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汉奸。
转发《别费心给汉奸“翻案”了，看看他们在抗战中的嘴脸吧！》
【导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碎片化历史。一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刻、巨大考验之前如何选择，最为重要。历史中的大是大非要看清，不能忘了，在祖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汉奸们为个人的蝇头小利不惜卖国求荣、残害同胞的无耻行径，是丑史。
看看，汉奸的嘴脸
80年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自此展开。经8年浴血奋战，中国取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回首那段历史，多少面孔应该被铭记？呐喊冲锋的勇士，挺身而出的壮士，慷慨赴死的猛士，视死如归的烈士……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
但有一类人的面孔，深藏历史阴暗处，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汉奸。
汪精卫爱哭。1943年，在“满洲国”的伪都长春，他大哭了一场。
这一年，他作为伪国民政府的首脑，到长春去庆祝“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并与“康德皇帝”溥仪进行会面。当然，这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丑剧，两个著名的傀儡，凑一起了。
虽然是傀儡，却也有一肚子小心思。这两人为了会见的礼仪，再三交涉，争论不休：溥仪自居为“皇帝”，坚持以旧制礼仪相见，汪精卫想：那不成朝拜了吗？不行，坚持一定要以两国元首礼仪相见。最后在日本人的斡旋下，双方商定采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溥仪互相握手，互相致意。
但汪精卫被摆了一道。当他走进伪满洲国皇宫，商定好的场景变了：溥仪立上方，让汪精卫等人站在下方，站好后，边上侍卫官高呼“一鞠躬”。
事已至此，汪精卫猝不及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而溥仪不答，汪精卫等礼毕，溥仪始与握手。可以想象，汪精卫当时恨不能练成铁砂掌，把溥仪那只瘦手捏个粉碎。
回到寓所，汪精卫痛哭不已——历史就是这般吊诡，当年，汪精卫还是英俊少年时，曾试图暗杀溥仪的父亲载沣。事败之后，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全国称颂。如今少年已变中年，英气不复，情怀何在？他的曾经高傲的头颅，如今却不得不如此卑微地低下。人生如此，不哭哪行？但眼泪，又如何能洗刷掉他的失落与哀怨？
王克敏汉奸可悲之处就在于此，虽然一举一动都如提线木偶般被操纵，却仍然企图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演技，努力挤出满脸油彩之下的表情。
抗战时期，有良知的中国人，瞧不起汉奸，而汉奸，也互相瞧不起。汉奸之间的倾轧，无处不在。汪精卫与另一个傀儡政权首脑王克敏矛盾重重，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甚至还以“过来人”身份教训汪精卫：“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汪精卫那个恨啊，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大汉奸如此，小汉奸也如此。上海沦陷后，日本人笼络了一批流氓当汉奸，最有名的是常玉清，一字不识，无恶不作。淞沪抗战期间，常玉清配合日军，带着一堆徒弟，隐藏在战事激烈的闸北，负责燃放信号弹，供给日军作为攻击目标。
这种信号弹在夜间红红绿绿，直射天空，令国军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威胁，苦于这班小汉奸，东流西窜，不知从何查起，一时也真奈何他们不得。自然，他成了日本人的红人。某一天，他唆使徒弟，在浴室里用斧头砍死了另一个汉奸余大雄。
余大雄精通日语，成为汉奸文人后，混得风生水起，常玉清生气了，他是个文盲，感觉自己无法在日本人面前跟余大雄竞争，利益严重受损，于是动了杀机。流氓，也不喜欢有文化的流氓。汉奸，也无法容忍比自己能干的汉奸。
汉奸，形形色色。有三教九流，也有名门正派；有贩夫走卒，也有高官大将；有一字不识的流氓，也有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是意志薄弱又被欲望驱使的一类人。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间，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主持一次机密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先机”的对策，抢在日军行动之前，选择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就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日海军陆战队围而歼之。
高度机密，却旋即泄露，翌日，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军船只全部升火飞速驶向长江下游，冲过江阴要塞。而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许多人甚至丢下了贵重的物品而不顾，有的连摆上桌的饭菜也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
事后查明，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是泄密者，他被判处死刑，公开处决，同案犯是枪决，独独他被斩首，可见他的危害之烈与时人对他的愤恨之深。黄浚是当年一个著名的才子，4岁识字，7岁能诗，诗、词、书法文章俱佳，可谓才名满天下，梅兰芳的拿手戏《天女散花》，就是由黄浚创作的。他当汉奸，是为了钱。
当年的上海名医陈存仁著有一本《抗战时代生活史》，写的是上海沦陷后，作者目睹的真实场景：残暴的日军，无耻的汉奸，悲苦的民众，反抗的勇士……
作者因为名医的身份，与上海滩各色人马都有些交往，包括一些汉奸，书中写了大大小小的汉奸，从“名人”禇民谊、傅筱庵、李士群到一些小汉奸，非常翔实，让后人得窥当年的魍魉魑魅之面目。
他们为什么要当汉奸？这是陈存仁在思考的问题。在书中，他记载了自己与一个沦为汉奸的老朋友的对话：
这个汉奸说：“只为了要吃饭，为了要活命，什么事都要做一下。老朋友，请你不要取笑。”陈存仁说：“做这种事并不是单为吃饭活命，老实说，总有一个野心，想靠此发一笔大财，所以才肯落水。”
他说：“真是给你一语道破，但是时势转变，老兄也该跟着潮流走，逆流而行是走不通的。”陈说：“对!对!做这种事情的都是聪明分子，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你老兄的人生哲学。”
他听了我这句话便说：“你的话是讲得透了，但是归根结底，一个人总想发财，所以才走上这条路。”我说：“一个人有了财，还要有势，有了势可以满足一切欲念，现在归附到这一个圈子里，是最能倚财仗势、作威作福的。”
陈存仁写道：“这些对白虽很简单，却可以代表当时所有汉奸的心理。”
汉奸石友三有句名言：“做过汉奸，孙子王八蛋再要做汉奸!”这是汉奸的困境：正因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因此也得不到异族的信任，只是用一用的工具，不顺手，就扔掉。
汪精卫做了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后，一到南京就组织自己的军队，他一直耿耿于怀没有自己的军队，现在终于当老大了，得有自己的武装。但他忘记了，是日本人让他当这个“老大”的。
《抗战时代生活史》记载道：汪伪政权的“和平救国军”，用的是“拖尾巴的国旗”，国民政府旧旗之上，加上一条长三角形的黄带，带上附有“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有一队是南京伪府直接训练的，就驻在南京太平门外，天天竖着这面有黄辫子的旗，耀武扬威。
一天，防守南京的日本军人，把这批伪军包围起来，用机枪扫射，所有伪军死得干干净净，于是又由伪府外交部去交涉。日本军人推说是新到的日军所为，他们的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所以见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就开枪扫射。日军且固执得很，说是以后再用这种旗帜，发生任何事情概不负责。”
日本人喜欢汉奸，又随时提防着汉奸，许多汉奸，都是做大之后，被日本人暗杀的。比如七十六号魔头李士群，为日本人干尽坏事，但因为飞扬跋扈，日本人担心控制不住，就利用一次家宴的机会，将其毒杀。
李士群死了之后，日军担心引起连锁反应，粗暴地压制舆论，捏造李的老婆叶吉卿与人通奸并谋杀亲夫的事实，以此为借口警告叶吉卿闭嘴。”汪精卫知道内情，却哪敢说，甚至还向日本人表示：“传闻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他只是在背后与心腹感叹：“日本人竟会这样不讲信义的!”
此时说“信义”二字，何等可笑？
《抗战时代生活史》有一个章节叫作“日人养猪，待肥而宰”，其中写道：“日本人对一般汉奸的态度，起初是扶助他们，让他们尽管捞，捞到了相当程度，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或是令其内讧，或是令其遭受攻击，一旦时机成熟，日本人就用一个更毒的方法，将其逮捕或暗杀，汉奸们捞到的钱财，结果多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这本书上还写了一个小汉奸的故事：蔡钓徒，《社会夜报》主办人，这张报纸总是信口开河，上海人叫它“野鸡报”。蔡钓徒平素喜欢搞些敲诈，还敲诈过陈存仁，他的外号叫“杀头的”。
上海沦陷后，他投靠了日本人，领到很大一笔津贴，成为日本人的宣传工具。但是此人搞笑的是：用两面手法，出两个版本的报纸，在租界上见到的报纸是红标题骂日本人，而另外印一批报纸同样也用红色标题，却是大捧日军，每天着人送往虹口邀功。
但有一次，他忘记给日本人送报纸了，日本人就到租界买了几份，一看大标题，竟然是大骂日本人在某处奸淫掳掠，骂得有声有色，日本当局大为震怒。翌日，蔡钓徒派人补送昨天的报纸，日本方面的人拿来一看，与他们买到的报纸，头条新闻记载恰恰相反。
日本人当时不露声色，引诱蔡钓徒到虹口，拳打脚踢，使其全身受伤，在他极度疲乏时，车拉到江湾体育路，叫他自己掘了一个极深的泥坑，令他站在坑中，由常玉清的徒弟，把泥土倾倒下去，埋了他的身子，等他断气之后，把他的头割了下来……陈存仁叹道：别人叫蔡钓徒为“杀头的”，竟被言中。
“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这是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据统计，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而在此之前1931年“九一八”之后的局部抗战中，汉奸也多如过江之鲫，难怪杨靖宇殉国前，一边开枪一边怒骂：怎么到处都是汉奸!事实上，杨靖宇之牺牲，就是汉奸出卖造成的。
试想想，如果没有汉奸，或者如果没有那么多汉奸，抗战还会打得那么艰难吗？“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方对中国军队的动态了如指掌，例如，中方下达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尚未到达二人手中，却已出现在日军桌上，结果佟麟阁、赵登禹二位将军遭伏击殉国。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他参加了29军军事会议，然后泄露给日本人。
汉奸总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潘毓桂被逮捕后接受审判，振振有词：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汪精卫也为自己的叛国行为辩解：乃是曲线救国，“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今天某些人热衷于给汉奸“正名”“翻案”，或说，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暂时的低眉折腰也许不失为良策”；或说，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如果在做汉奸与死亡之间做选择，当然做汉奸更符合“人性”。此等谬论，令人瞠目。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碎片化历史，一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刻、巨大考验之前如何选择，最为重要。按照某些人的说法，选择做汉奸，固然是尊重了自己的生命权，但是，却是剥夺了更多同胞的生命权，因为，汉奸效力的，是侵略者。不能忘了，大历史中的大是大非。
汪精卫投敌后，是保存了国家元气还是摧毁了国家元气？历史真相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当了汉奸，极大动摇了抗日军民的决心，一些投机政客和军人望风投降，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多达20余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
汪日签署了“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这是爱国，还是要把国家彻底毁灭？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同图书公司出版了《汉奸丑史》；1999年，复旦大学又出版了一套《不应忘记的历史》，分为《卫国血史》、《沦陷痛史》和《汉奸丑史》三种，编者写道：揭露那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大小汉奸败类，在祖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为个人的蝇头小利不惜卖国求荣、残害同胞的无耻行径。
是的，丑史，就是丑史。
汉奸是历史中的一个毒瘤，面目可憎，但我们不得不正视、研究、警惕。
我们还应记住这样一位中国人：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左右，他“身中七弹”，战死在枣宜会战襄河东岸南瓜店，时年49岁，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在此之前3年，卢沟桥事变后，29军撤出北平，他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当了市长，全国舆论都直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骂他是“张邦昌之后”。
后来他从北平脱身，再入行伍，与老部下见面时，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此后每役抱求死之心，枣宜会战，他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职责是运筹帷幄，指挥前线的将士战斗，而不是凭着血气之勇冲锋陷阵。但他还是渡河去了前线，渡河前给同僚的信里说：“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他是张自忠。
历史上有迫不及待当汉奸的败类，也有像张自忠这样以死来洗清“汉奸”污名的英雄。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关山远）
在中共建党领袖陈独秀和国民党武汉政府领导汪精卫发出《汪精卫 陈独秀联合宣言》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一周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主官蒋介石带着军队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间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史称《四一二大屠杀》。
蒋介石国民党新右派发动的武装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
蒋介石派员到各国领事馆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 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同样阶级[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 陈独秀
中共建党领袖陈独秀和国民党武汉政府领导发出联合宣言一周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主官蒋介石带着军队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间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国民党新右派发动的武装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白崇禧才率军进入上海并占领有利地区进行戒备，蒋介石随后到上海，于4月初约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决定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后又与汪精卫密谋，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时刻，由于共产国际对蒋、汪抱有幻想，陈独秀和汪精卫5日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叛变辟谣，使中共和革命群众对行将发生的突然事变，缺乏应有准备。11日晚，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蒋指使杜月笙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12日凌晨，被蒋介石收买的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随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2 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屠杀，群众死百余人，伤无数。此后，蒋介石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次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蒋介石派员到各国领事馆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Roy)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多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听其言观其行”的原则下不断吸取教训的。如今的美国像过去一样，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惯例，必须对美国”听其言观其行”。必须吸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害惨的教训。
【胡耀邦是怎样搞乱西藏新疆的？- 邓力群 】
作者：邓力群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
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
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另外，本来阴法唐（时任西藏第一书记）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
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
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
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
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
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
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胡耀邦反对安全生产，80年代初提出所谓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矿山资源，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少数人霸为己有，不顾后果的胡挖乱采。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矿主们挑肥弃瘦，大量本来可以采掘的珍贵资源被抛弃，原本可以开采数十年的资源，在群挖群采的无序状态下，矿山寿命大大缩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导致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当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时，原煤炭部部长韩英（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找胡当面提过意见，但一切都没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62]，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万里在西藏考察时，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其中一条是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干部占到西藏地区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离开西藏是光荣的。并建议把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
这些建议引起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共鸣。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条，提出从新疆调回汉族干部的决定。但最后由于新疆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王震的反对，决议没有通过。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国确定了蒙古语标准音，图兰语标准音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图兰文及蒙古语音标。中央1984年5号文件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即“两少一宽”）。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正式确立了以少数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间，还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每年递增10％民族自治区定额补助的《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全国新增了很多自治县。
【胡耀邦是怎样搞乱西藏新疆的？- 邓力群 】
作者：邓力群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
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
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另外，本来阴法唐（时任西藏第一书记）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
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
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
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
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
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
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胡耀邦反对安全生产，80年代初提出所谓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矿山资源，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少数人霸为己有，不顾后果的胡挖乱采。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矿主们挑肥弃瘦，大量本来可以采掘的珍贵资源被抛弃，原本可以开采数十年的资源，在群挖群采的无序状态下，矿山寿命大大缩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导致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当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时，原煤炭部部长韩英（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找胡当面提过意见，但一切都没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62]，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万里在西藏考察时，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其中一条是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干部占到西藏地区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离开西藏是光荣的。并建议把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
这些建议引起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共鸣。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条，提出从新疆调回汉族干部的决定。但最后由于新疆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王震的反对，决议没有通过。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国确定了蒙古语标准音，图兰语标准音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图兰文及蒙古语音标。中央1984年5号文件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即“两少一宽”）。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正式确立了以少数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间，还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每年递增10％民族自治区定额补助的《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全国新增了很多自治县。
转载《揭秘美军最大生化武器基地黑历史 竟接手731部队成果》
作者：渣渣刀&锹铁刀
时间：2020年5月21日
网址：https://mil.sina.cn/gjjq/2020-05-21/detail-iircuyvi4238569.d.html
5月2日，中国媒体向美国政客提出的十个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是美军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中心。关闭后不久便出现了一连串肺炎或类似肺炎病例。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H1N1流感爆发；2019年10月，美国多个机构组织了一次代号为‘Event201’的流行病演习；12月，武汉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现症状；2020年2月，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这些事件是否有内在关联？
这些问题已经够某些口无遮拦的美国政客回答一阵子，但关于德特里克堡，他们需要解释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战争胜利时，远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却在暗中谋划着什么。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同年10月偷偷派遣了一只科研队伍前去日本执行秘密任务，带队者为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而他要去见的人正是前731部队的创始人、头目，“恶魔医生”石井四郎。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是旧日本帝国陆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称号，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了包括细菌实验、活体解剖、毒气实验等一系列毫无人道突破底线的人体实验，据731部队要员供认，至少有3000人在这里被残害。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受害者至少达上万名。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731部队在中国浙江、湖南以及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细菌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然而就在1946年到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上，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十几名731部队主要成员却无一受到起诉，这不免让人心生疑窦。
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二战一结束便千里迢迢去到日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文献记载，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军便已获悉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并在1945年到1947年期间，前后五次派遣科研队伍调查并尝试用各种渠道得知相关实验“成果”。
1945年9月，美方派遣的细菌专家莫瑞·桑德斯中校审讯了“731部队”的主要成员内藤良一、金子顺一和增田知贞等人，以此完成了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报告（《桑德斯报告》）。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390/18/24/02）。
1945年10月3日，由杜鲁门总统亲自指派的卡尔·康普顿回到美国并向其汇报和提交了一份六页的情况汇总。该份报告现存于杜鲁门博物馆。
1946年5月31日阿尔沃·汤普森赴东京对石井四郎及25名亲信进行询问，并完成了《关于日本生物战研究的报告》，提交了对21种细菌战剂、4种细菌攻击方式的研究报告以及10张细菌炸弹图纸。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270/09/07/04）。
1947年4月德特里克堡的诺伯特·费尔博士奉命再次赴日本调查，并在6月29日发回的《日本生物武器新信息汇总》里称“目前在德特里克堡研究的实验日本人已经做过，并且还有许多新的研究，包括真菌、细菌、线虫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地区谷物和蔬菜的影响。”“报告还没有在德特里克堡研究，但是在初步浏览后可以确信里面包含了很多有趣且有价值的信息。”
据称此份报道长达60页，包括对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痢疾、霍乱、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弹实验、喷洒实验、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290/03/19/02）。
1947年10月29日起，德特里克堡的埃德温·希尔博士开始了对于731部队的主要成员的面谈共76次，内容包括植物、动物、人体实验、各类病毒以及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
在12月12日提交《埃德温·希尔报告》并在报告中极力为石井请愿免罪。面谈实录和材料全部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而日本庆应义塾经济学会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也十分明确地提到了桑德斯、汤姆森、费尔以及希尔四人前往日本调研的经历，以及他们在面谈后留下
石井四郎和其他731部队主要成员把研究成果拱手让人，是科学家的无私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对于科学家来说，研究成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石井四郎怎么忍心就这么把自己培育多年的孩子拱手送给美国？这不禁让人联想，莫非美国和石井及其部下做了什么交易？
这个怀疑在不少一手二手文献中得到了验证。
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1980年发表的《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一文中引用了1947年5月6日被派往东京的美国生物武器专家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石井表示如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上司和手下可以不以战争罪被起诉，那么他愿意详细描述实验内容。”
同年7月1日，爱德华·韦特尔博士写给美国国务·陆军·海军调整委员会（SWNCC）的备忘录中也提到 “（石井及其同事）愿意提供从人体实验和动物实验解剖获得的8000张玻片…任何’战争罪’审判都将向所有国家完全披露此些数据，因此，为了维护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应避免（审判）发生。” 韦特尔甚至直接表明“日本生物武器数据对美国的重要性远远比（石井及其同事）被起诉更有价值。”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中提到的石井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秘密的口头协议。
青木富贵子写道自己在美国国立档案馆里看到了“镰仓协议”，其中包括 “秘密调查报告仅限于希尔博士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中的美国人以及石井四郎和约20名研究人员范围之内” 和“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于追究战争罪责” 在内的等九条协议。
然而美国不止帮石井及其同事逃脱了战争罪的审判，不少史学家怀疑德特里克堡雇佣了石井为美国研究生物武器。
1995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名为《731部队的罪行》的文章中写道 “美国希望得到日本的生物武器数据以供其用于军事。（这些数据） 不仅让731部队的负责人免于战争罪的审判，并且给他们发起了美国的工资。”
英国卫报在2005年5月10日刊登的剑桥大学讲师理查德·德雷顿的《空白的道德支票》中也写道“曾在满洲进行人体实验的日本石井四郎后被美国雇为生物武器顾问。”
如果说这些指控仅仅是史学家的猜测，那么1947年7月22日由时任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威洛比将军秘密发送到华盛顿的电报就是实锤。
威洛比在电报中写道 “我必须要指出这是明智地使用MID机密资金的途径 （也是此资金的主要用途） …… 倘若我们不能留住这些人，丢失脸面或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将破坏迄今为止已成功发展的关系。”
于是在仔细考量了731部队的实验成果数据对“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后，SWNCC的赫伯特将军在8月27日的备忘录里写道对最终立场文件的一些更改建议， 包括以下内容：“目前的数据…看来不足以构成维持针对石井和其同事的战争罪行指控。” 该份备忘录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250/68/05/03）。
最终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由于某大国的操控、掩护，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细菌战罪行的石井四郎以及所有731部队参与者因“证据不足”无一被提起诉讼。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官方名称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在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领域有着极大的影响。然而近些年来，德特里克堡却因其他原因频频登上头条。
根据1989年美国雷斯顿埃博拉事件纪实作品《血疫》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特里克堡的存在。而这本书在2019年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改编成为了影视作品。
2001年的炭疽热袭击，德特里克微生物学家布鲁斯·埃文斯（Bruce E。 Ivins）取出炭疽孢子并用信寄出，导致5人死亡17人感染。而就在2008年，当联邦调查局发现他的可疑之处并将逮捕埃文斯时，这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却选择自杀。
2011年到2016年，周边的居民请愿关闭德特里克堡，请愿人写道“德特里克堡的武器渗入地下，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影响了成千上万人，让我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得了罕见的癌症。它已夺走了2500多个生命。”研究人员在德特里克堡附近发现的泄漏的橙剂、炭疽、武器化肉毒杆菌中毒和放射性碳十四。
有趣的是，上述这些大多数都曾在石井及其同事的731部队研究过。上文提到的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的《日本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一文中对此也有详细叙述：“显然，在德特里克堡的研究者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有研究者称 （得到的报告） 是’无价之宝’。美国后来研发的生物武器与日本已开发的武器极为相似，例如用羽毛感染孢子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后来，羽毛炸弹成为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基本配置。”
而在越南战争中投入实战的橙剂，根据曾帮助美国农业部整理橙剂相关文献的学者阿尔文·杨（Alvin L。 Young）所著的《橙剂的历史、用途、特性及环境归宿》一书记载，研发、测试所谓“战术除草剂”（包括橙剂在内）的牵头机构即德特里克堡的化学武器研究实验室。
而这本书当中，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德特里克堡在“战术除草剂”研究中的图片和文献资料。
的确，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数据库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在1946年到1949年期间，近60份731部队相关采访和研究都是在德特里克堡进行的。这些美国从“恶魔医生”石井手里获取的研究成果，辗转来到德特里克堡并再次“大放异彩”。
2019年7月到8月，德特里克堡内部报告了两次泄漏，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现场检查和评估之后，停止了该实验室的研究项目。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少数政客不断地指控这个来源还没有调查清楚的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尽管他们言之凿凿、信誓旦旦，甚至指控的表述前后不一。但证据就像他们口中的象牙一样虚无缥缈。
相反，德特里克堡给了我们太多未知和不确定。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坐落于“空气香甜”马里兰州的基地，接手了对中国人民有着最大伤害的731部队的“研究成果”，用来做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其病毒曾经泄漏的“实战经验”，更让人不寒而栗。因为这里保存了比新冠病毒更让人担忧的，危险性更强的其他病毒。
写在最后：美国掩盖石井等人的战争罪，德特里克堡接手731部队，在这个国家重要政客都可以毫无根据的随意造谣的时代，即使真相为真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呢？也许就如英国病毒学家阿拉斯泰尔·海博士在2004年《自然》杂志里写道的一样：“遗憾的是，很少有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有权限浏览相关的档案。”
又名：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