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蒋在屠杀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蒋在屠杀







在中共建党领袖陈独秀和国民党武汉政府领导汪精卫发出《汪精卫　陈独秀联合宣言》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一周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主官蒋介石带着军队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间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史称《四一二大屠杀》。

蒋介石国民党新右派发动的武装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

蒋介石派员到各国领事馆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　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同样阶级[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　陈独秀

中共建党领袖陈独秀和国民党武汉政府领导发出联合宣言一周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主官蒋介石带着军队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间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国民党新右派发动的武装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白崇禧才率军进入上海并占领有利地区进行戒备，蒋介石随后到上海，于4月初约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决定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后又与汪精卫密谋，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时刻，由于共产国际对蒋、汪抱有幻想，陈独秀和汪精卫5日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叛变辟谣，使中共和革命群众对行将发生的突然事变，缺乏应有准备。11日晚，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蒋指使杜月笙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12日凌晨，被蒋介石收买的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随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2 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屠杀，群众死百余人，伤无数。此后，蒋介石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次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蒋介石派员到各国领事馆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Roy)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多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听其言观其行”的原则下不断吸取教训的。如今的美国像过去一样，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惯例，必须对美国”听其言观其行”。必须吸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害惨的教训。

[yongbing1993]

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支援到那里








人民群众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送什么”，“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

在凛冽彻骨的寒风中，人民解放军频频向敌人阵地喊话：“国民党军兄弟们，过来吧！解放军宽待俘虏！大米饭、白馒头尽你们吃饱！”

整个淮海战役，动员了随军、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出动了大小推车88.1万余辆，向前线共运送约9.6亿斤粮食、1460万斤弹药和大量其他军需物资，转运伤员11万人，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支援到那里，人民群众都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革命的《人民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如淮海战役等许多胜利的重要保障。就说在淮海战役中，前线参战将士加上随军民工达150多万人，仅每天消耗的粮食、马料就有500多万斤。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大量物资如何运到前线？淮海战役前，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情。

人民群众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送什么”，“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等极具感召力的口号。在各支前领导机构的组织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以赴支援人民子弟兵。后方群众日夜不停地筹集粮草，碾米磨面，加工军粮，赶做军鞋、军衣，还有大量的后备兵团，随时准备转入主力部队。

自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00多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精锐集团丧失殆尽，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面临绝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正规军115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力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线。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两个决定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4个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每个野战军辖2至4个兵团，每个兵团辖3至4个军。全军组成17个兵团（内1个铁道兵团）共58个军，其中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及铁道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决定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向全国进军的一切准备，以便在谈判破裂时继续使用战斗方式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1日，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至15日，双方协商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截至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仍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按照这个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江西九江东北）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终结。

接着各部队展开猛烈追击，在郎溪、广德地区歼灭国民党军5个军，并前出到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沿线，占领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广大地区及杭州、南昌等地。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7日解放武汉三镇（参见词条汉浔间渡江战役）。在此期间，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所部2万人起义。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参见词条上海战役）。6月2日解放崇明岛。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在战役中，停泊长江的英国军舰4艘公然炮击北岸人民解放军集结地域。人民解放军予以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对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斥责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走。

平津战役后，华北地区尚有两股较大的国民党军：一为固守太原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10万余人；一为位于归绥、包头的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所部约6万人。太原守军拒绝和平改编。中央军委决定增调第19、第20兵团及第四野战军1个炮兵师到太原前线，会同围困太原城的第18兵团夺取太原。4月20日，向太原发起总攻，至24日全歼守军。绥远的董其武，经华北人民政府与其谈判和傅作义劝说，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在做好部属工作后于9月19日率部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规模巨大，地域广阔，参战兵力众多，地理环境复杂，作战方式多样多变，战役进程转换迅速，后勤保障任务艰巨而繁重。毛泽东对此极其重视，早在1948年9月28日的电报中就指出：“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须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为加强对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央军委派后勤部长杨立三协助华野和中野相关部门开展后勤支前工作，不仅各中央局成立了总的支前领导机构，而且各级都成立了相应的支前组织：专区成立了支前支队，县成立了支前大队，区成立了支前中队，乡成立了支前分队，村成立了支前小队，这为后勤支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为战前做好后勤保障准备工作，各支前组织鲜明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相关部门迅速布置了以战场为中心的运输供应网，设立了许多粮站、兵站、民工站，大力抢修公路、桥梁、电话线路等基础设施，对筹集军粮、储备弹药、民力调集、物资运输、战场救护和伤员后送等后勤工作作了详细周密的部署，对大兵团集中一个战场及与友邻部队并肩作战会遇到的各部队不同供给关系、供给标准的物资补给等后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战役前夕，仅华东地区就动员了随军民工及二线民工60余万人，建立了六纵三横共9条民运线，抢运了1.8亿斤粮食到战场附近，完成了全部冬衣及50万双鞋子等供应任务，为战役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是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重要保障。在淮海战役中，前线参战将士加上随军民工达150多万人，仅每天消耗的粮食、马料就有500多万斤。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大量物资如何运到前线？淮海战役前，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情。

人民群众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送什么”，“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等极具感召力的口号。在各支前领导机构的组织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以赴支援人民子弟兵。后方群众日夜不停地筹集粮草，碾米磨面，加工军粮，赶做军鞋、军衣，还有大量的后备兵团，随时准备转入主力部队。

运输线上，人如潮涌，川流不息，吱吱呀呀的小推车，一个追着一个向囤粮点、兵站和战场飞驰。“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带领小车队风餐露宿、昼夜兼程，跑遍了几乎整个战场。他随身带了一根一米多长的小竹竿，每到一地便把地名用针刻在上面，竹竿上刻下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的名称，总行程长达5000余里。

“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疼痛难忍，仍咬紧牙关、拄着木棍坚持转运伤员8趟，往返300余公里。整个淮海战役，动员了随军、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出动了大小推车88.1万余辆，向前线共运送约9.6亿斤粮食、1460万斤弹药和大量其他军需物资，转运伤员11万人，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后方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不仅在物质上使前线部队得到充分的供给，而且在精神上也激发了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的革命斗志。

在战役第一阶段后期，随着战役的胜利进行，国民党军大量败逃，人民解放军实施追击作战，行军速度大大加快，囤粮点、兵站和医院常常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运输线大大拉长，随军运送物资的民工、车辆和挑子很难追上急行军的部队，这就造成了前后脱节的现象。这一时期后勤工作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后方的衣服、弹药、粮食等各种物资一时运不上去，前方的伤员又不能及时转运下来，后方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前方却缺衣、缺弹、缺粮，有的部队甚至在短期内一天只能吃到一两顿菜稀饭。

针对当时的战场形势和任务，人民解放军紧急调整后勤部署，积极创新拓展保障方式：迅速增设多处粮站、兵站和转运站，加速向战区运送战役储备粮，要求各粮站必须囤积部队5天所需要的粮食。由地方支前机关派出人员在战区附近积极组织现地筹措，以保障部队急需，缓解燃眉之急。

许多群众主动将粮食拿出来，有的说：“解放军流血牺牲为着我们，我们献点粮食算得了啥！”采取分段运送和直接运送相结合的办法，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组织起来，把粮食迅速抢运到一线部队。

当时负责紧急赶运11万斤白面的莒南县运输团，从山东到江苏、安徽千里跋涉，自带的口粮全部吃光了，可还是没有追上部队，但他们没有动用车上的一撮面粉，忍着饥饿坚持追赶，直至最终完成任务。

赶修了公路、桥梁，组织了运河水路运输和汽车陆路运输，在广大山岭、平原和河道水网地区新开辟了多条运输线。徐州解放后，抢修了由济南到徐州的铁路线，大批粮食、弹药、物资通过铁路直接运往前线，运输的紧张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要弹有弹、要粮有粮，做好瓦解敌军工作。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由于战线迅速西移、战局不断扩大，前后方距离拉远、运输线拉长，参战兵力和支前力量多元集中，再加上天降大雪、气候恶劣，后勤保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此，华东、中原、华北三区在徐州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协商联合支前具体方案，讨论粮食、民工、交通和货币币值统一等四大问题，明确部队元旦、春节供应等要求，各地区支前工作更加协调统一、步调一致。第三阶段初期，为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配合进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一线部队奉命在两个星期内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军事进攻，主要对包围的敌人开展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

经过细致周密的工作，人民解放军一线阵地要弹有弹、要粮有粮，每名指战员还收到一份经中央批准慰劳的年礼：一斤猪肉、五盒香烟，同时收到后方人民送来的装有军鞋、花生、红枣、慰问信等的慰问袋，可谓物资充裕、兵强马壮、士气高昂。此时，淮海大地连降大雪，严寒和饥饿使近在咫尺的国民党陷入混乱和绝望之中，一切可以吃的、烧的东西全部吃光了、烧光了，敌人内部经常会为抢夺一块大饼而发生火并，被冻死、饿死、打死的厄运时刻威胁着他们，可谓弹尽粮绝、山穷水尽、士气颓废。在凛冽彻骨的寒风中，人民解放军频频向敌人阵地喊话：“国民党军兄弟们，过来吧！解放军宽待俘虏！大米饭、白馒头尽你们吃饱！”就这样，我们的大米饭、白馒头也成了打击敌人的武器，伴随着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深深渗透到敌人的内心。成批饥寒交迫的国民党兵纷纷弃暗投明，奔向我军阵地，在前后20天内，主动投诚者多达1.4万余人，足有两个师的兵力。

[yongbing1993]

解放战争就是最成功的人民战争







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也喊：要打人民战争。如今真打起仗来有多少人民自愿参加？为保卫走资派地主资本家吗？

解放战争，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性战争。解放战争始于1946年6月因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八百万国军对延安等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战略防御转入全面反攻，通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消灭了蒋介石国民党国军中的主力，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至1950年6月全国性的大规模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内战的开始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国民党于1946年6月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向所有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标志着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开始。

解放战争是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共反人民内战，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进行的战争 。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民皆兵的人民解放战争开始，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国民党军主力。

1949年4月，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宣告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1949年10月1日，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大规模作战结束，解放了除西藏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这是成功实践全民皆兵的是解放战争将敌人赶出大陆土地外，真正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

抗战胜利后，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重建家园。但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人民意志，坚持独裁、内战、卖国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蒋介石为了制造和平假象，赢得部署内战的时间，于8月14日、20日、23日向延安方面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企图在谈判的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同时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

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指明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重庆谈判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借口接受日伪军投降，陆续调集80万人以上的军队，在日伪军接应下，以打通津浦（天津—浦口）、平汉（今北京一汉口）、同蒲（大同一风陵渡）、平绥（今北京一包头）4条铁路线为重点，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一面蚕食、侵犯关内各解放区，一面以重兵进攻刚建立的东北解放区。

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改称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人民解放军实施积极防御，依托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敌（1946年6月—1947年6月）。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1946年7月20日发出。指示共六条：

一、指出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国共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东北、华北、华东大举进攻解放区，认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

二、分析指出我们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原因：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三、提出了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和应该采取的策略。

四、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

五、提出必须作持久打算。

六、号召全党和全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战争之初，国民党方面不论在军事力量还是在经济力量上，较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都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军正规军有陆军86个整编师（或未整编的军）、248个旅（或未整编的师），共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后方机关和学校等约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总兵力43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4:1。

国民党军接收了100万投降日军的装备，并获得美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包括100多艘舰艇、900多架飞机和大批枪支、火炮、弹药、坦克、汽车。美国还提供海、空运输力量，输送50多万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主要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少量迫击炮、山炮，没有外国军事援助。

国民党统治着730余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3.39亿多人口，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和全国人口的71%，并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几乎全部工业，包括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

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有230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1.36亿，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工业，军工生产能力极为薄弱，只能自制步枪、手榴弹和少量机枪、迫击炮以及枪弹、炸药，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优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使用其全部正规陆军的80%，即193个旅约160万人的兵力，配以大量的地方部队和航空兵、炮兵、坦克兵，按照先关内后关外的战略步骤，企图用3至6个月的时间，占领各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摧垮共产党。

中共中央分析了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于7月20日向全党全军发出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

又：“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中共中央在总结了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后，还为人民解放军规定了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并明确提出“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资源”，“一切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民兼顾”等指导思想。

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展开于各个战场，还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争的头8个月，即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在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创造战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集中兵力；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分批歼敌，以求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为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运用这一战法，进行较大的战役战斗共16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主要的作战有：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和开创鄂豫陕、鄂西北游击根据地；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由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合并组成）的苏中战役、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等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出击陇海路战役、定陶战役、同蒲路南段战役等战役；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的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的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等战役。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还在国民党军侵占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牵制并歼灭部分国民党军，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国民党军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加之占领地区扩大，所需守备兵力相应增多，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因而从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取重点进攻的方针。集中94个旅约70万人的兵力，分别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在其他战场上改取守势，企图首先占领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尤其是一举消灭设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然后再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部队继续实行防御作战，诱敌深入，力求牵制和逐批歼灭敌军主力；以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的部队视机转入战略性反攻，收复失地，歼灭敌军。同时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在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解放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另以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依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继续积极求歼当面敌军。分别举行了东北夏季攻势、豫北攻势、晋南攻势及正太战役等战役，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一些城镇，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作战，并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至1947年6月，在一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高级军官202名，给予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并不断壮大了自己，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当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度时，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下降到373万人。正规军虽仍保持248个旅的番号，但其中有近半数是被歼后重建或是受歼灭性打击后重新整补起来的，总人数已由200万下降到150万。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虽由战争初期的193个旅增加到227个旅，占旅总数的92%，但其中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只有40个旅左右，长江以南的大后方及新疆等地兵力尤其薄弱，只有21个旅。由于整师、整旅被歼，大批高级将领被俘，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失败主义和厌战情绪增长。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00万人，同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已由1:3.4缩小为1:1.9。尤其重要的是，人民解放军以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建立了两个以炮兵为主的特种兵纵队和若干个炮兵旅、团，以及相当规模的工兵部队，加强了突击力量。

国民党统治集团随着其军事形势的日益恶化，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了困境。其统治区捐税繁重，物价飞涨，经济破产，百业凋零。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暴政，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人民革命运动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深陷于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和统治区人民斗争这两条战线的夹击之中。这时，解放区军民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解放区大部地区遭受战火蹂躏，人力、物力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中共中央依据对战局的全面分析，决定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抓住国民党军主力深陷解放区腹地的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以一部分部队在广大地方武装配合下“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

1947年下半年，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以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重点，逐步转入战略进攻。至1948年春，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歼灭其大量有生力量，并开辟了江汉、桐柏两块新根据地，使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得以巩固。

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出击外线，挺进中原，与内线各解放区部队密切配合，构成了向国民党军实行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形势，迫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转为守势，使战争达到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新形势下，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进一步统一了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开展新的强大攻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与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进行了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等战役，特别是豫东战役，一举攻克河南省省会开封，连同在雎杞地区的作战共歼国民党军9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解放区。

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军官174名，收复和解放拥有3700万人口的15.5万平方千米土地和164座中小城市，为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进行战略决战，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1948年9月—1949年12月）。当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度时，全国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战争双方除兵力和装备对比国民党军还稍占优势外，其他各方面都已大为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在两年中被歼260多万人，经补充后总兵力虽仍有365万人，正规军旅的番号增至285个，人数为198万，但新组建的和被歼后重建的师、旅占大多数，士气更加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在285个旅中，直接用于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为249个旅约174万人，这些部队分别配置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的少数战略要点及其周围，难于实行战略性机动。广大后方只配置了36个旅。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国民党民心失尽，内部矛盾加剧，恶性通货膨胀，工商业纷纷倒闭，政治、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人民解放军在两年作战中贯彻边打边建方针，总兵力已达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与国民党军对比为1:1.3。人民解放军炮兵已有35个团，装备了山炮、野炮等重炮1100余门。工兵也有了发展，并建立了少量坦克部队。经过两年战争锻炼，部队不但有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经过1947年冬到1948年春的新式整军运动，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为提高。中国共产党还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即长江以南的苏南、皖南和浙、闽、粤、桂、黔、滇等省区内建立了5万余人的游击武装。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千米，并拥有县以上城市579座，人口已达1.68亿，分别占全国面积、城市、人口总数的24.5%、29%和35.3%。解放区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有所增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醒，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愈益高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和两年战争的经验，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5年左右时间内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制定了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主力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求歼更多国民党军的基本计划。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军委确定了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准备歼灭国民党军115个旅（师），攻占一批大中城市。

1948年9月16日，已于8月会师于兖州、曲阜地区的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采取攻济打援部署，发起济南战役，激战至24日攻克该城，全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内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起义），夺取了孤悬在山东省境内有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使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到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100余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人，地方军30余万人，总兵力超过东北国民党军将近一倍。东北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已分别占东北总面积和总人口的97%和86%，人力物力资源雄厚，已具备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条件。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根据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于9月12日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首先以主力出击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数城。接着围攻锦州，全歼守军约10万人。长春守军1个军起义、1个军投诚，该城宣告解放。随后，当由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进到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时，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自锦州北上，全歼该敌（参见词条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等）。11月2日乘胜解放沈阳、营口，歼灭卫立煌集团余部，结束了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东北全境随即解放。

辽沈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这个战役连同在此之前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在1948年7至10月的短短4个月内丧失100万人。这样，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包括可能补充的30万人在内已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到300万人以上。中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国民党军的新转折。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直接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威胁之下。

1948年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主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天津解放后，北平守军已深陷重围之中。经过谈判，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命令所属部队25万人开出城外，听候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解放了除绥远省西部、山西省太原和河南省新乡、安阳等少数孤立据点以外的华北广大地区。

另外，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8至11月先后进行了澄郃战役、荔北战役和西北1948年冬季战役，歼灭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6万余人。华北军区第1兵团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肃清了太原外守军，包围了太原城，于12月上旬奉命转入围城休整。

自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00多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精锐集团丧失殆尽，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面临绝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正规军115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力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线。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两个决定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4个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每个野战军辖2至4个兵团，每个兵团辖3至4个军。全军组成17个兵团（内1个铁道兵团）共58个军，其中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及铁道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决定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向全国进军的一切准备，以便在谈判破裂时继续使用战斗方式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至15日，双方协商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截至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仍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按照这个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江西九江东北）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终结。

[yongbing1993]

扔掉了革命造反迎来了和平演变








走资派邓小平们大力吹响“阶级斗争媳灭论“和否定“文革造反的革命理想“之后，从胡跃邦开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引进了西方的绝对的自由主义。从而扔掉了革命造反的理念，也就是迎来了被和平演变的开始。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所有宣传机构抹黑否定文革之后，在民间特别是民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失落的过程。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民间社会成长。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传来，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有影响的，但是随着那个时代的旧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重，这种思潮退出了知识界，取而代之的是马列主义。

但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潮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和潜伏，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在知识界，包括知识青年当中开始恢复和成长。在当时的城市和农村，有知青聚居点和家庭文艺沙龙，青年知识分子传阅书籍，交流思想，包括马列经典、现代西方和苏联的文艺和政治书籍，大多是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因为是内部出版物，政治类书籍的封面为灰色，文艺类书籍的封面为黄色。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家庭文艺沙龙进入黄金季节。当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比如说有人在探讨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在知识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

文革本来是批判走资派以揭示了中国新的未来，即中国共产党应继续革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但是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为自己翻案而否定文革的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文革《继续革命》的理想失落了。所以，当时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新的道路即走资派邓小平的有关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设计。而90年代在主流知识界被追捧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也说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也反映在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当中。

1975年1月中国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是由走资派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走资派邓小平排除了文革中的革命理想，坚持假借“四个现代化”来推行唯生产力的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是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已经提出的，在第四届人大重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跨过了文革这9年，意味着文革《继续革命》的革命理念被“四个现代化”的理念置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四个现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这个目标。从此，中国的革命话语就开始转换成了私有化话语，就是走资派特色党政府今天的这套话语。

在1975年以后，走资派邓小平又被赶下台，私有化的理想又不断被转换。但又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几年后，1987年特色政府十三大的时候，“四个现代化”被转换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但1987年走资派特色党的十三大把这个理想置换成了“小康”理想。

“小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标准，钞票的标准。这个小康标准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里被表述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也就是说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大家知道有广大的贫困阶层远远在平均数以下，所以说是“基本”，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些标准的变化，人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变迁。

人们所面对的这四十多年来的中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所谓“当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当时所说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时期。而今天所说的“当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这个当代直接承续的是文革的失败，文革失败直接导致了“革命造反”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造反”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常说的“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革命造反”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但还远远没有停止的迹象。

对《革命造反》的妖魔化还远远没有结束，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那里面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造反》被妖魔化以后，又对《革命造反》反复一万次的妖魔化的一种体现。

还有就是各种教科书，如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上世纪80年代，对《革命造反》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革命造反》的批判就渗透到了各层次的所有主流媒体，渗透到了各级各类各种各样的电视中和教科书，这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反省的。

今天中国大陆人民面临的现实，第一大特点就是对《革命造反》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造反》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对于工人农民一切底层人民，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来讲，淡忘，摒弃《革命造反》将意味着什么？

再一个特点就是迎来了《和平演变》。

改开之初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上世纪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和平演变》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造反》的理想，一种是《和平演变》的理想。刚才说了中国人的《革命造反》的理想已经被走资派们解体了，《和平演变》不久也进来了。《和平演变》理想的进来首先是八九事件，八九事件在中国的现实面前虽然被碰得头破血流而被走资派邓小平开抢镇压，但《和平演变》也是走资派邓小平做的。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和平演变》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让少数人先富。八九事件和走资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和平演变》理想是有帮助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和平演变》理想的成败问题，就是《和平演变》理想的如何进行的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是中美的桥梁。其实，中国人中很多人对这两个理想都失落了。不知信仰什么？

所以当中国人对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所有每个中国人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废墟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包括各种商品广告宣传都是这样的混沌。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群。

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实际上在当时已经感受到了文革《继续革命》理想的破灭，对文革对革命造反对领袖英雄等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所以当时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会了调侃、嘲讽、混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当时在小学不少同学就是这样的，而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绝对没有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这种理想，甚至小学生的日记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那样一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就出现了，而有些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正好遭遇到文革之后，遭遇了文革理想动摇，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当他们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主角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态度和风格登上了舞台。从小说到贺岁片，到小剧场话剧，到网络论坛，一直到手机短信，这种自私自利的态度和风格比比皆是。这是中国人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精神的现实的空虚。

同时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也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与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今天特色中国的现实，也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人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的失败，人民群众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我们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压迫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19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到那两个理想破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知道“20年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这个目标，似乎是一个未来的视野，但实际上分析一下就会看到，实际上算得都是经济帐。一本非常权威的关于学习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辅导教材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要达到43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口是14亿，那么人均GDP是要达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个指标，剩下的是国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币，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要到40%以下，以及电脑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个指标基本都是经济指标。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人好像对未来只有经济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这就是中国人的困境。

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泽东的逝世，以及毛泽东所代表的价值系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被感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大常委会在毛泽东逝世时发表讣告说，毛泽东的逝世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讣告是说“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其他人党政军领导人逝世都是说“重大损失”。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逝世的一个估价。

在世界上，当时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了169封唁电，105个国家的首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到当地的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了半旗。当时国家的数量没有今天这么多，今天因为南斯拉夫、前苏联解体等等，包括东帝汶独立，增加了很多国家。

另外，人们都知道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以至于首脑会晤多年没有实现。中日之间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互相的好感越来越少。但是，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日本，从日本的首相、藏相、参众两院议长，到各大在野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还有普通群众一万多人，都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吊唁。东京举行了规模庞大的追悼大会。当时中国是在9月18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与此同时，除东京的追悼大会以外，日本的神户、横滨、千叶、札幌、大阪、爱知、长崎、福冈等大城市，都同时举行了追悼大会。许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处挂起了毛泽东的遗像，并走上街头散发悼念毛泽东的传单。当时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后来也做过日本首相，他说：对毛主席，“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当时的藏相大平正方，后来也做过首相，他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中国隋唐时期，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巅峰，当时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国度。日本后来的“大化革新”，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都是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中国是日本的中心，而这种中日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毛泽东时期短暂地恢复了。而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国力对比和隋唐时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中国是在1949年以后才建设不到30年时间。但是当时毛泽东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从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们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当时世界各国政要对毛泽东都有很多的评价，非常多，念不过来。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纳的总统，他说：“他(指毛主席)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半个世纪来，我们越来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么反过来讲呢，在他逝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会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正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70年代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向右转的思潮。比如在发达国家，美国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他们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相应的改革。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阵营到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类似一个变化，这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个动向。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中国1978年底开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现了伊斯兰革命，扣押美国人质。从此，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承担了原来主要由中国承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但是，应该指出，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情况看，恐怖主义游击战的性价比太低。牺牲了那么多游击战士和无辜平民的生命，却仅仅消灭了2800多个敌人。过去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是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人民军队越打越强，越打装备越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敌人同归于尽。说到底，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缺少了像毛泽东那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仍然属于失去了毛泽东之后的一种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