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时蒋有没有抵抗日军入侵

九一八时蒋有没有抵抗日军入侵







《九一八》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奉天（今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部队发布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的命令。各路日军向北大营发起猛烈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用时4个月零18天，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坚决主张对日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人士的共同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自此开始。

九一八时蒋介石有没有抵抗日军入侵？没有！

1931年的蒋介石在干什么？蒋介石在打内战。

蒋介石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成立了南京政府。在这之前的孙中山的国民党在苏联共产党援助下有资金武器进行北阀，目的推翻北方的军阀执政的民国政府。北伐时有共产党及农会的支持，蒋介石队伍不断扩大，后又收编各地军阀队伍，蒋介石手下己有百万国军。

《四一二大屠杀》时，中国共产党的骨干们都在国民党内当官，手下无军队。

193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农红军还只是一支几万人在井岗山上的共匪。

《九一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万事开头难，从一开始就去抵抗日本入侵就不是这个后果了。

那么最，最关健的是：九一八时蒋介石能不能抵抗日军入侵？回答这个问题时，得先问一下：蒋介石想不想抵抗日军入侵？这个答案蒋介石在当时就作了回答，并己实行。这是历史事实还有异议吗？

不过作为事后马后炮，来说说九一八时蒋介石能不能抵抗日军入侵？

一，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有170万左右。【假设不发生四一二大屠杀，联共。】【假设不发生五次围剿井岗山，统战抗日。】就算不假设按当时实际情况：蒋介石手中有百万军队。张氏东北军也有30万。与东北抗联统战抗日。还有东北民间的抗日武装和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支持。如何？但蒋介石不想抗日。也是无语。

《满洲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为伪政权。193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己有几百万国军。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

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来说，是区别对待的。对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满洲国》采取不抵抗政策，任凭日军占领。

而对《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争。从1930年到1933年间派出了100多万的国军。具体如下：

1，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2，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3，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4，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5，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对《满洲国》，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还将调走驻守在东北的张学良氏父子的军队去西北剿共。

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建立，张作霖成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这之后他又不断地发展经营自身势力，成功地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全盘控制，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在他的带领下，1917年奉军吞并了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1918年又增设了一个师和五个旅，到1920年，奉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余万人。要知道，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般军阀的兵力普遍在一万到十万不等，二十万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东北军的强大，最直观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经达到二十余万左右了。等到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外的东北军就有214 140人，而这还只是正规军，非正规军也有七万多人；关内还有十三个旅，共计约十余万人左右。这样加起来，当时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而这三十余万士兵也并非乌合之众，他们不止有陆海空的编制，还拥有数量可观的精锐的武器，可谓是当时国内最具现代化的军队了。这还要得益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经营。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一直都是长于农业的，其军事工业可谓是比较薄弱的。而当张作霖成为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后，作为一个从战争中摸爬打滚过来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所以，他开始着手建设东北地区的军事生产基地，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等近代军事产业。

这些军事企业的涉猎范围非常广，不仅生产枪炮等常规武器，还生产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其生产能力也十分可观，东三省兵工厂从最初的日产子弹一万发左右，变成了到1929年能稳定日产子弹三十万发，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能日产子弹四十万发。

数量庞大的同时，质量上也不是粗制滥造。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日本人都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 第一的兵工厂”。相比于当时国内的各个军事集团，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可谓是最精良的，光是军用飞机就有两百多架，还有各色坦克、枪支，军事实力远远高过其余地区。

不仅如此，除了注重军事武器的装备外，张氏父子还加强了物资、粮草等的装备。作为一个有明显农业优势的地区，奉天粮秣厂保证了东北军的粮食供应。同时，鉴于高纬度地区气温低的特点，张氏父子还设立了奉天被服厂，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而除了粮食、服装以外，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物资充足的军队，如何能不成为一个实力强劲的军队呢？更何况，其领导人也不是什么酒囊饭袋，它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张学良父子的军队主要是指他们领导的奉系军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北空军和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他们拥有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沈阳兵工厂，但最终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军缴获。

张氏父子在沈阳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生产步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炮等多种武器，甚至还生产卡车和自动步枪，为东北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

东北空军的建立与发展：张氏父子从1920年开始创建了奉系军队的航空力量，并设立了航空学校培养人才，还派遣学员赴法国、日本留学，在飞机生产和仿制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由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锦州等地的260多架飞机及未启封的装备全部被日本侵略军缴获，东北的空军人员流散了。部分东北空军的人员在事变后加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战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十七万余日军、五万余伪军，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民组织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抗日军。 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最后留在东北的只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队的《一》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军队的总司令没派一兵一辛外，还抽走了一直守卫在那里的张氏父子的东北军。

[yongbing1993]

日本新闻中的重庆军和中共党军







当年的《朝日新闻》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与之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以及它的徒子徒孙们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在这里要问一句：一个“劣弱”的军队能称为抗战的主力吗?一个交战意识“昂扬”的军队能说他们是“游而不击”吗?

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为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那些对自己国家没有好感的“精英”们，不相信大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说的话吧，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吧!其实，当年投降日本皇军的“二鬼子”们对这场战争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现在的“精英”们实在。

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ZF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ZF《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ZF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ZF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GCD，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蒋介石的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5月31日国民党ZF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ZF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ZF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ZF，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ZF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ZF。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蒋介石投敌卖国“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ZF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ZF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ZF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ZF，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ZF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ZF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yongbing1993]

蒋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蒋介石集团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的《中日和约》: 所签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如下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 也就是什么赔偿都免啦! 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此中屈辱，请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说的一段话：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后，又屈膝求全“放弃赔偿”。根据《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条件，只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就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的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

《蒋介石集团与侵华战犯关系暧昧》

一、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第二天(12月1日)还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进行处理。《中日和约》的揭秘，让蒋介石集团的卖国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蒋介石集团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的《中日和约》第十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其实，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人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这种想法。美国不在乎苏联，却在乎英国。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1951年6月15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

最后，余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国家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个鬼子是台湾通。他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了新训令，一会儿又要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70天(日本在对美国等国签约时服服帖帖，只用四天时间)，最后战胜国的蒋介石对战败国的日本乖乖就范。

所签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如下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也就是什么赔偿都免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此中屈辱，请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说的一段话：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后，又屈膝求全“放弃赔偿”。根据《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条件，只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就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的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

二、蒋介石力保侵华战犯冈村宁次

事实上，蒋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时，对日本总是奴颜婢膝。仅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态度为例，就可看出蒋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招呼”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到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

与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权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尽管蒋介石一身媚骨，却时常被日本人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感到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蒋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时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番话真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抗战前“竭力消弭战祸”，战胜后却“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还是人说的话吗?(台湾外交文档：《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三、日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页一一九二)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回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在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使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麦，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yongbing1993]

《战略转移》和《不抵抗逃跑》





《战略转移》和《不抵抗逃跑》是有区别的。

例如：毛泽东共产党在井岗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放弃了所占的井岗山地区去长征了。实际上正确的讲是《逃跑》。因为抵抗了，又失败了，不逃跑就全给灭了。所以，在《逃跑》前作了抵抗，失败了。打不赢，就《逃跑》。但有一个区别是在《逃跑》后，是还要打回来的，又或是不会也不想收复失地，这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不但解放了井岗山地区，还解放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最后的确胜利了，成立了新中国。这才理直气壮地叫长征是《战略转移》。

再例如：延安。胡宗南率几十万大军受剿共总司令蒋介石的命令来攻打延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先将延安的老百姓全部转移走，八路军主力转移到延安外围。领导层分二个中央，一个转移离开延安，另一个有毛泽东为主的小股部队留在延安。吸引敌方来进攻延安，因为敌人的目的是毛泽东。这里必须提一下的是：日本入侵中国时，日军在东北时，蒋调离东北军。日军打到上海时，让外围国军抵抗日军，目的是让蒋介石政府逃离南京去重庆。而日军打到南京时又让外围国军抵抗一下，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而毛泽东的做法正相反，毛泽东留在延安当目标。等到全延安军民都转移后，毛泽东在最后离开延安时对同行的战士说，我们要用延安换取全中国。这叫《不抵抗有目的战略转移》。暂时的离开后，要回来的。这叫军事指挥员的战略眼光不抵抗有目的《战略转移》。

九一八事变时，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者蒋介石专注于打内战，掌握的国军用来围剿屠杀共产党和支持同情共产党的中国人、沒有来领导指挥抗战。更没有搞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领导抗战。所以日本入侵东北时，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蒋介石只顾打内战，而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只有几万人。难道不能联合起来统一去参加抗日。而事实是张学良杨虎诚两剿共司令都联共抗日，最后活捉蒋介石逼他抗日时，国共第二次又合作抗日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沒有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恐怕中国共产党就不复存在。

张学良东北军30万中的20多万抽调到西北去剿共而不抗日，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力量不去统战。上海淞吳会战，南京保卫战，只为争取时间让南京政府逃亡到重庆去。蒋介石国民党就是蹲在峨眉山等着抗战胜利后下山来摘桃子即抗日战争胜利果实。

这还不能说蒋介石国民党从一开始就不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是想《联日反共》。这能说是蒋介石国民党有心无力吗？又说什么国军死了多少将军，能说明什么呢？又说共产党死的将军少？怎么不说共产党的军队中没有将军，八路军中的少数将军也是国军中来的。

蒋介石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所有的国内国际资源和军事武器飞机大炮，但每次日军进攻时都是国军的损兵折将。在日本投降前几个月的几十万日本残兵将士，还能击溃民国政府的近三百万正规军，打通南北通道（豫湘桂会战）。逼近离重庆只剩400公里之远的贵州独山，险险保不住蒋介石栖身的峨眉山！

中国所谓的抗战胜利，其实就是持久战的结果。如果没有毛泽东及一群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国不是被灭国，就是被殖民。只能说是国运不绝。现实要感谢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和苏联红军的直接参战，蒋介石国民党的徒子徒孙更不要脸来贪天之功为己有！蒋介石活着时都不敢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他的功劳。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因国共内战是谁造成的？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即军队不能统一抗日是谁的无能？指挥失灵的又是谁？这些内忧外患的根源来自谁？，以及对局势的误判又是谁？无法有效阻止日军入侵更是谁？为什么会仅凭少量东北军和部分地方武装进行局部抵抗？为什么未能形成全面战线？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初期就采取了“以忍让求和平”的策略，但等来了和平吗？未能阻止日军进一步侵略是谁的责任？这个大总统总司令是当着玩玩的？最终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才赢得了抗战的胜利的又是谁？

日军入侵的后果：日本占领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开启了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随后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经济损失，仅抗战期间，中国就有超过1200万人死于战火，财产损失也极其巨大。?

九一八事变，如果张作霖还在，30万东北军能否阻止日本侵略中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为了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主持东北地方军政事务的张学良都奉行不抵抗的策略，致使日本人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占领了沈阳市，在一周之内，就控制了辽宁省和吉林省的20余座城市，在4个多月以后，东北三省则全部沦陷。

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是东北三千多万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的开始，九一八事变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如果东北军抵抗到底，能否抵挡住日本人的侵略呢?，东北军还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海、陆、空编制兼备的军队。

在1928年前后，东北军总兵力约为30万人，其中，空军所拥有的飞机数量估计在200架至300架之间，东北军海军总兵力为3300多人，拥有大小舰只21艘，总吨位约为3.2万吨，东北海军的实力超过了当时的中央海军，当时全国海军的总吨位约为4.2万吨。

东北军不仅是一支海、陆、空编制兼备的军队，而且还拥有一支水上飞机编队，这是最早的海军航空兵，为了方便水上飞机进行海上作战，东北军还将一些军舰改装成水上飞机母舰，水上飞机母舰其实就是航空母舰的雏形。

现如今《台湾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有几个大佬，在抗日战争中《争》谁是领导抗日战争的？谁是”中流砥柱“？谁是主要力量？打了多少次会战？打了城市保卫战？将军死多少？士兵死多少？等等。有意思吗？有意义吗？有启示吗？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共产党》《蒋介石国民党》《抗日》这三个因素是避不开的。

是的，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民国政府有几百万军队，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很少。但互相都领导不了对方的军队。

如果作为一个领导，就是在行动上率领，理论上指导。而蒋介石有吗？蔣介石国民党就是蹲在峨眉山等着下山摘桃。

首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由什么理论指导的呢? 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论，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连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不否认，抗日战争既不能速胜，也不是亡国，而是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和进攻三个阶段。

美国军事专家李海说，即使美国不投原子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和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都是肯定的，只是稍晚一些，中国人民的牺牲要更多一些。我们要问一句，国民党蒋介石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抗战理论呢?

其次，中国人民是谁在行动上率领进行的抗战呢?

蒋介石国民党尽管有多于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处在正面战场，也进行了抵抗，有的甚至是顽强的抵抗，可是并没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的前进，从东北开始节节败退，助长了侵略者的战争野心，连首都南京都丢了。

而共产党不仅没有败退，而且主动到抗日前线去，到敌人的后方心脏去打击敌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一进一退，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的。

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真正的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就对日宣战，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蒋介石硬是要消灭这支抗战的工农红军队伍，致使这支抗战队伍在达到抗战前线华北时，由30万人削弱为3万人。国民党蒋介石则把张学良的强迫命令要东北军从抗日前线撤出。一个开往抗日前线，一个从抗日前线撤出，是谁在行动上率领抗战还不清楚吗?

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华北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仅剩的3万抗日武装力量，还在进行“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不但不抗日，而且把重点放在消灭抗日人民武装上，在行动上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样的军队能说是领导抗战吗?

直到出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的“西安事变”，国民党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一个主动抗日，一个被迫抗日，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 难道通过兵谏才被迫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抗日的行动率领者吗?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就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到前线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如果没有广大的敌后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能够进入相持状态吗?而国民党的军队大批的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伪军，甚至国民党的高级领导汪精卫都成了汉奸，共产党在敌人心脏，不但要抗击日军，还要抗击大量的伪军。一个坚决抗战，一个大批投降，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

在抗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在前线奋力抗战，自称“抗战总指挥“的蒋介石，公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断绝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食、衣服、武器、药品的供应，同日本鬼子一样封锁抗日根据地，迫使八路军不得不抽调部队进行“大生产”，坚持抗战。一个在坚持抗战，一个在军事经济上封锁抗日根据地，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嫌军事、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还不够，直接动用军队围剿共产党抗日武装，仅“皖南事变”就使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牺牲近万人，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向抗日前线开进，一个消灭开进抗日前线的队伍，是谁在行动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难道消灭向抗日战场开进的抗日武装是在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吗?

确实国民党许多将领士兵为抗战做出了重大牺牲，如张学良、杨虎诚、张治中、上海的800壮士、台儿庄牺牲的勇士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是中国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尽管在名义上是抗战总指挥，但在基本的方面不但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而且在行动上是被迫的消极的抗日，有时甚至是直接帮助日本侵略者，消灭抗日武装，破坏抗日。

正因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有正确理论指导，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建立广泛的包括蒋介石的抗日统一战线，其行动率领理论指导，形成事实上领导作用，得到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支持，大批的青年投奔延安和解放区，人民自愿地送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等，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抗日武装发展到12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就是共产党领导抗战最有力的证据。

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方面都对抗日战争做出了牺牲和贡献，谁都承认。但是在抗战中他们是有重大差别的，一个不怕牺牲向抗日前线开进，坚决抗战，在《论持久战》理论指导下，建立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根据地，到敌人后方去开展人民战争。一个从抗日前线撤出，消灭抗日武装，被迫抗战，大量投降敌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在军事经济上封锁抗日根据地。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理论上指导行动上率领——领导中国人民抗战，难道还有疑问吗?

又说：“抗日时期国民党100多位高级将领牺牲，共产党仅仅牺牲了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1位高级将领。”以此来贬低共产党对抗战胜利所发挥的作用。对此，有必要进行辨析。

不可否认，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进行了22个大的战役，牺牲了比较多的将领。这些将领都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应当铭记并彰显他们的历史业绩。

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贬低共产党的抗战功劳。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有250万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过四五万人，而且装备、给养很差。国共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是客观事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始终同国民党军队一样去进行阵地战吗？显然，不可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正确的，而且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确认。只要这样打游击战，就不可能牺牲那么多将领。但是，在抗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如何，不能以牺牲的将领多少为标准。那种以牺牲的将领多少为标准，来评价在抗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大小的看法，是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是个伪命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各师主力在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开辟根据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各部先后在日伪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新四军在组建后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皖南、苏南等地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创建和发展了琼崖等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发展，成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

1944年，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部分沦陷区还变成了根据地。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遭遇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抗战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

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全国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近100万，还有民兵220万。这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诚然，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并取得了辉煌战果，消灭了日军两万多人。但是就整个抗日战争来讲，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方式，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无数次小的战斗，即打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组织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多种形式进行战斗。这样的战斗天天进行，处处发生，逐个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到1943年，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至抗战结束，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日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这里讲的作战次数和消灭日、伪军的人数不是抗战后讲的，而是在抗战时期就报告国民政府了的。

长期以来，有一种论调叫“游而不击”，就是在贬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作用。上述数据是最有力的反驳。毛泽东说：尽管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在数量上少得多，但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来说，按其战斗力等项情况来说，“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如果就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数量和消灭日、伪军数量的比例，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和消灭日、伪军数量的比例来作比较，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