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履行劳动改造特赦不杀人

毛泽东履行劳动改造特赦不杀人






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叹息，82岁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情况。当得知仍有200多名国民党战犯在接受改造时，这位操劳半生的老人当即作出决定：全部释放，给予公民待遇。这个看似突然的决定，背后藏着二十多年的深思熟虑。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如何处理国民党战犯就成为重要议题，共产党内部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有人建议区别对待。

毛泽东力排众议定下基调：不杀一人，重在改造。这个决定既考虑到当时台湾尚未解放的现实，也顾及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政权的看法。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陆续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开始接受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并不顺利，许多战犯仍存有抵触情绪，有的表面顺从内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国民党徽章。管理人员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安排他们参与劳动生产，在工厂车间和田间地头重新认识社会。随着时间推移，不少战犯开始转变态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就是典型例子，这位昔日的“五虎将”在接触新思想后，不仅公开支持祖国统一，还主动帮助其他战犯理解共产党的政策。

1959年迎来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现突出的战犯重获自由，这标志着中央开始实施分批释放策略。此后每隔几年就有特赦名单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释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并且有过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6次都是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而1975年这一次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属于无条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内容是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并且是无条件的。

1975年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毛泽东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五千余里，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亦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 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 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 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文革中为什么不杀了邓小平。但又想杀了邓小平,  会不会还有刘小平、张小平、王小平.....当初就讲,  对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张国涛理解文革说是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中几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邓,  让邓自己证实"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实,  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人民群众是需要真反两方面的教育才能认识真理的。当然认识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要人民群众学一点哲学的道理。也说明了实践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众不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是不会造反的。剥削压迫越重政权就越不稳固, 剝削阶级执政者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也有许多社会主义的成分。人类社会应该说是在进步的。

每次特赦都严格把关，既要考察思想转变程度，也要评估社会承受能力。被释放者中有的选择留在内地安家，有的申请前往港澳，政府都给予路费和生活补助。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台湾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关注。

毛泽东意识到，剩余战犯的处置问题已到关键时刻，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经过20多年改造，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抗新社会。继续关押不仅耗费资源，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1975年3月，中央下达第七批特赦令，这次特赦打破常规，不再设置任何条件，将全部在押战犯293人尽数释放。

政府为每人发放新制服装，按级别发放100到200元安置费，还特意在伙食里增加鱼肉供应。

最让人意外的是，允许战犯自由选择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请，政府不仅批准还帮忙联系船只。可惜台湾当局拒不接收，导致其中一人绝望自杀，其余九人最终选择定居海外。

这次大规模特赦引发连锁反应，被释放的老兵们写信感谢政府，有人把积蓄捐给灾区，有人主动协助统战工作。

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特赦后潜心研究水利，他设计的黄河治理方案获得专家认可。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两岸关系上，不少获释人员与台湾亲友重建联系，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交流。

功德林最后的战犯离开时，管理人员特意准备送别会，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摸着崭新的中山装，很多当场老泪纵横。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抗战，有人参与过国共内战，半辈子恩怨随着特赦化作青烟。政府履行承诺给所有人办理户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让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归社会。

[yongbing1993]

《不到长城非好汉》出自毛泽东








《不到长城非好汉》出自毛泽东所写的一首词《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原名《长征谣》，是1935年10月7日红军翻越六盘山时，毛泽东登上山顶所作，定稿是在当年的12月。1935年8月，毛泽东主席带领中央红军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9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10月7日，中央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又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当天下午，中央红军和毛主席等中央机关一鼓作气，翻越了六盘山。此词即是作者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此词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

《清平乐·六盘山》

作者：毛泽东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清平乐：词牌名，原为唐教坊曲名，取用汉乐府“清乐”、“平乐”这两个乐调而命名。双调，四十六字。上阕押仄声韵，下阕换平声韵。也有全押仄声韵的。

六盘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甘肃省东部，是陇山山脉的主峰，南北走向，长约240公里，主峰海拔2928米。六盘山上下约60里，山势险峻，山路曲折险窄，要盘旋多重才能到达峰顶。

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万里长征的红军战士们是指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期间（1934-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士。他们在中国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败后，战略转移，艰苦跋涉了“二万五千里”（实际里程更长），最终抵达陕北，谱写了中国革命英雄史诗，展现了不畏艰难、英勇顽强的革命风范。?

长征背景即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的起因：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

长征的开始：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红军的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长征的艰辛与里程也就是“二万五千里”的由来：尽管长征的实际里程比“二万五千里”更远，但通过中国工农红军的回忆录和史料推算，平均每天行军70里，最终得出长征约25000里的里程。?

地理跨度与困难：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极其艰险的地形，包括高山、雪山、大草原等。?

历史意义?即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伟大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具有激励后人的重要意义。

革命转折：: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点。长征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开辟了光明前景。

长征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卓越……都让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生成中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力量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首先是精神的长征，其次才是身体的长征。若比体能、比武器装备，红军不如“白军”；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战斗精神，“白军”不如红军。长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终信仰突破了“围追堵截”，意志战胜了艰难险阻。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下的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了败仗。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系。但历史没有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辙。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挠？靠的就是信仰。红军有别于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的集合。

长征时的中国工农红军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长征途中岁数最大的当属“五老”，林伯渠(48岁)、徐特立（57岁）、董必武（48岁）、谢觉哉（50岁），再加上朱老总（48岁）。他们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徐特立老人头发斑白，牙齿脱落，但很少骑马，得空就给红军将士们上课。谢觉哉老人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将它带到了陕北。

在长征的队伍里，“红小鬼”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胡耀邦、萧华等都曾是有名的“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人们后来所熟知的蔡畅和警卫员“红桃”的故事、陈赓和“红小鬼”的故事等，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政府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下。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据统计和考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位；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宗英等22位；红二十五军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位。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共约8000余人。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10多里，因此，周恩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193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烽火中。1935年10月，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经历万里长征，来到陕北。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围困和新闻封锁，那时的延安犹如白色海洋中的红色孤岛，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只是被国民党妖魔化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中国人冒着被处决的危险加入共产党、加入红军？凭着职业敏感，美国记者斯诺相信，国民党“长城”般封锁线后的延安，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在宋庆龄引荐下，他抱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去的决心，突破重重关卡，历经艰险，最终于1936年7月13日抵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

　　当晚，他就见到了毛泽东。就着微弱的烛光，他们进行了许多次彻夜窑洞长谈。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一直到晨光熹微。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叙述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全面阐述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预言了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和中国必胜的结局；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达了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第一次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国愿同友好国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合作。斯诺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毛泽东的魅力和博学深深吸引、折服。他深感毛泽东的历史是中国整整一代人丰富的横断面，毛泽东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他是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代言人。这段经历被斯诺称为“生平经历过的最宝贵的谈话”。

周恩来对斯诺承诺“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并为斯诺制订了一份92天的访问计划。斯诺得以遍访上百位红军将领，赴前线采访红军战士和红军的日常生活，并广泛接触普通民众。他捕捉到的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与国民党长期的宣传大相径庭——做了十年红军领袖的毛泽东，所有财物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在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穿鞋；周恩来土炕上的蚊帐是“唯一的奢侈品”；彭德怀穿着用降落伞缝制的背心；“财政部长”林伯渠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脚的眼镜。

红军战士大都出身中国农民和工人，参军是因为“红军帮助穷人，救中国”；官兵平等，指挥员伤亡率很高，因为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年轻的战士们脸颊红彤彤，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苏区办了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剧社不售门票、没有包厢、没有雅座，领导人都分散在观众中间。陕北孩子把红军叫做“我们的军队”，农民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里彻底消灭了鸦片，贪官污吏从来没有听说过，奴役和乞丐已经绝迹，尊重和保护婚姻自由……在回民区，红军每到一地就派人守护和打扫本地清真寺，他们“小心翼翼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

当斯诺问“怎么看红军”，一位赤脚农家少年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老百姓的权利打仗”。当斯诺问“你们怎么知道农民真的爱红军”，战士们说“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我们红军就是人民。”

在陕北的100多个日子，斯诺为心中的疑问找到了答案，他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他称共产党人是“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有着优越的“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坚韧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他深情地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不是因为它的风格和形式，而是因为它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口述的，我只不过把他们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所作的长篇谈话给予了原始记录。使他们不可被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回到美国后，斯诺仍然向美国和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他说：“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1970年，斯诺再次回到中国。毛泽东邀请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他并肩微笑的照片，是斯诺一生与中国革命不解之缘的高光时刻。

1972年，斯诺临终前的一个星期，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去纽约的途中，特意绕道日内瓦，带去毛泽东对斯诺的问候。毛泽东、周恩来派去为斯诺治病的马海德医生回忆道：“我们两人（马、黄）曾经和斯诺一起在保安窑洞里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斯诺一眼就认出了我们，他惊喜地坐了起来说，‘好啊，咱们三个老赤匪又碰在一起了’，我们忍不住同他一起笑了起来。”

今天，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湖畔，一块石碑上用中英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斯诺说：“我热爱中国。”正如他在遗嘱中所希望的那样，他长眠于他所热爱、同样热爱着他的中华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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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是由付林作词，王锡仁作曲 ，卞小贞演唱的歌曲 ，该曲创作于1976年 ，后收录在付林于1996年1月1日发行的专辑《一万个温柔》中 。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付林写下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词。作曲人王锡仁拿到歌词时，由于唐山大地震刚发生不久，他当时还住在地震棚里，为了创作，他竟走出了没有电灯的地震棚，冒着余震的危险，来到了空无一人的宿舍楼里彻夜创作，第二天早上便成功完成了谱曲 。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从歌词到曲调都自然平和、朗朗上口，朴实得就像说话一样，一改歌颂领袖的歌曲唱起来硬、高的调子，给听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惊奇和喜悦。该曲不是简单、单纯地去变现一种悲情、沉痛，而是回归了对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和敬仰，完全摒弃语录似的口号，富有真情实感，平实朴素，唱出了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敬仰和怀念。品味该曲，仿佛毛泽东主席并没有离开人世，而是就在听众身旁 。

歌曲歌词：
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
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指航程
您的功绩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啊
您的功绩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啊
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啊
是您砸碎了铁锁链罗
奴隶翻身做主人
是您驱散了云和雾啊
阳光普照大地换新春
是您开出了幸福泉罗
千秋万代流不尽
是您开辟的金光道啊
我们坚定不移向前进
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
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指航程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由贾世骏演唱的歌曲，创作于1964年。该曲由王双印谱曲，李郁文填词 [2]，收录于1970年1月1日发行的专辑《东方红》中。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颂党的领导思想光辉的革命歌曲。它以亲切生动的，非常群众化的语言和音调，揭示了“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真理。这首歌曲表达了革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热爱和热情赞颂。

1964年6月，《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哈尔滨举行的欢迎朝鲜领导人崔庸健的晚会时被王双印演唱，后经周恩来总理帮忙修改词曲，正式推向全国。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该歌曲的词作者李郁文以哈尔滨歌剧院编剧的身份深入基层，记录了工农兵的语言：大海行船靠舵手，我们干革命的舵手就是毛主席……万物生长靠阳光，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经过归纳整理，完成该歌曲的词作部分。

《大海航行靠能手》创作于1964年，当时，举国上下正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王双印被工农兵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情所感动，内心萌发了创作的冲动，便与同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词作者李郁文合作，谱写了这首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3]。后来，词曲作者接受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文艺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议，将歌名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

歌曲歌词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歌颂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优秀革命歌曲。它以亲切生动的、非常群众化的语言和音调，揭示了“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真理。这是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的深切的体会。这首歌曲正表达了革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热爱和热情赞颂。

这首歌曲分为两段。前四句是第一段，它借喻于“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这些生动而鲜明的形象，来说明“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主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表达了革命人民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革命事业永远胜利前进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尤其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一句，曲调的音区虽然比较低，但是更能表达出诚挚的感情——人民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而产生的幸福感和对毛主席的衷心爱戴。

第二段是从“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开始，它的旋律稍带跳动，节奏比较紧凑。为了更加突出歌曲的主题思想，这一段歌词以同样曲调重唱一遍。最后，旋律不断上行，形成高潮；所以要以嘹亮的声音，满怀激情地欢唱“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随着情赭的高涨。最后一句有必要放慢速度,在“不落”一词的“落”字上延长一倍时间，使感情得到尽情的抒发。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颂毛泽东思想的歌曲，反映了当时中国工农兵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在“文革”时期广为传唱。 [15]
1965年初，《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红旗》杂志发表的《大唱十首革命歌曲》中位居榜首。因其通俗易唱，又契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很快成为文革时期著名的革命歌曲。

1967年11月29日，林彪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题词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12月26日，邮电部以此为题材发行 “文8” 邮票，面值8分，题词烫金，背衬大红底色。而题词并非林彪首创，是源自1964年的流行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歌曲被篡改
1989年，《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调，突然又在全国城乡响起来，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曲调，味道全然不对劲，歌词已面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爷们爱老婆”歌词之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得阴阳怪气，油腔滑调，让人无法忍受。王双印愤然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状，他的亲密合作者李郁文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援战友。他的正义行动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支持，嬴得首都法律界和新闻界的大力支援，胜诉而归，全国报刊多有报道。王双印对此举说得明明白白：“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在篡改《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更是在篡改一个时代的标志。我所捍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著作权，更是在维护历史的庄严与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