指战员英勇奋战，当时全国人民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援前线。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有着崇高的威望，全国各界人民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家一分一厘硬是省出了血汗钱，捐献给“最可爱的人”。教授、作家们捐献稿费，艺术家、演员到处义演，大学生利用勤工俭学把所得款捐献。更可敬的是那些生活还很艰难的工农群众，有的工厂的工人只留下伙食费而把其余工资都捐献出来；有的农民上山打柴，把卖得的钱都捐献给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子弟兵。仅在一年之间，全国人民捐献的人民币价值便相当于新币5亿多元，按当时一架米格战斗机价值15万元新币计算，可购买3700架。正是靠着这种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当时还处于贫困状态的新中国才能支撑起那样一场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战争。

在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动员时，领袖与人民保持了一致。组建志愿军出国作战时，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第一个向彭德怀报名，其他的人向这位领袖劝说时，得到的回答只是“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身经百战的毛泽东完全知道战争的残酷和危险，让毛岸英去朝鲜绝不是某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所说的“镀金”，完全是出于以身作则。当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日记，便记录了1951年1月初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情景──“此息告他。长叹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据毛主席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回忆，此后多年里，许多熟人亲友在他面前都从不提毛岸英的名字，以免引起毛泽东伤心。

在中国大地上，其实何止毛泽东如此，东邻半岛那片“三千里江山”（以南北长度计，一朝里相当0.3公里），以及长眠在那里的十几万志愿军烈士，多少年来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梦里情怀。提起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钢铁运输线上的烽火岁月，以及清川江、临津江、松谷峰、上甘岭……多少国人至今难忘。

正是靠着“牺牲的成千上万”，包括毛泽东深爱却“无法只顾及”的“一人”，新中国才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强敌较量并取得宝贵的胜利。当年从领袖到基层战士的英雄气概，也长久地感动着一代代国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均远逊于美军等极端不利条件下，与其展开殊死较量，把敌人从中朝边境赶回到三八线，迫使美国首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震惊了世界，立起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彻底终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屈辱形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浴血奋战及其伟大精神，为我们留下了永恒财富。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争传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善战与伟大精神，树立起了敢打必胜的典范。

[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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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支援到那里








人民群众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送什么”，“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

在凛冽彻骨的寒风中，人民解放军频频向敌人阵地喊话：“国民党军兄弟们，过来吧！解放军宽待俘虏！大米饭、白馒头尽你们吃饱！”

整个淮海战役，动员了随军、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出动了大小推车88.1万余辆，向前线共运送约9.6亿斤粮食、1460万斤弹药和大量其他军需物资，转运伤员11万人，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支援到那里，人民群众都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革命的《人民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如淮海战役等许多胜利的重要保障。就说在淮海战役中，前线参战将士加上随军民工达150多万人，仅每天消耗的粮食、马料就有500多万斤。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大量物资如何运到前线？淮海战役前，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情。

人民群众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送什么”，“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等极具感召力的口号。在各支前领导机构的组织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以赴支援人民子弟兵。后方群众日夜不停地筹集粮草，碾米磨面，加工军粮，赶做军鞋、军衣，还有大量的后备兵团，随时准备转入主力部队。

自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00多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精锐集团丧失殆尽，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面临绝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正规军115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力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线。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两个决定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4个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每个野战军辖2至4个兵团，每个兵团辖3至4个军。全军组成17个兵团（内1个铁道兵团）共58个军，其中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及铁道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决定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向全国进军的一切准备，以便在谈判破裂时继续使用战斗方式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1日，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至15日，双方协商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截至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仍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按照这个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江西九江东北）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终结。

接着各部队展开猛烈追击，在郎溪、广德地区歼灭国民党军5个军，并前出到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沿线，占领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广大地区及杭州、南昌等地。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7日解放武汉三镇（参见词条汉浔间渡江战役）。在此期间，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所部2万人起义。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参见词条上海战役）。6月2日解放崇明岛。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在战役中，停泊长江的英国军舰4艘公然炮击北岸人民解放军集结地域。人民解放军予以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对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斥责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走。

平津战役后，华北地区尚有两股较大的国民党军：一为固守太原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10万余人；一为位于归绥、包头的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所部约6万人。太原守军拒绝和平改编。中央军委决定增调第19、第20兵团及第四野战军1个炮兵师到太原前线，会同围困太原城的第18兵团夺取太原。4月20日，向太原发起总攻，至24日全歼守军。绥远的董其武，经华北人民政府与其谈判和傅作义劝说，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在做好部属工作后于9月19日率部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规模巨大，地域广阔，参战兵力众多，地理环境复杂，作战方式多样多变，战役进程转换迅速，后勤保障任务艰巨而繁重。毛泽东对此极其重视，早在1948年9月28日的电报中就指出：“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须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为加强对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央军委派后勤部长杨立三协助华野和中野相关部门开展后勤支前工作，不仅各中央局成立了总的支前领导机构，而且各级都成立了相应的支前组织：专区成立了支前支队，县成立了支前大队，区成立了支前中队，乡成立了支前分队，村成立了支前小队，这为后勤支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为战前做好后勤保障准备工作，各支前组织鲜明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相关部门迅速布置了以战场为中心的运输供应网，设立了许多粮站、兵站、民工站，大力抢修公路、桥梁、电话线路等基础设施，对筹集军粮、储备弹药、民力调集、物资运输、战场救护和伤员后送等后勤工作作了详细周密的部署，对大兵团集中一个战场及与友邻部队并肩作战会遇到的各部队不同供给关系、供给标准的物资补给等后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战役前夕，仅华东地区就动员了随军民工及二线民工60余万人，建立了六纵三横共9条民运线，抢运了1.8亿斤粮食到战场附近，完成了全部冬衣及50万双鞋子等供应任务，为战役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是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重要保障。在淮海战役中，前线参战将士加上随军民工达150多万人，仅每天消耗的粮食、马料就有500多万斤。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大量物资如何运到前线？淮海战役前，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情。

人民群众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送什么”，“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等极具感召力的口号。在各支前领导机构的组织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以赴支援人民子弟兵。后方群众日夜不停地筹集粮草，碾米磨面，加工军粮，赶做军鞋、军衣，还有大量的后备兵团，随时准备转入主力部队。

运输线上，人如潮涌，川流不息，吱吱呀呀的小推车，一个追着一个向囤粮点、兵站和战场飞驰。“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带领小车队风餐露宿、昼夜兼程，跑遍了几乎整个战场。他随身带了一根一米多长的小竹竿，每到一地便把地名用针刻在上面，竹竿上刻下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的名称，总行程长达5000余里。

“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疼痛难忍，仍咬紧牙关、拄着木棍坚持转运伤员8趟，往返300余公里。整个淮海战役，动员了随军、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出动了大小推车88.1万余辆，向前线共运送约9.6亿斤粮食、1460万斤弹药和大量其他军需物资，转运伤员11万人，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后方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不仅在物质上使前线部队得到充分的供给，而且在精神上也激发了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的革命斗志。

在战役第一阶段后期，随着战役的胜利进行，国民党军大量败逃，人民解放军实施追击作战，行军速度大大加快，囤粮点、兵站和医院常常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运输线大大拉长，随军运送物资的民工、车辆和挑子很难追上急行军的部队，这就造成了前后脱节的现象。这一时期后勤工作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后方的衣服、弹药、粮食等各种物资一时运不上去，前方的伤员又不能及时转运下来，后方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前方却缺衣、缺弹、缺粮，有的部队甚至在短期内一天只能吃到一两顿菜稀饭。

针对当时的战场形势和任务，人民解放军紧急调整后勤部署，积极创新拓展保障方式：迅速增设多处粮站、兵站和转运站，加速向战区运送战役储备粮，要求各粮站必须囤积部队5天所需要的粮食。由地方支前机关派出人员在战区附近积极组织现地筹措，以保障部队急需，缓解燃眉之急。

许多群众主动将粮食拿出来，有的说：“解放军流血牺牲为着我们，我们献点粮食算得了啥！”采取分段运送和直接运送相结合的办法，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组织起来，把粮食迅速抢运到一线部队。

当时负责紧急赶运11万斤白面的莒南县运输团，从山东到江苏、安徽千里跋涉，自带的口粮全部吃光了，可还是没有追上部队，但他们没有动用车上的一撮面粉，忍着饥饿坚持追赶，直至最终完成任务。

赶修了公路、桥梁，组织了运河水路运输和汽车陆路运输，在广大山岭、平原和河道水网地区新开辟了多条运输线。徐州解放后，抢修了由济南到徐州的铁路线，大批粮食、弹药、物资通过铁路直接运往前线，运输的紧张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要弹有弹、要粮有粮，做好瓦解敌军工作。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由于战线迅速西移、战局不断扩大，前后方距离拉远、运输线拉长，参战兵力和支前力量多元集中，再加上天降大雪、气候恶劣，后勤保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此，华东、中原、华北三区在徐州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协商联合支前具体方案，讨论粮食、民工、交通和货币币值统一等四大问题，明确部队元旦、春节供应等要求，各地区支前工作更加协调统一、步调一致。第三阶段初期，为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配合进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一线部队奉命在两个星期内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军事进攻，主要对包围的敌人开展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

经过细致周密的工作，人民解放军一线阵地要弹有弹、要粮有粮，每名指战员还收到一份经中央批准慰劳的年礼：一斤猪肉、五盒香烟，同时收到后方人民送来的装有军鞋、花生、红枣、慰问信等的慰问袋，可谓物资充裕、兵强马壮、士气高昂。此时，淮海大地连降大雪，严寒和饥饿使近在咫尺的国民党陷入混乱和绝望之中，一切可以吃的、烧的东西全部吃光了、烧光了，敌人内部经常会为抢夺一块大饼而发生火并，被冻死、饿死、打死的厄运时刻威胁着他们，可谓弹尽粮绝、山穷水尽、士气颓废。在凛冽彻骨的寒风中，人民解放军频频向敌人阵地喊话：“国民党军兄弟们，过来吧！解放军宽待俘虏！大米饭、白馒头尽你们吃饱！”就这样，我们的大米饭、白馒头也成了打击敌人的武器，伴随着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深深渗透到敌人的内心。成批饥寒交迫的国民党兵纷纷弃暗投明，奔向我军阵地，在前后20天内，主动投诚者多达1.4万余人，足有两个师的兵力。

[yongbing1993]

解放战争就是最成功的人民战争







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也喊：要打人民战争。如今真打起仗来有多少人民自愿参加？为保卫走资派地主资本家吗？

解放战争，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性战争。解放战争始于1946年6月因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八百万国军对延安等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战略防御转入全面反攻，通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消灭了蒋介石国民党国军中的主力，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至1950年6月全国性的大规模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内战的开始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国民党于1946年6月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向所有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标志着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开始。

解放战争是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共反人民内战，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进行的战争 。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民皆兵的人民解放战争开始，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国民党军主力。

1949年4月，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宣告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1949年10月1日，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大规模作战结束，解放了除西藏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这是成功实践全民皆兵的是解放战争将敌人赶出大陆土地外，真正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

抗战胜利后，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重建家园。但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人民意志，坚持独裁、内战、卖国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蒋介石为了制造和平假象，赢得部署内战的时间，于8月14日、20日、23日向延安方面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企图在谈判的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同时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

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指明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重庆谈判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借口接受日伪军投降，陆续调集80万人以上的军队，在日伪军接应下，以打通津浦（天津—浦口）、平汉（今北京一汉口）、同蒲（大同一风陵渡）、平绥（今北京一包头）4条铁路线为重点，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一面蚕食、侵犯关内各解放区，一面以重兵进攻刚建立的东北解放区。

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改称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人民解放军实施积极防御，依托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敌（1946年6月—1947年6月）。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1946年7月20日发出。指示共六条：

一、指出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国共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东北、华北、华东大举进攻解放区，认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

二、分析指出我们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原因：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三、提出了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和应该采取的策略。

四、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

五、提出必须作持久打算。

六、号召全党和全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战争之初，国民党方面不论在军事力量还是在经济力量上，较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都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军正规军有陆军86个整编师（或未整编的军）、248个旅（或未整编的师），共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后方机关和学校等约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总兵力43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4:1。

国民党军接收了100万投降日军的装备，并获得美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包括100多艘舰艇、900多架飞机和大批枪支、火炮、弹药、坦克、汽车。美国还提供海、空运输力量，输送50多万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主要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少量迫击炮、山炮，没有外国军事援助。

国民党统治着730余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3.39亿多人口，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和全国人口的71%，并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几乎全部工业，包括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

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有230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1.36亿，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工业，军工生产能力极为薄弱，只能自制步枪、手榴弹和少量机枪、迫击炮以及枪弹、炸药，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优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使用其全部正规陆军的80%，即193个旅约160万人的兵力，配以大量的地方部队和航空兵、炮兵、坦克兵，按照先关内后关外的战略步骤，企图用3至6个月的时间，占领各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摧垮共产党。

中共中央分析了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于7月20日向全党全军发出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

又：“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中共中央在总结了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后，还为人民解放军规定了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并明确提出“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资源”，“一切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民兼顾”等指导思想。

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展开于各个战场，还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争的头8个月，即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在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创造战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集中兵力；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分批歼敌，以求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为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运用这一战法，进行较大的战役战斗共16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主要的作战有：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和开创鄂豫陕、鄂西北游击根据地；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由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合并组成）的苏中战役、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等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出击陇海路战役、定陶战役、同蒲路南段战役等战役；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的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的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等战役。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还在国民党军侵占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牵制并歼灭部分国民党军，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国民党军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加之占领地区扩大，所需守备兵力相应增多，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因而从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取重点进攻的方针。集中94个旅约70万人的兵力，分别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在其他战场上改取守势，企图首先占领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尤其是一举消灭设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然后再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部队继续实行防御作战，诱敌深入，力求牵制和逐批歼灭敌军主力；以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的部队视机转入战略性反攻，收复失地，歼灭敌军。同时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在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解放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另以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依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继续积极求歼当面敌军。分别举行了东北夏季攻势、豫北攻势、晋南攻势及正太战役等战役，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一些城镇，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作战，并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至1947年6月，在一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高级军官202名，给予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并不断壮大了自己，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当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度时，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下降到373万人。正规军虽仍保持248个旅的番号，但其中有近半数是被歼后重建或是受歼灭性打击后重新整补起来的，总人数已由200万下降到150万。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虽由战争初期的193个旅增加到227个旅，占旅总数的92%，但其中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只有40个旅左右，长江以南的大后方及新疆等地兵力尤其薄弱，只有21个旅。由于整师、整旅被歼，大批高级将领被俘，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失败主义和厌战情绪增长。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00万人，同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已由1:3.4缩小为1:1.9。尤其重要的是，人民解放军以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建立了两个以炮兵为主的特种兵纵队和若干个炮兵旅、团，以及相当规模的工兵部队，加强了突击力量。

国民党统治集团随着其军事形势的日益恶化，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了困境。其统治区捐税繁重，物价飞涨，经济破产，百业凋零。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暴政，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人民革命运动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深陷于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和统治区人民斗争这两条战线的夹击之中。这时，解放区军民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解放区大部地区遭受战火蹂躏，人力、物力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中共中央依据对战局的全面分析，决定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抓住国民党军主力深陷解放区腹地的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以一部分部队在广大地方武装配合下“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

1947年下半年，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以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重点，逐步转入战略进攻。至1948年春，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歼灭其大量有生力量，并开辟了江汉、桐柏两块新根据地，使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得以巩固。

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出击外线，挺进中原，与内线各解放区部队密切配合，构成了向国民党军实行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形势，迫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转为守势，使战争达到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新形势下，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进一步统一了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开展新的强大攻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与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进行了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等战役，特别是豫东战役，一举攻克河南省省会开封，连同在雎杞地区的作战共歼国民党军9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解放区。

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军官174名，收复和解放拥有3700万人口的15.5万平方千米土地和164座中小城市，为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进行战略决战，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1948年9月—1949年12月）。当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度时，全国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战争双方除兵力和装备对比国民党军还稍占优势外，其他各方面都已大为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在两年中被歼260多万人，经补充后总兵力虽仍有365万人，正规军旅的番号增至285个，人数为198万，但新组建的和被歼后重建的师、旅占大多数，士气更加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在285个旅中，直接用于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为249个旅约174万人，这些部队分别配置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的少数战略要点及其周围，难于实行战略性机动。广大后方只配置了36个旅。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国民党民心失尽，内部矛盾加剧，恶性通货膨胀，工商业纷纷倒闭，政治、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人民解放军在两年作战中贯彻边打边建方针，总兵力已达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与国民党军对比为1:1.3。人民解放军炮兵已有35个团，装备了山炮、野炮等重炮1100余门。工兵也有了发展，并建立了少量坦克部队。经过两年战争锻炼，部队不但有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经过1947年冬到1948年春的新式整军运动，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为提高。中国共产党还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即长江以南的苏南、皖南和浙、闽、粤、桂、黔、滇等省区内建立了5万余人的游击武装。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千米，并拥有县以上城市579座，人口已达1.68亿，分别占全国面积、城市、人口总数的24.5%、29%和35.3%。解放区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有所增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醒，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愈益高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和两年战争的经验，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5年左右时间内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制定了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主力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求歼更多国民党军的基本计划。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军委确定了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准备歼灭国民党军115个旅（师），攻占一批大中城市。

1948年9月16日，已于8月会师于兖州、曲阜地区的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采取攻济打援部署，发起济南战役，激战至24日攻克该城，全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内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起义），夺取了孤悬在山东省境内有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使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到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100余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人，地方军30余万人，总兵力超过东北国民党军将近一倍。东北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已分别占东北总面积和总人口的97%和86%，人力物力资源雄厚，已具备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条件。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根据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于9月12日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首先以主力出击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数城。接着围攻锦州，全歼守军约10万人。长春守军1个军起义、1个军投诚，该城宣告解放。随后，当由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进到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时，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自锦州北上，全歼该敌（参见词条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等）。11月2日乘胜解放沈阳、营口，歼灭卫立煌集团余部，结束了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东北全境随即解放。

辽沈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这个战役连同在此之前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在1948年7至10月的短短4个月内丧失100万人。这样，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包括可能补充的30万人在内已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到300万人以上。中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国民党军的新转折。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直接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威胁之下。

1948年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主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天津解放后，北平守军已深陷重围之中。经过谈判，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命令所属部队25万人开出城外，听候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解放了除绥远省西部、山西省太原和河南省新乡、安阳等少数孤立据点以外的华北广大地区。

另外，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8至11月先后进行了澄郃战役、荔北战役和西北1948年冬季战役，歼灭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6万余人。华北军区第1兵团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肃清了太原外守军，包围了太原城，于12月上旬奉命转入围城休整。

自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00多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精锐集团丧失殆尽，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面临绝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正规军115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力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线。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两个决定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4个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每个野战军辖2至4个兵团，每个兵团辖3至4个军。全军组成17个兵团（内1个铁道兵团）共58个军，其中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及铁道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决定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向全国进军的一切准备，以便在谈判破裂时继续使用战斗方式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至15日，双方协商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截至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仍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按照这个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江西九江东北）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