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控制下中国共产党挫败

共产国际控制下中国共产党挫败








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共产国际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到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到建立驻华机构的过程。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但是，共产国际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直接指导，如果说开始还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共产国际就会压缩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自主领导革命的空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

共产国际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是直接的，但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共产国际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马林、维经斯基先后担任过此职；鲍罗廷到中国后，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部分职能。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成立驻华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开始工作后，便和广东的鲍罗廷在一些重大策略问题产生了分歧。从1926年10月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发展至长江流域。维经斯基认为，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面前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能让资产阶级和豪绅一起利用南方军队的胜利果实”。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现在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上述资产阶级倾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维经斯基的建议“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中国委员会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以后，认为远东局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向远东局提出“警告”，并“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这个决议表明远东局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变轻，鲍罗廷变得越来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等一系列激进方针。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一方面承认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执行决定是困难的。这时蒋介石同武汉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也转为更加激进，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的状况当然不能令联共（布）、共产国际决策层满意。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这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远东局根本适应不了新形势，对其采取了“大换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针。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决定由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委员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朝鲜及日本三国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但新的远东局没有成立起来，4月9日，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作出决定，解散远东局。这样，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

罗易在1927年4月初到达武汉后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中共是先进行土地革命还是继续北伐，罗易和鲍罗廷对此发生了意见分歧。

随着罗易的离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成立的由罗易、鲍罗廷、加伦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未开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罗易离开后，192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随着鲍罗廷的离去，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代表和机构，全部结束了使命。

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罗米纳兹到中国后，帮助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不久，罗米纳兹又向共产国际力主放弃国民党的旗号，开始建立苏维埃的斗争。

在1928年6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不派代表到中国，而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结束后，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工作。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认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摇摆性”，“同时犯了许多右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由此建议“绝对有必要尽快派来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

从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改组派、游击战争、赤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1930年7月29日听取了周恩来和雷利斯基、别斯帕洛夫关于双方分歧的报告后，一方面作出决定肯定了远东局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根据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改组了远东局，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成员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即盖利斯）。米林不仅仅是远东局的成员，而且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

在远东局增加负责军事的成员，主要是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已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重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派盖利斯作为远东局成员，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中共的军事指导。盖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达上海，同时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军事顾问组成员马雷舍夫、费尔德曼。盖利斯到后，即参与了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的编制和组织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1931年4月下旬，由于白色恐怖，米夫和盖利斯一起离华。12月，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来。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决定派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埃韦特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但没有给远东局委派军事人员。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又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派军事专家帮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另有其人，是远在美国的弗雷德，一时还没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远东局任职后，和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时有摩擦发生。两人都向共产国际写信或发电报，报告他们之间的争吵。埃韦特认为，弗雷德总是越权，在政治方面指手画脚，在他身边碍手碍脚，决定将弗雷德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派军事代表参加远东局。弗雷德则指责埃韦特“对地下工作的起码要求漫不经心”，对待不同意见者“采用各种手段”，“很像小政客伎俩”。弗雷德提出到川陕根据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韦特同意。埃韦特和弗雷德之间的矛盾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头疼，多次回电要他们在中国党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见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要弗雷德再次赴华，到川陕根据地任军事顾问，并再派一军事顾问到上海，但未见共产国际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韦特因在对待《中国论坛》杂志编辑艾萨克斯问题上受到远东局内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8月初将埃韦特召回。

埃韦特走后，远东局成员只剩下赖安和赤色工会驻华代表贝克。这时，赖安实际上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则等参加了远东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由于赖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触颇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后撤回了莫斯科，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共产国际召回。

共产国际于1926年和1929年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共产国际只有对中共实行间接指导，即用路线、方针指导，让中共自主地从实际出发工作，才能使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发展。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30年间，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这是有共产国际提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中共中央有周恩来负责。

王明，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把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塞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因1931年4月下旬，由于白色恐怖，米夫和王明一起离华。12月，有王明的代表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来。共产国际派李德来华，有博古，李德，周恩来为三人小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字露清，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0岁。遗体埋葬于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远大于“功”。

博古（秦邦宪），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 [8]-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男，汉族，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31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張闻天（洛甫），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 -1976年7月1日），原名张应皋，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于1976年7月1日病逝。

[yongbing1993]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







陈独秀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是：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身分加入国民党之后，其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完全依赖，以及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而这些让步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 “

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即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但同时又缺乏自我判断的能力。”

“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 有，虽“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是难以说得通。”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下来一年是147.6个会议，也即平均两天半一个。

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

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

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随着蒋介石反共以后，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

这就是当年张国焘奉命匆匆赶到南昌阻止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周逸群、叶挺等群起而攻之这件事的直相。恽代英当时气极，捎带把共产国际也骂了一顿，也骂了张国焘。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

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

当时，陈独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被杀，其中也有陈独秀自己的儿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级的关怀，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志的感情，共同来总结教训，想出新办法，以挽救革命。结果却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科斯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陈独秀的罪名具体是谁定的呢? 有一本2001年5月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易礼容纪念集》。易礼容是毛泽东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里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到处杀共产党员。

陈独秀5月23日在武汉对易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他去当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任省委书记，他协助毛泽东工作。仍当军委书记，但当时还一个兵都没有。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留下任省委代理书记。毛泽东刚走，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住在长沙苏联领事馆，找易礼容、夏明翰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这时“八七会议”还没有开，中共中央还没有说话，他们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指挥一个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总书记，这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问这两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蒋介石、汪精卫分裂的那些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等人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

毛泽东在会上驳斥说：“临时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当时武汉有外国租界，国民党不能管)。”毛泽东8月12日返湘，把“八七会议”情况告诉了易礼容，之后，就去搞秋收起义了。“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易礼容也被撤了职。易礼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97年去世，这是他口述的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的人要亲自出马风风火火地去组织人打倒陈独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杂志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回忆录中的文章：《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说，1927年整个3月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像遭了一大场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南京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右派)、汉(武汉汪精卫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

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的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斯大林这样做，当然引起最了解情况的中山大学学员的不满，于是在以后的“反托派”斗争中他们倒了大霉。杨尚昆在文章中说，中山大学在后来苏共的清党、清团中给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是“托派嫌疑分子”，被开除团籍，到工厂劳动。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也去工厂劳动改造，还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这就是铁的事实。事实是最有力量的。斯大林在位时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独裁者的狂言。他当时掌握着苏联的党政军大权，但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是一个暂时的掌权人。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只承认事实，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盖子，他掌权时组织人为他写得处处正确、事事正确的《联共(布)党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里被撤了出来，从苏联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为自己写的光荣历史就此结束。

应该说，对陈独秀问题最自信的是陈独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许多人都觉得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定了的事，是铁板钉了钉的。他却认为还在未定之数，他不认为斯大林不实事求是的话最后会算得了数。他真是个有自信力有远见的大哲人。实际上，当时就是他写了检讨，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让他去延安是新的党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时斯大林还在台上，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苏联还在反“托派”，陈独秀问题是一个大禁区。新的中共中央让陈到延安去，这么大的事靠一纸检讨怎么敷衍得过去?延安当时就有人提出了陈独秀不能去。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陈独秀生活潦倒，但是绝不让自己染上污点。就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还把他抓了起来，为他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讲，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陈独秀听了，拍案而起，大义凛然，不同意律师的说法，还大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俨然是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共产党人，结果被判重刑。后来，国共合作抗日，人们奔走营救，才提前释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他就几次被捕，从不低头，早期孙中山还组织人营救过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有的做了国民党大官，送钱来，他一分不收。他说收了就说不清了。周恩来让他有困难到重庆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后贫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陈独秀在当中共领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在担任中共领袖以后的六年里，他的实践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领导好中国的革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对一切外来的意见，要认真听，但绝不能盲从，要独立判断，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当时斯大林和苏共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严加控制)，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的态度是不喜欢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了，为中华民族洗净了邪片战争以后的百年耻辱，扫平了国内军阀，建立了真正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也只能承认现实了。